何新:我国烟草工业进入WTO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对策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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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烟草工业   WTO  

何新  

按:以下报告是何新先生于2000年秋季写报中央及国务院领导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的若干具体建议,后来得到采纳,烟草产业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本文拟收入《何新著作全集.第二编(经济政治论集)》。

一、烟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1)中国是世界第一烟草大国。据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烟民总数约为3.1亿,约占世界吸烟人口的1/3;平均每年收购烟叶220万吨,约占世界烟叶总量的35%(即使每年今后只收200万吨,也占世界总量的32%);年生产卷烟3380万箱,约占世界卷烟总产量的32%。

(2)中国烟草总公司1982年成立,由于当时好烟在市场上供应短缺,烟草生产在“九五”以前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速度效益型”路子.

但到1999年底:我国两烟(烟叶.卷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x,烟草产业拥有固定资产净值789亿元,全行业累计实现税利近9000亿元。2000年全行业预计实现税利1000亿元。“九五”期间预计实现税利累计4692亿元,为“八五”期间实现税利2532亿元的1.85倍。

烟草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烟草工业现有职工约50万人,云南省的烟农1200万,全国约3600万。中国烟草工业已经形成巨大规模,但面临中国加入WTO的日趋逼近,不能不对中国烟草工业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和反思。

(3)国家财政收基本来源是税收。而烟草税收,在财税中占据重大份额。去年,全国财政收入11368亿元,税收10311亿元,烟草税收989亿元,约占国家税收总数的10%。作为国家财税重要支柱的中国烟草业,“七五”和“八五”10年间,实现税利达4000多亿元之巨,位居全国各行业之首。

在全国烟草产业中举足轻重的云南烟草业,“七五”和“八五”期间,创造税利达1155.89亿元,约占全国烟草产业实现税利总额的30%。去年,在处境十分限难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工商税收348亿元,占全国烟草产业工商税收总额的35.2%。

二、烟草工业面临形势极为严峻

(4)中国烟草业从全面看来是繁荣的.但实际上随着形势发展,制约烟草稳定、健康发展的方向和深层问题已经日趋严重。行业“垂直管理”与财政“分灶吃饭”、“专卖专营”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烟草业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作为国家财税收入“台柱子”的中国烟草业、特别是这个产业的“龙头”云南烟草,目前面临的危机是深刻的。从国内市场看,主要表现之一是从1998年下半年以来,烟草市场持续低迷,卷烟批发价节节下滑,在低价格水平上徘徊。

(5)全国烟草产业出品的卷烟,除云南、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和福建等少数省、市烟厂生产的品牌外,绝大多数产品市场已经低于烟草公司的调价;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计划锐减,表现为生产过剩的产销形势严峻 。

因之,不少企业为了完成税收指标,已经不顾销售利润率而“杀鸡取蛋”,盲目生产中高档卷烟造成大量积压,同时拼命压缩低档卷烟人为造成市场短缺;产品结构严重扭曲。

不少企业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产量、甚至不惜“闯红灯”违规超烟草管理指标和计划而生产,另一方面在销售上低价倾销;不仅效益低下和浪费严重,而且严重冲击市场,扰乱正常的流通秩序。不少企业长期依赖地方政府返还税款维持生存,有的甚至靠制售假烟和“模仿”云南和上海的名牌卷烟获利。

(6)目前,全国至少有50%以上的烟厂长期严重亏损,不少企业实际上早已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窘境。承担着国家沉重的税收任务的云南红塔集团、昆明烟厂、上海烟厂、湖南长沙和常德烟厂等中国烟草产业的支柱企业,处境日益艰难。以云南烟草业为例,由于国内产销形势不断恶化,去年与上年相比,1999年总税利下降35亿,上交中央税收减少8亿元。今年一季度,云南烟草产销形势继续恶化,效益与去年同期相比锐减15亿元;预计今年实现税利还将下滑。

三、国内烟草业当前主要问题是散、乱、差

(7)中国烟草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散、乱、差。

“散”,指生产企业过多,全国计划内烟厂多达180家,计划外地方小烟厂约44家。利益团体分散。

多年来,由于存在指烟草为"夕阳产业"及盲从国际禁烟舆论的误导,国家重点烟草生产企业缺少政策引导和扶植。国内烟草业不能作广告,不敢树立驰名商标,也未形成规模大、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全国达到10万箱生产规模的烟厂多达92家,而年生产规模在30万箱以上的也有14家。

(8)“乱”,主要是市场秩序混乱。由于利益主体分散,地方封锁日益激烈.国家专卖变为地方专卖,各省土政策只卖本地烟不准卖外地烟;市场竞争的法则被破坏,恶性倾销。导致好的企业难以生存,差的企业借地方保护政策钻国家政策空子得以维持发展。

因此假烟、超计划生产的烟,非法生产的烟,走私烟累禁不止。据专家估计以上四种烟每年在中国市场销售约达500万箱之多.仅此一项导致国家每年损失税收即达160亿元人民币以上。

“差”,是企业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差。中国92家10万箱以下的小企业除四家有赢利外,其余均是亏损企业。以2000年上半年的统计分析看:全国烟草除云南外平均单箱税收约为2758元,而去年的平均单税利为5587元。

(9)中国烟草业近年来徘徊不前、甚至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主要与烟草税制改革滞后,烟草产业散、乱、差的壮况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关。所谓"中央专卖"形同虚设,地方封锁层层分割国内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国家烟草业管理失控,产业政策长期“吃大锅饭”,形不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当前,中国烟草产业“一散、二乱、三差”的现状,在世界烟草生产行业中是罕见的。我国每年3200多万箱的卷烟生产计划指标,分散在数百个地方烟厂。最大的云南红塔集团年计划仅得160万箱,但其实际生产能力在年700万箱以上。该集团拥有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的现代卷烟生产流水线,但常年处于半闲置状态。产能闲置率高达30%以上。而一些地方小厂,尽管设备差、生产能力低,生产成本高,但每年也能从烟草局分得几万箱的生产计划指标。结果“大的吃不饱”、“小的吃不了”,这些小厂经常靠转卖指标给大厂维持生存。

(10)目前充斥全国市场的卷烟品牌多达2000个以上,价格十分混乱。各地卷烟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专卖”的保护下,在各自行政管辖区内“占地为王”。

例如,为国家烟草财税提供重大份额,在全国拥有广大市场需求的“红塔山”、“云烟”、“中华”、“白沙”等名优产品,市场份额难以扩展,有的甚至逐年萎缩。

相反,许多品牌出不了省、甚至在本地也滞销的杂牌卷烟,却通过下任务、压指标、搭配销售、低价倾销、甚至强买强卖挤占各省地区市场。地方实力集团依靠地方封锁排斥名优产品。

混乱无序的恶性“竞争”,导致各地设备技术低劣的小烟厂“死不了”,而名牌大企业也“活不好”,吃亏的是国家财政。目前占全国烟厂总数一半左右的小烟厂,产量仅占全国卷烟总产量的8%,税利仅占4%,累计亏损高达22亿元。却在地方保护下占据着庞大市场资源,亟需进行整顿。

四、国家烟草工业面临严重的国际挑战

(11)从国际市场看,随着中国进入WTO,国内市场国际化,中国民族烟草业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中国是世界第一烟草消费大国,也是大市场,常年吸烟人口约占世界总吸烟人品的25%,总数高达3.1亿人。这一块巨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烟草商关注的焦点。

从1995年至1999年,中国国内烟草行业平均收购烟叶220万吨,约占世界烟叶总量的35%;生产卷烟3380万箱,约占世界卷烟生产总量的32%。

目前,中国烟草出口十分困难,远远不象跨国烟草公司那样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烟草业的市场资源,基本上是依靠国内市场提供。从1995年至1999年,烟叶出口总量仅占世界烟草出口总量的3.5,卷烟品出口总量世界市场占有率仅为1.8%,可以说,海外市场微乎其微。

(12)与国际跨国烟草生产组织相比,中国烟草产业发展至今仍然处于较幼稚形态。

中国目前仍没有能与跨国烟草公司如“555”“万宝路”相竞争的大品牌和大企业.如果脱离“国家专卖”即掌控市场的保护伞,民族烟草产业将急剧萎缩,甚至连基本生存都将面临重大威胁。

美国烟草商普遍认为,随着中国进入WTO,结束对美国烟草进口的限管,美国烟草对中国的年出口率至少将增长10%以上。

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农产品协议:入关后中国对美国烟叶的进口关税,将从目前的40%下降到10%;卷烟进口税将从65%下降到25%。

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向国会议员、特别是来自“烟草大洲”北卡罗来纳的国会议员承诺,一定帮助他们大力开拓中国的烟草进口市场。富可敌国的跨国烟草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对中国烟草产业形成强大压力,而且后面都得到本国政府出口政策的强大支持。

由于烟草产业在欧美本国受到禁烟舆论和政策的打压,本国市场日渐缩小,因之其战略发展方向更转为把市场的新边疆开拓到中国。

美国,经常以所谓的“公平贸易”为名,使用“超级301条款”,迫使外国市场接受进口美国卷烟。1987年以来,美国已成功迫使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向其开放卷烟市场。

中国进入WTO后,中国烟草业必须在自己的生存领地,面对实力强大的跨国烟草公司“抢饭碗”.但是,以中国烟草行业目前的现状,要与跨国烟草公司进行竞争,正如业内专家所形容的那样:“犹如一艘破旧的小炮艇,对抗现代化的巨型航空母舰”,后果将不言而喻。

(13)随着中国加入WTO的临进,中国烟草产业将面临国际烟草产业更巨大的挑战。

入关后卷烟的进口关税将由65%降为25%以下,中国卷烟在价格上对抗外烟的优势几乎不复存在。(以英、美烟草公司的“555”为例,目前每条卷烟的到岸价为28.30元,照25%税率征收关税,再征收特别消费税及增值税后,每条卷烟的价格为:82.70元。)

当前中国每年进口外烟约100万箱的关税调低后,外烟必然大批涌入中国市场,每增加100万箱外烟进口,国产烟必然同量减少,烟草销售市场的缩小,势必导致国家税收的下降.例如“红塔山”香烟,每减少100万箱销售,则同导致税利减少92亿人民币。如果以平均单箱税利计算,则减少税利32亿元人民币。

(14)入关后烟叶进口税率由40%降为10%,则与中国自产烟叶价格基本持平。由于国外烟叶质量水平较高,外国烟叶也必然大量涌进中国。

目前中国每年进口国外烟叶约100万担,入关后这个数字必然大幅上升,导致外汇流失不说,还会导致种烟农民减收、政府减少税收,后果严重。

以云南为例,每收购100万担烟叶可以保证120万户农民吃饭、生存。一旦外国烟叶大量涌入,对西部(云、贵、川)地区的烟草种植业经济发展将形成沉重打击。

日本于加入WTO后,烟草市场被迫对外开放,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现今外烟仍仅占日本市场的28%。若照此比例计算,今后10年内外国进入中国烟草可达每年900万箱。中国烟草业则将蒙受沉重打击。事实上,以中国烟草业目前散、乱、差的现状,要保持72%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困难的。

(15)目前,占据世界烟草总产量41%的菲利普.莫里斯、英美烟草和日本烟草3大跨国公司,年产卷烟都在700万箱到1700万箱,其下属烟厂年产卷烟平均也在200万箱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卷烟加工业高度自动化、生产规模化和市场集中化的特征。

而我国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号称“亚洲第一”的云南红塔集团,年产卷烟最大量也不过220万箱.(由于政策原因,去年产量锐减到190万箱;不及“万宝路”年产量的1/4,经济效益更无法相比)。

以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红塔系列在国内烟草市场集中度仅2%,而世界第一品牌,“万宝路”的世界市场集中度高达61%。美国在50年代初期,也是几十家烟厂在争夺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兼并 ,进入80年代后,美国只剩7家烟厂、生产10多个品牌,于是出现了驰名全球的“万宝路”。而中国烟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反日益今不如昔。

表面看,对中央财税而言,即使国内烟草业由于受国际烟草业的冲击得不到发展,甚至出现全面衰退,国家通过征收外烟的关税,似乎仍能从“洋烟”头上收到烟草消费税和其它流转税。可是,这不仅放弃了中国卷烟工业,牺牲了烟草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也放弃了与其相关的烤烟种植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以及与卷烟和烤烟生产相配套的各种相关产业的巨额税收,而且将使上千万烟农及烟草工人失业,这绝不符合国家整体的长远利益。

五、国家财税收入蒙受重大损失

(16)中国烟草产业“散、乱、差”的局面长期难以改变,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烟草市场竞争密节相关。

多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在扮演烟草产销的主导角色,其原因之一是现行税制严重不良。从1993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至今,由于受“收支挂钩、分灶吃饭、确保基数、超交留成”的财税体制的影响,虽然烟草税收基本是中央税种,可地方政府仍象财政包干时一样,特别关注早已不属于地方收入的烟草税收。

以云南为例,1993年以来,烟草税收从以产品税为主,改为以消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其中,消费税和中央企业所得税100%上交中央财政,增值税作为“共享税”,75%归中央财政,25%留地方。云南每年要完成中央税收基数139亿元,中央财政才能返还云南108亿元。超交部分按1比0.3的计算公式,大约80%归中央财政,20%归地方财政。如果完不成当年税收基数,就以减收后的实数为下一年度新的基数,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也随之削减。

个地方政府认为,为了“保地方财税基数、超基数”,抓烟草是最快捷的途径。卷烟工业税利高,投入产出短、平快,预期效益好;再加上有烟厂就有生产计划这棵“摇钱树”,各地政府于是都在拼命发展小烟厂。这是小烟厂过多过滥,国家却砍不下去的原因所在。

(17)国家烟草主管部门对全国卷烟生产计划的安排,多年来着重考虑的都是“历史形成的区域平衡”,而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

因此地方政府只要保住各自的小烟厂、或将新建的小烟厂挤入“计划内”,就可取得国家的生产计划指标。哪怕不生产一支烟,小烟厂专靠卖生产计划指标也能保住税收基数,有利可图。

以去年为例,按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小烟厂可以将自己的生产指标“调剂”给产销两旺、当年生产指标不够用的大烟厂,每箱指标1000元。云南烟草业去年购买卷烟生产指标73万箱,支付的7.3亿元全部用企业留利解决。卖指标为生的小烟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享其成。

(18)由于税制不规范,税率不统一,“大烟厂被盯死,小烟厂钻空子”,受损失的是国家财税。

目前,烟草税收中最大的消费税,执行的是从价计征和分类税率。所谓“从价计征”,就是不同牌号的卷烟计税基价不同、差别很大。所谓“从价计征”,就是不同牌号的卷烟按一类烟50%、二类烟40%、三、四、五类烟25%的差别税率计征消费税。

现行 烟草税制不同牌和等级的卷烟税负悬殊极大,公平税赋成了空话。管理规范的大烟厂被管死了,“花样百出”的小烟厂却有空子可钻,结果使大烟厂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如云南烟草业生产43个牌号、600多万箱卷烟,销售收入占88%以上的“大牌号”,也是云南省财税局发文定价。云南一类烟比例高达24.24%,二类烟比例为37.31%,三类以下比例为38.38%。云南卷烟平均单箱税利5000元,比全国卷烟工业平均单箱税利高1300元.

中国名牌“红塔山”,单箱税利高达8000元。相反,对许多年产10万箱、甚至30万箱以下的小烟厂,国家税收却大量流失。这些小烟厂大都生产计税基价每条几元至10多元低档烟,税率都在25%以下;与大烟厂相比,国家税收微乎其微。

许多小烟厂在地方政府的保护或默许下,钻税率的空子,低档烟当高档烟卖。即:卷烟出厂进压低计税基价,基本都按三类以下25%的税率交纳消费税。卷烟出厂后,大幅调高批发价,获取计税基价到批发价之间的巨大利差。这实质是变相截留中央税收,也在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与此同时,不少烟厂还利用“试销一年期间价格企业自定”的政策,不仅只生产税利低下的低档烟,而且是一个品牌生产一年后,如果税务部门要重新核定调高税叫,立刻停产或改头换面重新上另一个低档新品牌。

(19)不少小烟厂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实行“包税”,有的还得到地方政府返税补贴。为了牟取暴利,一些小烟厂,甚至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成为制售假烟和“模仿”名牌卷烟的窝点。

由于卷烟税利大量沉淀在小烟厂和商业环节,中央税收大大减少。而且对小烟厂重复建设、扩大规模无疑是鼓励;商业环节钱多了“自主分配”,国家也很难控制。地方政府要税,企业要利,烟草税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烟草产业发展的两个结果:一是低税低价卷烟占据大部分市场,高税品牌销量下降,国家各收急剧锐减.二是大烟厂税负沉重,年年都要“有所增长”,还处处被小烟厂“挤兑”;企业发展后继乏力,困难越来越大。

(20)地方封锁愈演愈烈。

由于现行烟草政策和税制的税制弊端,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烟草专卖部门,尽可能利用“专卖”手段保护小烟厂及其产品,用强硬甚至违法的行政手段为其发展创造有利的“小环境”;排斥和限制、甚至明令禁止外省卷烟进入本省市场;这已经成为全国性通病。

原因很简单,多卖一包外省烟,必然少卖一包本地烟。在现行烟草产业政策和税制没有改革前,谁不稿地方封锁谁吃亏,搞好了小烟厂和地方财政马上上去。当然,吃亏的是中央财税。

(21)目前,地方封锁性质的“专卖”,已经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

首先,全国相当多的省级烟草部门在所谓“规范管理”的面纱下,明令不准县级烟草公司自主向省外进货,谁敢违规撤谁的职。有权调销外省卷烟的省级和部分地(市)级烟草公司,又不进或尽量少进外省卷烟,最大限度把本省市场保留给地产烟。

其次,地方政府全面取缔各地长期形成的卷烟批发市场。烟草公司自己不调外省卷烟入省,也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通过任何渠道,调外省卷烟入海上销售。违规者一旦查获不是罚款就没收,顷刻间倾家荡产。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全国各地普遍成产了以地方烟草专卖为主、公安、工商等部门参与的“烟草联合执法”队伍,重点查堵“手续不全”的外省烟。

第三,利用烟草“属地管理”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抓“批零网点建设”的“尚方宝剑”,明目张胆搞地方封锁。不少省区公开提出“建好自己的网、卖好自己的烟”,大张旗鼓推行“贴标销售。”即:各零售点销售的卷烟,必须加贴当地专卖局部门睥所谓“防伪标识”,不准异地流通。

有的“防伪标识”上,居然印有当地烟草专卖局长的头像。老百姓讥讽为“抓烟110”的烟草“执法”队伍,全天候流动检查市场,一旦发现无“专卖标识”的外地卷烟立刻没收。

(22)地方封锁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中央财税提供重要税源,设备技术先进,拥有辆知名品牌的去云南、上海、长沙和湖南常德等国家大型烟草企业,产品销售越来越难,有的甚至逐年下滑,难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

如云南烟草业,去年生产卷烟602万箱,比1996年下降近80万箱。仅此一项,国家税收每年少了4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至少减收32亿元以上。

相反,始终形不成生产规模、甚至在本地产口都滞销的小烟厂却“占地为王”,依靠地方政府和所谓“专卖”的保护,将全国统一的卷烟大市场,人为分割成一块块地方性小市场,免受名优产品的竞争。中央专卖和计划管理,被扭曲成地方市场壁垒和形同国际贸易的“配额制”。

名优卷烟跨省销售,不能突破当地规定的“配额”,否则即为“非法”。更有甚者,烟厂只要不满足某地烟草公司的要求,这个地区就利用“专卖”禁销烟厂的烟。对全国性名优产品的地方封锁,已经严危及中央财税的稳定增长。

六、烟草体制与政策亟需改革

针对上述形势以及我国烟业目前现状,兹提出几点不成熟具体建议如下:

1、组建大型国营烟草企业

目前,我国年年卷烟生产能力已经突破4500万箱,可国卷烟需求量仅3300万箱。在产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让市场、资源和生产计划等高度向名牌大企业集中,最大限度提高中央税收,应该坚决果断、痛下决心、以致用强硬的行政手段管理整顿,关闭年产卷烟30万箱以下的小烟厂。严控再建、或易地扩建新烟厂。以全国烟草名优大企业云南的红塔集团和昆明烟厂、上海烟草、以及湖南的长沙和常德烟草为“龙头”,组成3个跨省区、产销一体的大型烟草集团。这三大集团根据自己的产销区域配置,有权跨省区兼并年产卷烟30万箱以上的烟厂。

2、关团小烟厂,或发挥市场规律汰劣存优,组建民族烟草行业三大航母集团

积极竞争、优胜劣汰,最终关闭年产卷烟50万箱以下、品牌市场份额少、实现税利低的烟厂。

大烟草集团实现的税利应成为中央财税的强大支柱,又是跨省区经营,隶属关系不留地方全部上缴中央。

云南红塔集团和昆明烟厂、湖南烟草集团以及上海烟草集团为例,这3个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总生产能力近600万箱。经过几年努力,每个集团达到年产卷烟700万箱、乃至上千万箱,并非可望不可及。这三个烟草集团承受力强、抗风险力大、生产规模化、产品市场认同感和集中程度高,不仅能与“洋烟”抗衡,更重要的是能为国家税收拓展税源。

应考虑以这三大集团为核心建造三艘中国烟草的“航空母舰”.目前,由于生产计划和市场分割等诸多人为因素的限制,去年这三大名优烟草企业的卷烟生产计划总量不足400万箱。如果中国烟草实行产业最大化的集团战略,名优企业每增加100万箱卷烟产量,就能实现税利50亿元。其中,至少40亿元以上是中央税收。相反,每多关闭一个小烟厂,不仅可减少资源浪费,还可为名优大企业让出更多的生产指标和市场空间。

3、改革烟草税制,公平企业税赋。

我国的烟草税制,应该由目前的“从价计征”改为“从量计征”,消费税率应该由“分类税率”改为“统一税率”。

(即:取消目前不同牌号卷烟计税基价不同、税负差别极大的“从价计征”,改为不论任何品牌,全部按每条卷烟定额纳税,生产多少“从量计征”。在消费税率的征收上,取消目前中间等级牌号的卷烟分为5类,分别按25%至50%征收的“分类税率”;改为一律按40%的“统一税率”征收。)

4、烟草专卖与烟草产销分离

当前,中央专卖形同虚设,地方专卖“割据为王”,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一些地区为了发展本地烟业,确保地方产烟在本地市场不受全国性名优品牌产品的冲击,对执行烟草专卖法规和国家有关烟草政策,一直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充耳不闻;甚至随意曲解,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了。

当前,建立强大、规范、上下一体的中央专卖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当务之急应该十分明确,各地不能在《烟草专卖法》以外,再单独搞什么“地方立法”;实施细则也必须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颁布,各地不能自选其是;更不能随意曲解全国人大通过的《烟草专卖法》。众所周知,目前每年非法流入国内市场的假烟大约150万箱,走私进入中国的“洋烟”每年也在100万箱以上,国家以仅此年损失税利至少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真正形成从上到下强大的中央专卖,把搞地方封锁的力量投入到“打假打私”中,烟草税利将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增长。

5、将烟草生产计划指标由国家计委直接掌握

建议将目前下放的烟草生产配额计划权交到国家计委,由国家灵活掌握指标,补贴给利税较大、市场欢迎的名牌烟种上,改变目前大厂向小厂买指标的情况。或由各省让出5%的指标,集中到国家计委掌控。以云南为例,如年生产产量配额增大到年190万箱,可使财税收扩大近40亿税源。同时减轻大厂买小厂烟的负担,(玉溪烟厂单箱税率8800元,云南平均5000元,而其它省效益不好的单箱税率仅为1200-2000元左右,导致国家税源的损失。)

(指标相对直接掌握到国家计委手中,不宜下放到烟草局,以免又作为关系下到各省成为人情和腐败之源。)

在国家指标配给上,根据税率体现奖优罚劣的机制,保护大企业。

6、烟草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对此行业要经长期保持垄断经营的特殊地位。由国家管理干部、管政策。对烟草、烟草加工业及附加产品的统一管理。入WTO,专卖权的期适度要求延长。不应过于强调政企分开。以保障国家对这一行业的垄断管理。当烟草行业在国民收入中比率适度下降,名牌在国内烟草市场的占有率稳固后,再考虑适度放开,与国际接轨。

7、鼓励烟草出口

中国烟草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国际市场对中国烟草实施高关税。国际烟业在世界上有固定营销网络,中国烟草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建议国家将进出口权适度下放给企业,在华人烟民中设立营销网络,使中国烟草谋求打开和走向国际市场。

对此,可先适度设立试点,如上海中华,云南玉溪。

8、有实力的烟草企业集团应允许上市

国外“555”、菲力蒲,世界几家大烟草公司都是国际上市公司。烟草工业中的龙头产业,目前如玉溪企业实力很强,烟厂资产总值70亿,如拿出30亿来上市,其效益会非常好。专家估计,如果给予烟草工业公平上市、允许上市的机会,可以使资产概念放大30倍,可从资本市场获取600亿资金,上交中央300亿,其他300亿可用于开发西部,投入水、电、高新信息企业及基础设施。每年净利润60亿,股值可直线上升。据海外评估,红塔山品牌虚拟价值即高达380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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