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喆   1955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   超   1975年生，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如同其他学科知识体系一样，是该学科的基本元素和有效载体，彰显着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政治学学科自恢复以来，逐渐唤醒学术自觉，启动了与本土学科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建设。然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着眼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学建设的需要，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认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和凝练新知，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提升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产和传播能力来提升中国理论服务中国现实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化；知识生产；知识创新

众所周知，作为“源头活水”的知识是一门学科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条件，其总是以特有的形式与内容，形成一定的结构与有机整体——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逻辑结构，承载、彰显该学科的内在价值，反映该学科的本质属性。一个稳定、鲜明的知识体系，往往具体规定着本学科的相对边界和具体内容，并影响学科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和发展向度。因此，知识体系应该被视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标识，决定着该学科的意义与价值。本土化知识体系的建构，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真正体现民族智慧、具有生命力的知识与知识体系的生产与建构，从来都不能离开丰富的社会实践，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等，并集中反映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诉求和根本主张；同时，它也会反馈到社会实践中，在经济社会结构与传统的变迁中留下自身的作用痕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遵循知识生成与创新的逻辑。一般而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知识的逻辑可分为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的外在逻辑。前者是指知识构成的逻辑，即判断一个对象构成知识应当具备何种要素；后者是指知识的生产和供给逻辑，即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并供给的。

知识的内在逻辑是认识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为判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提供了检验标准。早在古希腊时期，何为知识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柏拉图认为知识为“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这指明了知识的三要素：信念、真和确证。在盖梯尔问题出现后，这一定义在学术争鸣中得到了更新。在近代政治学中，关于区分“知识”与“意见”问题的探讨至今仍热度不减，而且在中西方知识体系中还出现了明显的目标分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知识论的目标是求‘善’，西方知识论是求‘真’”。但无论如何，基于经验或逻辑的真实性、具有被确信和确证可能性的知识仍然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一条重要的共识性考量标准。以此为依据，我们便可以考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是否在知识的内在逻辑维度上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供给。

相对而言，知识的外在逻辑是认识知识的目标和归宿，构成了研究知识的起因和目的。知识并不会自动生产出来，它需要诸多外在环境条件的支持。近代以来政治学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反映出外在社会环境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正是在大众政治和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勃兴的环境下，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传播、普及和致用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从而极大地超越了此前政治学知识精英化生产—供给的局限性，并在对政治学自身“祛魅化”的进程中形成知识再生产几何级数增长的局面，极大地扩张了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产规模与影响范围。

依据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相统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它应该是“真实”的知识，即契合中国政治实践，扎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政治实践。所谓中国政治实践，归根到底是由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的“政治底色”之“经”和体现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的“中国特色”之“纬”所构成的。这些知识，既不存在于任何既有的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也很难从单纯的理论推演和逻辑演绎中形成，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与经验逻辑高度统一的产物。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科受制于此前西方化阶段的影响，对于政治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于出现了“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或者是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了解不够深入，或者是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地移植一堆西方的语词概念和抽象原则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往往显得盲人摸象，不得要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创新间张力问题的日益凸显，我们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知识体系创新的实践性导向，就像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问题时所指出的，“作为与制度变革和现实变革关联密切的学科，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只有建构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持续推动转型期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需求”。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如此，学科整体更应遵循相应的规律。

第二，它应该是被“相信”的知识，“知识是人类的知识，或者说任何知识都必须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的，或相信的”。作为被“相信”的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得到理论自信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本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形成“四个自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知识生产的政治语境考虑，只有当“四个自信”真正树立起来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才能成为自觉思考和认识的对象，那些被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所鸠占鹊巢的阵地也才能被有效收复。一个时期以来，“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学界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某些定义权，他们对中国政治进行了偏颇的定义。这些定义甚至被当成‘唯一原则’，对人们的认识长期发生着支配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理论自信使本土的政治学知识被广泛相信就显得尤为必要。毕竟，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国意识的觉醒，而中国意识的觉醒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知识供给日益丰富的自然结果。话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具有学术性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要求把这种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无缝对接在一起，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促使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规范化、条理化和系统化，使其真正成为符合本土思维方式、话语习惯，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掌握的思想理论形态和语言形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力、引领力得到较好发挥”。

第三，它应当是被“确证”的知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确实不可能割裂中国政治的发展而去追求所谓的“学术中立性”；另一方面，政治学与政治的理想融合也不等于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蜕化为低水平、低效果的“口号政治学”。当然，在确证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具体的研究范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基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也可以基于扎实的经验研究；既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方法，也可以依托本土的创新工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也应当立足中国，但绝不能将视野局限于中国，既不能将中国的民族政治问题当作普遍性的问题，把中国的知识当作普遍性的知识，也不能将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作为孤立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治的现象”。事实上，只要紧密围绕着中国政治学知识的生成与致用这两大目标，所谓“规范与实证之争”实际上并不成为问题，完全可以兼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就其现实重要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外在逻辑生成，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它主要包括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这几个方面：首先，既有的知识体系生产主体主要为高等院所和专业的政治学者。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一主体范围大大扩张了，使得政治学知识生产—传播与“意见/观念”生产—传播的界限正日渐模糊，尽管后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确证环节，但其在引发大众情感共鸣，乃至形成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方面却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因此，要建构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继续培养高品质的传统知识生产者，而且应当直面政治学知识生产主体大众化的现实，在形形色色的意见争鸣中，为产生于中国本土并以服务于中国实践为指向的真知识抢占阵地准备必要的人才基础。其次，中国本土化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学科建设应将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提供系统性、学理化的论证作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生产的重要内容。就其具体构成而言，既包括制度层面宏大命题的研讨、政府过程的学理概括，也包括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还包括政治价值与政治意识的科学阐释。此外，要实现政治学真知识生产的目标，还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支持，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就是真正遵循“实事求是”总要求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具备有效知识传播渠道，且与不断创新相适应的政治学知识传播技术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处理好知识逻辑与经验逻辑的关系、处理好知识性内涵与政治性内涵的关系，都是影响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今日中国创新生成的关键旨趣。只有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才可能使本土知识体系的生产不再附属于既有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也不再局限于自说自话的低效影响范畴，并在学术自觉的逐渐觉醒中产生改变当今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生产版图的可能。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的挑战曾一度陷入“失语”状态，西方政治学的知识逻辑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认识政治生活的知识范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整个知识结构、概念工具、理论逻辑、分析方法和预测方式等，都还属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畴。”这种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再殖民过程塑造了西方的政治学话语霸权，使得我国政治制度和实践的研究长期受缚于西方范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价值表达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究其原因，其中固然不乏意识形态斗争中话语权缺失的问题，同时也与本土政治学知识供给不足不无关系。事实上，自我国政治学学科复建以来，知识供给不足一直是阻碍中国本土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桎梏之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不足。现有的政治学知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欠缺、致用性缺失，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与服务现实的取向相疏离。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反思中超越的阶段，从“我们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应让政治学的学术繁荣与致用维度彼此疏离”。这就使得总结中思考知识生产的规律性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已生产的政治学知识含量不足。在研究中，复述西方话语大于本土原创的问题始终存在，相应地，政治学知识建构所必备的“事实”和“逻辑”要素的冲突也时常显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从学科史入手，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谱系没有建立起来，很难去梳理学科生长的内在的动力、原因和关系，逻辑结构也不清晰。这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去面对、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三，政治学知识的传播力不足。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政治学知识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学术圈内的理论研讨，直接对政府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案例则相对缺乏，更遑论开启走向大众的普及进程了。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中国的许多事实现象是原有的概念无法概括的。但由于受既定的知识体系的限制，人们不愿意从事实出发去创造新的概念，或者发现了大量新的事实现象却不能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概括，无法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这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大大落后于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性话语、学术性话语与致用性话语的相对分离，一些本土原创的知识普遍面临着普通百姓听不懂、记不住、行不通的窘境。针对上述现象，致力于本土学科发展目标的政治学者一直尝试在建构中国本土政治学，形成政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根本上改变学科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在这一进程中，更加系统深入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无疑将为全面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和供给水平，进而促进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致用维度的发达，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本土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知识体系的匹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有助于打造政治学知识交互平台，并实现其理论的系统性表达。一个时期以来，制约本土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就在于缺乏共同的问题场域，而这一矛盾的本质又可以追溯到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彼此隔绝、知识体系标准化程度低、缺乏对话沟通平台等原因。由于个体知识生产过程的兼容性缺失，一方面导致政治学知识生产工作大量重复，另一方面造成了政治学知识生产在交流中产生叠加增效的限制。由于缺乏共同的研究范畴，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一度存在“中外有别”的现象，限制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学知识逻辑和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此同时，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普及水平也加剧了政治学知识生成与沟通的困难。在许多情境下，即便相同场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提供确证性支持的科学研究与论证方法的资源不足，仍然很难形成一个政治学知识生成的完整闭环。这其中，固然存在着一些以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代替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者没有突破个人言说的桎梏，没有很好地把握研究的求新与研究的可验证性、可批评性的关系。显然，在研究者各自为战的格局下，自然难以形成研究合力，也很难在整体上形成有效的政治学知识增量。有鉴于此，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工作就更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项工作中，一方面需要明确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范畴体系，清晰勾勒出问题场域的边界和内部问题结构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完成每一个问题场域的政治学知识证成。而通过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的解决，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必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学科基础和更具开放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平台。

在为学科发展打牢基础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成还有助于巩固我国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对于我国来说，政治安全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前提，而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又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放到政治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上看，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学理化地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而且需要直接服务于话语权的竞争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工作，学以致用地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开始，为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产生世界影响奠定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论证制度优越性还是形成政治认同资源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仍具有极大的功效发挥空间：意识形态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与学术界绝缘的政治问题，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一旦进入研究的场域，其意见的生成、表达与传播就已经具有政治的属性。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就不能把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视为一项纯粹“科学”的事业，而是必须直面特定政治学知识体系对应于特定意识形态、特定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成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论证的现实。具体到中国语境中的情况，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有必要紧密跟随政治实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那些更有利于论证中国制度优越性，总结中国方案成功经验的内容，应该通过学理化的升华，转化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并逐渐取代一些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自由主义立场预设的知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还可以通过提升政治认同度的方式来服务于政治安全的目标。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需要源自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的支持，更需要知识体系中那些超越地方性知识、实现基本原理和当前现实结合的普遍性政治学知识。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生成中的一大问题就在于，需要克服学界中一些人将西方政治学理论误认为唯一普遍性知识的矛盾，摆脱一个时期来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的研究束缚。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始终把中国置于一个“需要改变”的地位上，并有意无意地认为西方提供了这样一种引导改变的标准和路径。

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凭空臆想，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充分考虑到现实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保障。

第一，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政治氛围为知识体系的生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探索知识的过程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而“求真”又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这种制度环境应当是不妨碍求真的，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环境还可以通过知识生成受益的保障来鼓励求真。一般而言，政治学知识的繁荣更依赖于思想上的解放，历史上许多政治学知识繁荣时期往往都对应于相对宽容开放的制度环境。当代中国即是如此。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求真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落实，则为政治学知识体系更新的加速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条件。正是有了解放思想，一度被取消的政治学学科才得以恢复重建和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随后，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开设政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及同年开始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等，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服务于政治实践的开启，政治学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不断更新发展。尽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仍处于学步阶段，还没有完全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和既有知识体系的依赖，但是，从学科发展之初就明确的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的思想，为后续生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促进中国本土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引导。

第二，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伟大的理论只能诞生于伟大的时代，没有独特的政治实践也很难产生独特的政治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的相当多的内容，正是其生成时代的现实映射与本土映射。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创新发展的环境中也获取了从现实中汲取营养、从实践中总结规律的良好条件。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没有现成的理论知识指导的情况下起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没有脱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而且以服务于后者为自身的根本价值指向，“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目的是根据中国政治实践总结出自身的一套学术话语、理论，就这一点来看，中国政治学是有明显差距的”。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弥合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间距离的关键节点上。应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主要从两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营养：一方面，顶层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并为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深入挖掘的理论命题，指明了学科将理论探索与经世致用彼此融合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来都不能单纯归因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一因素，而需要从方向正确、实施有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寻求解释。因此，包括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央地关系调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公务员制度改革等丰富实践，都在不断衍生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反映中国本土规律的政治学概念与政治学知识。毫无疑问，这些紧密结合实际的政治学知识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建构过程中最有特色、致用性最强的部分。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共识正在形成。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场域和知识体系正在不断成型完善，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政治学要想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服务中国实践，就必须尽快走出学科复建之初的学步阶段，着眼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出基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思维、中国路径的知识体系之路，从而使成长中的中国政治学避免沦为“西方理论试验场”的命运。这一共识的形成，使得许多中国政治学人聚焦于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要义，研究中国道路的启示。近年来，在国家治理、民主理论、依法治国、执政党建设等领域，都出现了与西方主流理论迥异其趣的中国本土政治学知识与知识体系，而农村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国防政治学等一大批具有本土性特征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涌现，也“促使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合理与细致，理论框架更加完善，在面对复杂社会实践时的理论解释力更强”。同时，在引入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等多元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人也已不满足于简单地为西方模型注入中国素材，而是在认清各种研究范式应用限制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本土研究范式取舍、综合、改造超越的可能性。

总之，在关涉学科本土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政治学开始反映出形成本土话语、超越西方话语的共识性认识，开始初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经验、解释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就其构成和功能特点而言，“这套政治话语体系，表现出极强的复合性，既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借鉴性地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同时，作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既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认知前提，极大地推动了本土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

四、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

毋庸置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既应当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同时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更多的人文关怀。随着中国政治发展所铺就的学科自主成长之路，各种有利因素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条件，而要使其转化为现实，还必须准确把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要旨。具体而言，我们的未来工作需要沿着如下五个方向展开。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解放思想就意味着需要确立起反思与超越的意识，坚持以中国立场为前提，坚持以实践效果为准绳，一方面要把本土研究从西方话语霸权和自由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教条中解放出来，超越膜拜—追随西方理论前沿的学步阶段，另一方面使在本土化进程中形成的元理论和知识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验证本土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可能性与超越性。这意味着要使政治学学科从恢复之初一定程度上追随、效仿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思维和做法中解放出来，避免用西方的尺子度量中国的现实，防止用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议题引导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那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政治发展视为西方道路的初级阶段翻版、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中国未来制度转型目标的思维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尽管这种思潮并未占据主流，但也极大限制了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中国经验转化为学理化新知识的进程。因此，解放思想的对象首先应该指向这种洋教条。如果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从西方自由主义林林总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教条中解放出来，如果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西方范式来探讨中国问题，那么，在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方面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就将变得毫无可能和意义。相对而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当真正扎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土壤，并以展开原创性探索的学术自觉，切实推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研究时，本土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才能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土化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为全人类的政治学知识宝库贡献更多的真知灼见。

同时，解放思想还需要打破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教条化的思维，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既不像宗教那样以追求纯粹伦理意义上的超验幸福为主旨，也不把简单地确证或否定现状的合法性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在历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化理解，不仅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走了弯路，而且也限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本身的丰富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一直保持着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警惕，反映在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就是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僵化解读，不把经典作家提出的特定具体观点视为“永恒真理”，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和现实，勇于提出并验证新概念，在总结新经验的过程中积累新知识。事实上，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形成的许多新知识，都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又基于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此，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就必须继续保持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教条的思维，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21世纪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提出的理论、实践、历史与时代逻辑，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部署、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根据新时代与实践对方方面面做出理论分析，做出了原创性、系统性、全方位性贡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的高度，特别是对新时代的政治观、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民族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考虑到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并且亟须解决“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要面对中国实践，立足中国立场，创建新的政治学，丰富人类政治学知识体系。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避免自说自话”的问题，我们就更有必要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坚持走学理化阐释的道路，将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之中，将新思想、新理论转化为新动力，努力推动新思想、新理论的学术形态化。

第二，更加坚定信念，始终坚持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本质上而言，中国政治学发展要体现出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理论上的引领地位，是本土化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探讨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或学科发展繁荣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毫无关涉的；恰恰相反，学术研究的主流必然以充分服务于现实政治发展为指向，并在服务现实、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不断予以丰富。可见，充分符合现实政治发展趋势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存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而言，学术与学科发展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大压力。因此，避免政治发展实践的“西化”陷阱与避免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西化”陷阱这两项任务必然是高度统一的，后者服务于前者，并从前者的成功中汲取包括本土知识在内的有益资源。

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原则要求正确处理好两对关系：其一，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学术与中国的政治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这一价值交集决定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总体要求，而只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的发展提升都是因为学术研究很好地回应了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政治变革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论证和助力。而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政治学能否实现对学步阶段的整体超越，能否开创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更取决于其是否沿着有利于从理论上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党的领导地位巩固完善，是否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学科发展道路稳步迈进。其二，学术繁荣与理论致用的关系。从长时段看，学术的繁荣与理论的致用是有机统一的，但在这种总体趋势中，并不排除某些具体时段中学术繁荣与理论致用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比如，以“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复兴”浪潮为例，尽管围绕正义、平等等规范性价值的思辨式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从指导国家政策和治理实践的维度考察却不得不承认，在争鸣中产生的诸多理论成果，能够影响、遏制新自由主义弱化公共性浪潮的元素是相当有限的，从而导致西方学界出现了学术繁荣与理论致用脱节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应该以指向理论致用为最终依归，在提出和检验学术研究中的新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时时强调新知识的致用性、合用性。如此一来，才可能有效降低无用知识、有害知识的产生几率，确保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宗旨真正内含于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之中。

第三，守正与借鉴，实现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从来都不意味着拒绝对其他国家政治学知识的借鉴和吸收，更不意味着在范式研究方面的故步自封。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的起步与发展曾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借鉴了境外的相关知识。着眼于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再一次飞跃同样离不开对世界范围内学术前沿的跟踪与超越。如果说，中国政治学学科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译介西方理论著作和前沿学术成果的方式完成补课和初步积累任务的话，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本土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也仍然有必要及时掌握世界范围政治学学术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唯有如此，才可能既保持从国外政治学发展中汲取新知的做法，又有针对性地回应源自外部视角的中国问题认知，有理有据有效地在政治学话语竞争中取得主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要求是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的，外来的政治学资源经过特定的淘汰、改造和扬弃为我所用，这种以国际化助推本土化的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本土化的国际视野，并在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上为本土化提供有益借鉴。”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立场、中国方法，就没有必要拒斥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多元来源，而应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统一之道。当然，国际化不仅意味着把国外的“引进来”，还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要“走出去”，要塑造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面孔，用国外听得懂的语言推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过去，我们在国际化方面侧重前者，没有条件也缺乏自觉去做好“走出去”的工作，但随着中国硬实力的提升以及软实力与之匹配的需要，同时做好两项工作的历史契机正摆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面前。正如习近平所说：“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才能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第四，强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的工具支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治学完整学科体系的发展，不仅需要传统的规范性、价值层面研究的扎实基础，而且需要适应学科发展的潮流，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规范范式和科学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而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考虑到此前方法意识的缺乏形成了中国政治学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扩张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更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中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致力于克服一个时期以来“尽管科学化、标准化程度更高，但新锐学者的精致的研究往往无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对于政治这么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过于专门化的解读总难免导致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在贡献新知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都是来自于诸如质性研究方法、大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研究等方法的本土运用。因此，在坚持规范性研究与科学性研究彼此促进的前提下要更加关注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既不重复欧美学界过分依赖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偏差，也不故步自封于传统的规范性研究领域，要始终坚持以开放的心态、求真的精神探索，以研究方法的创新带动本土知识有效生产的学科发展路径。事实证明，离开了对政治价值问题的规范性理解，再精确的科学研究也只能使政治学研究者沦为缺乏思想的数据民工，缺乏应有的宏观判断和人文道德情怀。同样，离开了对理论的科学论证和基于扎实经验研究的严谨逻辑演绎，也只能成为毫无致用价值的空谈，难以经世致用。面对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各执一端的状况，可以大力发展质性研究，更加关注所观察事实背后所隐含的人文意义和社会意义，注重个案因果机制的发现，有效缓解科学性和规范性的紧张，使之成为推动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突破口”。归根到底，本土真知的产生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完善也需要研究方法体系的不断更新。要理论也要方法、讲价值也讲科学，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旨，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有的方法论共识。

第五，加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传播。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政治学本土学术与学科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缺少能准确描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传播中国声音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这一与中国政治发展现实不相匹配的矛盾，势必导致一方面疲于应付西方自由主义霸权话语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种种批评指责，另一方面也难以通过非西方话语的有效输出，为世界各国跳出西方化发展道路的陷阱提供参照依据。时至今日，中国道路的成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衰败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这种政治学知识生产素材与知识传播能力不成正比的状况急需改变。为此，不仅需要更好地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发展根基，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用何种方式更好地传播本土化学科建设的知识成果。

首先，广大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善于凝练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真知。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通过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建设、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等各领域的诸多成功做法与经验，这些经验需要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概括凝练，以说明中国的问题只有在中国的理论、中国的知识体系中才能得到最准确的反映。其次，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还必须善于辨析和回应西方话语中存在的伪知识和具有局限性的知识。要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家学术交流平台上中国政治学发展与交流中的被动局面，就必须用学术的洞察力发现西方理论中蕴含的根本矛盾，揭示西方概念、西方知识不能适用于解释非西方世界现象、解决非西方世界问题的要害所在。总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批判超越的基础之上的，而能否尽早具备这种能力，则是对成长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提出的现实挑战。再次，中国的研究者还必须善于将本土真知转化为凝聚合法性认同和政治认知的有效资源。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只有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实践链条，才能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为此，有理由打通政治学专业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相关学科专业教育间的固有藩篱，让基于本土经验产生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真正融入各个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并逐渐替代那些不适用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的西方政治学知识。

政治学本土新知的传播还要走出象牙塔范围的局限，深入到政治社会化的完整过程中去，要通过与政治学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有机融合，让广大普通民众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新知，并善于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解释现实、解决问题。正如葛兰西在话语权理论中所阐释的那样，意识形态的竞争不仅发生在宏大的理论叙事间的运动战战场上，也存在于对每一概念、每一观点、每一论据寸土必争的阵地战领域中，“这种各个击破阵地战的策略在政治方面具有最后的决定意义”。而要巩固并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影响力，就需要广大中国政治学人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和政治学知识体系传播的能力，促进理论应用于改变世界，并在改变世界过程中实现知识升华，从而有效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持续健康生长的重要现实基础。

师喆，许超：《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第5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