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在我国，学术界都知道有个“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谁？荷马是不是唯一的作者？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两部史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等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则是明确的，就是雅典人修昔底德。他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从战争一开始就着手记载，直到战争结束；离开人世之时，全书仍未完成。但是，在大约30年之中，他是从头至尾写作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书的各个部分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西方学术界称之为“修昔底德问题”(Thucydidean Question/Thucydides Problem)。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不绝如缕。这些研究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有何得失？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何入手？这些问题国内学者鲜有涉及，这里仅作一个初步探讨，期望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创作，作者开篇即说：“修昔底德，雅典人，于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交战伊始，就着手记载这场战争。”(1.1.1)①这里的“记载”②的意思是“收集资料并将事情记下”，就是做笔记。这个做法应该持续到战争结束(前404年)。那么，作者何时开始整理这些笔记，进入撰写阶段？到了战争第10年(前421年)结束之际，他又说：
已经记下③这些的是同一个雅典人修昔底德。他依照每一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按照夏季和冬季来记载，一直到拉刻代蒙人及其盟邦终止了雅典人的霸权、占领了长墙和比雷埃夫斯为止。至此，这场战争一共持续了27年。(5.26.1)
有两点是明确的：这段话本身写于战后；头十年的战争史是首先写成的。同时，它让人疑窦丛生：作者开篇不是自我介绍了吗？怎么又来一番自我介绍？这是否意味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把头十年战争当作一场战争，而没有料到整场战争还远未结束？那么，作者何时认识到遍及大半个地中海世界的、持续了27年的林林总总的战事属于一场战争？头十年的战争史是战后所写，还是不等战争结束就写好了，然后有所修改？其他部分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此等等。
184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F.W.Ullrich，1795-1880)提出，修昔底德的著作并非从头至尾一气呵成，而是分为两个明显的创作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前421年之后，写的是头十年的战争史，依据的是自战争爆发(前431年)以来所做笔记；前415年，西西里的战事爆发，和约遭到破坏，修昔底德中断写作，转而记笔记。等到战争结束，他才开始写作第二部分，并对前一部分进行少量修改④。此论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还有人提出种种新的见解，迄今仍未有定论。
二、“分离论”与“一体论”
乌尔里希的后继者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分离派”(Separatist)和“一体派”(Unitarian)。“分离派”的观点是，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作者的思想上⑤。乌尔里希就持此论。还有学者细分为4个阶段：1、阿耳喀达摩斯战争(Archidamian War)⑥，即从第1卷至第5卷24章，写于前421-404年，但“考古篇”(1.1—22)和“五十年纪”(1.97—118)则是后来添加的⑦；2、西西里远征，即第6、7卷，也是在前404年之前写的；3、休战期(前421-415年)和得刻勒亚战争(Decelean War)⑧的历史，即从第5卷第25章往后，包括第6、7卷的部分片段，以及第8卷都是前404年之后写成的；4、将西西里远征部分纳入全书，并修改全书，但只进行到第4卷，作者就去世了⑨。
德国学者爱德华·施瓦茨(Edward Schwartz，1858-1940)进一步分析各卷当中哪些片段是早期写成的，哪些是晚期写成的。例如，在斯巴达第一次公民大会上共有4人发言。科林斯使节先发言(1.68—71)，雅典使节随即作了反驳(1.73—78)；外邦使节退场后，斯巴达国王阿耳喀达摩斯和监察官斯忒涅拉伊达斯相继发言，前者主张等做好准备再开战(1.79—85)，后者主张立即开战(1.86)。看起来，这两对演说是一个时期写的。施瓦茨却认为，科林斯人和阿耳喀达摩斯的发言写于前421年之前，而雅典使节和斯巴达监察官斯忒涅拉伊达斯()的发言则写于前404年之后。因为到这一年，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过去，他认为科林斯是这场战争的主因，此时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实力增长的恐惧。这个变化也有为作者崇敬的人物伯里克利辩护的意思，因为当时的人们把他看作是这场战争和雅典毁灭的罪魁祸首⑩。在施瓦茨看来，该书现在的文本比较混乱，不是出自作者之手，而是由一位后世编者所为，他不懂得作者的真实用意。
施瓦茨的观点意味着修昔底德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顺着这一思路，德国学者马克斯·波伦茨(Max Pohlenz，1872-1962)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分析修昔底德对其书中演说词的那段有名的解释：
至于不同的人所发表的演说，有的是在这场战争即将爆发前，有的是在爆发后。其中有些是我本人听到的，有些则是别人从别处听到后告诉我的。对我来说，难以原原本本记下演说者的发言。故书中每一个演说人，在我看来，不过说出了我认为的在各种不同场合必需说的话罢了，同时，我尽量贴近实际发言的大意。(1.22.1)
波伦茨认为，修昔底德在这里承诺要准确报道演说(以上译文系笔者所译，波伦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以演说词的准确性为标准，分辨它们写作时间的早晚。他的结论是，如其说修昔底德关于这场战争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不如说他的著史方法发生了变化(11)。
另一位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沙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1900-1974)则将波伦茨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修昔底德在这场战争中，从在意字面准确性的“史学化的智者”(historisierender Sophist)发展为一位史学家，即有能力分析国家和社会基本历程的人(12)。
以上学者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其中就有持绝然相反观点的人，即所谓“一体派”，较早的有德国学者爱德华·迈尔(Edward Meyer，1855-1930)。他认为，修昔底德不可能把前421-415年的和平时期当作真正的和平时期，从而专写一部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相反，他的著作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写于前404年以后。他有力地证明，修昔底德在第1卷所概括的战争原因就是整个27年战争的原因，第1—4卷均写于战后(13)。
“一体派”中立场最坚定的是美国学者约翰·芬利，他于1940年发表长文《修昔底德〈历史〉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14)。其主要观点是，修昔底德的文本可能有早写成的片段和晚写成的片段之分，但不应该把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看作是写于不同时期的、由于作者过早离世而杂揉在一起的作品，而应该看作是作者利用已做好的笔记，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完成的作品；尽管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但其一体性毕竟是存在的(15)。其思路是，如果修昔底德在战后或者战争结束之际开始撰写，那么他写作前面几卷时，后来的事件俱在胸中，那么第7卷西西里远征应该是思绪汇聚之所。因此，只要找出第6、7卷的主要想法(leading ideas)，并追寻其在前几卷的踪迹即可(16)。这些想法有四：叙拉古战事的重要性和决定性；雅典失败的不合理(paralogos)；她不是败于寡头体制的斯巴达之手，而是败于民主体制的叙拉古之手；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政府和领导的性质(17)。他的结论是，修昔底德无疑曾费尽心思整理笔记、写作和统稿，有时照抄以前的笔记，或者在已经写成的部分中插入片段，这个复杂过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他是在全书架构了然于胸的情况下，才开始利用笔记，动笔写作的，这只能是战后所为(18)。因此，芬利是断然反对各种阶段说的。
1940年还有一篇重要论文发表，那就是哈蒙德(N.G.L.Hammond，1907-2001)的《修昔底德〈历史〉的写作》。此文首先回顾了以前主要论点：“阶段说”是如何提出的，“战后修改说”是如何提出来的。然后聚焦于第1卷。在该卷的第23章，修昔底德有一段关于战争原因的著名表述：
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以及分歧所在……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雅典人势力日益增长，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以下就是双方所公开陈述的、责难对方的理由，他们正是根据这些理由撕毁和约和开战的。(1.23.5—6)
以前的学者认为“相互责难的理由”那句话是早期写下的，“真正原因”那句话则是战后修改时加上去的。从这里开始到第1卷结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来写的。“科西拉事件”(24—55)和“波忒代亚(Potidaea)事件”(56—66)明显是两个“相互责难的理由”。接下来的是第67—87章的4篇演说词。施瓦茨认为它们并不是一体的，他把它们分成两组，认为它们的写作时间不同(见前文)。哈蒙德指出，科林斯人的发言把雅典人描绘成侵犯性很强的人，以此敦促斯巴达人开战；雅典代表的发言强调自身力量强大，要斯巴达不要贸然开战，并为自己建立霸权辩护；阿耳喀达摩斯和斯忒涅拉伊达斯都主张开战，不过后者呼吁立即动手，而前者主张等做好准备以后再开战。因此，这4篇演说明显是按照一个整体写的。哈蒙德继续分析了第1卷的其他部分，得出结论：该卷几乎都是按照一个整体来写的，只有少数例外(19)。
哈蒙德认为，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在前415年(这一年远征西西里开始)以前应该已经发表，那个时候(不等战争结束)，他已认识到这些事件属于一场战争(20)。现在，既然第1卷是一个整体，那么它要么是为持续10年的阿耳喀达摩斯战争所写，要么是为整场27年的战争所写。假如情况是后者，那么已经发表的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就成了“无头”之史了，作者第二次自我介绍也就显得多余了。因此，第1卷和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都写于公元前415年之前(21)。
有些学者认为，斯巴达是在科林斯的极力鼓动下，不情愿地宣战的。哈蒙德认为，斯巴达高层早就想收拾雅典了：远在前432年，波忒代亚人向斯巴达求援时，“拉刻代蒙当局向他们许诺，如果雅典人攻打波忒代亚，他们就侵入阿提卡。”(1.58.1)斯巴达是在等伯罗奔尼撒同盟群情汹涌的合适时机，再公开宣战(22)。因此，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科林斯当作这场战争的主因。
1947年，法国学者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1913-2010)出版了专著《修昔底德和雅典的称霸》(23)。单从书名来看，这本书与“修昔底德问题”关系不大。实际上，此书的法文版有一个副标题：“该史家的思想和该书的起源”(La Pensée de l' historien et la genèse de l' ceuvre)，点出了该书的特色和内容。罗米伊在此书“总序”中说，“修昔底德问题”的提出将近100年了，研究进展不大，好像还越来越复杂了(24)。过去的研究方法是找“内在证据”(internal evidence)，这条路很难走通。比如，我们要证明某某片段写于某个日期之前，那些没有提及此日期之后的事件的片段，在无反证的情况下，就被认为符合条件。但是，写于某个日期之前的片段可能有很多，但只有少数几个明显没有提及后来的事件。就是那些不了解后来的某个事件或者把它搞错了的片段，也不能用作者有所省略给予绝对的证明。反之，要证明某某片段写于某个日期之后，则容易一些。但若该片段包含在一篇演说词里，修昔底德可能会小心加以掩盖，以将其意思跟当时情形相适合，那就复杂了(25)。
如果修昔底德以自己的口吻提及某事的发生时间，情况似乎很简单，但也有问题。比如，第7卷提到“当时他们占有埃癸娜岛”(7.57.2)，事实上，真正的埃癸娜人已于前431年被雅典人从埃癸娜岛(Aegina)赶走，雅典人派自己人移居该岛(2.27.1)。战争行将结束的前405年，岛上的雅典移民被赶走。这句话中“当时”应在前405年之后。沙德瓦尔特说，这证明整个第6卷和第7卷都写于前405年之后；施瓦茨说，这只能证明列举作战双方盟友的这两段(7.57—58)写于前405年之后；还有学者说，这仅仅能证明提及埃癸娜人的这句话写于前405年之后(26)。
在以上这些情况下，所谓“修昔底德问题”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去了。有没有解决之道？罗米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研究该书是怎样遵从某一思想、习惯或者原则——这些又是修昔底德特有的——写成的。它必须贯穿全书，即能够牵一发动全身。这个思想就是“雅典的称霸”。修昔底德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的原因”，即势力增长的雅典让斯巴达产生了恐惧。扩张势力就是霸权行为，这就构成了第1卷的主线。对此前希腊历史的追溯(1.2—19)、“五十年纪”对雅典势力壮大和霸权建立的回顾(1.89—117)，讲的是过去；“科西拉事件”、“波忒代亚事件”就是在雅典称霸的背景下出现的小国在相互争斗中的选边站队，说的是当前。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辩论、伯里克利的第1篇演说词都是围绕这一主轴展开的。不仅第1卷如此，此后7卷“雅典的霸权”都时有体现，尤其表现在部分演说词中。罗米伊进一步论述道，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有用普遍、抽象的方式以揭示事件背后的原则的倾向(27)。她的意思是，雅典人的霸权行径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无需做出道义上的评判。
由此可见，罗米伊是个“一体派”。但是，她又指出，在修昔底德写作过程中，有个时间是一道分水岭(a dividing line)，那就是前404年。修昔底德经营其著达30年之久，做笔记、搜集资料、汇总，有时写了这一段，有时又写了那一段，然后不断修改，这些都是有的。但是，最后统稿一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28)。所以她说，过去学者们指陈“早写的片段”与“晚写的片段”的种种理由一定意义上都是有效的。不过，她又说，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态度，作为一个雅典公民的个人意见，他的理论观点和史学方法，都没有随着雅典的战败而改变。他之所以修改已经写成的部分，只是为了将以前的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顺着以前的思路进一步推进(29)。看来，罗米伊是一个谨慎的、不那么坚定的“一体派”。
1955年，针对“五十年纪”的写作时间，韦斯特莱克发表了论文。此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结束流放(大约前404年底，雅典战败后不久)前，修昔底德不可能写出“五十年纪”，因为里面提及的赫拉尼科斯(Hellanicus)的《阿提卡纪事》写于前407/406年。原文是：
我写下下面这些关于这一时期的离题的话，是因为在我之前的所有作者，都忽略了这一段，他们要么记叙波斯战争以前的希腊的事情，要么记叙波斯战争本身。唯一触及这一段的是赫拉尼科斯，在其《阿提卡史》中，记载简略，年代也不准确。同时，这些离题的话用来揭示雅典的霸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1.97.2)
接下去便是“五十年纪”(97—117)。既然这段话写于前404年之后，那么下面的整个“五十年纪”也写于前404年之后吗？也就是说，是后来插入的？韦斯特莱克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分辨“早写成的片段”和“晚写成的片段”的时候，像上述标明时间的片段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实际作用是极为有限的(30)。
韦斯特莱克分析道，“五十年纪”这段插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89—96和97—118.2)，因为它们在篇幅、语气和对主要人物的处理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是由于修昔底德在写作时资料来源不同造成的。第一部分篇幅短，却写得较为细致，记叙了两个著名人物：雅典的忒弥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和斯巴达的泡萨尼阿斯(Pausanias)。第二部分篇幅长，写得简略，几乎没有提及个人，特别是那些为雅典崛起做出了贡献的人，如喀蒙(Cimon)和伯里克利。在第二部分中，关于塔索斯(Thasos)叛离雅典、喀蒙带兵去帮助斯巴达人镇压希洛特，记载较为详细，有动机的描述。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中，斯巴达一方的行动、动机记叙较详，等到斯巴达人打完战役，返回伯罗奔尼撒，修昔底德的记叙又成了干巴巴的了。再如，萨摩斯(Samos)的叛离并不比那克索斯(Naxos)的叛离更重要，但关于后者，作者仅有一句话(98.4)。还有喀蒙(喀蒙跟修昔底德还有血缘关系)和伯里克利的外交政策，都非常重要，但作者没作交待。韦斯特莱克得出结论，“五十年纪”叙事的长短不是由于该事件的重要性、相关性或者内容决定的，而是由作者得到的信息的多少决定的(31)。流放之后，修昔底德从斯巴达一方得到的信息明显多于从雅典一方得到的(32)。
韦斯特莱克最后总结说，作者插叙“五十年纪”无疑是为了支持其关于战争“真正的原因”的观点。没有它，“真正的原因”论证链也是成立的；但有了它，说服力更强。因此，第1卷有这段插叙，却没有“真正的原因”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修昔底德在流放当中写了这段插叙，那么他一定已经完成第1卷。可见，在返回雅典之后、去世之前，修昔底德对第1卷的草稿进行大修大改，或者整理笔记，开始动笔写作全书的观点(如芬利所持)，是不能成立的。可以相信(无法证明)，修昔底德在其流放早期，可能在尼喀阿斯和约之后不久，开始依据笔记，写作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史，包括其原因。也许，他此时发现，如果插叙“五十年纪”，他关于战争原因的主要观点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于是动手写插叙。此后，刚好又有了一个理由，那就是这段时期被史学家们忽视了(33)
1959年，英国学者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es，1910-1990)发表了《修昔底德论战争的原因》一文(34)。这篇文章也是由“修昔底德问题”引发的。他的分析从第1卷有关战争原因的文本开始：
……这场战争从此开始了。(1.23.4)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23.5)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以下就是双方所公开陈述的、责难对方的理由，他们正是根据这些理由撕毁和约和开战的。(23.6)……
这些就是战前双方相互责难的理由和分歧之所在，它们自厄庇丹诺斯事件和科西拉事件始立即出现了。(1.146)
不难发现，23.6即使移走也不会影响整个片段的完整和文意的连贯。“相互责难的理由”这样的话出现了3次(见以上引文的划线部分)。按照“回环体”(35)的格式，23.6的后半句显然是多出来(即1.146回应1.23.5)，由于23.6是作者硬塞进去的，所以不得不把前面一句重复一遍(36)。
“公开陈述的理由”和“不太为人所知的”“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两相对照的，这就让读者期待以下的讨论是关于双方具体争端的，而不是关于战争深层原因的，但是，就第1卷的演说词而言，情况刚好相反。而且，下文(1.88和1.118)又两次提及“真正的原因”。可以说，“真正的原因”贯穿于第1卷。“真正的原因”是对战前50年史事的总体概括，斯巴达对这一事实产生了警觉。而“相互责难的理由”至少从伯罗奔尼撒角度来说，只是雅典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所产生的个别事件，它激起了科林斯和墨伽拉特别的恐惧。由此可见，第1卷中的23.6和88—118与24—87肯定不是同时写的。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这是由于修昔底德把持续27年的战事构想为一场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a single war)就应该只有一个原因(a single cause)。如果一场战争前半段因为某种原因打起来，后半段又由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打起来，那就不能视为一场战争。这一构想应该是在前413年(西西里远征失败)以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在解释阿耳喀得摩斯战争的原因时，赋予了科林斯过多的重要性。所谓“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加上去的。修昔底德还发现，“真正的原因”对于战争的前后两个阶段都说得通，科林斯人的作用在休战期间看得更清楚。科林斯拒绝了“尼喀阿斯和约”，策动阿耳戈斯(Argos)建立新同盟。看起来是跟斯巴达决裂，实际上真正的用意是想改变斯巴达的外交方向，然后加入斯巴达一方。因此修昔底德没有必要改动以前的记载，因为没有矛盾。他没有将第1卷已写好的部分打翻重写，而是增加了23.6和88—118，使得意思更加明显(37)。
在文章的最后，安德鲁斯对修昔底德书中各卷写作时间作了推测：最先写作的是第1卷第23—87章、第119—125章和第139章以下，第2卷的大部分是早期写成的，第6—8卷应该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写成的。在他写作第8卷之前，他形成了一场战争的构想，这就意味着第5卷被当作战争两个阶段之间的桥梁来写。在这段时间，他修改了第1卷，增加了23.6和88—118，很有可能还有126.2—138。有些片段肯定是前404年以后修改的，如2.65，还有1.23.6，但为数不会多(38)。
安德鲁斯的观点与施瓦茨有几分相似之处，应该算作“分离派”。但他认为，修昔底德的思想虽然有阶段性的变化，并没有造成文本上冲突。用他的话说，修昔底德后期的修改“熨平的是表述上的矛盾，不是实质上的矛盾”(39)。这说明他是一个温和的“分离派”。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势头正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怀疑。加拿大学者亨特的专著对修昔底德著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发出了强烈的质疑(40)，她称修昔底德为“The Artful Reporter”，“artful”既有“灵巧的”、“技巧的”的意思，又有“狡猾的”、“诡诈的”等意思。4年之后，她根据自己的发现对“修昔底德问题”给出了新的解答(41)。她首先梳理了“修昔底德问题”的研究史，表示“一体论”的立场稍加修改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修昔底德的著作绝大部分是一个整体。她的研究方法与芬利的类似，即从全书的结构，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概念和表现手法入手进行分析。她要回答的问题如下：修昔底德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是前404年之后写的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时候？那些明显写于前404年之后的片段有何含义？是否有草稿？如果有，它跟现在的文本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作者的第二次自我介绍？为何第5、8卷没有演说词？它们是未完成的草稿吗(42)？
亨特首先搬出其专著中揭示的所谓“logoi-erga联合体”的概念。按照她的解释，这是一种遍布该书的技巧，即首先通过人物之口预言将来的种种行为，这就是logoi(“话语”，logoi是logos的复数形式)，然后这些行为果然一一出现，这就是erga(“行动”、“事”，erga是ergon的复数形式)。这种事前的预见和事后的结果相互支持、强化，于是读者折服于作者概括的真实，似乎是自己得出的结论(43)。对于“修昔底德问题”来说，寻找这种联合体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既然是一个联合体，那就意味着作者写logoi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其后的erga，它们的创作时间相隔一定不远。这种联合体有时是孤立的，如阿耳喀达摩斯在地峡的演说(2.11)。有些辩论中的演说预言了整个时期，如第6卷当中尼喀阿斯与阿尔喀比阿得斯(Alkibiades)的辩论。这些对于判定相应部分的写作时间具有或大或小的价值。
通过分析“logoi-erga联合体”，亨特有力地证明，修昔底德远非是一个让事实自己说话的经验论者，而是带有理论观点的人。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某些模式(patterns)，因此总有相似之处。亨特举出了很多这种相似(parallels)，如阿耳喀达摩斯战争与西西里远征战，其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而且阿耳喀达摩斯和尼喀阿斯在各自的演说中分别预言了这种结局；斯巴达人在皮罗斯(Pylos)战役中的惨败实际上预言了雅典人在西西里狼狈撤退和全军覆没的经历。这些说明二者的写作存在关联。对于人物而言，相似也是存在的。如作为雅典霸权的奠基者忒弥斯托克勒斯、维护者伯里克利与雅典的劲敌叙拉古的领导人赫耳摩克剌忒斯(Hermokrates)，三者均为自己城邦建有奇功，且都是睿智之士，但都一定程度不被同胞理解(伯里克利被撤职、被罚款，其他二人均遭流放)。因此，相应部分的写作也存在关联(44)。
亨特的结论是，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不必等到战后才定型，大概在前413年西西里远征惨败之时，他的思想就发生了转折。再具体一点，就是前410年，也就是赫耳摩克剌忒斯被流放的那一年，修昔底德开始对已经写成的头十年战争史进行全面的修改。草稿是有的，甚至不排除修昔底德已发表了头十年的战争史。第6、7卷写作时间可能比前几卷更早。第5、8卷没有预言后来事件的演说词，可能就是草稿，一直未经大的修改，写于前410年的大改之前(45)。
亨特提出的“logoi-erga联合体”的确有所洞见，但这种联合体没有像她所说的“遍布全书”，因此，对于解决“修昔底德问题”，其用处是有限的。其次，亨特所揭示的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恐怕并不都是修昔底德本人所认同的。如在对这场战争的影响上，皮罗斯战役与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另外，有许多“相似”并非修昔底德的杜撰，因为当时希腊人的思想和行动(包括战争和政治)大体遵循同样的路径，出现大体相似的情形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46)。因此，一概用它们来判定相关部分的写作存在关联也是牵强的。
进入80年代，日裔加拿大学者小西春夫(Konishi Haruo)就“修昔底德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指出此前的研究有两个缺点：一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修昔底德这样一个思想敏锐的人来说，前430至前404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引人注目的事件，他可能不止一次改变自己的想法，因此，不必等到前404年之后一次性地修改。二是想用一把万能钥匙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乌尔里希来说，这就是第二次自我介绍；对于施瓦茨来说，是一位后世编者；对于波伦茨来说，是作者的著史方法(1.22.1)；对于罗米伊来说，是雅典的称霸这个概念。然而，这些研究者忘了打开“修昔底德问题”这把锁可能需要不止一把钥匙(47)。
小西春夫在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存在其他可能的钥匙。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2.35—46)之前和之后，各有以下一段话：
同一个冬季，雅典人依照祖辈的习俗，用公帑为这次战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举行葬礼。其方式如下：(34.1)葬礼举行前三天，搭起帐篷，死者的遗骨都停放于内，每位死者的亲友将自己想送的祭品带给他。(2)……死者的女性亲属在墓穴旁哀号。(4)……葬礼就是如此。在这场战争中，这种习俗始终如一。(7)在此首批捐躯者的葬礼上，克珊提波斯之子伯里克利被挑选出来发表讲话。(8)
这个冬季举行的这场葬礼就是这样的。冬季结束了，战争的第1年也随之结束了。(2.47.1)
前一段话(2.34.1—7)一直被看作是葬礼演说的导言，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且被认为跟葬礼演说一样写于前404年之后。小西春夫分析道，假如拿去葬礼演说，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段话的每一句都能在下文讲雅典瘟疫(前430年)的淫威和它对人们的道德、法律观念的影响那几段(2.51.1—53.4)找到呼应。这里仅摘取几处：
他们一贯遵守的葬礼习俗全都乱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埋葬死者。(52.4)
有的将自家的尸体放在别人垒好的火化柴堆上，然后点上火；有的则带着尸体，将其抛到别人已经点燃的柴堆上就跑掉了。(52.4)
而朋友的亲属慑于这场瘟疫的淫威，对将死的亲人最后连哭都懒得哭了。(51.5)
在其他方面，这场瘟疫也第一次让雅典人目无法律。(53.1)
不难发现，这四句话分别与前文的34.1、34.2、34.4和34.7相呼应。作者明显是想将瘟疫前后的情形进行对比，但由于二者之间隔着一篇光芒四射的葬礼演说，所以逃过了以前学者的眼睛，于是把前者当成了葬礼演说的导言。可以这样推测，修昔底德首先写了国葬和瘟疫，觉得二者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到前404年之后，回头来看，瘟疫比起战争引起的其他巨大变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于是，便插入了葬礼演说，即使破坏了这种对比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修昔底德在其写作的早期和晚期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各是什么(48)。
通过这一个例子，不妨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修昔底德全书各部分写作的先后次序和时间，还不能轻率地说，各种可能的研究方法都已用尽，应该以零打碎敲的方式(piece-meal)，努力积累证据(49)。要得出最终的结论，显然为时尚早。
小西春夫研究的是局部个案，其论证是有力的，由此提出的建议也是值得思考的。
英国古典学家戈姆(A.W.Gomme，1886-1959)曾为修昔底德的著作写了《历史评注》，写到第3卷(50)，他去世了。英国学者安德鲁斯和多弗(K.J.Dover，1920-2010)利用他留下的少量笔记续写了第4、5卷(51)。在第5卷的最后有两篇附录，都是关于“修昔底德问题”的：安德鲁斯写了《不完善的表现》(Indications of Incompleteness)和多弗写了《写作之层次》(Strata of Composition)。
安德鲁斯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突然中断，明显是未完之作。很多地方没有修改到满意的程度，这些地方有省略和不连贯等情况，尤其是第5、8卷。从写作方法来说，是这些地方而不是那些完善的部分能透露更多的信息。因此，有必要逐一找出这些地方，并加以分析。他的结论是，第8卷整体而言写作时间比其他各部分要早，得到信息就写，没等信息搜集完全；搜集之后，就是整理、分类，去掉不一致的地方，统稿，对于从第2卷到第4卷的第101章而言，这一过程将近完成。4.102—5.13是已经完成之作，但有些地方要补充信息。第6、7卷也是已经完成之作(52)。至于第1卷，作者没有过多地讨论，因为多弗写的附录论述较详。
多弗的附录很长，篇幅相当于一本小书。他选取可能涉及“修昔底德问题”的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比如：演说词、叙事技巧的变化、战争的原因等等。他的论述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其中的困难和问题，这符合《评注》之类著作的惯例。其中有一节列出了明显可以判断写作早晚的片段(Early and Late Passages)。比如，修昔底德经常提到“这场战争”，但前后所指并不相同。在该书的前半部(1—5.24)指的是“阿耳喀达摩斯战争”，在此后的部分，则指整场战争，而修昔底德没有意识到这会误导读者(53)。其实，早在20年代格伦迪就发现这个表述中的问题了(54)，多弗对此显然有所了解。这对于判定相应文本的写作次序有很大的帮助。
这两篇附录都是总结性的，标志着“修昔底德问题”的研究至此告一片段。回顾这一段研究史，不难看出，先有“分离派”，后有“一体派”。“分离派”发现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种种差别、分歧、冲突、变化等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处在变化之中，故其写作有阶段之分。“一体派”则认为，修昔底德的思想观点前后并无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在文本上也没有明显的表现，整部著作一以贯之，故撰写于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这两派各有贡献。没有“分离派”发现问题，就没有“一体派”的修正。虽然两派都有道理，但毕竟是有矛盾的，看来“修昔底德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另辟蹊径。
三、康纳以来的新趋向
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耗费了约13年心血的专著《修昔底德》终于出版。引发他思考的不仅有现实问题(两大阵营的“冷战”和美国侵略越南遭遇惨败)，还有“修昔底德问题”。在经历了60、70年代的怀疑主义思潮的冲击后，学术界认识到，“客观性”(objectivity)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难以企及的目标。康纳提出，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客观性”不是一项原则或者目标，而是一种作者立场(an authorian stance)、一种技巧、一种面对读者表达自己的方式。作者可以只叙事不作评价，但其隐含的评价比明言的评价更有力量，故“客观性”是作者用来帮助读者理解其所叙之事的正当合理的手段(55)。可以说，“客观性”所牵涉的不是作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56)。
康纳认为，修昔底德似乎拒绝与读者交流，只要读者服从，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要引领读者设身处地，重新经历这场战争，不要漏掉其中最可怕的情节。他要读者独立作出评判，甚至有时候要读者提出挑战和重新评价。其著作属于论辩之作，有时甚至一改传统看法，它想激发出而不是压制受众的不同的意见。
举一个例子：历史认知的功用问题。修昔底德对此前后有三次表述。第一次是在“考古篇”结束之时：
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的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总是人，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著作还有益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并不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想成为永远的财富。(1.22.4)
仅就这句话孤立来看，似乎表明作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相当自信，相信人有能力识别出历史重演的形式，甚至一定程度上预言事件的发生。但是，修昔底德没有就此停下探索的脚步，他很快开始思考自然对人的干扰，如地震、月食之类，再就是瘟疫。他说：
关于此疫的最可能的源头，以及能够产生如此重大变故的可能的原因，任何人，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将描述其病程，说明其症状。如果此疫再次降临，任何对其症状事先有所了解的人，就不至于毫无所知。(2.48.3)
相比于他对战争“真正的原因”的清晰判断，修昔底德不仅断然拒绝揣测瘟疫的原因，还对其再次发生的预言抱谨慎态度。并且明言，在这种瘟疫面前，“种种人类的办法统统无济于事”(2.47.4)。也就是说，此瘟疫可能再次降临，披览其书，人们也许能够识别出来，但无法治愈。与第一次表述相比，这一次作者的信心似乎大打折扣了。
第三次表述是在科西拉内乱发生之际：
内乱给希腊城邦带来了很多可怕的灾难。只要人的本性不变，像这样的灾难将会一直发生。只不过由于在具体事件上情况有所不同，其程度或重或轻，其形式也有所变化而已。(3.82.2)……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城邦爆发了内乱，后爆发的城邦的人们探听到早爆发的城邦的情形之后，越发挖空心思、花样翻新地谋害、报复他人。(82.3)
如果说第一次表述宣称历史知识的有用和有助于人们对未来的掌控；第二次表述是思想上的抽象(认识到现在与今后的瘟疫的相同之处，但无助于治疗)；那么第三次表述说明，事件重演了，却无望加以控制，了解了过去只会使暴行登峰造极。
这三次表述是在邀请读者加以比较，它们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观点，而是在一步一步递进，引领读者不断深化自己对历史知识问题复杂性的理解(57)。
康纳的这一论点对于“修昔底德问题”意味着什么呢？有趣的是，也是在1984年，康纳为《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所评的是原书第8卷)写了一篇书评。这篇书评几乎完全针对安德鲁斯和多弗的两篇附录而来。康纳指出，他们的观点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修昔底德的目标是写出同质的(homogeneous)文本，因此其著作的所有部分都会遵从一种叙事形式，使用一种叙事技巧；对于“分离派”来说，由于全书遵从一种叙事形式，凡偏离它的就是不完善的，或未经修改的，或后世编者所为的，或者其他解释(58)。而实际上，如前述，修昔底德的目的是要把事件的复杂性展示在读者面前，是要邀请读者作出反应，而不是宰制读者的反应，因此我们不要将这部书的观点概括或者归纳为这样那样几条(59)。这篇书评还反驳了安德鲁斯的关于第8卷写作时间的意见。他认为，第8卷要写的内容很多，作者经过了大量压缩，因此让人觉得很多地方不完善。此卷有些地方暗示，作者知道战后的事情，故此卷有可能作者晚年修改过(60)。
康纳没有否定“分离派”和“一体派”的贡献，但他指出了他们共同的隐含前提，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提醒我们，修昔底德某些文本上的“破绽”其实是作者有意显露，由此判定相应部分写作的次序和时间，就误入歧途了。他还认为有必要专门探讨修昔底德的叙事形式。
关于叙事形式的学问其实早就有了，那就是“叙事学”(Naratology)。其鼻祖是俄罗斯学者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其思想传到西欧后，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首次提出了“叙事学”这个概念。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其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内部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如文本的全部或者部分的作者是谁？写于何时？就是文本的外部问题，往往难以回答；而它的功能是什么？则属于内部问题。
大约20年后，它被引入古典研究领域。英国学者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于1992年首次将它引入“修昔底德研究”(61)。1998年，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学生鲁德(Tim Rood)发表了第一部用叙事学研究修昔底德的专著。
鲁德的著作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对皮罗斯战争的叙事展开了分析，由此引申至演说词的真伪和“修昔底德问题”。史学界普遍认为，前425年的皮罗斯战役对雅典来说是一场大捷，也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之一，但是，修昔底德夸大了运气的作用，如文中提及几个巧合(4.3.1；4.5.1；4.9.1；4.30.2)(62)。鲁德分析道，修昔底德暗示，得摩斯忒涅斯事先是有计划的，只不过延迟交待，到事情发生之时才交待，这种手法在此书其他地方也能找到。士兵们最后心血来潮修筑了工事，但这种冲动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可能是得摩斯忒涅斯的鼓动最后发挥了作用。为什么士兵们开始不听从，后来又听从？为什么将军们容忍这样的行为？这可以从前文(1.70)科林斯人对雅典人性格的揭示得到呼应：雅典人就是那种不安分、自找苦吃的人。将军们最后留下得摩斯忒涅斯，修昔底德没有解释，但他暗示，将军们觉得让其留下是值得的，说不定有所作为。因此，鲁德得出结论：修昔底德并没有把占领皮罗斯视作随意而为的行动，他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雅典人的战略的优缺点，他把焦点放在了斯巴达人对这一行动的反应上(63)。
通过分析斯巴达人的反应和最后的投降，鲁德总结说，对于修昔底德而言，皮罗斯战役的叙事是一系列的令人意想不到：陆军被隔离在岛上，斯巴达的重甲兵反受轻装兵的摆布。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斯巴达人的投降，而不是运气的降临，才是皮罗斯战役叙事的最终指向。这种意外的大捷甚至促使雅典人高估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64)。
修昔底德书中有许多演说词，这些演说与叙事常有呼应，这就使得可信度不太高的演说词更加可疑。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鲁德提醒我们，演说词的功能比起其真伪问题更值得关注。皮罗斯战役叙事中也有一篇演说词，那就是斯巴达的求和发言。作者完全可以写一篇雅典方面的答辞(主战派克勒翁言辞就相当激烈)，但他没写，代之以简单叙述。如何解释？作者在这里有所选择，说明他关心的是演说词的功能，而不是借演说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写这篇演说的目的是想表明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故没有必要写一篇答词(65)。
说完演说词，鲁德又引出“修昔底德问题”。他认为，叙事学在这方面能给我们启发。例如，第4卷有这样一句话：“因为当时作为内陆居民的拉刻代蒙人主要以无敌的陆军著称，而航海的雅典人则在海军上实力超群。”(4.12.3)这句话的“叙事时间”明显晚于“故事时间”，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然看到了战争的结局。皮罗斯战役叙事中陆海军优势的颠倒，到后来西西里远征叙事中再次出现。这里应该是“预叙”(prolepse)(66)。因此，重要的不是问这句话是何时写的，而是问为何要这样写，也就是重视其功能(67)。
鲁德最后说，修昔底德文本中明确标明“早写的”和“晚写的”片段为数极少，而且，由于它们或者修改时被忽略了，或者是后来插入的，因此对于判定更大范围的上下文的写作时间来说，起不了作用。如果我的研究看起来属于“一体论”，那只是说其文本的一以贯之意味着所谓“修昔底德问题”是无法回答的(unanswerable)(68)。看来，叙事学的研究取向不仅没有正面回答“修昔底德问题”，而且提出反问：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回答？
从叙事的形式入手分析修昔底德的著作其实早就有学者尝试了，那就是美国学者德沃尔德(Carolyn J.Dewald)197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69)。30年后的2005年，她以此为基础发表了专著《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一项结构研究》。
修昔底德书中有不少程式化语句(formula)，如“在同一个夏季”、“在同一个冬季”、“在接下来的夏季”、“在这一时期”、“大约用一个时期”等等。德沃尔德正是从这一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入手研究的。她认为，在前十年的战争史中，这些语句既是一个独立单元的标志，又将单元与单元连接起来。一系列的单元构成一年的一个叙事序列，每一年的叙事序列又构成10年的并列结构的叙事。她把这些单元按照复杂程度分为5种类型，前十年的战争史就是由这5种类型的单元像搭积木一样构建起来的。
德沃尔德发现，第5卷的叙事单元不如以前独立，表示程式化的语句大为减少。第6、7、8卷这样的语句难觅踪影，独立的单元几乎找不到了，叙事更加总体化了。只能用“场景”而不是“单元”，这说明修昔底德此时已将这场战争当作整体来看待。
从全书来看，修昔底德用类似日记体记载了战争的头十年，然后一改这种形式，采用更加整体化的、并列的形式记载休战期，到了西西里远征和第8卷，他又抛掉上述形式，用更灵活、更整体化、更机动的形式来强调表面上毫无联系事件之间的关联(70)。这样说来，全书共有3个结构变化的阶段。
在该书的导论和结论部分，德沃尔德谈到了“修昔底德问题”。第5、8卷常常被认为不完整和与其他几卷不一致，只是将笔记连缀起来而已；而西西里远征似乎是最初单独写成，独立于27年的战争之外。她认为，从全书叙事结构的变化来看，第5—8卷毋宁呈现出一种新型的叙事组织，与前几卷很不一样(71)。她还推测了修昔底德写作的过程：修昔底德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意识到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它将如何进行。他着手记载各个地区的事件，但不清楚它们是否会导致后续的重要进展。那种类似日记体形式对于这一阶段就很适合。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复杂化，事件之间的重要联系反复出现。作者逐渐认识到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件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于是，所有这些事件属于一整场战争的想法产生了，这是最重要关节点(72)。德沃尔德承认她的研究回答不了“修昔底德问题”，因为前十年战争叙事是一种并列的叙事单元，使得作者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很容易根据后来的事件回到某个已写成的部分，对其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的修改，而有些部分却可能始终未改(73)。而且，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修昔底德为何不将战争的最后6年写完(74)。至于第1卷，其导论部分很可能构思较早，也有可能最初作为阿耳喀达摩斯战争的导论所写，但其最终版本一定是过了很多年后作了实质性的修改的(75)。
2008年，一部新的《修昔底德评注》出齐(76)，这是英国学者霍恩布洛尔以一人之力完成的，而且内容比戈姆等人所作的《历史评注》更广泛，包括文本校勘、考证等。霍恩布洛尔在第3卷的总导论和后面的评注中(尤其是对8.45.1的评注)，表明了对“修昔底德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二部分(5.25—8.109)是一个整体，写作时间晚于第一部分，对于这部分，“分离论”是错误的，即使是安德鲁斯那种温和的形式；而且，安德鲁斯关于第8卷写作时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认为，康纳1984年的专著是一大转折，而德沃尔德的观点对“一体派”来说是一个挑战：如果说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他就不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后不久开始写作全书，因为只有作者写作的时间足够长，其方法才会发生激烈的变化(77)。
四、几点思考
以上回顾了160多年来“修昔底德问题”的研究史，它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第一，修昔底德如何写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这场战争绵延了27年之久，而作者观察、记录、考证、写作、修改等等又花了近30年之久。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者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不可能一成不变，肯定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如果作者在战争结束后下笔成文，或者虽然早就动笔撰写，但有充足的时间修改、润色，以最后的认识统稿，那么这一过程在文本上就没有表现了，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关键是文本上确有“阶段说”的蛛丝马迹。如何解释这些蛛丝马迹，“分离派”与“一体派”各执一词。“分离派”试图确定各卷甚至每一卷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把它们与修昔底德的认识过程挂钩，认为这才彻底解决了“修昔底德问题”。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但是作者在认识深化后，随时都有可能修改前文，以求前后一致，故有“一体论”。因此，“分离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体派”则是对其的反动。它们各有贡献。康纳以前，是可以这么概括的。
第二，在“分离论”与“一体论”之争难解难分之际，康纳提出了一个它们未曾想到的问题：文本的同质性(homogeneity)。他的意思是，作者不是单独面对事件，而是带着读者一起面对事件。他只是历史事件的探索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仅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叙事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故文本不是同质的，简单地说，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前后风格不一致。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故指明了新的研究取向，即研究叙事形式。
第三，鲁德说“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只是搁置了这个问题，而没有取消它。未来的研究既可以用传统的方法，从文本分析入手，继续讨论局部的写作时间的问题，也可以运用新兴的理论，讨论那些“可以回答的问题”，像鲁德那样反过来揭示这一问题的性质。不管怎样，这个问题的存在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