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传统的中国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就同该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构成了研究中国的底色。中国与世界是何种关系？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久不断、常议常新。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性命题。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和国际格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成为了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构成了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第二，在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新冠疫情为变局增添了新的变量，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仅引领着当下经济表现及政策安排，也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疫情纳入视野，从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动角度加以讨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国际关系的变化。疫情影响的并不全然是经济，经济问题仅仅是理解世界问题的一个线索。疫情引领了经济变化，经济变化诱导了其他变化，理解经济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关系和世界变化。

一、对疫情的经济学理解

20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性衰退，是继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于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为核心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危机，本次疫情引发的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是百年以来未曾遇到过的危机。疫情不仅从外部冲击着经济，而且内生于经济活动本身，已超出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济危机中找到答案线索。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但是冲击通常是偶发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暂的。当冲击过后，经济会回归正常轨道。与此相对应，国外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内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过剩就成为周期性现象。再如，在当代经济中，以杠杆伸缩为标志的金融周期也成为常态。而人类经过长期经济活动实践，已形成了控制办法，至少是找到了应对思路。前者表现为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后者表现为以控制杠杆率为核心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它伤害的是人。当人类遇到生存与毁灭问题，且当下迫在眉睫时，问题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它有两层相辅相成的含义，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是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基本生产要素，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意义。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伤害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当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自然进行时，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丧失了意义。由此，使深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意义走到了前台，不能把劳动力再生产视为一个只要给足薪酬就能生产的确定性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过程。换言之，只有加以干预、控制疫情，才能稳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条件，才有经济活动的可能及意义。它改写了经济学的前提，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这意味着抗疫不仅内生于经济活动，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经济政策，由此诞生了新冠疫情经济学。

在疫情经济学下，我们考量问题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在疫苗和特效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物理性隔断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疫苗反而变成了物理性隔断的辅助措施。然而，经济活动是需要互联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互通是世界规模的。于是，两者之间形成了悖论，这种社会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变成了抗疫政策的代价，由此产生了政策决策的艰难性。抗疫还是经济增长成为眼下必须要做的抉择，犹豫不决由此而生。犹豫不决不仅会导致抗疫政策执行困难，甚至会错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来，疫情蔓延终究会影响经济，经济政策还是要服从于抗疫大局，成为从属性的政策安排，表现为疫情期间的经济政策方向就是对冲经济衰退，它构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手段就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但是，第一个悖论导致了第二个悖论的产生。疫情尽管同时影响着经济的供需两端，而随着疫情的蔓延，供给端因停工停产而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需求端。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需求侧改革，其手段是以总需求管理为目标的。这种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对冲因停工停产引发的供给端下降，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极度扩张，而经济衰退依然存在。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在新的悖论下，人们发现抗疫经济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短期总需求下降，更应关注长期供给能力的维持。换言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由此变为以抗疫为主的纾困解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基本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纾困，保留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维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时传统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变为以纾困为主的抗疫经济政策。

从疫情发展可看出，疫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各国疫情发展的区别仅仅在于正态分布形状的不一致。从政策制订的角度讲，如果疫情服从正态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随着这一正态分布的阶段变化而进行重心的调整。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时，不惜代价控制疫情是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二阶段是纾困，当疫情蔓延并走向高峰时，为了避免对经济社会的过分伤害，需要铺上安全垫，对弱势群体、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帮扶。纾困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三个阶段是重启，当疫情得到控制并基本平复后，重启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重启既包括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恢复，也包括以规则为中心的制度重建。经济重启后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常态。需指出的是，政策逻辑是随着疫情的演变而演变的。这是因为疫情对经济表现起到边际引领作用，使经济政策基本处于被动应对地位，视疫情变化亦步亦趋，相应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状态：一种是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按照预期的正态分布发展，经济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个阶段进行安排。另一种是非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控制，超出人们预期，原先设计的政策工具箱开始见底。而一旦抗疫经济政策弹药耗尽，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统性，不再是整体、连续、协调的状态，而变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可捉摸状态。

综上，从抗疫整个逻辑来讲，缩短疫情的持续时间是保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把全球现有的抗疫模式总结基本分为三类：

一类是区域阻断式空间遏制。以东亚地区为代表，中国最为典型。基本特征是，在疫情单点爆发的初期立即空间阻断，避免向全国蔓延。与此同时，操作非疫区医疗资源到疫区扑灭疫情。其优点在于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缺点在于经济短期下降幅度比较大，甚至有脱轨的风险。但疫情一旦控制，V型反弹的概率也比较大。

第二类与一类模式相反，即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瑞典曾经倡导自愿原则，不进行社会性的强制隔离。该模式的好处是经济短期受影响较小，但长期后果难以预料。事实上，2020年下半年，瑞典也开始抛弃这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可称之为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现在逐渐变为主流。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通过阶段性的隔离和放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衰退之间寻求平衡。从目前情况看，该模式实施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对阶段划分以及强制割断政策力度掌控不力，容易造成W式摇摆，甚至有可能造成失控，从而使经济衰退时间更长，复苏更为艰难，使经济呈现为L型或U型走势。从全球来看，疫情发展到今天，使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逐渐成为全球主流抗疫模式，它是在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做一个权衡。如果不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出现很高的峰值，如果采取以隔断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变成一个平缓的正态分布。在经济方面，如果不采取任何的宏观经济措施，经济衰退也会在短期内达到峰值，衰退深度会比较大。但如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由于公共卫生措施与经济衰退在短期内存在替代关系，需要在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之间进行平衡，两者间的均衡点就在公共卫生系统负载量上，即不出现因疫情严重过载使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的现象疫情。在公共卫生负载量之下，不需要采用过度强制性的隔断措施，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从而经济衰退也就不是很严重。这就构成时间缓和抗疫模式的框架，其核心是平滑峰值，不仅仅是疫情峰值，也包括经济衰退的峰值。由此，平滑实际上是在时间轴上拉长过程，以疫情持续时间为代价，在避免疫情过分严重导致生命损失的同时，避免衰退过分严重导致的经济损失。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均衡，以公共卫生负载量为均衡点的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的权衡，成为疫情经济学的出发点，构成抗疫政策安排的逻辑。当前，疫情的发展趋势仍然令人担忧。虽然疫苗在大量投入使用，但疫情仍在快速流行，加上病毒又在发生变异，疫苗的使用效果还有待于观察和检验。这意味着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全球疫情还会延续，全球经济还会处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

二、疫情仍在引领着全球经济表现

理论是理解现实的钥匙。疫情经济学告诉我们，疫情与抗疫政策、经济表现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2020年疫爆发后，经济开始下行，需要推出以纾困为代表的对称性经济政策，并随着疫情严重而加码。当疫情逐步缓解、经济开始稳定时，需要酝酿推出疫情结束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所做的对2020到2021年全球GDP的预测，就是这样一种镜像关系。这种镜像关系在中国的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将2020年和2021年做对比，会发现同样的逻辑存在，疫情蔓延、经济下行，经济政策要纾困，等到疫情缓解、经济开始上行时，经济政策要退出，也构成了一个镜像，并特别明显地体现在2021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上。去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为-6.8%，今年一季度预计会达到20%左右。

这种镜像关系在2021年否能依然成立呢？如果疫情蔓延，会不会造成新的更大衰退？而应对衰退就需要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意味着继续饮鸩止渴，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利率继续下行，现在西方国家利率已经变成0了，如果进利率进一步下降就会变成负值。两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如何？确实成为经济学的难题。大家经常提到的现代货币理论，其实在20年前就已提出，但在疫情冲击下才大行其道。该理论的要点之一就是在主权货币条件下，财政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变换，表现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货币化。目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国债融资，而在疫情冲击下，市场普遍缺乏资金，买单者就成为了中央银行，就是俗话所说的中央银行通过开动印钞机印钞票、购买国债支持经济复苏和支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货币大幅度放水，后果确实难以预料，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大幅波动的风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最近提出警告：今年很可能出现新的金融危机。因此，要高度关注今年尤其上半年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中小企业将更为困难。

作为这一现象的综合表现，全球经济复苏仍处于不确定中体现为美元在疫情中动荡下行，并预示着美元开始步入下行周期，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特里芬难题。传统的特里芬难题是指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时，国际收支对外必须要保持逆差，但国际收支常年逆差一定会造成这个货币内在价值趋贬，而不稳定的货币又难以持续充当国际货币。但目前情况使美元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变成了新型，美国GDP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美国债务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此时美元的稳定性就变成一个世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寻锚”的新时期，需要寻找新的“锚货币”来稳定全球经济与金融，不仅使美元走势区别于过去发生过的传统周期，而且可能是持续下行。它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从而加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贸易的低迷困局。

在新冠疫情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到世界经济低迷状态并探讨它的原因，核心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减缓，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全球人口的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和参与人数均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似乎并没有想象那么快，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下降。所谓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速在始终减缓。纵观当前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可能延续2008年的经济低增长，未来刺激经济并保持杠杆不崩断，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低利率维持的时间取决于通胀，全球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间没有出现通胀，未来出现通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变成低通胀。

同时，全球经济还出现了三个新变化：一是世界经济南北的格局正在改变。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东转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二是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酝酿着新的技术进步。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是与物体物理移动速度相关的科技革命。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来看，速度是核心。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火车取代了马车，速度的提高使机器制造代替了手工制造，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工厂制度成为区别于小农经济的新的制度安排；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出现，使速度有了更大提高，有了汽车和飞机，而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出现了工业化趋势，并从原料到市场对全球经济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工业化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出现了重化工业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围绕着通信产业和电子工业的产生，不仅提高了信息的物理传输速度，也为传统工业进行了赋能，使其生产加速、同时更为精准，出现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今日的经济全球化。目前，我们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但已到了末期。展望未来，速度提升的希望在哪里？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观察，金融市场看好马斯克，因为他的龙飞船代表了一个新的速度，是脱离地球的速度。同时，要保护我们的家园，绿色发展成为保护家园最重要的命题，绿色经济由此成为技术进步第二个新趋势。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技术进步的一个新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政府宣布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与此相关的一组新产业，如清洁能源、智慧电网、储能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等，将会涌现出来，成为新的朝阳行业。初步测算，如果到2050年，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以下，中国相关的投资就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以上。国际能源署估计，能源结构的转变将在2050年为全球GDP增加100万亿美元。目前，低碳技术正现实地引领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使低碳经济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三是世界格局正酝酿着新的秩序安排。过去几年，全球贸易使人们看到基于单边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国际经贸体系必将重返多边主义，而最近签署的亚太15国组成的RCEP以及中国欧洲投资保护协定（BIT）使人们见到了曙光。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和过去的多边主义又不一样，从国际经济贸易角度观察，新多边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从过去关境间减少关税壁垒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的所谓自由贸易，进入到以关境背后条件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秩序安排。在新的秩序安排中，南北差距持续缩小，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将会得到进一步倡导。

由上，全球经济中心正在继续向东移，绿色发展助长全球经济增长，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构建之中。

三、疫情下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及趋势

世界经济正在分化中。中国经济因疫情控制得较好，经济率先复苏，而世界经济的复苏迟于中国。疫情如果继续严重，中国疫情又得到相对好的控制，世界经济分化会更严重。目前，从GDP、就业和出口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供给端的恢复好于需求端，二是在需求端的恢复中，投资的恢复好于消费。由于消费是过去几年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尚未回到过去水平，意味着需求依然在恢复之中，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常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国出口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无论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还是中国出口的增速都出现了超预期，而且在中国的贸易差额中盈余，即顺差也在上升。

从产品的角度看，尽管所有产品的出口都在恢复，但有些表现更为突出，如专业设备、通信设备、电器设备、家具、服装等。原因在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供给端受到了重大冲击，停工停产，而消费是刚性的，只好从中国进口，使中国出现了出口超增长预期。这是世界经济分化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改变了国际贸易态势。

从国际贸易态势看，中国这一超预期的出口增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世界来看，由于疫情下发达国家停工停产，供给减少。同时又要纾困，特别是对脆弱人群进行财政补助，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长，从而刺激消费增长，扩大消费需求，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转好。这虽然是暂时的短期因素所致，但如果疫情持续蔓延，这一短期因素可能会拉长，至少2021年在疫情笼罩下的世界，这一因素还会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善的一个国家，经济具有韧性，从而对全球纾困具有高度的支持性。在疫情下，很多产品表现出逆市上扬的态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所有的发达国家尤其对美国都出现了出口替代。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份额都比2019年的16.1%有所提升，在二季度后份额平均提高2.3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讲，疫情下中国出口的政治，实际上是从物质产品上支持了经济全球化，既体现了中国担当，也预示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从中国经济的韧性上看，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中国全部拥有，并且许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这些优势仍可以维持，甚至有些将变成永久性的竞争优势。换言之，疫情后中国的出口份额不仅会维持原有水平，还会有所提升，预计还会提升0.6个百分点。

国际贸易态势变化的背后是世界经济的分化，而在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所表现的持续增长。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是迈向现代化的起步之年，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是未来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新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都有提高的可能性，成为支持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我们曾经预测，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平均增长速度在5%左右，高于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左右的一倍以上，中国经济有望在2035年前赶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疫情的冲击又使上述预测出现了新的变化。疫情影响使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了3.5%，而中国经济又增长了2.3%，中美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67%上升到2020年的71%左右。考虑到美元汇率的变动，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还会进一步升高。很多国际机构预测，如果以现在的美元变动趋势推测，很可能中国GDP增长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表现为两点：第一，2020年中国是世界唯一正增长的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00万亿，成为疫情下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疫情笼罩下的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且也在国际贸易层面以实物满足世界需求，支持全球抗疫。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所在。第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引领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集中反映在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竞争上。美国是守成的大国，中国好似崛起的大国，彼此对国际治理的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等，都与两国GDP的增长快慢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相关。对其他经济体而言，直接涉及到未来选择，即“选边站”问题，从而备受关注。换言之，世界经济格局由此会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为世界经济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经济崛起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变化。中国经济崛起不仅仅是GDP的一维增长，而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2000多年前，中国农耕文明已走在世界前列，源远流长。然而，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演化到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经济迅速衰落，社会衰败、经济凋敝、民主贫困处处可见。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7.5%，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贫困，贫困不只是贫的问题，还有困的问题，在经济学上表现为普勒斯顿曲线，即经济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强相关关系。人均预期寿命是很重要的指标，它不仅体现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体现为疾病防治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从而使得预期寿命的延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9年，中国人口为14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在全球实现了告别绝对贫困的国家，具有划时代世界意义的成就，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消灭贫困的任务。目前，中国贫困标准是以2011年不变价人均年收入2300人民币确定的，按现价来说到2020年约在4000人民币左右，按现今汇率大概是600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2010年定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人天的标准。中国已经告别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减贫人口占到世界同指标的80%以上，是我们这代人最值得欣慰自豪的一件大事。从未来看，目前中国大概有4亿人口进入中高收入阶层，到2035年如果中国GDP再翻一番，中国人均收入再翻一番，中高收入人群将有8亿到9亿人口，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中等以上收入的高收入社会。而“十四五”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何为改革？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何谓开放？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在过去四十年，中国以更大规模再现了亚洲增长模式，在加速产业升级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从成果来看，高速增长的结果表现在价值形态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表现在实物形态上，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中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微乎其微，但目前已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三大节点之一，而且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超越美国和德国这两个节点，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由此深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产能面向全世界，加入全球的分工，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各有特点的三个板块：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以低成本劳动力形成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在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分享了全球红利，也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因其低成本制造，不仅满足了世界需求，而且有力拉低了世界物价水平，这是全球在本世纪以后很少出现通胀的重要原因。

二是资源能源出口国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形成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强劲需求，引领并带动了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不仅使这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量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在能源和资源物理层面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

三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一竞争优势也展现于中国，例如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用金融和创新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也为全球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创新支持美国消费经济的扩张，客观上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创造了市场机会。当然，这种金融创新在使美国出现了所谓寅吃卯粮和透支未来的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金融的片面发展使美国经济“空心化”，出现了所谓“锈带”问题，产生了美国社会与华尔街“一对九十九”的对立，种下了美国社会今日撕裂的种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板块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新模式的同时，又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全球经济是循环的。尽管在物质形态中，发展中经济体对欧美顺差，但是顺差最后都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了货币与商品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以中美之间最为突出，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一大目的地，但中国对美出口的顺差几乎全部返回到美国，变成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资金来源，这表明经济的全球循环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世界经济在相互依赖中发展，中美两国也不例外。

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产生的全球经济循环也带来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全球经济不平衡。自关税贸易总协定在1995年变成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WTO以后，全球贸易顺差分布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发展中国家顺差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逆差占GDP比重均持续升高。全球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背后透视出来的是全球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提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持续减弱。于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实际上是全球的投资、储蓄及消费间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投资过少，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过多、消费过少。

全球经济在不平衡中是难以维持的，构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全球经济再平衡就变成了一个必然选择，成为20国集团成立的背景。20国集团自一建立，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的任务。其中，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超过本国GDP的4%，成为不成文的全球再平衡共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中国在2007年的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为9.9%，但到2019年顺差占GDP比重只有不到1%，2020年是特殊情况，顺差占GDP比重又有了上升，但总体来看顺差占GDP比重在下降之中。

由上，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并逐步升级，有愈演愈烈之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经济上看，涉及对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同。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二次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与战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不同，它是以规则治理为基础、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治理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不仅避免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市场的世界大战，而且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持续移动，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今日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但是，这一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基础优势，也存在系统性缺陷。一是单向性。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圭帛，并不容挑战。一切偏离这一经济现代化的努力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是“另类现代化”，至少丧失道义的正当性。二是不包容性。与上述单向性相联系，其治理规划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具包容性。任何不如意的“离经叛道”行为都需要通过制裁来规劝，甚至通过诸如断绝经济来往的威胁来强力纠正。这一治理体系缺陷在战后南北差距较大的时期就已存在，但尚可忍受。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南北差距在GDP意义上已经消失，使这一治理体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于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四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当其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担当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上适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于2017年联合国第71届联大接纳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包容。显然，这有别于单向且不包容的传统理念，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背景。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无论基于双边还是传统多变的单向性的国际治理理念出发，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崛起会使世界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吗？所谓萨缪尔森陷阱是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他首先是针对中国，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候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候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却只会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本来可能已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个国家，该认识颠覆了传统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经济体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可各自获利。但是，现在中国是在高中低的各个层次产业都展现了国际竞争力，不仅具有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且具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产业链。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不仅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挑战，冲击着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出现了不公性。

所谓自由贸易是二次战后形成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冷战结束后，随着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一致性的体制安排，贸易和投资也有了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于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转变为WTO，投资自由化，但其与贸易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仍与关境相关。所谓公平贸易不仅涉及关境间，而且涉及关境后,其诉求是关境背后的条件对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该诉求的体现。公平贸易不仅是对原来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改变，而且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产生这个挑战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困惑和认知困难。

如前所述，现有的世界经济的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资本，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然而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一方面中国仍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及资本，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劳动，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矿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资本，又表现为一个发达国家。于是“中国究竟还发展中国家吗？”，成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加入经济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改变着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针对传统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缺陷，中国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一带一路”的新治理理念，这不仅与传统治理理念有冲突，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为何物”的困惑上，这无疑是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需要承担“世界历史民族”责任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拷问。而中国正以努力创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回答着逐一问题。

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的提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既是世界规模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又是一个世界规模产品需求者，成为一个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市场。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经济的正增长，又为全球提供了最大的投资市场，不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创新高，而且证券投资中国方兴未艾。它构成了中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理由。通过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中国市场就会持续扩大，中国经济不仅能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而且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带动外循环，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拥抱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其经济含义实质上是世界市场转移之争。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为世界所共享，将会引领中美战略博弈，并不必然导致唯一的零和结论，相反会出现其他解的情形。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内循环引领双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恰恰是化解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只有双循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双循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这就是双循环战略提出的世界历史意义。

未来双循环如何发展？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既打下了可靠基础，也提供了可靠经验。如前所述，改革使中国工业化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并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未完结，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断。虽然，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60.6%，距发达国家平均75-80%的水平尚有距离。按照过去十年的经验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可维持15年以上的较高增长。

同时，我们注意到半城市化的问题。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仅有2/3是常住居民，其他1/3是农民工，涉及人口为2.8亿。从收入和消费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收入70%来自城市，其中50%是务工收入，还有20%是城市转移收入，比如种子补贴、化肥补贴等。城市收入超过70%，但是在城市的消费可能只有30%。中间的差额基本用在了宅基地上住房的修建。因此，农民形成了有宅基地的住房财产，但没有就业机会，还要出来打工，形成了有财产，但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辅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改革使农民工不仅有务工收入，而且有财产性收入，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素配置中最核心的问题，成为“十四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签署RCEP，并积极推动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也提出对加入CPTPP持开放态度；在欧洲地区，中欧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这些都成为中国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新起点。其中，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又成为重点。于是，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一样，需要通过新的开放培养服务产业竞争力，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新的试验田尤其值得关注。在2020年6月1日颁布的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将海南打造成“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使海南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前沿地带”。海南自贸港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行新的开放，以新的姿态拥抱全球化。

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