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飞宇的小说总是会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在一个个小人物为生存而搏杀的血淋淋的伤口里，透视还原生活的样貌以及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无论他所面对和感知的世界是高尚低俗，他都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面貌，包容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他的小说创作彰显出作家努力使文学与生活“互文”的精神气质，也让我们在文字里听到杂糅的声音、炫舞的色彩和感觉的意象。这是叙事文学中较高的修辞境界，令人再次感受到那种向古典精神致敬并与现代进行奇妙对话的冲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伦理;伤害;诗意;“俗骨”
一
毕飞宇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孤岛》，发表于1991年《花城》第一期。此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浪潮正在悄然隐退。所以，当毕飞宇1994年发表短篇小说《叙事》时，编辑黄小初不无惋惜地感慨：“飞宇啊，你生不逢时啊，你要是早个五六年写出《叙事》就好了。”①黄小初对毕飞宇的感慨被评论家陈晓明做了学理化的命名：晚生代。“晚生”之“晚”是相对于先锋而言的。陈晓明说：“‘晚生代的含义不妨简要地理解为：主要是晚于‘先锋派出现，艺术高地和文化象征资本被先锋派占据后，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的一批作家……，‘晚生代契合了回到现实的潮流”。②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渐次深入，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的强烈撞击下，社会生活和社会价值观念在过山车般的盘旋跌宕中起伏不定，由此呈现出无限丰富的社会景观。面对复杂、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生活，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都纷纷从先锋的巷道转入现实的道路，毕竟，“先锋派作家处理不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几乎是一种共识。”③而没有搭上“先锋快车”的晚生代作家，更是急需找到跨越先锋作家的现实主义路径。
就毕飞宇而言，他在经历了反复的艰难摸索之后，选择了写实主义立场。他的选择一方面是对时代的呼应，“当时文坛开始时兴一个词叫‘后撤”④;另一方面，也缘于他自身文学观念的嬗变。毕飞宇从骨子里热爱理性思辨，他曾谈到年轻时读梅特林克《青鸟》带给他的惊喜，“我热爱这些理念，它们让我着迷。”⑤所以，初入文坛的毕飞宇，一度徘徊于形而上的空间。他自称自己早期的创作是“闭着眼睛”写作，“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历史、终极”，他说：“反正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现实的东西，日常生活那就更不用说了”，“老实说，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的骨子里是痛苦的。”⑥然而，蜕变之后，“日常生活”却成为毕飞宇小说世界里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开始以最朴素的姿态贴着地面凝视和关注生活，将目光聚焦到挣扎在时代变化当中的一个个小人物，也许这些人物并不具有典型性，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这些小人物确定了生活的本质。他们的生活境遇，存在样态，喜怒哀乐，还有他们追求的幸福和理想，汇总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我们这个时代的完整的生活画卷。所以，毕飞宇说：“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从哪里理解？从日常生活这个层面理解……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⑦当然，他叙写世俗，却不沦陷于世俗，而是时刻将理性和伦理的思考深入到生活的细部，包括幸福、善恶、爱、自由、尊严、正义、公平等等。也就是说，毕飞宇写实主义创作的坚实内核是基于伦理意义上的人性思考。毕竟，与日常相伴的就是伦理。刘小枫说：“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識，考据各种生命感觉的独特意义。”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毕飞宇叙事伦理是要从个体独特命运的偶然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
同时，毕飞宇总是会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翻腾出有温度的细节，来书写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张学昕在谈到毕飞宇时曾指出：“（毕飞宇）常常从一个从容、节奏舒缓的叙述开始，缓缓地扎进生活深处。从容地咀嚼或吞吐现实生态的龃龉，生长延展出强大、鲜活欲滴的枝蔓。人文的情愫，被牢牢地嵌入叙事的草地上。在叙述上，看似用力均匀，但无法掩饰那种对现实锐利、直面的压迫状态。有时，他也常常故意‘压迫故事或情节的形状，以柔美式的叙事掘进，简洁地白描生活原点的恍然。”⑨可见，注重细部修辞的力量是毕飞宇写实主义的根基。他在一系列生活的细部去打造“被伤害和侮辱的人们”，并投注以悲悯的目光。正因为如此，日常便有了高度，也有了诗意。由此看来，毕飞宇亦有着诗人般的观看和聆听的能力，拥抱世界以及被世界拥抱的能力。无论他所面对和感知的世界是高尚还是凡俗，卑微还是低俗，他都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平静和美好，愿意包容这个世界和人性的神秘性。他找到了进入人性的密钥——诗性与情感，这是诗学的境地。既然要表现情感，就需要处理经验世界，就要用最细微的感情把握生活的玄机和妙意。一句话，一个好的小说家需要对文本有妙手天成的能力，毕飞宇做到了。
二
毕飞宇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曾说：“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简单地说，伤害。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⑩的确，毕飞宇的小说总是会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在一个个小人物为生存而搏杀的血淋淋的伤口里，透视还原生活的样貌，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他的小说世界里没有大开大阖的刀光剑影和你死我活，却处处绵里藏针、勾心斗角，犹如一处不动声色的沼泽，貌似平静，却可能随时爆发吞噬人的恐怖力量。
毕飞宇尤其擅长书写女性。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我们常常会看到女性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和相互践踏。玉米和玉秀，玉秧和庞玉华，筱燕秋和李雪芬、春来……她们如同前世的冤家，仿佛只有厮杀、博弈才能证明她们的存在。实际上，关于“同性相杀”的母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比如，苏童就可以称得上是“红粉杀手”。《妻妾成群》《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中一个个女性的厮杀，其惨烈程度绝不逊色于玉米们。然而，与毕飞宇不同的是，苏童常常将女性置入抽空了历史的竞技场，让她们在裸露的人性中展开博弈，让“性恶论”成为支撑博弈的渊薮。我们看到，颂莲内心的“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步入陈家大院的那一刻起她就如同一个斗士。她毫不留情地干掉曾经鄙视她的雁儿，剪破卓云的耳朵。尽管最终她是一个失败者，但她并不善良温婉。为了生存，她与其他四个女性相互攻讦，骨子里透出残忍、阴毒和冷酷。同样，住在简家酱园楼上的简氏姐妹和楼下的三个女店员，将自私、冷酷、庸俗、市侩、淫荡等人性的弱点散播在小楼狭小的空气里，发霉的酱菜和那些掉入酱缸里的苍蝇，成为这些女性丑陋人性的象征。而娴、芝和箫三代人更是以同性间的相互践踏解构了母女之间的血缘亲情。显然，苏童笔下的女性战争源自于先验性的人性之恶。他是要通过这些“恶之花”去唤醒女性自身的内省。
与苏童相比，毕飞宇是由外而内去挖掘女性战争的悲剧根源。从日常生活入手，在世情伦理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言说伤害与受难母题。在他看来，“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反而是人的‘关系。‘关系才是前提、根本。”11那么，人与人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活在世界上，自然和这个世界就有了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感觉和判断中。因为是‘我们的感觉和判断，这一来就有意思了……所以，可供所有人信赖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一个人构成了一种关系。”12正是基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毕飞宇常常在文本中设计一对相反相成的人物，让她们以互为镜像的关系去呈现伤害，从而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营造出“他者即地狱”的现代性批判。
“玉米三部曲”是毕飞宇“关系理论”成功的艺术实践。三部小说的叙事线索围绕着玉米与玉秀，玉秧与庞玉华之间的博弈展开。从表象来看，玉米与玉秀厮杀是出于同性之间的妒忌。玉米最看不惯的就是玉秀的姿色和风情，而“玉秀仗着自己聪明，又会笼络人心，……还有一点相当要紧，玉秀有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皮肤也好，人漂亮，还狐狸精，屁大的委屈都要歪在父亲的胸前发嗲，玉米是做不出来的，所以父亲偏着她”13。可以说，玉秀是家里唯一不服玉米管的人。两人如同前世的冤家，“一直绷着力气，暗地里较足了劲”。玉秀出事后，玉米领着她出去见人，玉秀“对玉米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感激，却又夹杂了一股难言的恨。”玉米永远是压在她头上的一顶帽子，遮蔽着她应有的光亮。所以，她会不失时机地与玉米的继女郭巧巧结盟，去对付自己的亲姐姐。
然而，细究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玉米与玉秀的较量不是发自人性深处的暗黑力量，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认同。玉米深谙乡村伦理和家族宗法制度，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从小就密切关注家族生命的裂变与衍生。在她看来，她的天职就是持家，就玉米而言，她的道德标尺是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她不允许任何人损害家族的利益。因为父亲王连方与村中多个女性有染，“她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她像一个“老到的母亲”抱着弟弟小八子挨个到与父亲上过床的女人家门口，去“替母亲争回脸上的光”，“更有一种树立人生典范的严肃性、迫切性”。王连方东窗事发被组织双开，家庭迅速破败，玉米无情地被飞行员未婚夫抛弃，玉秀、玉叶被村民轮奸。在一系列厄运面前，玉米没有颓唐，她主动担负起了重振家业的重担。但是，如何重振呢？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语境中，权力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悲剧，让玉米只能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重振家业。她让王连方给她“说个男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她要用青春的肉体为家族换来体面和荣耀。为了家，她能够承受任何屈辱，包括身体的与精神的。玉米的付出换来了回报，她成功地给县城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填了房。当玉米“腆着大肚子”回到王家庄的时候，庄上的人们意外地发现，玉米一家的“人气一下子就蹿上去了”。所以，对玉米而言，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她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家的家长。
玉米与玉秀矛盾的直接源头就是对家长身份的认同问题。玉米在承担家长责任的同时，也要享受作为家长的权力，这也是家国同构文化彰显出的权力的广延性。而玉秀却偏偏要挑战这种身份和权力。她是叛逆的，她从未留意过家族的荣誉，她要靠着“狐狸精”的本事掌控自己的人生。這无疑触犯了玉米以及她所信仰的传统宗法伦理。传统道德典籍中对“红颜祸水”的既定认识，将美与恶做了形而上的捆绑，女性的美丽总是潜藏着危险与罪恶。所以，“狐狸精”是家族文化中破坏家庭和睦的渊薮。这就意味着，玉米的权力是管好家并清退“狐狸精”，从而建构和谐的家庭。在此意义上，玉米和玉秀就成为宗法制度下的一对“天敌”。在玉米那里，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家族利益。所以，玉米与玉秀之间的相互伤害，从根本上讲述的是传统家族文化对人性的戕害。
如果说，玉米和玉秀是传统宗法伦理制度的受害者，那么，走出王家庄的玉秧则完全摆脱了家族制的束缚，但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玉秧遭遇的竟然还是玉米和玉秀当年的故事。玉秧靠自己的本事进城上了师范学校，走出了王家庄，成为家族的一个“逸出者”。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像玉秧这样，个人从家族逸出的例子屡见不鲜。鲁迅早在1923年就提出过“娜拉走后”的问题。无论娜拉的结局如何，一个又一个出走的娜拉不断地穿梭在现代文学史中。到了当代，“乡下人进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娜拉故事的新的衍化。这些逸出乡村走向城市的乡下人，面临着诸多的人生困境。就玉秧而言，她要面对的“天敌”竟然同样是从乡下上来的同学庞玉华。按道理来说，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姑娘应该抱团取暖，在城里找到自己的一片生存土壤。然而，恰恰是因为“同病”，让两人沦为了“今世的冤家”。或许，身份认同是乡下人进城后内心中最隐秘的痛点，只有摆脱“乡土气”，才能获取城里人的尊重。正是基于此，玉秧和庞玉华将同性厮杀转化为“同类”厮杀，完成了触目惊心的关于“他者”的“地狱”想象。
刚进城的玉秧简直就是一只“人畜无害”的丑小鸭。她“身体矮墩墩的，很结实……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玉秧没有任何特长。学习还行，别的都不怎么样。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14其貌不扬的玉秧为了获得老师的关注，为了得到同学的尊重，她只能拼命。在学校3000米的长跑中，并不擅长长跑的玉秧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身体没了，胳膊腿没了，只是‘精神，抽象得很。”可是，她的精神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当她终于冲刺到终点时，“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田赛场上”……然而，与玉秧一起参加长跑的庞玉华就完全不同了。“十分风光地领跑了一圈半”的庞玉华，中途退出了比赛，“软绵绵地趴在班主任的怀里……胳膊挂在班主任的脖子上，飘飘的，就跟献给老师的哈达似的”。在庞玉华的身上，我们隐隐感到了玉秀的气息。这一点，玉秧也看出来了，“庞玉华骨头缝里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子的骚”。“骚”显然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它在魅惑人心的交易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庞玉华深谙此道。尽管她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她在举手投足间传递出万种风情，而这种风情让她在男权文化的笼罩中如鱼得水，在人际关系中处处显示了优越。她因此成功地“捕获”了班主任，得到特殊的偏袒，从而令包括玉秧在内的三名无辜同学背负了偷窃的罪名，而自己却昧心地收下退回的“赃款”;她的“人气直升，一下子都成了师范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
而此时的玉秧却与庞玉华的春风得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玉秧因为木讷土气被班主任踢出了由庞玉华担任指挥的大合唱比赛。她暗恋的“诗人”楚天同时“爱着”八个女生，却没有她。身份的卑微和一次次的重创，将玉秧内心的仇恨点燃了。她渴望获得重视，渴望获得尊严。于是，当校卫队总负责人魏向东发展她为内线去监视所有的同学时，玉秧被感动了。尤其是当她明白，庞玉华也是她的监视对象，归属于她的领导时，她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这份特殊的工作带给她的权力的快感。因此，尽管她被魏向东猥亵，“带来的不只是疼痛，更多的还是愤怒。”然而，她愤怒的对象不是魏向东，而是庞玉华。她认定写匿名信的人就是庞玉华，而正是那封匿名信才给了魏向东猥亵她的机会。她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推理方法，跟踪调查庞玉华，找到了她与班主任的私通铁证，终于将对手置于死地。我们看到，玉秧是在与庞玉华的斗争中“长大”的，从天真良善到冷血腹黑，最终两人成为一种互为镜像的存在。
与玉米和玉秀一样，玉秧和庞玉华之间所构成的相互伤害的“关系”，并非源自“同性相斥”的自然法则，而是源于外部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玉秧挣脱了宗法伦理的桎梏，却深陷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实际上，在具有历史普遍性的文化当中，男权文化在塑造男性的同时，也同样塑造着女性。正如董之琳所指出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如果迄今为止的文化传统是她们所要颠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她们本身却又来自这一传统，那么哪里是她们的立足之地？她们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又来自何方？”15在此意义上，正是基于对男权文化的道德认同，女性才以同性戕害的方式去获取自己的生存权力和人性尊严。庞玉华出卖的是身体，玉秧出卖的则是灵魂。从玉米、玉秀到玉秧、庞玉华，我们看到，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她们的追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到带有启蒙意味的尊严、平等、自由，但在她们的潜意识深处都是对权力文化的依附和觊觎，正因为如此，苦苦挣扎于其中的她们，以相互伤害的方式，试图转移她们所承受的压迫和苦难，但结果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的惨烈悲剧。她们都宿命般地成为权力的受害者。在家族制度、男权文化与人性的交互作用中，毕飞宇揭示出旧制度之恶与人性恶之间的隐秘联系，从而在传统文化与人性的双向考虑中，引领我们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来看待制度的受害者。在此意义上，毕飞宇把传统的道德文化拉进当代生活，在当下社会的复杂矛盾中重新审视它们在现代转化中的可能以及遭遇的困境。我想，这应该是毕飞宇写实主义创作最厚重的底色。
三
实际上，“伤害母题”贯穿在毕飞宇的创作中，并不仅仅停留在女性之间。毕飞宇认为，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无性别的，他没有刻意地去塑造“女性”，他关注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来书写“最基本的人的权利”。16这些伤害都来自外部，有传统封建观念与男权文化对人思想的禁锢;有权力文化对人的存在和精神的伤害;有世俗伦理引发的悲剧;还有现代性和物质文化对人精神的挤压，等等。种种伤害不仅造成一出出的人间悲剧，更令人警醒的是，毕飞宇将家族制度、男权文化、世俗伦理等所导致的伤害看作人性恶的渊薮。《平原》中的吴蔓玲就是被男权文化压榨到变形的一个人物。作为一名大城市知青，吴蔓玲是王家庄的闯入者。她非但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相反，她一心想要融入王家庄。她学土话，尽量摈弃自己的“城里腔”;她“干活不惜体力，可以和最强壮的男将拼个高低”17，她甚至放弃了女性爱美的天性，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年纪轻轻的吴蔓玲做了王家庄的村支书。权力给吴蔓玲带来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也让她一步步走向人性的暗黑面，变得“表里如一”，内心在权力的浸染下也渐渐丑化。出于阴暗的心理，她几次三番利用职权阻挠同为知青的混世魔王回城。一方面她爱端方;另一方面，她又看不起农民出身的端方。在她眼里，权力是赖以生存的基础，高于一切，即使她在半夜被混世魔王强奸，她也会下意识地关掉高音喇叭，因为，她害怕舆论，更害怕自己因此会失去威信，从而失去权力。文本的最后，爱着端方的吴蔓玲被疯狗咬伤，却又反过来咬伤端方，将狂犬病毒传染扩散出去。这个结局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权力文化及其对人性的扭曲，犹如狂犬病一般，具有极快的传播速度，同时，危险而致命。
那么，面对来自传统文化的负面德性以及世俗伦理对人性的戕害，毕飞宇笔下的人物又表现出了怎样的抗争呢？在一定程度上，《林红的假日》回答了这个问题。林红是某杂志社的主编，有权力有地位，风韵犹存。像林红这样的成功女性，早已在世俗生活中被道德绑架了，如同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在既定的道德架构里，只能用“好”来为自己定性：“好小学生，好中学生，好知青，好大学生，好记者，好妻子，好总编”，18她被“好”裹得严严实实，简直无法呼吸。而生活本身又是机械的，日复一日，林红都要处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样样事情都‘重要，‘意义重大，更要紧的是，她必须让她的上级与下级与她一样，以一种‘重要和‘意义重大的心态去参与这些工作。”陷入“重要”和“重大”中的林红感觉身心俱疲，尤其是看到年轻漂亮的女编辑青果在情感和欲望方面的豁达和放纵，令她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冲动。她要给自己放个假，“天上地下地放任一回”。短暂的假期里，她与男下属张国劲演绎了短暂的办公室恋情，但性别的错位，使这段恋情始于冲动，终于释放。实际上，像林红这样试图通过身体，通过性与既定的社会道德抗争，是一个悠久的文学母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迟子建的《微风入林》、铁凝的《玫瑰门》、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都将性作为表达女性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元叙述。然而，源于生命冲动的“性”真的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或许，它只是一个带有美好的乌托邦色彩的浪漫想象。林红的假日是短暂的，当她重新穿上总编服的时候，一切都恢复了原有的秩序。
那么，人与人之间摆脱伤害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毕飞宇始终困惑的问题。尽管在他的文本中，他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但是，他在讲述伤害的时候往往以宽厚的悲悯意识作为叙述的起点。于是，玉米们、林红们所受到的伤害，还有她们无果的抗争，便都被晕染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由此生成了毕飞宇小说独特的精神气质。《哺乳期的女人》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断桥镇，“断桥镇的石巷很安静，从头到尾洋溢着石头的光芒，又安静又安详。”19而积淀着传统社会的人情伦理同样“安静又安详”地尘封在石頭里，牢不可破。7岁的留守儿童旺旺和处于哺乳期的妇女惠嫂便在石头与夹河之间演绎了一段忧伤的故事。从小说的篇名上看，惠嫂应该是文本的中心人物，然而，小说在叙述中自然地将重心滑向了旺旺。从小没有吃过母乳的旺旺，“一直留意惠嫂喂奶的美好静态，惠嫂的乳房因乳水的肿胀洋溢出过分的母性”，饱满的乳房和奶香的气息为旺旺形塑了母亲的感受。于是，他以一个孩童发自本能的感官之爱咬了惠嫂的乳房。这下可闯了大祸，在成人世界的道德绑架下，旺旺成了一个坏小孩。但是，纯真的旺旺并不能理解自己的“罪孽”，他只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忧伤像奶香一样无力，奶香一样不绝如缕。”“忧伤”一词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这是一个7岁男孩的世界，也是他的纯真在世俗道德戕害下呈现出的色彩，而这一色彩因为被无边的悲悯包裹着，竟然生发出温暖人心的力量。
让我们感受这一力量的，还有《青衣》中的筱燕秋。年届四旬的筱燕秋已经离开舞台多年，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戏剧舞台更是被冲到最边缘的位置，重返舞台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一次意外的机会，烟厂的大老板，也是筱燕秋曾经的粉丝愿意出资“让她唱”。面对这个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机会，筱燕秋拼了！她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减肥。她对自己的狠超出了常人，“筱燕秋不是在‘减肥，说得准确一些，是抠。筱燕秋热切而又痛楚地用自己的指甲一点一点地把体重往外抠，往外挖。”20当然，筱燕秋的“抠”不仅仅是为了观众，更多地是为了带给她福祉的老板。筱燕秋明白，出演这个角色，向老板奉献身体是必须的，甚至是她渴望的。因为，在她看来，被老板占有，才能更稳当地获得嫦娥的角色。当她“终于和老板睡过了”之后，她发现“老板对她的身体没有一点兴趣”。尽管这让她感觉屈辱，但她依然“只是莫名其妙地巴结着一个男人，伺候着一个男人”。筱燕秋的灵魂已经被嫦娥带走了，她不爱孩子，无视丈夫，摧残自己。如果从筱燕秋的一系列行动来看，毕飞宇完全可以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腹黑女”“心机婊”等恶毒肮脏的字眼输入到这个人物的血液里，但是，毕飞宇没有。他给予这个人物的是极大的同情，文本的最后他绘制了一幅凄婉绝美的“奔月图”21。这是一个虚幻而唯美的筱燕秋，她是为嫦娥而生的。“这出戏，她演了一生。从头到尾，她都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家里，而是生活在舞台上。她觉得自己不是在演嫦娥，而就是嫦娥。”筱燕秋将自己的生命尊严寄托给了广寒宫里的嫦娥，最终却身心崩溃倒在了剧场外。在筱燕秋倒地的那一刻，文本在瞬间爆发出情感的巨大冲击力，让悲悯和忧伤从审视和批判的方向上宣泄出来。同时，也让我们从毕飞宇的小说世界里强烈地感受到其叙事的抒情性魅力。他虽然没有史诗性的“野心”，却有着启悟性的独特的力量。这种叙事“企图”，不断地在他的文本里潜滋暗长，超逸优游，就像《虚拟》中那对父子，开辟了一条链接世俗与诗意之间的巷道。祖父的成功与父亲受到的伤害，似乎构建出这对父子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然而，在祖父的弥留之际，两人终因亲情不提过去的伤痛。尽管这种伤痛背后的伤口残酷到令人窒息，祖父一生的付出换来的只是葬礼上一张虚拟的名单。但是，这种虚拟最终在父亲“一动不动”的守护，和那没有泪却洞穿一切的眼神中，变得无关紧要了。也许，这就是尘世生活中简单而朴素的温暖。
毕飞宇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称自己“心慈手狠”。正因为“手狠”，我们看到了被彭国梁退婚后玉米抠进自己身体的那根手指;看到王连方刚刚下台，就被拖出去轮奸的玉秀和玉叶;看到在被强奸时奋力去关掉高音喇叭的吴蔓玲;看到发疯般地扑进泥池里的林红;看到顺着筱燕秋的裤管流淌的黑色的血液;也听到惠嫂冲着众人的那声怒吼：你们知道什么？！这些在生活中博弈的人们，没有胜利者，都是失败的一方和卑微的一方，他们血淋淋的伤口晾晒了生活的残酷。但是，因为“心慈”，毕飞宇的目光始终是悲悯的，有着超越是非之“大心”。他没有拘泥于一时一事的是非，而是以超越具体是非的胸襟，去体察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人生和人性病痛，从而穿越复杂的人生现象、道德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日常书写中去真正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毕飞宇说：“小说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的：第一，它的美学属性，也就是审美价值;第二，它的功利性，也就是社会意义。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俗骨，他的作品就无法支撑社会意义。”22我认为，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俗骨”的。正是因为“俗”，他们才能真正地沉入生活底部，去认清生活的真相，在那些平庸甚至卑劣的人生中，书写日常生活的细节。其实，无论外部政治风云如何变幻，生活的基本伦理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毕飞宇说，他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悟出：无论飞机大炮多么热闹，影响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23实际上，在今天，文学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分量已经大不如前了，但作家的使命并不能因此终结。正因为如此，“俗骨”才显得尤为可贵，毕竟，它让我们看到作家努力使文学与生活“互文”的一种精神气质，也让我们在文字里听到杂糅的声音，炫舞的色彩和感觉的意象。这是叙事文学较高的修辞境界，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那种向古典精神致敬并与现代进行奇妙对话的冲动。
注释：
①④⑤⑥⑦2223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5页，第167-168页，第166页，第168页。
②陈晓明：《小说叙事的力度与现代性美学——关于近期“晚生代”的艺术表现力的探讨》，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5690.
③刘艳：《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⑧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⑨张学昕：《短篇小说的“推拿”》，《长城》2017年第1期。
⑩王达敏、毕飞宇：《通往人类性的写作——对话毕飞宇》，《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1116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2毕飞宇：《自述》，《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1314毕飞宇：《玉米》，重慶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第171页。
15董之琳：《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17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182021毕飞宇：《青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第45页，第93页。
19毕飞宇：《虚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