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相对偏重感性的莫言等作家不同，毕飞宇在写作中更重理性，这是他与茅盾、韩少功和陆文夫等相似的一个地方。已故学者樊骏说过，研究茅盾非常困难。他的意思不是茅盾的作品多么复杂难解，而是他的作品格外清晰，可以和应该说的话都让他说出来了，没有给人留下多少插嘴的余地。莫言的作品不大一样，感性内容很丰富，多留有任人解读并发挥的模糊地带。他喜欢离开故事主线，无节制地施展语言暴力，跑出去回来，回来又跑出去，如此循环往复，往往弄得人疲惫不堪。读毕飞宇的作品，感觉要轻松不少，只要你沿着他铺设的情节路线走，顺着他惯用的分析式或推测式的语言摸索其作品的理性结构，似乎一切都会一目了然。
读毕飞宇的《推拿》，我读出来的是“健全”与“残疾”的语义对立，以及由这种语义对立所生成的健全人与残疾人不对等的理性结构。读毕飞宇的中篇《玉米》①和《玉秀》②，我读出来的是“性别”与“权利”的语义关联，以及由这种语义关联所生成的男性与女性不对等的理性结构。男女因性别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权利，男性因权重而凌驾于女性之上，男主女从，男性的权限决定着女性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同理，健全人与残疾人因身体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权利，健全人因权重而呈强势，残疾人须随时回应健全人的意志，看健全人的眼色行事。很明显，在这两种理性结构中，作者关注的是弱者，是女性和残疾人。大概作者也注意到了弱者的人格缺陷，如《玉秧》所呈现的女人间耍小心眼使坏的自残，但这反而更能证实他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因为隐藏在这种自残行为背后的，仍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男权，是男权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释放女性的“恶”，放大女性的“小”，在拨弄女人间的是非。
毕飞宇如此构造作品，并非偶尔无意为之。他说：“小说其实就是判断，作日常的判断，作理性的判断，作情感的判断，作想象的判断。”③“判断”或许可以置换为“分析”或“推测”。不管怎么说，判断都是理性的。分析或推测也是。分析有赖于感知，推测需要凭借经验，而感知和经验，都是上升到理性认识必经的通道。理性的分析或推测，确实是他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根拐杖。借着这根拐杖走进毕飞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的小说结构艺术的奥秘。
毕飞宇作品的理性结构，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的艺术结构。毕飞宇是男人、健全人，由男人揣度女人，然后站在所揣度的女人的立场看取和叙述这个由男人所主宰的世界，就如同由健全人揣度残疾人，然后站在所揣度的残疾人的立场看取和叙述这个由健全人所主宰的世界。因为是“揣度”(推测)，所以便取了更便于操作的全知叙事，所有人物，所有事件，所有背景，所有的小插曲，全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理念似乎支配着一切，由大的情节结构直至琐碎的细节，以至于推进故事的语言，也大体上是分析式或推测式的。
二
在《玉米》和《玉秀》的故事中，性别与权利连为一体，不可分离。男人主宰着这个世界，女人所有的言行，都必与男人发生联系，都只有放在男人的权限范围内才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玉米》和《玉秀》给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是：时间是静止的。“1971年”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间符号，并不单指玉米和玉秀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还可以前推后移指向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把它放在“文革”，放在“文革”前后，放在民国或民国以前的什么年代，同样说得过去。表面看来，玉米和玉秀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发生在王家庄和断桥镇，但往深处看，她们的故事却完全可能发生在过去或现在某个年代的某庄和某镇，因为隐含在她们的故事里面的，是不变的“性别”与“权利”的语义关联，是自古就有并沿袭下来的男主女仆的等级结构。
“天不变，道亦不变。”按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天道即人道，人道应验天道。把儒学定于一尊的西汉的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论，以天行配世运，以人事验证天理，强调天人之间的相感互动，并据此把男性定位在女性之上。天道阴阳，人分雌雄，男主女仆的性别或社会定位对应着天理，是不可变更的。男女有内外上下之别，因而有社会权利的主从有无之分。世事如转轮，世理顺应着天理，却未必会随着时光的流转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王家庄和断桥镇变了吗？没有。玉米和玉秀是作品的主角吗？不是。《玉米》的真正主角是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这个权倾一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玉秀》的真正主角是玉米的丈夫郭家兴，这个比王连方权位更高的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抛头露面的是玉米和玉秀，在背后使力的却是王连方和郭家兴，玉米和玉秀充其量只是他们握在手心的牵线木偶。玉米和玉秀所做的一切，她们的人生轨迹，无不与这两个男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玉米又能做什么呢？作为王家的长女，她只能代她的母亲施桂芳理家，烧火做饭，抱抱小八子，管管下面的六个妹妹。母亲生完儿子算是尽了天职，从此对这个家撒手不管，只管做她的“书记夫人”，闲来倚在门口嗑嗑瓜子，聊以度日。玉米代行母亲之职，其实是代行父亲之责，代理这个王姓的家庭。同为女性，她自然能够从她母亲的平静中体验到已经麻木了的痛苦。对于父亲在外面的拈花惹草所带给母亲的伤害和屈辱，做母亲的可以不闻不问，一向好强的玉米却偏要问个明白。请看：“不过村子里的女人们马上看出了新苗头，玉米抱着王红兵四处转悠，不全是为了带孩子，还有另外一层更要紧的意思。玉米和人说着话，毫不经意地把王红兵抱到有些人的家门口，那些人家的女人肯定是和王连方上过床的。玉米站在他们家的门口，站住了，不走。一站就是好半天。其实是在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居然采用了如此蠢笨的一种方式。她不只是钉在那些人家的门口示威，而且用尽心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隐晦的言语影射、用恶意的动作羞辱被她父亲睡过的那些女人。拿同性的女人撒气，玉米就这么点本事。这分明是在替她作孽的父亲辩解，推卸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往那些受到她父亲“宠幸”的女人的伤口上撒盐。玉米的心理依据是：不是男人不正，而是女人不端。“说起来真是可笑，玉米越是不给她们好脸她们越是客气，你越客气玉米越是不肯给你好脸。你不配。你个臭婊子！长得好看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的丫头。玉秀长得那么漂亮，虽说是嫡亲的姊妹，将来的裤带子也系不紧。”横竖都是女人的错。更可悲的是，有这种想法的并不限于玉米，王家庄的人，无论男女，连同玉秀和她的妹妹在内，就没有一个人不信这个死理。在王连方一着不慎失去权位以后，在“春天那个寒夜”，在村里放电影的那个场子上，玉秀和玉叶惨遭一伙男人轮流强暴。“一个女人压低了声音，厉声说：‘不要乱，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发出这道指令的竟然是一个女人。玉秀是否能够确定这个女人就是被她父亲睡过的财广家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确实是一起女人为了复仇而假借男人之手恶毒地糟蹋女人的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可怜的玉秀和玉叶，她们不明白自己是在代父受过、替父抵债。父亲欠债太多，睡过的女人“横穿(纵贯)老中青三代”。欠债还债。一旦大权旁落，风流随之而去，就连风骚如有庆家的都胆敢在他的面前竖起贞节牌坊，催债的立即就会打上门来。催债的是女人。女人的理由很简单：你从哪里吃进去，你就得从哪里吐出来；你可以作践别人家的女人，别人家就可以作践你家的女人。
不找惹祸的男人算账，反而把罪责推到同性头上，并以糟蹋同性为快事、为代偿，这太可怕了。这种逻辑与时下在媒体上时常能够见到的，老总或什么人的老婆殴打小三，小三公然向老总或什么人的老婆发起挑战，誓言要从她的手里夺走老总或什么人的逻辑，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以前我还真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看不出其中的奥秘。现在我看出来了。我坚信，隐含在这种逻辑中的，是一种女性自以为是的无意识认可男主女仆的社会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古代在王公贵族的大家庭里面，妻妾成群，整天围着一个男人打转，争风吃醋，钩心斗角，其中所暗含的，岂不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古今一理。天命如此，女人就这德性，只有这么点能耐，欺负起同性来，倒是绰绰有余。时间僵死如铁板一块，不知何人何时能够撬动它。
有权有性，失权失性，这说的是王连方。有权有爱，失权失爱，这说的是玉米。玉米哪里来的权？有权的是她的父亲。权能生出利来，玉米的那份体面，那份让村里人人羡慕不已的爱情，就是从她父亲的权势中生出来的红利。玉米从来不是“王者”而是奴婢，从来不曾做过翱翔在浩浩长风中的“鹰”，她的天空从来都是晦暗的，她的命运从来都掌握在她的父亲手里。“权力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这只拳头硬实得很，砸出去，立即就是一片春光。
玉米的对象彭国梁在春光里登场了。他是有头有脸的飞行员，家里的背景也好。门当户对，金玉良缘，玉米沉醉在爱情的春光里不可自拔。她不明白，为什么全村的人都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彭国梁来的每一封信都会成为整个村子里无人不知的秘密。她太幼稚也太本分了，竟把她深爱着的人用难以企及的政治语言所发出的神圣的爱情呼唤——“你愿意和我一起，手拉手，和帝修反做斗争吗”，直接降格到了赤裸裸的肉欲层面：“一点一点滋长起来的却是儿女情长。开始还点点滴滴的，一下子已经汹涌澎湃了。‘手拉手’，这三个字真的是一根棍子，是一根擀面杖，玉米每读一遍都要从她松软的身子上碾过一遍。玉米的身子几乎铺开来，十分被动却又十分心甘情愿地越来越轻、越来越薄。玉米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面色苍白，扶在树干上吃力地喘息。”后来终于“手拉手”了。再后来是“唇对唇”，是男方摸乳吮乳，是双方都渴望进入对方的体内，是女方为防破身痛苦而坚定地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以经久不衰、至高无上的道德打底，坚固无比。父亲倒台，两个妹妹被轮奸，彭国梁这个国之栋梁向她发出“你是不是被人睡了”的质问，玉米这才预感到爱情危机。但是，她仍然执迷不悟，拼命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仅剩的五页信纸上反复写下爱的誓言：“国梁哥，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你是我最爱最爱的人。”可惜国梁哥不再领情，全数退还了她的情书和相片。
玉米哪里知道，从她父亲失势的那一天起，她的爱情就死定了。玉米悔恨交加而无能为力，只能用自责和假想中的欢爱来抚平失去恋人的创痛，用“手指头抠进了自己(生殖器)”的自虐(自慰)来弥补当初为防破身而铸下的大错。“玉米想，没人要的×，你还想留给洞房呢！”拿自己的生殖器问罪，令人毛骨悚然。玉米至死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女人抗拒不了的天命。没有自我意识，不能自省，不知男女有别的性别伦理，不明爱的原因，不懂情(爱)理(权)相依、情随理迁的道理，除了心甘情愿地背负“原罪”，死乞白赖地向男人讨得一点权利，你还能指望她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
脱了牢笼又入冰窖，这便是玉米必然的归宿。失去父权寻夫权，为求得夫贵妻荣，玉米不得不弃(肉)欲从(灵)理，向天理低下她那不屈的头。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冰窖。玉米别无他求，唯求一个“权”字，哪怕求来的只是一具爱情的僵尸，一个被权力彻底异化了的冷血动物。郭家兴不言自威，不动声色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与玉米的关系转换成君臣关系。他可以让约会冷场，可以不约而至，可以在妻子未亡的情况下与玉米例行公事似地行房事，可以让他的权威遍布在重组家庭的任何角落。他是这个家庭的导演，其他的人全是戏子，演什么，怎么演，都得听从他的使唤。玉米扮的是婢女。她也只配扮婢女。婢女攀上权贵，主仆联姻，在主子的这边是施恩，在仆人的那边是乞怜。你看玉米，为了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为了把玉秀调到镇上来，她匍匐在主子的脚下，想方设法地施展床上功夫。这与其说是在做爱，倒不如说是在受刑。受刑本身倒并非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在于，她是主动送上门去受刑而不知耻、知痛、知其所以然，反以为荣、为幸、为理所当然。生下郭家兴的孩子，以求得母以子贵的虚荣，这是玉米最后的一个愿望，也是最为下贱愚蠢的一招。
三
在玉米眼里，玉秀妖冶狐媚。姐妹俩性情不同，命运却一模一样。不仅如此，从艺术结构上看，玉秀的今天不过是在重复玉米的昨天，《玉秀》也不过是在变着调子复述《玉米》的故事。
与玉米一样，玉秀的权利也来自男人，从前是王连方，后来是郭家兴。从前玉秀之所以敢于无视玉米的“权威”，与以玉米为首的六姐妹唱对台戏，原因就在于她的后面有一个更宠爱她的王连方。后来玉秀之所以能够来到断桥镇，来以后与玉米斗心眼斗气量，原因也在于她的后面有一个郭家兴。这叫什么？叫仗势欺人。从前的权势来得直接，后来的则转了道弯。“不过玉秀很快就发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并不是玉米，而是郭家兴，甚至可能是郭家兴的女儿郭巧巧。别看玉米在王家庄的时候人五人六的，到了这个家里，玉米其实什么都不是。屁都不是。”于是便在郭家兴面前，讨巧卖乖，曲意逢迎郭巧巧，从而博得郭家父女的信任和喜爱，占据了向玉米叫板、与玉米较劲的制高点。这倒是真心亏待了怜悯她的亲姐姐。不过也怪不得玉秀，她一直无从知晓亲姐姐曾经动用了怎样的心计和性技巧，才从床上征服那个冷血动物，换来她调到镇上的权利。亲姐姐心眼好，是想让她摆脱耻辱，换个环境重新做人。
在王家庄，玉秀是“尿壶”、“茅缸”，又骚又臭，里外不是人。“尿壶”、“茅缸”是二姐玉穗给她起的绰号。“在很多时候，绰号反而比你的姓名更像你，集中了你最致命的短处、疼处，一出口就能剥你的皮。就算你穿上一万条裤子也遮不住你的羞。”剥玉秀皮的岂止是玉穗。村子里那些心怀鬼胎的男人，哪一个不是把淫邪的目光投向玉秀！玉秀误待了同情她的出身不好的张怀珍，迫使张怀珍使出杀手锏：唆使一班小孩子，排着队起劲地喊“王尿壶”、“王茅缸”。喊脱了玉秀的裤子，喊得玉秀“就觉得自己是一条狗”。连自己都不拿自己当人看，就别提外人甚至亲人了。村里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相信，玉秀身上那个被男人捅过的生殖器，是罪孽的总根子。被男人捅过，脏了臭了，悖了理(传统道德)。理寓于欲(肉体)，以理制欲，欲便被蒙住了双眼。理是一把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玉秀拗不过这个理，悄悄剪掉玉穗的头发，逃到了断桥镇。这里除了玉米，不再有人知道她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她渴望用遗忘来守护现在，唤回做人的自信和尊严。她死捂盖子，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她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换来弥足珍视而无比脆弱的一份自信和尊严。来之不易，所以弥足珍视；心怀忧虑，所以无比脆弱。心怀忧虑，更准确地说，是心怀鬼胎。心中有鬼，做起事来便不踏实，一到关键时刻，就会鬼魂附体。请看：“高伟都有些吓坏了，很莽撞地站起来，说：‘我，我……’却又说不出什么，只有越来越粗重的喘息了。玉秀不知道怎么弄的，突然想起大草垛旁边混乱的喘息声，想起自己被强奸的那个夜晚了。高伟迈开了脚步，可能是想去打开门，却像是朝玉秀的这边来了。恐惧一下子笼罩了玉秀。玉秀猛地跳起来，伸出胳膊，挡在那儿，脱口说：‘别过来！别过来！’玉秀的叫喊太过突然，反过来又吓着高伟了。高伟不知所措，脸上的神情全变了，只想着出去。玉秀抢先一步，撒腿冲到了门口，拉开门，拼了命地逃跑。慌乱之中玉秀却没有找到天井的大门，扶在墙上，往墙上撞，不要命地喊：‘放我出去！’”心中突然闹鬼，前后的喘息声混作一团，肉欲顷刻间黯然失色，玉秀惊恐万状，发疯似地奔逃，两人苦心经营的恋情戛然而止。这个鬼就是玉秀身上那个被男人捅过而脏了臭了并悖了理的生殖器。爱由此而来，也由此而去。来时从欲，是真；去时从理，不假。暗藏在来去之间的，原是饱经风霜的理欲之辨。
痛定思痛，玉秀有了悔意，却再也回不了头。她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在省城做工的有文化有见识的郭左。她不再犹豫，挖空心思贴了上去。贴的方式是羞答答的、狡黠的，欲言而止，欲擒故纵，张弛有度，进退自如。郭左心软了，很快束手就擒。不料又生波折，他知道了玉秀曾被轮奸的丑事。郭左于愤怒之余，动了睡玉秀的坏念头。他想，反正睡的是坏女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难免也有自责，有反复，但最终还是坏念头占了上风。他睡了玉秀，绝情而去。玉秀毫不知情，几经抵抗，终被降服，自此怀上郭家的种，日夜思念那个播种的人。知情者无情，不知情者有意，事情来得有点复杂。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无论是知情者还是不知情者，都特别在意玉秀身上那个刻有“耻”字的生殖器。
“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够换回玉秀的女儿身呢，要是能换回来，玉秀就是断了一条胳膊都愿意，就是抠了一只眼睛也行啊。”换不回来了。在玉秀或女人的身上，生殖器就是生命本身，比其他任何器官都要金贵。虐待与生俱来的生殖器，就是虐待生命本身。虐待起自身的生殖器来，玉秀就要比其他任何人(含郭左)都更加凶狠毒辣。在郭家的种在肚子里渐渐长大，进而对郭左彻底绝望以后，玉秀的耻感越发强烈了。被男人强暴是耻，让郭左上身落下郭家的种是耻上加耻。先前无端受辱已经自觉不是人，此时耻耻相加就更觉得自己连猪狗都不如了。
生为非人，生不如死，不如一死了之。死为再生(为人)，以死换生，值得。在非人与人之间纠结，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玉秀到底还是想穿了，决定听从天命，自我救赎，慷慨就义(理)。她对自己说：“死是你最后的脸面了，也是你孩子最后的脸面了。玉秀，你要点脸吧。”在一个寒风凄厉的夜晚，她壮着胆子再次来到码头上，心静如水：“玉秀仰起头，恶狠狠地说，我就不要脸了！我就是不死！有能耐你给我下刀子！”“不要脸了”，才鬼都不怕。好死不如赖活着。玉秀的那颗心真的死了吗？没有。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愤怒地踢踏，转而轻手轻脚地哀求，不是唤醒了她的母性本能(爱)，触发了她的恻隐之心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两种心玉秀都有，但是，玉秀却并不同时是一个人。疼爱心头肉时的玉秀是一个人(欲，恻隐之心)，此前自觉不是人时的玉秀是另一个人(理，羞恶之心)。玉秀被理欲之争活生生地给撕裂了。就生之本能(欲)而言，她的心不但没有死去，反而活得惊心动魄。然而，就生之德性(理)而言，她的心的确死了。连脸面都丢尽了，无耻到了不是人(理)的地步，你还叫她怎么活得下去！往后的事实证明，尽管玉秀可以用“只要别拿自己当人(理)，神仙也不能拿你怎么样”的想法来麻痹自己，但是她仍然不失“不忍人(欲)之心”而在生死之间苦苦地挣扎，活下来比死去还要难受。
被理(妇道)彻底治服的是玉米。在玉米心里，玉秀永远是一只不可救药的骚狐狸。玉米叱责玉秀，句句如刀。玉秀产下婴儿后，玉米边哭边骂：“没见过你这么贱的×！”这让人联想起她当初的自责：“没人要的×！”女人的生殖器连着脸面，脸面是生殖器的果，生殖器是脸面的根。玉米捂着脸咬着牙齿说：“脸都给你丢尽了。”为玉秀的未来着想，玉米要送走她的孩子。玉秀脸色苍白，想看看心疼的孩子，姐姐涨紫了脸：“玉秀，你要点脸吧！”玉秀：“姐，求求你。”姐姐：“死了。扔在茅坑里头。——你能生出什么好东西来！”玉米的目光直了，“白花花的”。
一个强硬一个软弱，一个有理一个有欲，一个义正辞严一个心虚气短。欲不敌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回到来处，回到他本不应该去的地方——臭烘烘的茅坑。玉秀身上那个刻有“耻”字的生殖器可不就是臭烘烘的茅缸？这是以(天)理杀人(欲)！杀得理直气壮却又不明不白。杀其子如杀其母，玉米杀的其实是玉秀。姐姐杀妹妹，一刀一刀的，如实施凌迟的酷刑。
更令人恐怖的是：施刑者并不知道是在施刑，反以为是在爱护自己的妹妹；受刑者也不知道是在受刑，反以为是在承受姐姐不讲情面的爱。其实，姐妹俩都不知道什么是爱，更不知道是谁在扼杀这个爱。她们只知道，女人就应该恪守做女人的本分，就应该为不幸失去本分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她们都认可这两个字：活该。
注释：
①毕飞宇：《玉米》，载《人民文学》2001年第4期。下引皆同。
②毕飞宇：《玉秀》，载《钟山》2001年第6期。下引皆同。
③毕飞宇：《文学的拐杖》，载《解放日报》2007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