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7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2010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通过动力变革推动经济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深入领会这一重要论断，需要我们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等三个层面来把握。
理论逻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首先需要把握发展阶段转变的一般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曾经说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而他同时指出：“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其意思是说，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推动社会制度变革；而当新的社会制度确立后，生产关系会反过来决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转变。
自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初级阶段又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经济发展为何会依次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或者说，在社会制度稳定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总体来说，是由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决定的。在社会制度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的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当社会供给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时，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会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迈进，具体表现就是供给能力的提升即经济进入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对生活质量追求阶段。并指出，上述六个阶段中，“起飞”与“对生活质量追求”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对生活质量追求”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我们可以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概括为“高速增长阶段”，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概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先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验证我国经济目前已开始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即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产业发展水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体现。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看，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会不断升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会牵引主导产业随之转型升级，从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入领会为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过去生产要素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这种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就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不少领域还存在技术“卡脖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领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才能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历史逻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理解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再来分析发展阶段转变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7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今年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前13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历程，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发展轨迹；而且研究这条发展轨迹，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成功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一五”到“十三五”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五”到“五五”，此阶段可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同时又处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之中，面对当时那种严峻的现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快恢复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此，我们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重点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二五”至“五五”时期，又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高产量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成果，建成了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成昆铁路、大庆油田等一大批基础工业项目。
从“六五”到“九五”为第二个阶段，是我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解决“富起来”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走向繁荣，到“八五”时期，GDP年均增长12%；“九五”时期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十五”到“十三五”，这20年是我国的“向成熟推进”和“高额消费”阶段。从“十五”时期起，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私人汽车逐步进入家庭，住房消费持续升温。截至201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60%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万元；私人汽车拥有量达到2.26亿辆；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9.8平米；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进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此，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到“十四五”时期，就是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现实逻辑：通过动力变革推动经济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果说在过去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则应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动力变革推动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逻辑。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何需要转换发展动力？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和人民群众需求变化，以前“盼温饱”，现在“盼环保”，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二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使得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较多风险。
纵观世界经济史，可以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可到20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日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经说过：“科学知识，以及将它转化为新的更先进的产品和生产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如果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只是积累资本，而仍然使用18世纪的科学技术，那么今天的产出、收入和生活水平，恐怕只能是现在实际情况的一个零头。”这表明，科技创新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的确，一个国家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重视创新。创新不仅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产业升级的路径却发生了改变，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
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企业为何不走传统产业升级的老路？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受价者”与“觅价者”存在差别。所谓“受价者”，是指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企业；“觅价者”则是指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企业。企业一旦能够觅价，就可以在市场“呼风唤雨”。企业如何有“觅价权”呢？关键是拥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大批具有“觅价权”的高科技企业。
由此可以有以下三点推论：第一，未来15年—30年我国经济能否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升级；第二，国内产业能否实现跨越升级，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掌握“觅价权”；第三，国内企业能否掌握国际市场“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核心技术。结论是：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