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前后仅维持了七年时间，就被推向“绝种”之路，其中社会心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的直观否定取代理性分析，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消灭得越早越好的社会心理。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当时已经出现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对于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走上“绝种”之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私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社会心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并从1953年开始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①。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②。毛泽东关于使资本主义绝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完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绝种”问题，很多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提出过看法，本文拟从社会心理角度予以透视和剖析。

一、由于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认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直观否定取代了理性分析，存在着资本主义消灭得越早越好的社会心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作为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也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对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自发反映形式。这种反映形式是直接的、不自觉的和不深刻的，一般表现为感情、情绪、意愿、风俗习惯、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情感、情绪以及倾向性等，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现实存在，或者说外部刺激物的影响作用。

“中国是万国的商场，各资本国竞争的焦点。”这是五四运动时期先进分子对当时中国悲惨命运的描述之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世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对中国人民来说，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和对百姓的欺侮都是刻骨铭心的，他们是在被压迫和被奴役之下认识资本主义的。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老一代工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在受压迫受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③

不仅如此，刚刚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进一步从被敌视、遭封锁、受战争威胁的切身感受中认识着现实的资本主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新中国遇到了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下，新中国不仅不可能从资本主义阵营得到任何援助，而且国家之间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被封锁、禁止，更严重的是新生的政权受到被颠覆的威胁。总之，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中认识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全面的认识，导致了中国人盲目地否定资本主义，形成了资本主义消灭得越早越好的社会心理趋向。这种心理广泛地存在于党员干部、普通群众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中共党内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情绪

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中共党内曾长期存在争论甚至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左”倾偏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尽管党早已明确了对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然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在党内仍然存在着。在各大城市解放的初期，党内的一些负责同志不理解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在农村中斗地主、消灭封建剥削的方法应用于城市，采取“毁灭性的工商业税收政策”。在一些地方，党的负责人完全不理会资本家，认为与资本家接触是立场不稳；对工人过高的要求和过急的行动并不坚决纠正。报刊宣传只强调私人资本的投机性、捣蛋性和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和必需性。对这些“左”的做法，中共中央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但对这一问题深层次的认识很难完全统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及打击投机资本家、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的重大胜利，使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比较突出地反映出来，不少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④在随后开展的“五反”运动中，部分党员干部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已经存在的“左”的倾向进一步增强。当时新闻界对不法资本家口诛笔伐，在运动中进行了过激的宣传，像中宣部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了带有明显“左”的倾向的文章，主张立即“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后，许多部门的干部不愿意或不敢与资本家打交道；而在工商管理、税收、信贷和加工订货等方面对私营工商业限制过多，条件过于苛刻，如“验货的规格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上海有些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⑤

总之，在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不少的党员、干部未能认识到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其进步作用，而是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认为资本主义消灭得越早越好。

（二）工人阶级存在“工者有其厂”的心理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了。与此同时，作为领导阶级，作为新中国的主人，工人群众对翻身解放的期望值也相当高。不少工人认为，“耕者有其田”，农民兄弟分得了土地，那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工者有其厂”。事实上，工人群众要求“工者有其厂”、取缔资本剥削的心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心理引导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反映出来，并且产生了巨大反响。

针对工人群众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和要求，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如要求增加工资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如不遵守厂规，不听管理人员指挥，上下班随便，破坏劳动纪律等⑥。毫无疑问，这些要求是盲目的，但同时反映出政治上翻了身的工人阶级要求取缔资本家剥削，实现“工者有其厂”，从而在经济上彻底翻身的强烈愿望。

私营企业的工人也难以接受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同日益增多的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比较，私营企业的工人往往有一种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尤其是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不景气、工资无保障的情况下，工人群众通过工会，不断向政府送申请书，希望早日实现公私合营甚至改为国营。当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他们更急迫地希望自己尽快跨进社会主义的门槛。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于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合营后，不少企业出现新气象，广大职工（包括不少私方人员）热情高涨，纷纷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据统计，1956年公私合营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32％。这些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广大工人阶级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好恶。

（三）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剥削”的心理

新中国建立后，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阶级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也都主动向劳动人民，尤其是向无产阶级靠拢，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谁要继续坚持剥削他人，势必受到孤立。新社会新风貌，崇尚劳动蔚然成风，剥削被看成是不劳而获的代名词，甚至“资本家”被认为是一个骂人的词。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中惟一的剥削方式，民族资产阶级成了主要的剥削阶级。尽管共产党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也允许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存在，并教育工人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暂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然而，少数资本家在他们成了主要的剥削阶级之后，十分害怕成为新政权下一个斗争对象。“害怕剥削”，成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普遍的心理趋向。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⑧。这是当时上海资本家的普遍心理状态，他们不喜欢被别人称为资本家，而自称“产业界”。天津资本家“也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总之，资本家想回避剥削者这个名称，这个名词对他们来说已成为负担。

害怕剥削的普遍心态，必然影响到资本家的生产经营。比如有些资本家想多办些工厂，但怕剥削得多，罪恶大。启新洋灰厂经理周叔韬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他们摸不着底，对工人的某些要求心里很不赞成，但嘴上又不敢说。只要是工人代表一到他们那里，他们心里就害怕。当工人询问资方的意见时，他们总是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工人提出什么要求，资本家都赞成：不应上工的上了工，不应加工资的也加了工资。工人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工会也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其实资本家心里并不愿意。“这种不抵抗主义，是消极心理，打算反正垮台完事。”⑨

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剥削”的心理表明：在当时，资本家本人也不得不认真思考以至怀疑带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而这种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弱小的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最终走上了“绝种”之路。

二、刚刚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急于扔掉贫困落后的帽子，一方面是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产生了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历史便是证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遭受压迫与剥削、欺凌和侮辱的中国人民翻身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新旧两个社会、两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出现巨大变化。翻身解放了的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革命和建设热情高涨，他们强烈希望国家迅速富强起来，从而彻底摆脱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人民群众中存在的这种良好愿望、紧迫的心理以及高涨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种急躁情绪的支配下，往往会带来某些方面的偏差。新中国是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迎接现代科技文明的挑战的，普通群众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比较肤浅，总想以人的主观努力来超越一切。当时人们的认识存在一个明显的偏差，即把社会主义着重理解成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以为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因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氛围下，在广大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舆论宣传的重点。一些地区的农民唱到：“高级化，力量大，什么灾害也不怕”，“看中了的（社会主义）路，谁也挡不住”⑩。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在农民中形成一种时尚思潮：“社会主义有奔头！”在城市，国营经济逐渐壮大起来，一批国营工矿企业相继建成，这些企业在设备、规模、管理、生产效率上都超过了某些私营企业，而且在这些企业中充分体现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相比之下，私营企业的落后性明显暴露出来。建国之初显示出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优越性和党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宣传，使广大工人群众包括私营企业的职工，希望能够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总之，铲除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尽快摆脱新中国贫困落后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心理要求。

对于领导人民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当时毛泽东就强调指出：新中国“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1）。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改变外国人“看不起”我们的情况，需要尽快地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以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强国富民的热切渴求，一方面，促使他们着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们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着力寻求为加快现代化事业建立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制度保证和动力机制。而在当时，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基本问题认识得不够清楚，受苏联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的影响比较深，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认识也不深刻，设想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就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者也绝种”，并且以此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杠杆。在党员干部中，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于改造的面过宽、乃至于使资本主义“绝种”也视为理所当然。

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于求成、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心理，一方面源于在最短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冲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缺少必要的经验，对所从事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此，邓小平有过深刻的分析：“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12）

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袖相当程度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一些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和实践检验的认识很快变成人们普遍的行动

崇拜和依从作为两种社会心理现象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崇拜心理的驱使下，往往会使人们产生行为依从。崇拜和依从心理是建立在民众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不可否认，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袖相当程度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对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迅速“绝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崇拜和依从心理之所以形成，一方面，中国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低，尤其是缺乏民主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进步道路。尤其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加之政治宣传的效应，在文化精神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从心灵深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带有浓郁淳朴情感的心声：“翻身全靠毛主席，翻身全靠共产党”（13），“要永远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照毛主席章程办事”（14）。广大工人群众也怀有同样的情感，他们认识到：翻身了，当家作主了，这全靠“共产党的奋斗，毛主席的领导”，“这是毛主席带给我们的福气！”（15）不少工人写信给毛泽东，庄严宣誓：“坚决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在您的旗帜下，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16）。总之，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直觉告诉他们，毛泽东是正义的象征，真理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因此，毛泽东的话往往使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的共产党员深信不疑，产生一种盲目服从的心理。受此心理的影响甚至支配，一些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和实践检验的认识也容易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人们的行动。

1955年5月以后，毛泽东决定掀起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因为发展速度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改造条件问题），毛泽东与邓子恢发生争论。10月上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的主张，批判了邓子恢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会上共有248篇发言，无一例外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批判邓子恢的“错误”。就连邓子恢本人也被“说服”，表示接受并拥护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观点，还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会后，各省市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本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提前完成”，多数负责人认为当年冬天、翌年春天即可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甚至还可以“快一些转入高级社”。写这些文章的人，很少有过独立认真的思考，多数是在向领袖“表态”。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发展，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适当加快，而且能够加快。毛泽东的设想在党内没有听到不同意见。随后，各地在制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规划时，竞相缩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并且在提出改造规划之后又纷纷表示可以提前完成规划。在这种背景下，首都北京私营工商业者和广大职工首先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紧接着，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的快速度的确是匪夷所思，不仅一般的党员干部想不到，而且大大出乎领袖本人的意料。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那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预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17）应该承认，盲目依从的社会心理在资本主义“绝种”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过：北京市锣鼓喧天“进入社会主义”，天安门开大会，彭真要我去，我去了。事先没有控制，发了信息。结果，全国都如此，“都进入社会主义”，不对。前前后后，参差不齐，才好。一下子都“进入社会主义”，遗留问题就多了。（18）

综上所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并非完全由哪一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就会很自然地潜化为人们心理深层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密码”，从而使人们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规定性，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前，痛恨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所起的作用缺乏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在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舆论的鼓动下，再加上百姓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与社会心理形成强大的互动，使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历史性的变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氛围，消极的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则起着干扰、破坏和阻碍的作用。因而，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心理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一方面需要依赖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根本的手段，以不断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优化社会心理；同时，还要十分重视正确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引导人们逐步形成顺应时代潮流、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社会心理。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44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1页。

⑤《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5、106页。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⑧《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80页。

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90、133页。

⑩转引自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8～84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13）李俊龙：《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人民日报》1951年2月10日。

（14）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3月19日。

（15）《重庆六○一纱厂职工写给毛主席的信》，《新华月报》1951年第7期。

（16）《马恒昌小组写给毛主席的信》，《新华月报》1951年第7期。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423、424页。

（18）《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2年第4期，第53页。

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马荣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