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20年即将成为过去。过去的一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风云跌宕起伏、国际关系变化莫测的一年，也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战胜疫情，取得复工、复产伟大胜利的一年。
对于广大民法学者来说，它更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我们万众期盼的民法典终于颁布了。这部法典凝聚了每一位民法学者的心血和智慧，它的颁布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记得30年前的一个夜晚，我的导师、新中国民法学的创立人佟柔教授，在临终前曾经对我说，新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法典。30年后，我作为一名民法学者，有幸见证并亲自参与了这部法典的问世，几代民法学人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到六十，进入到耳顺之年。人到六十，就好像已进入人生的冬天，至少是过了金秋丰硕的阶段。
如果说生命仿佛四季轮回一般：青少年正如明媚灿烂的春天，青壮年就好像如日中天的夏日，那么，到了中年，便犹如成熟收获、果实收仓的秋天，人到六十，收获的季节已要结束，即将进入到树叶凋零的冬天。
就像毛主席比喻的，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也可以说青壮年是中午的太阳，而老年则是傍晚五六点钟的斜阳。
人到六十，已经日过晌午，不再有那种像正午阳光般的炽热激昂。但这太阳余热可以尚存，甚至不减炽热。
李商隐曾发出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白亦掷出感慨，“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似乎“夏花般绚烂”之后，便只能归于“秋叶般静美”。但以己之见，纵使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取决于自身如何激发它。通过不懈奋斗，必然能够收获人生的另外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季。
杜甫有言，“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人到六十，可能已少有那一番“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勇猛朝气，却仍能怀有一份“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壮志豪情，并凭借自身总结的人生阅历的智慧，“藏巧于拙，用晦而明”，最后曲达人生之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到六十，更应一鼓作气，争分夺秒，抢在天黑之前，抵达理想之地。
人到六十，欲望和追求开始自然减少，心态也应该开始变得平和，性格也会变得顺其自然，静而不争。人到了六十，也应变得更加宽容、包容，多一些忍让，眼睛里也得能揉得一点儿沙子，耳朵里也得能飘得进半句逆耳的话。
毕竟经过六十年，人与人之间的什么鸡毛蒜皮没有见过？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一切，来对待生活中的纷争。希望岁月静好，因为“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孔夫子把六十岁称为耳顺之年。依我理解，这便是说人到了这个年龄，既应当听得进顺耳之声，也听得进逆耳之声，亦能够领略其言下之意。毕竟经过了几十年生活的磨练，可谓“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人到六十，吃过亏，上过当，领悟来时路，应该能够辨清人间是非。
人到六十，就好像攀登一样，已经越过了半山，也犹如划水，也越过了中点。前面的路究竟还有多长？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越过了最困难、最弯曲、最险峻的道路，是不是该停下来喘一喘、歇口气？
但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水更急”。其实，越过了这个阶段，面对前面的路途，我们反而更不能停顿、歇息。因为一旦歇下来，我们就可能再也打不起精神，无法前行了。
我曾见过家乡划龙舟的一个情景：一位光着膀子的古稀老人在龙船上掌舵喊号，越过中流。他激情四射，浑身是力，大声呐喊，引来众人齐声喝应。那龙舟，果然越驶越急！那动人的画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由此我想到，人到六十，更应该去开启新的学术生涯，树立新的奋斗目标，继续做“弄潮儿”，不断奋力前行。
人到六十，就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六十岁之前，人沉沦在日常生活中，奔走忙碌于衣食住行、名位利禄，早已把人生的目的丢失遗忘。
而六十岁之后，面对着人生又一个不一样的阶段，经历过岁月的沉淀，人到了一个常常会回忆的年岁，便不由得拾起了那早已被岁月蒙尘的初心。
有人将六十作为人生的一个分界线，认为人的一生，在六十岁之前是价值决定存在，而六十岁后则是存在决定价值。其含义是：人在六十岁前，是拼搏的年代，而到了六十岁后，则进入到了保养、休息的人生阶段，打拼的年月已经过去了，是应该好好地休整了。
但是，我认为，人生的幸福是在不断的劳动中造就的。就像老农拖着伛偻之躯，仍躬耕于田间，于持续不断的劳作中，觅见自身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如此换来的是一份内心的踏实、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而我们，不也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寻找人生意义的旅途上继续跋涉吗？
人到六十，我们似乎已经过了学习的岁月，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行事。但我认为，人即便到了六十，也应当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和技能。这正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我还想学好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还想学好法律之外的其他学问，还想继续重拾旧爱，把文学爱好再好好捡起。我也很想练好书法，挥毫泼墨。静下来的时候，总觉得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好像还要许多做不完的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到北京，初次见到佟柔老师，他说：“我刚过六十，正好开始学术的新生涯。”佟老师说这番话，是因为他这一代人在过去耽误得太多，恰逢改革开放，百废待举，正好有一番作为。
这句话其实对我也是一种激励。佟老师年过六十，每天凌晨4点多便起床开始工作，读书、看报、写作，早上8点去上课，依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他每天忘我工作，乐此不疲，哪里像一个年迈之人呢？
佟老师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不能够到了六十就懈怠，就闭目养神，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应当向他学习，重新开启新的学术生涯。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民法学是我的专业，是我理念之归属，精神之寄托。我学与思，行于世，终生与法律相伴，同向同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进程。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诞生了伟大的法典。民法典必将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实现老百姓对良法善治的美好期待提供重要保障。
我作为一名民法学者，理应为民法典的全面贯彻实施、为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继续奋斗，为祖国的法治事业不懈努力。期盼国家更繁荣、法治更昌明、人民更幸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