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连续十几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十几年增长，一路向好。但一片繁荣景象使社会长期陶醉在“衣食无忧”里，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滋生、累积，正在凝结成阻碍发展的困局。
困境一：离农越远，离现代化越近
一些人，尤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误区里打转转，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农业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落后文明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这是一种流行广泛的认识误区。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谈农色变，或谈农无言，或只尚空谈，中央的“重中之重”战略成了“轻中之轻”。人类文明有三大基本载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分工专业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三大文明是人类社会所有文明的基本载体，任何文明形态都依附于这三大文明之上。理清这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是走出认识误区的关键。
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它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的一种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存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础。因此，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经济是断裂的经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农业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该抛弃的文明，它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就质疑刘易斯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强调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中国如果农业这条短腿不能加长，那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我们今天走的是刘易斯外延式扩张，把工业、把城市做起来，然后反哺农业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显，仅靠输血解决三农问题是不可能的，农业必须同时走舒尔茨内涵改造的路子，像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一样，把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造血功能，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现代化起来，农业这条短腿才能加长，农业文明才能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在三大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装糊涂。真糊涂好办，装糊涂可就难办了。
困境二：从法苏到仿美的邯郸学步
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效仿苏联集体农庄，大搞人民公社，用那种大一统的政治思维处理需要市场分散决策的经济问题，最后走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今天当年效法苏联的余悸尚在，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国的大规模经营。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3500亩，我国每户不足十亩，美国3亿多人，我国比美国多10亿人，但是美国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国多10亿亩。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农业：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我国显然是人多地少型的，在人口稠密的广大农村走美国式的大型农场规模化之路显然是不可行的。况且，土地规模化经营超过一定程度，效益就会下降。到目前为止，日本2公顷以上的农户也仅占15%左右。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国为例，美国农民1人1台拖拉机，日本45人一台，美国劳均生产粮食是日本的10倍，而单位土地产量仅为日本的1/10。
美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土地产出最大化。美国拼的是土地优势，中国和日本一样，没有土地优势，只有劳动力优势。中国农业必须考虑到现实国情，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中级阶段，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很有限，因此，转移农民需要把握速度。土地过度规模化经营，100个人的地给1个人种，其余99个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只看经济效益，不看社会效应是行不通的。当年效法苏联教训惨痛，今天效法美国带来的后果还难以估量。
因此，我国不能盲目效法美国，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不能违背经济规律，更不能违背中国的现实。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是适应现代农业的规模要求，在产业布局、产业链条、组织、服务和适合工厂化生产的种养业五个方面着力推进规模化。土地规模化必须严把适度关，农业部专家钱克明估算适度规模南方以30亩－60亩为宜，北方以60亩－120亩为宜。二是建立农地经营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农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不熟悉情况，不掌握技术，很容易失败。我国现在谁都可以去搞农业经营，很多企业到农村圈地因不具备经营能力和条件，不仅导致损失惨重，也浪费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因此，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必须建立准入和退出制度。三是把经营方式选择权还给农民。中国所有改革都是农民的创造，革命年代，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改革年代，中国改革是农民的改革，中国农民是改革的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清楚自己该走什么路，也没有谁比农民更对自己负责。农业的经营方式只能靠农民自己选择，是出租，是入股，是合作还是转包，由农民自己决定。政府要做的只可以按照经济规律，加以引导，同时做好各种服务。
诚然，土地需要流转，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应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我们称之为“行政流”。即把一户不足十亩的承包地分为七八块，怎样合成一块。这是一家一户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必须依靠集体组织统一行动，当年靠行政力量细分，今天还应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础上完成确权登记颁证。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权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经验。第二个层面，需要市场推动的，我们称之为“市场流”。在完成“一块田”行政整合、做好确权登记颁证的背景下，是合作、是入股、还是出租，由农民按市场规律自由选择。政府只应做好服务，不可强行干预。第三个层面，需要法律推动的，我们称之为“法律流”。如抵押、担保、买卖是现行法律不允许的，必须在国家修改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转。当前各地政府应充分理解中央土地流转的初衷，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首先应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实“一块田”，不应只紧盯着“大规模”的企业规模化，而不屑于“小规模”的家庭规模化，过分热情地插手“市场流”和“法律流”，使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做过了头。“行政流”是“市场流”和“法律流”的基础，只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顺畅推进“市场流”和“法律流”，不然将遗患无穷。
以人少地多的美国模式移植想象，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带来的只能是亦如效法苏联的折腾后果。因此，中国农业应该、也必须跳出“东施效颦”的怪圈，因国制宜，发掘传统农业精华，借鉴现代农业经验，用“历史的耐心”走好自己脚下已经生成的道路。
困境三：经营主体的选择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六个类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小农户。不论哪种类型，都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经营单元，也是主体、主力、主导。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所谓的龙头企业搞成千上万，甚至几万亩的大规模经营，以为政府和企业才是农业经营的未来主体，这是十分荒谬的。
农产品生产相对于工业产品生产有六大自身特点：不可间断、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是活的生命体、遵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两个规律、结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
这六大特点决定了农业必须以家庭经营为单位。这是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小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农产品生产无法并列交叉作业，生产的继起性、周期性、季节性、地域性比较强，栽种、管理、收割等各阶段的劳动强度不同，要求劳动者有非常好的执行和协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环境等影响较大，同一地块的农产品生长都有差别，要求团队劳动者之间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都要求整个劳动团队的每个劳动者都要尽心尽力，尽心尽责，这样的劳动团队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做到。同时，农产品生产很少有中间产品，而且产品个体具有独特性。对具体劳动者在某一单独时期、某一批次产品的劳动质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难具体衡量，衡量不准就不能做到准确激励。如果进行全过程监督考核，其成本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农业必须由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经营，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分配中执行力最强、劳动最尽责、监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成果和利润分配过程中矛盾最小，离心力最小。
家庭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只有家庭才能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在发达国家，美国家庭农场占86%，法国占88%，欧盟15国平均占88%。在中国，2亿多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用占世界1/10的耕地生产出占世界1/5的粮食总产量，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这是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的教训已经昭示我们：农业经营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企业，而是家庭。当年“公社+社员”，是政府在种地，种到饿死人。“公司+农户”，是企业在种地，弊端正在显现。中国农业必须走“农户+农户”的路子，才是正途。目前，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大约1500万家，这1500万家企业平均寿命5年左右，农业企业的风险更大，大公司经营农业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这个风险立马就会从社会转嫁到政府头上。今天鼓动兼并，到时苦果自食。
困境四：现代农业等同于农业现代化
不少人把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混为一谈，以为只要土地实现规模化，再加上现代设施、现代技术，就是农业现代化了。这种片面的理解，很容易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导入歧途。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同一个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追求目标不同，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单一，就是经济；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
人类农业发展已经历了三种形态，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原始农业就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传统农业就是农业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下向前滚动发展的农业；现代农业就是打破了封闭的内循环格局，注入外力，拉长产业链的农业，就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提升。现代农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现代时期有两个主要标志，即注入了两个外力，一是化肥、农药的使用，二是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现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长了产业链条，建立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这样一个一、二、三产联通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就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需要建设的产业体系。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商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现代农业只要求实现“本体”的现代化，这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主体”和“载体”如果不能同时实现现代化，“本体”农业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在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追求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追求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让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从广义的生态学视角出发，使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标领域按照生态学原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建造五位一体的整体构架。
困境五：“钱途”茫茫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是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退出农村市场，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长期以来，一些县市存贷比高达70%－80%，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他们3-5个村都开办一个政策性的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账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活动，以此激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示范，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有9000多家银行，我国只有1200多家银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镇银行。台湾地区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银行。目前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已有64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一定的政策约束，确保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困境六：耕进草退、北粮南运、人畜争粮
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错位：系统错位、格局错位、利用错位。
一是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是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在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在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内蒙古超载1000多万头。建国以来，国家给内蒙古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二是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十一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北方生产，缺水就抽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水的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供应市场，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是到了该严令南方产粮地区实现粮食自给的时候了。
三是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农业就是在这种循环中向前发展。我们今天打乱这一规律，让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因此，应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有机、可持续的发展。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干群矛盾极端对立。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口，一面采用新科技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才是万全之策。
困境七：种子被殖民化
中央已明确对粮食供给定位：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80%销量。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5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美国“9 · 11” 之后出台生物国防法，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们常说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
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
困境八：农业后备军的培养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就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
农民进城打工，虽然挣了一些钱，与务农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许多无形的、非物质性损失和未来长期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特别是儿童教育问题，目前可以说是令人忧心。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联合国承诺，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这一目标到2013年才得以实现。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撤了一半。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里，初中生为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会打工，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础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经营接班人。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4年6月18日 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美国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和城市中两千多万的“小漂族”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未来职业化农民只能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的综合素质问题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成败。不抓好他们的教育，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空话”。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顾之忧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时，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绝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龄大了，干不动了；要么是自身的技术不能与时升级，干不了了；要么是伤病缠身，不能干了。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政策遗弃的一族。
他们很爱城市，但城市不爱他们。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 7” 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时代”集中体现了我国现行农民工体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是历史的宿命，想挣脱都挣脱不了。尽管中央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为时已晚。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后打工族群体主要是“白伤”问题。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困境十：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没了，英国有个“羊吃人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圈地”运动。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近十亿亩耕地，我们粮食总产6亿吨，每年还需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全世界粮食总产25亿吨，参加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我们每年购买9000多万吨，购买量占总贸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样样需要进口。即便全世界粮食贸易3亿吨，全买来还不够我们消费半年的，那样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敌，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缺粮，我们全买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数量锐减，质量也在严重退化。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过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占81%，而长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国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国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坝全世界45000座，中国占22000个，世界第一，美国只有6600个。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湖北鱼苗为例。湖北是中国四大家鱼天然鱼苗产地，年产200亿尾，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仅2亿尾，锐减98%。2005年长江水域已建成水库45694座，占全国53.7%，长江鱼类捕捞量因此由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最近美国流行的大片《拆坝》纪录美国如何正为恢复生态而拆除水坝，美国人认为凡是河流都必须有自然生长的鱼类，这才是正常的生态。近年来，美国拆坝年均50－60座，中国人依然在筑坝，且以世界最高为骄傲，它截断的不仅仅是水，而是无数条赖以生存的生态链。物种的多样性也会因生态链的断裂而趋于消亡。
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
水体污染不仅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有的含量高达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小于20纳克），另有90多种非抗生素药物从地表水中检出，说明每个人每天只要一张嘴都在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我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挫，食品安全源头受阻。中央提出对生态环境损害要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制度，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深入细致的制度探讨，因为它时长、面广、人众，责任的分割、认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在不择手段地“改天换地”，“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座右铭。杜甫当年慨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全社会都应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错误认识，树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员”的正确理念。自然生态的恶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态扭曲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