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是乡村振兴追求的最终目标，而精神生活的富足关键在于文化建设。不少人觉得乡村文化建设既虚又空，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从何抓起。还有一些人认为，文化是写文章、搞娱乐、做宣传人的事，让他们抓就行了，这些认识误区导致乡村文化建设迟滞。全世界仅名人给文化下的定义就有300多个，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人对文化的理解差异很大。当下，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应树立大文化的理念，把握十大要素，构建乡村新型文化生态。
兴教育。我国乡村教育衰败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农村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村空、乡弱，与城市形成鲜明反差，义务教育就近、免费两大基本特征，被撤村并校导致的上学远和进城陪读带来的上学贵所冲消。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当地产业脱节，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载体不明，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一片空白。乡村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必须复兴乡村教育，否则乡村振兴的人才就是个问题。我国古代，“十室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学有所师”。当下却是“现在的精英进城打工，未来的精英进城读书”。一些地方“百室之村”、甚至“千室之村”都没有一所学校。现代教育培养的应是人的基础能力、思维能力、品质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教人识字、数钱，把人的一生概括为两个数：上学时的“分数”，工作后的“钱数”，这种认识是文明的倒退。未来社会的竞争，体现的是人与人思维能力的差距。经济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乡村急需现代教育支撑，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良好的素质就不能从事现代化的工作，没有现代化的工作就没有现代化的收入，没有现代化的收入就没有条件接受现代化教育，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续文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必须守好这一传家宝，传承好文化的血脉。耕以养身，读以明道，耕为自己，读为天下，耕与读透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齐治平的大格局。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不仅要做好文章道德，更重要是传承、弘扬好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优秀制度这三大文化之脉。中国农民创造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是人们万事行为的准则。农耕文化的基本理念是道法自然、遵循规律，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攫取，污染、破坏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农业文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为主体的社会，乡村的一些自适性制度设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末年官民合建的陕西大荔县“丰图义仓”，不仅功能设计科学，全县50多个村每村在这里都有一间粮仓，丰年囤积余粮，灾年下发民众。江西万载县鲤陂民间水利协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统一管理，规范制度，保障农田正常灌溉。这种乡村自治自助自救，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不靠政府包揽的制度值得借鉴。
集器物。在漫长的农耕文化发展过程中，耧犁水车镰刀锄、石磨碾盘杈耙锹等一大批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特色传统农具及生活器具，现已呈断崖式沉落，如不加以留存，再过若干年将难以找到。诸葛亮创制的木牛流马，宋代人设计的1800多个零部件的织机，现代已无法还原，其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难以估价。各地应广泛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尽可能多地将传统的生产生活的器物搜集整理集中展示，让子孙后代直观睹物，使几千年积累不中断、不失传。美国3亿多人口，仅有200多年历史，但却建有3万多座博物馆。中国14亿人口，5000多年文明史，却只有6000座博物馆，这与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挪威把全国古村落的古房子拆了下来，在首都的郊区批了一片地方，把几百座古村落重新组建保护起来。建立博物馆，县乡村最有条件、最为便利。不仅应推行官建，还应鼓励、提倡、支持有条件的村及有能力的企业或个人围绕农耕文化兴建博物馆、展览馆， 广泛发动社会捐赠器物可大大节约成本。总之，应以多种渠道和方式抢救即将湮灭的历史遗存，为历史记录今天，为后代留下当代。
修村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500多万个自然村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在还有200多万个。这是中国历史上村落变化最大的时期。一是数量变化大，在短短40年左右的时间里，200多万个自然村落因各种原因即告消亡。二是形态变化大，旧村庄消失，新社区兴起，村落中原生态格局没了，世代构建的人际关系没了，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没了，约定俗成的乡里制度没了。三是人员变化大，大量农村原住民外出务工就学离开村庄，为农业农村服务的新农人、到农村养老的城市老年人、到农村休闲养生旅游的群体等又流入村庄。四是空间变化大，村落由传统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人员流动到哪里，村落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就延伸到哪里，即便在美国、加拿大，村落间的文化交流都可以隔着太平洋在掌中操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应包括四大方面：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家有书。而在省、市、县、乡、村五级地方志中，村志对基层社会的反映最真实、最具体、重细节。历史上最有名的村志就是安徽池州杏花村的村志，它是中国唯一一部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盛世修志，面对史无前例的村庄巨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修好村志作为重要文化工程列入乡村振兴的议程。
承技艺。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一些制造、使用传统农具的技艺，正在散落消逝；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整套按四时节令行事的传统农事操作规范几近失传。手工业、戏曲、杂技、雕刻等传统技艺，面临香火中断的危机。我国已经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保护体系。非遗项目计有5大类134项，但多涉及少数民族，且零散、细碎、孤立，缺乏综合性、整体性、逻辑性的思维。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应突破民族、区域、行业、时空等界限，从国家层面发掘对56个民族大家庭成员普遍产生影响、覆盖全域，对社会广泛适用的非遗并予以整体性保护。涵盖耕地农业、草原农业和捕捞农业三大领域的中华农业文明，应重点传承，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条件的地方，也应在乡和村选择重点由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培养乡村级非遗传承人，这是非遗保护的发展方向。芬兰规定小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必须掌握一门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乡村学校应借鉴这种做法，开设传习传统技艺的课程。承技艺是对传统经验积累的继承，传承人就是守护神，唯其守护，才能活化；唯其传承，才能生生不息。
立乡约。宋代《吕氏乡约》《乡义》等村规民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建立起中国最早的乡村自治制度。直到现在，这一古老村规民约中的价值理念，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发挥着扬善去恶，淳化风俗的作用。历朝历代皇权不下县，农村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是靠村规民约解决资源的配置、矛盾的调处、邻里互助以及应急事务的处置。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的精英分子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和道德风范形成“权威”并影响村落，村落内部还有很多未以文字形式订立，但是村民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即看不见的乡规民约。今天，乡村治理应重拾熟人社会长期积淀的家园红利，特别是在应对法律法规难以调控的水污染、不良风气等难题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调动新乡贤的积极性，发动乡民重构乡规民约，重建乡村信用体系，做到乡有乡约、村有村约，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这既是制度的重构，也是一场文化大讨论，在订立乡约的过程中，可以校正或走偏或迷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建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互帮互助的紧密关系。
订家训。纵观历史，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者大多数是从世家大族、名门望族、书香之族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看重族群，重视家庭，崇尚大家族观念。中国乡村形成了以家规、家教、家训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体系和宗法制度，其传统和精神理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心中。有言之教谓之训，无言之教谓之风。针对各家情况把名言警句写成条幅挂在墙上就是家训；家长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子孙后代做示范就是家风。好的家教是家训和家风的结合，它奠定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础。中央纪委监委网站专门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连续用两年多的时间发布了100期中国家规。浙江临安钱姓，自五代十国先祖钱缪留下家训，2000多年来家族名人辈出。特别是近代以来，钱氏人才更是出现井喷现象，涌现了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钟书等众多文坛硕儒、科技巨擎、国学大师。今天在世界各国的院士级科学家群体中，出自这个家族的多达100多位。《钱氏家训》共635个字，分为四个篇章，即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国家篇，饱含大智慧。良好的家训家风是家族兴旺发达、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开夜市。自宋代取消宵禁以来，文人笔下描写一个地方的繁荣大多以“夜市千灯照碧云”概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夜间经济成为全国多地提振消费的“热引擎”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空间的增多、消费需求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一些规模较大、人口集聚较多的村庄发展“乡村夜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不少地方试点探索的经验表明，“乡村夜市”是繁荣乡村的新空间、新领域、新途径、新举措，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就业、完善乡村治理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也是为农民呈上的一道精神大餐，有效解决了留守群体“月光下的孤独”，具有浓郁的烟火气。推动“乡村夜市”发展应强化顶层设计，把发展“乡村夜市”纳入规划，形成布局合理、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夜市，打造一体化、多功能、便利化的综合性夜间消费载体，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应配套设置专项资金或以奖代补，在水、电、摊位费用、创业资金、消费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政策，激发夜市发展。同时，强化“夜市治理”，打造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夜间环境。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我国上海等很多城市设立了“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等类似头衔，专职解决夜间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这些做法同样适用于“村庄夜市”治理。
革陋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了才叫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富裕应是文明型富裕。有的农村地区“人情礼”、婚丧嫁娶越滚越大，攀比之风，到处弥漫。有些家庭一年应付五花八门的“人情礼”要花几万元。有农村彩礼被称为“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 指车子，“不动”指房子；“万紫”指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一千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指一大片50元钞票，天价彩礼让本应喜悦的家庭苦不堪言。有的农民盖楼房互相比阔，但对乡村脏乱差的环境见怪不怪，乱扔垃圾乱排污水，公共卫生不知维护。有些农村青年打着外出务工的旗号，上不赡养年老的父母，下不抚育年幼的子女，把责任和义务推给社会。还有的沾染上赌博、迷信、奢靡、浪费等恶习，败坏公序良俗。除陋习、树新风，须转变人情社会处理事情的“情理法”规则，坚守现代社会“法理情”原则。一靠法治手段扶正祛邪，二靠理性引导树立新风，三靠情感联系巩固深化。有的地方设立“治陋办”、“红白理事会”，改革陈规陋习、不良风俗；有的地方开展星级文明创建，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评选，弘扬邻里文化、孝道文化；有的地方设立“道德银行”“爱心超市”，树立文明乡风。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都是革除陋习、建立文明乡风的好做法。
办赛事。中国民间文化历史悠久，有岁时民俗、饮食民俗、人生礼俗、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连贯古今。每逢节庆或重大活动，农民会举办龙舟、花灯、社戏以及歌舞、诗词、书画、竞技等文体娱乐赛事，活跃文化生活。县乡村基层组织对此应择优发挥、顺势而兴。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品种最丰富，影响最广泛。中国面条有1200多种做法，青海发现的4000年前的面条成分居然是小米。一碗面条成就了多少企业，康师傅、统一、今麦郞、白象等大牌方便面，调制出几十种味道争夺市场。2018年，全世界方便面销量1036亿份，据有关数据显示，最高峰时中国一年销量达400多亿份。青海化隆县农民做兰州拉面，短短几年时间在全国开了4万多家店，2019年挣了100多亿元。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写了近50首跟美食有关的诗，相当于50集《舌尖上的宋朝》。《红楼梦》这本书里的美食达180多种。5000年中华文明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不是哲学，不是文学，而是中国人的“舌尖”，美食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挖掘。泰国推广“一村一品”项目已有20多年，每年在曼谷举行“一村一品小吃博览会”。可以借鉴泰国的经验，将数以万计的中国美食作为国家战略，广泛发动乡村挖掘特色、开发推介，不仅在国内宣传宏扬，而且要走向海外。举办一场美食赛事，就是举办一场中华文化博览会。在海外举办美食节，文化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在孔子学院举办讲座，接受舌尖上的中国比接受哲学里的中国显然更容易、更简单，这是我们宏扬传统文化、重拾文化自信最便捷的举措。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