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根据未经证明的观念去创作制度和规则，进而决定人类命运，这是人类最大的冒险。可以说，人文知识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知识。自然世界的创世可以由科学或神学去解释，但文明世界的创世却尚未完成，因此不可能有定论。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也许永远无法证明何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的冲突乃是人祸。

人类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种冲突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这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现代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博弈论已经对冲突问题有着足够清楚的认识，可是——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还是无望解决冲突问题？我愿意相信苏格拉底是对的：无人自愿犯错。可是为什么人们仍然错误地选择了冲突？合理的解释是，现代知识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缺陷。

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而最大错误是把自私合法化。冲突并非因为自私而是因为贪婪，贪婪就是所谓利益最大化。自私是自然天成，贪婪却是文化造就。现代个体主义承认自私的自然性，这没有问题，但把自私合理化，却制造了一个错误的文化事实。被确认为正当的自私必定膨胀为贪婪，因为理性化的自私反而是非理性的。人类的贪婪已经威胁到自然资源、社会安定和世界和平。贪婪几乎解释了人类的全部悲剧。

现代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是大有疑问的（我指的是从霍布斯、洛克、康德到韦伯、海耶克、罗尔斯以及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家族），虽多受批评而未被替代，因为尚无更好的方法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仔细解释了各种困境，诸如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不稳定的权力均衡、靠不住的霸权、适得其反的制裁、遏制或干涉、无计可施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文明冲突等等。可是，如果对问题的清楚认识无法推出对问题的有效解决，那又有什么用？显然，认识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描述的方法论不等于求解的方法论。求解问题的方法论之薄弱和不可靠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缺陷，它使社会科学具有一种反讽性质：问题都清楚，就是没办法。

问题在于，当一切利益和价值以个人为准，排他利益至上，就在逻辑上拒绝了解决冲突问题的可能性。种种困局令人烦恼的共同点是：个体理性很难导致集体理性。更坦率一些，应该说，个体理性的结果往往是集体非理性。我们有理由疑心，个体主义游戏本身是错的，因为人们玩得越精明，情况就越糟，各种精妙的个体主义策略都只能使人们在集体非理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主义思维是单边主义的，由单边主义视野所规定的个人理性一心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因此必定导致他者不合作，所以总是事与愿违。这是个体主义的宿命或逻辑。

问题总是源于起点。霍布斯以人人冲突的自然状态作为起点，这使得从冲突到合作的进化成为一个类似“无中生有”的难题。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种种令人赞叹的解法都弱于自私的力量而无法阻止冲突卷土重来。荀子对初始状态有不同理解。荀子相信，个人无法独力生存，因此，初始状态必定是社会合作状态，然后，分配不公才导致了冲突。这是个荀子悖论：合作是每个人之所需，可也是形成冲突的原因。霍布斯的冲突是无解的，因为自私的人性不可改变；而荀子的冲突是可解的，因为关系可以改变。最重要的是，荀子发现了希望所在：即使在冲突的环境中，也至少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不可还原的合作，这才是合作得以进化的坚强基因。就是说，合作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能由少到多。可以想象，有合作基因的社会科学比以冲突为基因的社会科学更能促进合作。

我想讨论一种由儒家思想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或许有助于求解冲突问题。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伦理主张，还不如说是另一种更为合理、更有远见的理性计算方法。孔子相信利益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结合点。假如孔子听说了“存在推不出价值”的休谟理论，他会同意，但他可能会补充说，价值能够推出最好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就是试图发现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理性概念，以中间人视野的关系理性去代替单边主义的个人理性。

我想通过一个“普遍模仿测试”游戏来说明关系理性的重要性。假定人人都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会模仿别人更成功的策略，于是，任何能占他人便宜的策略都将很快失去优势。当人们用尽并互相学会所有的博弈高招时，就会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的策略对称均衡。问题是，被普遍模仿的最得力策略有可能人人得益也可能人人受损。我们的检验标准是“无报应性”：如果一个策略被普遍模仿而形成作法自毙的反身报应，它就是经不起普遍模仿的失败策略，或者说，如果一个策略被普遍模仿而自取其祸，就被证明是坏策略。

显然，只有关系理性策略不会作法自毙并使各方满意，因此经得起普遍模仿检验。可以这样解释：关系理性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相互关系而不是最优单边策略，这意味着优先考虑的是互相伤害最小化然后才是排他利益最大化，这才是最强的风险规避。只有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条件下，自身利益才更为可靠。关系安全（互相伤害最小化）和关系利益（互助和协作）是每个人的可及利益的限度和必要条件。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问题，也就永远处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这反而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即使求助于公平规则，个人主义也仍然不可能增进幸福。可以考虑“分蛋糕”的老故事。按照个人理性最优分法是“我切你挑”，这是最公平的。可是从关系理性来看，公平是不够的，情义更重要，更好的分法把较大的分给更迫切需要或更应该照顾的人。这种处理方式在合理的利益分配之外还创造了合情的人心交换，因此更可能成为和平和合作的可靠基础。无论在风险规避上还是在长期回报上，关系理性都比个人理性更为理性。

不过现代个体主义已经制度化而积重难返，它有两个方面迎合了人们的贪婪：一是创作了政治上的独立个人并且划定了种种似是而非的“个人政治边界”，以人权为名推卸人义而使人们互相疏远，为保卫权利而神经过敏；二是对排他利益最大化进行无理的合法化，而排他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侵略性的，因此增加并深化了本无必要的敌意和冲突。回归失去的美德并不现实，但发展一种害处最小的理性思维来替换个体主义却是可能的。与“强者无敌”的现代信条相反，孟子“仁者无敌”观点可能是对的，其秘密在于，仁者更安全，不是因为打败了一切敌人，而是因为他没有敌人。我相信，关系主义是对理性更深刻的理解，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试图以更为审慎的眼界去寻找更为合情合理的解法，以克服多元世界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精神和利益冲突。只有以关系为准才能更好地定义和解释普遍价值和理性选择。关系主义的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它不同于一般存在论。有关存在的一切难题，无论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还是幸福与不幸，都只能在共处之中去解决。所以我愿意说，共在先于存在，更好的关系创造更好的存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首先追问的是最优关系。

在建构现代的意义上，启蒙早已结束，但康德希望“摆脱人类自陷其中的不成熟状态”的启蒙目标却尚未完成。如果理性不能创造和谐，而相反加深了敌意理性，就仍然有缺陷；如果理性增强了互相伤害，却不能增进互相信任和幸福， 理性就仍然可疑；如果人以理性之名而选择了作法自毙的行为，就仍然不成熟。因此我们需要深化启蒙。个人理性制造问题，交往理性谈论问题，而关系理性将解决问题。于是，深度启蒙需要以关系理性去改进理性的概念，去建立为共在而不仅仅为存在着想的理性。人类既需要“敢于求知”，也需要“乐意分享”。可以说，深度启蒙试图以理性的理由去复兴被现代所贬值的根本价值：真、善、美、正义、和谐。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世界观，而世界将因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