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迦陵频伽的启示
我和星云大师因佛教音乐而结缘的点点滴滴都已成为历史，其因缘之殊胜，本不可言说，但如实记录昨天，则有助于后人了解今天。
谈到佛教音乐和星云大师以佛乐弘法利生的伟大贡献，必须先谈近代佛教在中国的遭遇和处境。众所周知，一二百年来，中国的衰败和列强的欺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反思。在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精英们认为中国的衰败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罪，不但要“砸烂孔家店”，把儒家文化视为“大酱缸”，而且把佛教、道教也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从宣统元年满清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废庙兴学令”开始，一直到“文革”狂潮，佛教在中国始终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我生于1948年的大陆，从小就被教育为“唯物主义者”，将一切宗教都视为“迷信”。而大陆的出家人和佛教音乐的传承者们，这时也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辗转挣扎。有着千百年优秀传统、曾经“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的佛教，在中国大陆几乎奄奄一息。
没有想到，“唯物主义”灌输给我的佛教是“保守”的观念，却成了我进入佛教世界的契机和缘分。1977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留校任教。我当时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古典音乐名作”。对我而言，这两门课的劳动量和效果不成正比，我虽然为讲好中国古代音乐史做了详尽的准备，但由于没有多少谱例和可听的音响资料，又大量引用古诗文，显得枯燥难懂；而讲西方音乐名作，则轻车熟路，每堂课只需要讲三分之一，其余就可以放音乐，学生高兴，我也轻松。一天下课后，一个学生跑来问我：老师，你说唐代的燕乐大曲怎么好，白居易说怎么好，元稹说怎么好，但是，我怎么能听到真正的唐代音乐呢？
学生的问话让我苦恼了很久，古代没有完备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设备，我到哪里去找到古代的音乐给我的学生们听呢？正在我为此苦恼的时候，我忽然听到窗外的几声鸟鸣。正是这几声鸟鸣，让我灵光一闪：既然都说佛教是“保守”的，那么，在寺庙的高墙里，有没有可能把古代的音乐一直“保护守候”到今天呢？我后来曾经写文章把这个缘分称作“迦陵频伽的启示”，从此开始了我几十年的佛教音乐研究生涯。
从1978年开始，我先是从古籍中寻找佛教音乐的踪影。那时候，我所要查阅的古书，还都属于“禁书”，不但书店没有，连图书馆也不能借阅。我找到家父的一位时任天津图书馆副馆长的老友“走后门”，为我开了一张只有担负国家课题的大学教授才能有的“内部阅览证”。于是，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泡在天津图书馆善本古籍部的一间小小的阅览室，因为书不能借出，只能在那里看。当时还没有发明扫描器，也不可以拍照，只好下笨功夫用笔抄。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几本当时抄录的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道世《法苑珠林》、《晋书·乐志》等书的残破的笔记本。当然，笨也有笨的好处，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讲课的时候，有时还能随口引用一些古典，就是因为当年动手用心的缘故。
研究佛教音乐必须同时跋涉两座山，一是读万卷书，深入经藏，从古典中寻觅历史的遗踪；一是行万里路，走进丛林小庙，考察当代现存的佛教音乐，采访精通梵呗唱念的老僧和赶经忏的老艺人，也就是学术界所谓的大陆的宗教生活还没有恢复，绝大部分寺庙在文革中被改造成军营、学校、生产队队部、社办工厂，甚至变成了居民居住的大杂院。为了能够完成考察工作，我当时冒昧地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老写了一封信，托我家的世交、中国著名歌唱家王昆大姐转交。赵朴老对一个青年人有志于研究中国佛教音乐非常高兴，大力支持。就是在赵朴老的支持和安排下，我才走进了佛教文化的山门并一步步登其堂奥。几十年来，我走访了大陆200多所寺庙，有缘结识了许多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音乐从无知到略有所知，在1984年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之后，我陆续发表了近百万字有关佛教音乐研究的文章，出版了《中国佛乐选萃》《中国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禅与乐》等多部著作，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于2000年录制完成出版了《中国佛乐宝典》，将当时还能找到的大陆现存的佛教音乐做了抢救性保存。同时，我还应邀在英国伦敦大学、里兹大学、约克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巴伐利亚音乐学院、海德堡大学，捷克查理斯大学，美国贝兹大学、密执根大学等学府以“中国的佛教音乐”为题讲座，并以此为契机，先后带领五台山佛乐团、北京佛乐团、天津佛乐团、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等出访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等国，将中国佛教音乐带上了国际舞台。1989年，我在北京策划组织了第一届“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周”。200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成为大陆第一个官方的宗教艺术研究机构。
二、信使
1998年2月，经老友林谷芳推荐，我受邀赴台参加佛光山在台北主办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希望我能带一个大陆的佛乐团去参加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办的“法音宣流”音乐会。收到邀请后，我专门向赵朴老做了汇报，并根据朴老的指示到五台山看望了一批正在学习佛乐的孩子们，为“五台山沙弥佛乐团”做了组织和准备工作。
这批来自大陆的小沙弥们的青春气息、精湛技艺与五台山古老佛乐的奇妙结合，让台湾的众多出家人和佛教信众在赞叹的同时看到了大陆佛教复兴的希望。在台北的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禅与中国音乐》之后，我南下高雄上山拜见我仰慕已久的星云大师，以完成朴老交给我的重大任务：面交朴老给大师的亲笔信。大师和朴老，是当代举世公认的佛教领袖，他们心心相印，彼此尊敬，理念相同，意趣相投，朴老更对迎请大师回大陆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一直念兹在兹，对于在特殊时期出于特殊原因而中断了的大陆佛教界与佛光山的关系，朴老更是耿耿于怀，希图努力修复。在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朴老又一次说到他对大师的评价，朴老纵观历史，俯看世界，说：中国佛教过去千百年，一僧一庙而已，星云法师今天在全世界建了一百多座寺庙，整个中国佛教史仅此一人！
初和大师见面，便如沐春风，相见如故，仿佛有累世的因缘。次日上午，大师约我再谈，那天不但定和尚、惠师父、容师父等长老们在座，还有依空法师等几位中生代法师“旁听”，可见大师对这次谈话的重视程度。谈话开始前我问大师：我可不可以记录呢？大师微微一笑，说：赵朴老请你来，就是要借你这支笔呀！
那天，大师不但阐述了他弘法的理念和对祖国的真挚情感，也针对一些误会做了必要的解释，澄清了一些影响两岸交流的事实。回北京后，我向朴老做了详细的汇报，并讲了我亲身体验后的见闻和观感，那次赴台，我亲眼看到台湾意识形态造成的族群分裂，看到两岸之间互相理解与沟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看到了星云大师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和他在台湾以及华人社会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我建议朴老尽快向高层反映，促进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努力团结这些对祖国和中华文化心怀感情的朋友，充分发挥星云大师的影响力。朴老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嘱我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朴老写一信，把星云大师的谈话详尽写清，并鼓励我大胆写出我的建议。两天后，当我把信交给朴老看时，他连声说好，并说下周就有机会见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他会当面递上我的建议。
诸法无常，由于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尽快修复大陆佛教界与佛光山关系的愿望无奈延宕，以致赵朴老2000年圆寂前没能在北京再次与大师见面。但是，星云大师与赵朴老的爱国情怀却日月可鉴，光照天地，激励着我们这些晚辈追随前志，砥砺前行。我曾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给赵朴老的长信没有留底稿，更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起作用。但2019年我率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团在佛陀纪念馆举办“根与魂——第六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的时候，却意外得到了当年赵朴老托我转交大师的亲笔信的复印件。时隔21年，我这个“信使”终于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看到朴老雍容华贵、俊朗秀逸的书法，读到信中那些浸染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语词，感受到两位老人为国为教的朗朗胸襟、晶晶肺腑，我不禁百感交集，泪从衷流！为赵朴老没有能在有生之年与大师携手共谋中华佛教复兴大业而遗憾，为星云大师的法体康健庆幸感恩，也为我在赵朴老往生三年之后以佛教音乐作为舟楫，礼请星云大师亲率佛光山梵呗团重新登陆，终于完成了朴老的遗愿而如释重负。
三、“初雪”后的法音宣流
前文谈到我在1989年曾策划组织了首届“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周”，但由于时间敏感、因缘不具，虽然邀请的七个佛乐团、道乐团已齐聚北京，但没有能够公演，只在音乐研究所做了录音，遂成为我抑郁于心、多年难忘的憾事！2003年，海峡上空多云转晴，我再次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的名义，联络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了“中国佛乐道乐精粹展演”，除了大陆的北京佛乐团、拉卜楞寺佛乐团、北京白云观道乐团、苏州玄妙观道乐团等大陆最好的佛乐、道乐团参加外，特别邀请佛光山梵呗赞颂团来北京、上海同台演出。当然，策划筹备的难度可想而知，最难的是能够得到上面的理解和批准，因为此事不但涉及宗教，又涉及两岸，都是所谓“敏感问题”，而且大陆个别人对大师的误解依然存在，阻力不小。但不知道是因为佛菩萨加被，还是以赵朴老为首的善知识们多年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精心撰写的策划案和报告上，终于陆续盖上了几个相关单位的大红公章！由于沟通不畅，再加上我经验不够，在中国佛教协会批准之后的具体工作中没有能及时向中佛协汇报，所以在北京的首演令中佛协的领导不甚满意，甚至否认中佛协与此事有关，认为我做这件事是“沽名钓誉”，直到国务院宗教局领导高度评价此事才改变态度。这是后话。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个大力促成此事的老朋友：
张东升先生，北京早春广告公司的老总，他和我过去并不认识，之前他也与佛教没有接触，但第一次见面听我说到此事便一口答应赞助，帮我解决了整个活动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贯霖法师，北京“净心莲”素菜馆的创办人，他过去也和我素不相识，但当我找到他时，他也是一口答应免费负责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全团僧众在北京的一日三餐，让我少操了不少心。
在音乐会海报上，我专门让设计师加了两行显眼的大字，一是白居易的两句诗：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一是：享誉世界的台湾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次大陆演出。
2003年11月19日，首场演出在天安门一侧的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之前几天，大师到了上海，准备在首场演出前飞到北京。当时，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已先到北京，与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管弦乐队和乐、排练，当我正在排练现场看最后彩排的时候，有关方面给我一个电话：「请你通知星云大师，他暂时还不能来北京，他只能在上海参加活动，也不可以公开讲话。」
我当时很为难，我知道大师对祖国的一片忠心，我怎么能让大师心无芥蒂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呢？那一天，北京刚刚下了入冬之后的初雪，比平常年份都要早。当晚，我跟师父通了电话，问候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师父，您带的衣服够吗？北京刚下了一场大雪。」师父呵呵一笑，说：「田教授，那我就在上海恭候您吧！」我如释重负。
那场演出效果空前，中国佛教几百年来从没有过这样盛大的演出，更是1949年之后大陆绝无仅有、超出想象的事情——就在天安门的旁边，上百名京城平时罕见的和尚、道士身披袈裟、道袍昂首高唱梵呗、步虚。作为音乐会的主持人，面对场内绝大多数“唯物主义者”，我必须在每个节目开始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听众知道台上唱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还要为这场“惊世骇俗”的活动找到一种合理性。我在开场时说：「人类自古以来就在努力向两个方向探索，一个是向外，探索宇宙、世界、物质，一个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内心。今天，愈来愈多的人发现，探索自己的内心比探索世界更困难。我们可以向外太空发射宇宙飞船玤，但我们还是免不了烦恼？怎么办？听佛教音乐。今天的音乐会，就是为了让大家少烦恼，带给大家一丝清凉。」遗憾的是由于大师未能来京参加首演，音乐会最后只能请慈惠法师代表大师致辞。
北京的两场演出结束后，大陆与台湾的所有演员乘车南下。24日，演出在华灯绽放的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一些在北京没有出席音乐会的有关领导，之后听到音乐会的反映，也赶来上海聆听。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大师手握麦克来到台侧，面对大师慈悲的目光和台下上千观众殷切的期盼，我无法跟大师再说什么“下雪了”的话，我相信，大师将要说的话，一定是他的心里话，一定是台下观众和大陆民众最想听、最希望听的话，也一定是促进两岸和平、利益众生的话。为了让人们能够听到大师真实的心声，我在宣布演出结束后恭请大师为在座观众开示。
这是大师在阔别大陆五十年后第一次在大陆的公开演讲，大师说：回忆五十年前，我把大陆的“海潮音梵呗”带到台湾，五十年后，我又把佛教的梵呗音乐带回到大陆来……海峡两岸尽管相隔遥远，但阻挡不了“法音宣流”；台湾与大陆之间虽然海洋辽阔，但中国人血浓于水的感情交流，也是阻隔不了的……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应借助中国的强大实力……让伟大的中国多姿多彩，祈愿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师还借用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的话，说：这是佛教音乐交流的一小步，但是两岸佛教共同发展的一大步。
不出所料，大师讲话之后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回北京后大陆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即约见我商谈要事，都说明了大师的讲话真正是当机说法、高屋建瓴、直指人心，起到了一个结束偏见、开启两岸佛教交流新时代的伟大作用，用我们大陆常见的官方用语来说，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假如我不是一个常常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说话行事的学者，而是一个唯上、胆小、只关心乌纱帽的官员的话，我可能不敢让大师当众讲话。但是，你不让他讲话，不听他讲什么，又怎么能知道他的心呢？
四、海潮音共振在台湾岛
在上海现场聆听了音乐会和大师讲演的叶小文局长是大陆国务院宗教局历任局长当中最有思想和魄力、也最想做事的局长，更是大陆官场少见的个性鲜明、有音乐修养、善书能文的高级干部。他从上海回北京后就约我见面，高度肯定这次活动，认为这场音乐会不但展现了中国佛教音乐难得一见的精粹，而且两岸同台，预示着两岸共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前景。他提出希望将这台音乐会送到台湾，并请我与星云大师尽快联系，争取在次年的春天赴台。星云大师当然乐见其成，立刻做了妥善周到的安排。为了这场音乐会能以最好的内容和形式展现给台湾民众，两岸分别在京沪两地演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加工和强化排练。我作为大陆方面的艺术总监和总导演，针对两岸佛乐团各有其长的现状，提出立足传统、杜绝现代舞台声光电的污染、在原汤原汁的古老佛乐的基础上适当舞台化的方针，并希望能扩大规模、增加内容、加强训练。我的这些设想和要求，得到了宗教局和全国佛协的大力支持，一时间，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全国佛教界的资源都可以调用。当时主持全国佛协工作的圣辉法师请我到厦门南普陀寺看他的弟子们创排的一台演出，希望我以这台演出为基础组建赴台演出团。这台演出是该寺出家众自己创排的，虽然颇有趣味和现代感，也反映了大陆当代寺庙的真实生活，但毕竟只是一个寺庙出家人联欢性质的业余表演，模仿电视台“春晚”小品、流行歌曲的模式，无法体现大陆佛教音乐的丰富遗产，所以我很不礼貌地当面拒绝了圣辉法师的安排和盛情美意。
我的理想是，这台演出必须展示大陆三大语系佛教从历史中走来的轨迹，体现中国佛教音乐瑰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展示目前大陆佛教界唱诵与佛乐的最高水平。所以，针对佛光山梵呗团训练有素、唱诵整齐、台风既亲切又庄严、颇具现代感、又有专业民族管弦乐队伴奏的优势，我们则凸显传承有自、风格多样、古色古香、质朴庄严的特色，形成两岸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良性合作，共同带给观众一场视听盛宴，弘法利生。
藏语系佛教，我们调集了甘肃拉卜楞寺著名的“道得尔”乐队和北京雍和宫的乐舞团，前者历史悠久，风格独具，是嘉木样活佛的“御前乐队”，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全部使用汉族乐器，和汉传佛教的乐器完全一样，都是管（筚篥）、笛、笙、云锣，再加上鼓、铙钹、铛子等法器，其使用的乐谱，居然是用藏文记录的汉族“工尺谱”。他们的“声明”用常人难以想象的男低音唱出经文，汹涌澎湃，真正体现了“海潮音”的宏伟和壮阔，1997年他们随我参加法国“圣佛罗朗艺术节”在一座教堂演出的时候，一张口，举座皆惊，听众们诧异人的喉咙里何以能发出如此低沉浑厚的声音来！？而北京雍和宫的喇嘛们，则带来了久享盛誉的佛教乐舞“羌姆”，俗称“打鬼”，是每年正月举行的佛教仪轨，和西藏的“金刚驱魔神舞”一样，用面具舞的形式驱打贪、嗔、痴等“恶鬼”，是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特殊的神秘感和观赏性。南传佛教，我们则专门聘请了云南西双版纳总佛寺的五位年轻的比丘，这“五比丘”性格活泼而又法相庄严，唱念俱佳，很好地展现了南传佛教古朴庄严而又清丽洒脱的风貌。
汉传佛教的音乐，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从唐代即呈现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多样性，用唐道宣律师的话说，就是“地分郑卫，声亦参差”，“神州一境，声类既各不同”，而大陆佛教音乐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保留着历史悠久、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间音乐的佛教器乐曲，而大陆北方佛乐最著名的就是五台山佛乐和北京智化寺佛乐。1989年我曾组织当时已入衰年的释了满、释了丛等法师以“五台山佛乐团”名义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的演出，那是大陆“文革”后第一个赴境外的佛教团体；而1997年底我再去五台山时，原来的这几位技艺超群的艺僧或已往生或已老病，俱已零落，岂不哀哉！所幸当时五台山周边一所小学退休的校长李洪儒发心组织了一批穷苦人家有悟性的孩子学习佛乐，但他能力有限，既要请老师，又要管孩子们的食宿，在困境中他给赵朴老写信求助，朴老当即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笔钱，命我和李家振居士去看望他们，那时候，这些孩子既没有皈依，也没有长远打算，只是找个地方吃饭而已。我对孩子们说：我没有钱资助你们，但你们只要好好学习佛乐，我可以带你们去台湾演出，见见大世面。这就是1998年2月我带去台湾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五台山沙弥乐团”的缘起。这些孩子在台湾看到佛教的兴盛和出家人在社会上受尊敬的状况，受到极大促动，回到大陆后，皈依剃度，成了真正的沙弥。2003年11月在北京“中国佛乐道乐精粹展演”原请了五台山殊像寺的佛乐团，但因缺乏训练，演出效果欠佳，希望重启这几位“小沙弥”，才知道他们回国出家后，已各随因缘落脚在广东乳源云门寺、汕头安寿寺等处。佛协把他们重新聚拢，遂在之后的演出中重张五台山佛乐的大旗，而此时的他们，早已脱去当年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登台时稚气的面容，各个法相庄严，已成气象矣！
除了佛乐的承传，梵呗演唱的古老韵味也是大陆的长项。为了再现佛教法事仪轨的面貌和再现传统梵呗的传承，除了在开场做了一个三大语系同台的“洒净”仪式外，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由“五大士”同台、五台山佛乐伴奏的“音乐焰口”选段，专门礼请精于唱念、韵味深长的果慧法师主法。在大陆，焰口分“禅焰口”和“音乐焰口”，前者是出家人在寺庙内做的法事，只用法器，不用乐器；而后者则见于民间的经忏活动，多由居士或民间艺人担纲，五台山的佛教音乐是由出家人和居士共同完成的。这次安排果慧法师和五台山佛乐合作，也是一次尝试。
中国的佛教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和对声音的要求。这种审美趣味，既有佛典的依据，又有历代高僧大德善知识们的提倡和总结。《长阿含经》云：“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慧皎在《高僧传·经师篇》中，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即：“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悦，清而不扰，浊而不蔽”。与此类似，道世在《法苑珠林·呗赞》中，提出了“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滞”的十六字要求，在这个庄严肃穆、如仪如法的“焰口”选段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唱诵的审美境界。
为了充分体现佛教文化的丰富性，增加演出的效果，根据大陆佛教文化和佛教音乐的资源，我们调整增强了演员阵容，专门抽调了享誉世界的少林寺武僧团共襄盛举。从2003年12月20日至31日，我们全体集中到厦门南普陀寺排练。这次排练，主要是解决传统的法事音乐如何舞台化的问题，也希望通过集中的强化训练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春节期间放假，各寺僧人回寺过节。春节刚过，即继续到南普陀寺排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排练有两个节目的编创很有意思，就是如何让少林寺的武术和“佛教音乐”结合起来，不至于在整场音乐会中显得突兀。首先，我想到木鱼既是庙堂里的法器，也是乐器，便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静老师临时为他们编排了一段“木鱼功”，刘静是刀马旦出身，曾得过大陆戏曲界的最高奖“梅花奖”。在节目里，一群手持木鱼的武僧似从天而降，边敲木鱼，边迅速地变幻队形，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术动作在急如暴风骤雨的木鱼声中，凸显了少林武术的神奇魅力。少林武术是“禅武结合”，有动有静，但用什么音乐为气功表演《八段锦》配乐，也让我颇费神思。一开始，我想用古琴音乐，请古琴家来现场试了试，效果不好，节奏难以和谐。当我为此苦恼的时候，忽然听到正在另一边排练的拉卜楞寺喇嘛们吹奏的音乐，悠扬婉转，似乎与表演的节奏暗合。我马上请喇嘛们来试着为少林武僧伴奏，没想到，第一次和乐，就出现了奇迹，一首藏传佛教的乐曲与少林武功《八段锦》竟严丝合缝，不但节奏完全相合，音乐的强拍弱拍都与动作一致，甚至每个乐句的开始与结束，恰恰是一个动作的开始和结束！我简直不敢相信，当武僧完成整个套路最后缓缓收势的时候，那音乐尾声居然也悠然而止，同起同收，月落无痕！就是请作曲家专门为这段表演写曲，也不见得如此自然和谐，我相信，这只能是佛菩萨加被。
五、中华佛乐，唱响世界
2004年2月15日大陆佛乐团经澳门抵高雄，开启了与佛光山梵呗赞颂团的三场公演，无论是在高雄文化中心的首场演出，还是林口体育馆，“万人禅净密献灯祈福大法会”，还是2月24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最后一场演出，可谓盛况空前。在演出结束之后，星云大师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上台致辞。他说这场演出“把传统的佛教梵呗和现代的乐器融合在一起，把汉传、藏传、南传佛教融合在一起，把静态的禅和动态的武功融合在一起，把海峡两岸佛教徒的心也融合在一起”并告诉大家，我们不但今天在台北写历史，我们还将去香港、澳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以音声做佛事”，用过去只在殿堂里唱诵、而今唱给“现前的诸佛菩萨”听的佛教音乐，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回大陆后，我们就积极准备下一步的出访，当时，美国领事馆要求所有赴美签证人员都要面签，3月2日上午我和圣辉法师带着60多位出家人一起来到北京美国领事馆。当这么多身穿袈裟、法相庄严的和尚挤满签证处大厅的时候，签证官们都惊呆了，无论他们来了中国多久，也无论他们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包括在寺庙里），他们恐怕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出家人。一个看起来是头儿的美国官员问我：你们去美国干什么？我说：去演出，在洛杉矶的柯达剧院。他很惊讶地指着这些和尚问：他们会唱吗？我笑着问他：你想听吗？没等他回答，我就把我捧着的一大摞护照堆在他窗口的小桌上，回过头来对着全体僧众起腔：“南无佛陀耶——”随着我指挥的双手，星云大师作词的《三宝赞》轰然而起：“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佛法僧……”歌声响彻整个签证大厅，音波回荡震撼，似乎要掀掉大厅的屋顶。一时，签证处所有的小窗口都打开了，每个窗口里，都露出一张张惊诧、兴奋、喜悦的脸。当雄浑整齐的歌声结束时，窗口里的掌声立刻变成了一个接一个“咔嚓、咔嚓”的盖章声：统统OK，什么也不问了。——当然，让你们听了这么难得欣赏到的佛曲，还有什么问的？！
赴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的演出已被冠以“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的名号，这个已经将两岸僧众“融合”在一起的、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佛教艺术团以星云大师为荣誉团长、圣辉法师为团长、心定法师和学诚法师为副团长、慈容法师和我为艺术总监，慈惠法师为总务主任、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为顾问。齐晓飞是叶小文局长的得力助手，和叶局长一样，不但思想解放，想干事，而且能干事，有极强的行政能力，他从始至终随团行动并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3月21日晚，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上的科达剧院举行了访美的首场演出，这里是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发地，是全世界电影人心目中的至高圣殿，可容3500人的四层观众席座无虚席，剧院的经理说：除了奥斯卡颁奖晚会，还很少看到这么受欢迎的音乐会。看到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僧众如此和谐地同声歌唱，看到如此精彩、充分展现了中华佛教文化无比魅力的演出，许多在座的华侨留下了眼泪，而那些从没有听过中国佛教音乐的外国朋友，则欢喜赞叹，从中领略到中华古老文明和佛教思想的智慧。
随后，我们在旧金山美生堂剧院进行了第二场在美国的演出，然后移师加拿大，隆重举行了此行最后一场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的演出。所有的这些演出，都让我无数次的感慨、感动；无论是中华佛教音乐的无穷魅力，还是星云大师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感召力，也都让我无数次的倾倒、欣喜。每当我听到舞台上嘹亮美好的歌声时，我都会想到中国古人“声遏行云”和“此曲只能天上有”的话；而当我听到剧场里海涛般的掌声时，我又会想起古人形容声音时的形容词：“瓦屋若飞坠”！这次以“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为名的演出，创下了几个中国之最，可以说是中华佛教两千年来规模最庞大、阵容最豪华、节目最丰富精彩、巡演时间最长、演出地域最广大、演员最多、观众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的演出。用佛教的话说，真是一时千载、千载一时。
回忆我和星云大师的佛乐因缘，我深深感恩此生能有缘亲近赵朴老和星云大师这两位大德、大菩萨，是在他们的引领、鼓励、指导下，我有幸做了一些弘扬佛法、促进两岸和平的事情，虽然经历了一些困难、甚至误解，但依然深以为幸，从不后悔。也深深感恩流传了千百年、也必将随着“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而流布全世界的佛教音乐，没有佛教音乐的因缘，没有当年那只“迦陵频伽”的唤醒，我的一生，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星云大师2011年为我的佛乐论文集《佛教音乐的华化》作序说：
“田教授所做的一切，在个人，是专业的领域，但这已不只是他小我的成就，而是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大我的贡献。”
大师的赞誉，我当之有愧，诚惶诚恐，但大师为我指出的道路：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做贡献，却是多年来我在大师身上看到的、学到的最重要的内容。而我此生“尽形寿”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佛教音乐把大师人间佛教的伟大理想发扬光大，弘法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