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0年代创办的《禹贡》半月刊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一是研编并举, 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 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 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 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 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 学术救国。
关键词： 顾颉刚; 禹贡学会; 《禹贡》半月刊; 历史地理; 学术启示;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但却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 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 中学和西学融汇” (1) 的混沌时代。民国人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被当下部分文人称之为“民国范儿”, 作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在谈论。的确, 文化是要有一个生态的。民国初期, 教育比清朝独立, 新闻出版比清朝自由, 知识分子非常活跃。所以, “民国的艺术与学术, 基本还保留了精神的多样性, 使得各类人物有了驰骋的机会。超人的激情与禅林之风, 左翼斗士与自由主义绅士, 托派与安那其主义, 遗老和西崽, 演绎了诸多的故事。” (2) 民国时代, 名师辈出、群星璀璨: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陈介石等, 白话派的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等, 有疑古派的钱玄同、沈尹默、顾颉刚等;社会科学方面有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陈大齐、赵元任、何廉、萧友梅, 自然科学方面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在对待文化思想的态度方面, 有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也有保守派的辜鸿铭、吴宓、梁漱溟。其时文人办刊已成风气,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张东荪、傅斯年、胡汉民、戴传贤、郭沫若、林语堂、郑振铎、冯至、高长虹都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呼。影响力较大者有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努力周报》, 以及上海的《解放与改造》、《建设》、《星期评论》等。
“史学是当时人文学术研究的总枢纽, 一端集旧学之大成, 一端启新学之门径”, (3) 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吕思勉、徐中舒、蒙文通、柳诒征、董作宾, 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 融通中西, 不仅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更展现了极富个性的治学方法与学术风范。20世纪20年代史学期刊开始兴办, 发展至30年代逐步成熟。学者们通过史学期刊这一媒介讨论问题, 形成思潮, 继而发展成为学派。“如《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史地杂志》与史地学派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料学派的产生, 《禹贡》半月刊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兴起, 《食货》半月刊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勃兴, 都是其突出的代表。” (4)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 它不仅记录了社会时事的改变, 同时也成为推动这些改变的工具, 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并且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
启示之一:研编并举, 互为促进
顾颉刚 (1893—1980) , 江苏吴县人, 1913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 原倾心于章太炎的学问, 后与同学傅斯年双双转至胡适门下。1920年顾颉刚毕业之际, 罗家伦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颉刚的旧学根底, 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 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 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 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 (5) 胡适不负罗家伦之托, 为顾颉刚谋取了北大图书馆的职事。由于图书馆的薪酬较低, 入不敷出, 顾颉刚又求助于胡适。胡适让他标点《古今伪书考》, 得到一些报酬。顾颉刚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 钩沉索引, 考镜源流, 探幽发微。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 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 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 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 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 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 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1923年, 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 不是自古就有的, 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 “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 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 及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 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 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第二,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 舜, 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 到了《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 到了孟子时代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 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例如, 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 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 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 而是由无到有, 由简单到复杂, 逐渐演化而成, 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 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6)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 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 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这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 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片哗然, 批评者众多。在这关键时刻, 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1924年2月, 胡适在《读书杂志》发表《古史讨论读后感》一文, 胡适称,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近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并认为“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的话一出, 无疑为顾颉刚在史学界赢得一定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6年, 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 (第一册) , 再次轰动史学界, 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 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 (八册) 的出版, 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学派的诞生。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学术史事件, 意味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已经崩溃, 从而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民国时代, 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刊物创办者往往兼有大学教授的身份。而且不单教授们在办刊物, 许多有抱负的学生也都在创办刊物。“大学与刊物结合, 使民初思想界呈现出有别于晚清的图景。” (7)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最初汇聚的主要是安徽籍的读书人, 影响有限。1917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蔡元培先生诚邀陈独秀带着《新青年》走进北大, 并让其当上了文科学长。由此, 刊物的“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的教员和学生, 《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 (8) 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刘半农、周氏兄弟、沈尹默、陶孟和等, 一时成为刊物的主要角色。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 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顾颉刚深受北大传统与文化的影响, 在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教授时, 先后创办了《国学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民俗周刊》、《燕京学报》、《禹贡》、《边疆周刊》、《齐鲁大学国学季刊》等学术期刊。那时“学者学有所得, 常即发为演讲, 布诸杂志, 以相讨论, 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 罕有刊成书册者。治一学, 而欲知新, 而欲与时皆进, 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 (9) 大学教授投稿报刊, 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形态。顾颉刚抓住契机创办刊物, 充分发挥学术合作交流平台的作用, 并搭建起沟通社会的桥梁。顾颉刚创办刊物, 优势有四:一是作为教授, 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些学术团体和学生队伍, 可以保证刊物的稿源和质量;二是他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对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学术前沿、发展趋势有清楚的认知, 可以敏锐判断学术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三是他是知名学者, 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能够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他有写稿、投稿的经历, 其中甘苦自知, 因此在编辑中所透析与发散出来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 催人思考, 亦感人至深。
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顾颉刚深味传统的弊端, 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他教书育人、钻研学问、创办刊物一身三任, 目标迥异, 但却成绩斐然, 充分显示了作为优秀史家的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功力之长, 由此奠定了他“大师级”的历史地位。
启示之二:长袖善舞, 广结人脉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领域内, 胡适的两位弟子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们在学识、才干等方面势均力敌, 堪称为两种不同又彼此无法取代的学术组织模式的代表。傅斯年 (1895-1950) 的事业具有官方特征, 他与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等人交往密切, “一手抓住美庚款, 一手抓住英庚款, 再加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掌门人这个职位, 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丰厚学术资源, 已足以做到呼风唤雨、号令天下的地步。” (10) 顾颉刚的“学术思潮”具有民间特征, 他靠创立现代史学新范式的学说崛起于学术界, 事业鼎盛时居然身兼数职: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主任、禹贡学会及其半月刊主持人、通俗读物编刊社负责人等。1936年, 为了到北平研究院上班和应酬方便, 他购置旧汽车一辆, 这在北平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招致许多人的嫉妒和反对。正因为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学术社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类型, 最终导致他们由“同门弟子”走向了“阋墙之争”,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长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其实, 一个学派的生存延续, 一个导师的同门弟子, 不都是一种色调, 同门学生的差异性, 其实也丰富了学术的内涵。如章太炎的学生中, 既有狂放不已的, 也有书斋气十足的, 他们跟随老师读书, 得其一点而发展之, 遂成学界一家, 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顾颉刚曾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如果我们要求真知, 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 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 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 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 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 是固守在“象牙塔”里死读书的学究,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余英时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研究, 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 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 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 流转于学、政、商三界。” (11) 顾颉刚交游之广, 当时学界罕有媲美者, 不仅有青年学生、中外教授、社会名流, 还有商界领袖、蒙古王公、地方大员、党国要人。这些人脉关系, 这些交际活动, 无疑给他的事业带来很多好处。
禹贡学会成立之初, 学会的筹备处和刊物编辑部就设在顾颉刚的家中, 顾颉刚、谭其骧负责内容, 顾颉刚女儿顾自明担任发行, “经费主要靠顾、谭月捐二十元, 有时捐四十元维持;一部分来自会费:他们广泛邀约班上的学生及平、津、沪、宁、杭、穗等地的熟人参加学会, 普通会员每月收费一元, 学生会员收五角。刊物不设稿酬, 写稿、审稿、编辑和全部工作都是义务的。” (12) 为了改变这种捉襟见肘的办刊状况, 顾颉刚长袖善舞, 多方游说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长朱家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 争取提供经费, 并主动拜访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民间出版商和书店, 谋集资金支持, 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使禹贡学会调查边疆现状、研究边疆历史、出版边疆丛书得以实现。由此我们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在推动学术发展的进程中, 并非只有作者、学者是主动的, 刊物同样也可以是主动的, 而编辑在社会与学者之间扮演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视, 尤其是那些具有专业背景、博学多识、人脉资源丰富、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名主编在学术史上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
启示之三:扶植新人, 造就新人
1929年夏, 顾颉刚自广州北上赴燕京大学任教, 途经苏州时结识了仅为中学毕业的钱穆。钱穆把写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交给顾颉刚, 文稿以坚实的证据批驳了上至廖平、康有为, 下迄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论述的牵强武断, 认为康有为所主张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能成立, 对当时流行的现代疑古思潮发出诘难。顾颉刚不以学历论高低, 不介意对自己的批评, 反而将这篇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 (1930年6月出版) 上, 后又编入《古史辨》第五册中。文章出版之后, 震惊北京学术界, 钱穆由此名声大噪。顾颉刚遂推荐钱穆先在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 后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 讲授史学, 终成一家之言。晚年的钱穆回忆时还感叹:《刘向歆父子年谱》“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 既刊余文, 又特推荐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 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13)
童书业连中学都没上过, 却记忆力惊人, 酷爱文史, 以熟悉历史资料见长。他沿着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思路, 写出《礼记考》和《虞书疏证》。顾颉刚为他的学识震惊, 便请他做自己的助手。1935年6月, 童书业应约抵达北平时, 顾颉刚亲赴车站迎接, 并让童书业担任自己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春秋史”课的助教, 薪金由顾颉刚自己支付, 食宿也在顾颉刚的家里。此后, 童书业不仅主编了《古史辨》第七册, 还与顾颉刚合写了《夏史三论》, 对“古史辨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3月28日, 顾颉刚在致谭其骧的信中明确表达:“我办这刊物, 固要使你成名, 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 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 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 但必应就力之所及, 提拔几个, 才无负于天之生才。例如钟风年先生, 年逾五十, 以十余年之精力费于《战国策》上, 然而世上有什么人知道他?因为世人不知, 而他的文字又不足以表达学问, 以致困顿不堪, 不能给衣食。此等人我不帮他一下, 再有什么人帮他?又如孙海波君, 其学历为世所希见, 而其文字颇有疵类, 不为他改竟不能登。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又如马培棠君, 有学问, 有见解, 又会写文章, 这种人是很能脱颖而出的, 但因他寡交游, 没有人为他揄扬, 就埋没在一个中学校里。现在我们常登他的文章, 竟使注意他的人愈来愈多, 我到南到北都听见提起他的姓名了, 又有人托我介绍和他通信了。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 岂不是人生一乐?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 自可专做文章, 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 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 而欲弥补这个缺憾, 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 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14) 顾颉刚的这种操守和格调, 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后学, 也充分证明:一本刊物的不朽和成功, 不仅在于她能团结和吸引多少名家, 更在于她能发现、扶植和造就多少名家。
启示之四:无间新旧, 兼容并包
1932年,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 专讲《禹贡》。1934年2月4日, “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1934年3月1日《禹贡》半月刊正式出版, 由顾颉刚、谭其骧 (后为冯家升) 任主编。1936年5月24日, 禹贡学会在燕京大学正式成立, 选顾颉刚、钱穆、冯家升、谭其骧、唐兰、王庸、徐炳昶七人为理事, 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三人为候补理事;选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五人为监事, 顾廷龙、朱士嘉二人为候补监事;并通过了学会章程。《禹贡》半月刊共出版了7卷82期, 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被迫停刊。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 禹贡学会, 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 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禹贡》半月刊作为学会的学术刊物, 共刊登了300余位作者的700余篇文章 (15) , 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和中介, 顾颉刚在“发刊词”、“纪念辞”中多次强调:“我们无间新旧, 兼容并包, 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 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 他们有相互的观摩和补益而没有相互的隔膜和冲突。我们常有剧烈的争辩, 但这争辩并不是有所挟持以凌人, 而是把自己搜集来的材料和蕴蓄着的意见贡献出来, 共同讨论一个问题, 寻求适当的解决。” (16) 顾颉刚不仅这样说, 而且身体力行。他倡导学术争鸣, 更欢迎学术批评。例如, 他曾经认为“禹是蜥蜴”一类的虫, 经人指出谬误后, 立即放弃。他也曾提出对夏史的怀疑, 但一旦听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 便马上认为:“说不定是夏代物”, 并指出“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 (17) 傅斯年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发表了《夷夏东西说》, 认为夷夏对立, 夷在东方, 而夏在西方。杨向奎不同意这种说法, 写了《夏代地理小记》反驳, 认为夏起于东方, 夏中叶之前活动的中心以山东地区为主, 后来向西边的山西等地发展。杨向奎把文章交给傅斯年看, 傅斯年不同意杨向奎的观点, 看后退还了论文。杨向奎便把文章交给了老师顾颉刚。一位权威教授, 一个二年级学生, 并不势均力敌的对手, 但顾颉刚却能平等对待。他把杨向奎的文章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禹贡》杂志1卷1期。杨向奎得到激励, 继而向老师顾颉刚发起挑战。顾颉刚曾断言《周礼》与《左传》这两部古文经书, 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之书。杨向奎经过多方稽考, 撰写了《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发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学集刊》第2期上, 确认《周礼》与《左传》二书都不是伪作。顾颉刚以“古史辨”鸣世, 他的得意弟子却在做着颠覆导师的工作, 令学人大开眼界。
民国学人的激进, 是当时文化的一道景观。《禹贡》半月刊刊载的争论文章中, 不仅有著名学者之间的学术切磋, 也有青年学者对学术权威观点的挑战, 更有不同学派“对手”之间的争鸣。刘掞藜 (1899~1935) 作为“信古派”代表、“南高史地学派”干将, 以《史地学报》为主要阵地, 与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运动开展论战, 仅在1924年就先后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与顾颉刚先生书》、《与顾颉刚先生书 (三续) 》等多篇文章予以激烈批评。顾颉刚对刘掞藜文, 既有反驳, 又有肯定, 体现了以理服人的学术精神。刘掞藜36岁早早离世, 让人无限感伤。为纪念这位“有志之士”, 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了他的论文《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 并加“按语”寄托哀思:“我想我们总有握手的一天, 我想将来我们该再来打古史的官司, 直到把我们心头的问题打出一个结果为止, 哪知道到了现在只断定是一个虚愿呢!”从中显示了他的情感暖意和思考观察, 在徐缓从容中可见波澜和洞见。青年学者张荫麟 (1905~1942) 1925年4月在《学衡》第40期发文《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批评顾颉刚误用默证方法, 给史学研究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顾颉刚没有直接反驳这位青年学子, 但却把其文章收录于《古史辨》第二册, 以供学界和读者阅读欣赏、辨别是非。1941年张荫麟出版《中国史纲》, “改变了信古的初衷, 思想认识向顾颉刚靠拢”, “符从了顾颉刚的理念。” (18) 最早提携张荫麟的“学衡派”创始人吴宓对《中国史纲》极为不满, 批评说:“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 爱其博雅能文, 而惜其晚岁《中国史纲》之作, 创为新体, 未免误入歧路。” (19) 1945年顾颉刚出版《当代中国史学》, 将张荫麟《中国史纲》与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等著作并列, 赞扬是当代“较近理想的通史” (20) , 而此时距张荫麟去世已近三年, 尤其令人感动。学问可以靠努力为之, 而人生境界, 仅靠读书恐怕是得不到的。
启示之五:引领学术, 创建学派
1934年2月, 顾颉刚正式邀请谭其骧共同发起筹组禹贡学会, 创办《禹贡》半月刊为学会的会刊, 并商定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为基本成员, 并以学生们的习作为主要稿源。” (21) 顾颉刚常出题目、提供资料、教导方法, 让学生写成文章, 再提修改意见, 或者亲自补充润色, 仍用学生的名字在《禹贡》发表, 意在培养一批人才。史念海就利用乾嘉学术方法, 撰写了《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两汉侯国考》等论文, 受到顾颉刚的欣赏, 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1937年, 年仅25岁的史念海就与顾颉刚合著了《中国疆域沿革史》, 成为我国沿革地理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侯仁之大学毕业就参与了《禹贡》的编辑工作, 顾颉刚让他边工作边习作, 还特地为他拟定了写作题目《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寝》, 这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登载出来。后来侯仁之回忆:“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 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 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 我决心去专研古籍, 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22)
《禹贡》半月刊出版之后, 顾颉刚又广泛邀约平、津、沪、宁、杭、穗等地的熟人参加学会, 他“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 穷年累月去专研, 用平凡的力量, 合作的精神, 来造成伟大的事业, 因为惟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 正如砖石建筑胜于蜃气楼台。我们确实承认, 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 我们的团体和其它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前面, 为她而工作, 而辩论, 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 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我们绝对不需要‘是丹非素’的成见, 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嘘声。” (23) 顾颉刚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 吸引了更多的学者, 聚集在“禹贡学会”的周围, 如谭其骧、钱穆、冯家升、翁独健、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梁思懿、郑德坤、朱士嘉、张维华、顾廷龙、段承泽、薛文波、王守真、陈增敏、杨向奎、侯仁之、史念海、童书业等, 形成了日本学者森鹿三称之为“禹贡学派”的强大学术阵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 (杨向奎语) 。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 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中国期刊史上, 顾颉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既是重要的学术史见证人, 又是重要的学术史创造者。
启示之六:经世致用, 学术救国
在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有三件事与三所大学紧密联系, 并值得大书特书:一是在北京大学倡导古史辨运动, 二是在中山大学倡导民俗学研究, 三是在燕京大学倡导历史地理学研究。他从最初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 经“经世致用”的实践, 最终转变到“学术救国”的学术价值取向。顾颉刚与燕京大学结缘有多种因素, 如燕大实行“中国化”、人际关系、从事学术研究的优良环境、3300美元的年薪等。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9年8月1日、2日) 记载, “哈佛-燕京学社以月薪275美元邀请顾颉刚充任该学社研究教授, 并以同意他在历史系任教不多于3小时为条件”。 (24) 从1929年6月开始执教, 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 顾颉刚前后有8年时间留恋在燕京大学。所以, “初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人才培养、学术机构、刊物等方面都打上燕大的烙印。” (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热河失守, 华北危机, 顾颉刚深感亡国的威胁, “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 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 (26) 他参加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工抗日会活动, 任宣传干事;创办“三户书社”, 取义于“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表达救亡决心, 编写、出版大量鼓词宣传抗日;与此同时, 他又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 学会的宗旨明确写着:“反对‘为学术而学术’, 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 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 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 (27) 1934年8月, 顾颉刚与郑振铎、吴文藻、谢冰心、雷洁琼等专家考察绥远时, 深感“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 心中着急, 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冯家升也指出了研究东北史地的迫切性:“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 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疆界问题交涉时, 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民国以来, 一旦遇上这类问题, 仍是受人欺骗。如东北四省, 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 明明是中国的领土, 而日本为了施展领土野心, 早几年前就在国际上宣传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论’, 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来加以有力反驳。” (28) 由于身处日本侵华加剧、中国出现边疆危机这一特殊环境, 禹贡学会遂把边疆史地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也由此“转到了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 (29) 《禹贡》半月刊共发表研究边疆史地、边疆问题文章百余篇, 以对内蒙、东北、西北边疆的研究为重点, 既包括对古代边疆历史、民族、地理的文献考察, 又包括对当时边疆地区民族分布、地理现状、交通运输、经济开发、基础建设等的实地考察, 无论新领域的开拓、新方法的使用, 还是新成果的产生, 都具有拓荒性质。尤其是后者, 更体现出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色彩。
顾颉刚十分重视边疆研究, 1936年又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后套水利和察绥地区两次实地调查。1937年6月童书业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称:“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 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 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 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 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 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 (30) 从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 禹贡学派同仁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 然后集成专号, 先后策划出版《利玛窦地图专号》、《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古代地理专号》, 力图从学术视野廓清我国疆土范围, 从而激发国人的自信、自强:“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 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 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 (31) 《禹贡》还率先倡导和支持加强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 出版《回教专号》、《回教与回族专号》两种, 并把民族问题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定、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所有这一切, 无不反映出顾颉刚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也彰显了知识分子在道德良知上的表率性。正由于此, 日军占领北平后将顾颉刚列入黑名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0期出版 (7月16日) 即被迫停刊, 顾颉刚与禹贡学会主要成员先后离开北平。禹贡学会在北平的房屋、图书资料, 由于有赵贞信、冯世五、吴丰培等人的守护, 得以保全。抗战胜利后, 顾颉刚由重庆飞回北平。1946年3月10日, 他在太庙 (今劳动人民文化宫) 图书馆召开禹贡学会复会会议, 参加会议的老、新会员近50人。会议决定, 将《禹贡》半月刊改为季刊, 由翁独健负责编辑。季刊未出版之前, 先在《国民新报》上辟一个专栏———《禹贡周刊》, 由王光玮、张政烺、侯仁之任编辑。之所以选择《国民新报》, 顾颉刚在发刊词中明文写到:“所憾物价奇昂, 一时不容印行钜秩。”《禹贡周刊》出了10期停刊, 后又在北平《经世日报》出了16期, 终因时局多变、资金无着, 彻底停刊。1954年8月顾颉刚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后, 便与禹贡学会原理事、监事们做出结束学会的决定。1955年2月6日, 顾颉刚等将房屋捐献政府, 现金慰劳军队, 图书赠送民族学院, 刊物分送大学图书馆后, 在日记中写下“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曲终人散, 留下许多回忆, 留下许多无奈, 也留下许多感慨!
顾颉刚的学识对同代人冲击很大, 流音所在, 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余响。民国时代因这样的一批人的存在, 变得丰富和神奇起来。无论他们在旧学里坚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精神, 还是在新的学问里保持思想的自由、开阔的视野。他们在困境中思考学术、人生、社会等问题, 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遗产, 因此后人对他们的敬仰、研究、好奇, 自然有其道理。
《禹贡》半月刊停刊已有76年, 但其倡导的独立精神、思想自由, 学术争鸣、兼容并包, 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的命题;顾颉刚在办刊中坚守的求真精神和人文情怀, 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
注释
11 张军:《民国那些大师·代序》,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2 孙郁:《在民国·自序》,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3 10 李扬眉:《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 《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44 程文标:《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 《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55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 ,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54-55页。
66 赵吉惠, 毛曦:《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77 章清:《民初“思想界”辨析》,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88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1-23页。
99 张嵩年 (申府) :《劝读杂志》, 《新青年》第5卷第4号, 1918年10月15日, “通信”第433页。
1011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载《顾颉刚日记》第一卷 (1913—1926) , 第1-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112 葛剑雄:《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始末》, 《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4期。
1213 钱穆:《师友忆》, 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89页。
1314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62页。
1415 黄艳林, 郝玉香:《论〈禹贡〉半月刊的编辑特色》, 《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516 31《纪念辞》, 《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 1937年4月1日。
1617 朱佳木:《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 《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 期。
1718 乔治忠:《张荫麟詰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 《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
1819 《吴宓日记》第8册, 1942年10月26日。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404 页。
1920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82页。
2021 葛剑雄:《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始末》, 《历史学家茶座》, 2010年第4期。
2122 侯仁之:《回忆与希望》, 《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2223 《发刊词》, 《禹贡》第1卷第1期, 1934年3月1日。
2324 Minutes of the General 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 August 1st and 2nd, 1929, 北京大学档案YJ1929011.
2425 丁超:《燕京大学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2526 顾颉刚:《〈史林杂识〉小引》, 载《史林杂识 (初编) 》,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2页。
2627 韩儒林:《回忆禹贡学会》, 刊《历史地理》第2辑, 1982年。
2728 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 《禹贡》第1卷第10期, 1934年7月16日。
2829 顾颉刚:《文革交代〈禹贡学会简史〉》, 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1934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930 童书业:《〈禹贡半月刊〉序言》, 1937年6月。《禹贡》第7卷第6、7合期。
3031 《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 《禹贡》第7卷1、2、3卷合期, 1937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