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李陵与匈奴短兵相接，失败被俘。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获罪入狱。此时的司马迁陷入人生绝境，财货不足以自赎，交游故旧无一言相救。司马迁没有死，他受了宫刑。从此，太史令司马迁，变为中书令司马迁。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陈，《太史公》书“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著之史尚未完成，他选择活下来。在高度简化的叙述中，司马迁人生的最后十数年，是一个怀抱唯一使命的励志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所有人生目标都指向《史记》，所有痛苦都在写作中得到纾解与救赎。剧作《中书令司马迁》尝试触摸的，不只是《史记》的作者，更是作为人的司马迁，作为人的痛苦的复杂性。
遭遇李陵之祸后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含垢忍辱，其家声，这是众所周知的苦楚。作者未止于此，又轻轻前推了一步。四幕剧中有两处点出司马迁的“得意”。第一次是面对女儿春秋。春秋说皇帝亲口朗诵了他的文章，司马迁先是露出得意之色，转又掩饰得意之情（ 第二幕第一场）。第二次，是李夫人转述皇帝的赞美，说他是司马相如身后大汉第一文人，司马迁再一次展现出得意（第二幕第四场）。两次得意，皆因对自己才华的肯定。两次肯定，都来自汉武帝。作者不露声色的描写中，有薄薄的讥誚，又有着哀矜近乎痛切的同情。要把《太史公》写完，首先是因为极度珍视自己的才华，自信近于傲慢。剧作不断追问，司马迁为自己的才华付出了何种代价，又寻求到何种答案。这追问堪称危险，几乎将“意义”二字推到摇摇欲坠的边缘。
没有人怀疑，伟大的史书不朽。因为它将用语言对抗实在，用时间对抗权力，用记录对抗遗忘。然而这不朽是否无懈可击？剧作中的女性角色隐隐构成挑战。第一位是司马迁夫人，她从未现身， 只在女儿春秋的口中出现。她是司马迁曾经平顺的生活投下的长而冰冷的暗影， 从生到死，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第二位女性，是武帝宠姬李夫人。在昏暗的宫廷，李夫人是唯一有颜色、有笑声、有心跳的人， 一个真的人。她轻描淡写地向司马迁指出，他那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完满，世上有太多作者无法知晓的情状，太多被湮没的名字，太多不能述说完全的故事。这是剧作者善意而狡黠的叩击，她不批判，只是提问。用沉默的（司马迁夫人）质问牺牲，用脆弱的（李夫人）质问永恒，用被遗忘的质问不朽。这是对意义不言自明、高尚坚不可摧的历史记录的质疑。史书不朽，然而谁有资格在史书中不朽？
史书不朽，记录历史的人又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剧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司马迁的女儿春秋，他真正的批评者。第三幕第三场，她的指责严厉近于残酷，她提醒司马迁，既然在宫中任职，就再难侈谈立身清白。春秋揭开了司马迁无法不面对的世界，《太史公》以外的世界。
读者容易忘记，司马迁人生的最后十数年，并非在史学史建造的真空地带写作。中书令司马迁典章枢机，随侍圣驾，亲历大小事务， 在时代的漩涡中周旋。第一幕第一场，作者就写出了司马迁与杜周剑拔弩张的关系。这并不让读者意外，对深文周纳取悦主上的酷吏，司马迁并无好感。转入第二幕的第二场，廷议之中，司马迁与杜周却异口同声地说出“请陛下圣裁”。这是精心设计的情节， 像一束角度刁钻的灯光，照亮了司马迁和他身后的布景。
不妨说，司马迁退却了。《汉书·司马迁传》说他被刑以后“尊宠任职”，这四个字大堪玩味。尊宠的背后，是顺服与卑微。司马迁曾向老朋友任安解释，自己何以无法遵从他“推贤进士”的建议。他的拒绝，可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 太史公曰”合看。苏建劝卫青推贤进能，卫青回答说：“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这段轶事之后，司马迁赘以“其为将如此”五字按语，不难体会到其中隐含的批评。卫青以外戚贵幸，深知自己权力的来源和边界。他的回答，是对自己身份的再确认。司马迁与卫青一样，谨守着身份的边界—士大夫与宦者的边界。宫刑之后，司马迁失落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只得被迫放弃与之匹配的尊严与责任。世上只有直言极谏的士大夫，哪儿有面折廷争的中书令？身份的改变无可移无可易，屈辱感如影随形，只有躲入“从俗浮湛，与时俯仰”的暗处才能避得须臾。
当然，司马迁还有《太史公》书。然而，写作有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退却。汉兴至于武帝，承平近七十年，西汉逐渐摆脱了前代遗风，显现出独特的时代性。这时代性，由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变革塑造而成：伐匈奴，征四夷，兴制度，殊官号，立神祠，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元封元年，武帝封禅泰山，继踵黄帝，“接千岁之统”。这一年，司马谈去世，将作史的愿望托付给儿子。司马谈心中的史书，将以汉接续三代以来的光辉传统。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笔墨，却最终无法做一个单纯的歌颂者。
《太史公》书中，《匈奴列传》安排在《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六郡良家子的斑斑血泪，铸成外戚贵胄的彪炳功业。《封禅书》的末尾写道，一生迷恋不死药的武帝晚年对方士的迂怪之言日感倦怠，却始终无法断然放弃，总期盼有一天得遇真仙。曾司职天文历算的司马迁，对一代盛事太初改历潦草带过，《历书》以全文抄写《历术甲子篇》戛然而止。无独有偶，《平准书》以引用卜式“烹（桑）弘羊，天乃雨”的建议急促地终章。这个伟大时代的轰轰烈烈，司马迁难以全心赞同。《太史公》记录的，是一个布满罅隙的盛世。
中书令司马迁不再发言，只是记录，他的读者不是同时代人。沉默，是记录的代价。然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世的读者，就等于放弃了眼前的听众。以藏之名山为最终的托付，也就放逐了当世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否称得上正直？这是一个问题。然而司马迁没有选择。书写不止，沉默不止， 司马迁缴纳了他的代价。这代价的沉重之处在于，它是否值得，在作者生前无法揭晓。
剧作的最后一场尝试让司马迁提前获得答案。巫蛊之乱后的武帝决心为自己写定评语，威胁要烧掉司马迁的书。剧中的司马迁回答说：“天道无情，历史无声又无形，替它说话，给它一个形状，追寻它的轨迹，功过是非，各得其所，这就是史官的责任。”在作者更早的作品《史官》中，就有过类似的表达：“史官不属于眼前的一时一地， 不属于某个诸侯，他属于从不间断的时光河流。”（参阅尚思伽：《史官》， 收入《太平鬼记》，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这答案固然不错。然而，如果史官对人间世的超越如此轻易，作者何必在《史官》之后又写下《中书令司马迁》？如果记录者对个人生命的超越如此轻易，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何必唯独抄录了《说难》全篇？
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认为客观，把史书当成史料，推到与生命无涉的安全距离。在司马迁的时代，记录历史，就是评价历史，就是理解当下。自黄帝至武帝，太史公书中只有一条时间的河流。今人古人，俱在滔滔逝者之中。如果司马迁能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批评者，所谓超越，或许可以期许。然而司马迁不但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
与父亲一样，司马迁认可自己身处一个了不起的时代。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是这一事业积极的设计者，参与了与之关联最深的推本天元、考定星历的工作。《太史公》书明言，只有施政达到一定标准，才有改正朔的资格。司马迁热心于此，正说明他对武帝的肯定与期待。“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武帝每一项兴建制作，都曾是他热切的理想。司马迁理解这个时代的激动人心，因此明白每一项事业是如何走向扭曲与暴戾，最终是崩离和衰微。
成为中书令的司马迁站在权力的中心。他与武帝极为密切，出入奏事，随侍左右。武帝对他亲近、倚重。在司马迁生命的最后几年，巫蛊大起，太子死于非命，最终牵连无数，血流遍地，朝野震怖。这是《史记》未曾记录的时代， 司马迁的想法不得而知。只有《匈奴列传》中补记了征和三年李广利降匈奴事。在最后的评论中，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至定、哀二公则微文不章，乃因记录切近于当世而无所褒扬，不得不有忌讳之辞。他不愿意再评论，然而一切如此明白，时代的终章将近。
战争停止了， 改革完成了，历法颁布了，外戚旧臣清洗几尽，新秩序与海上仙人一样缥缈难寻。盛世将破碎，功业会消散，这是盛衰之理。只是，那不是竹简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元封、太初、天汉、太始与征和，是司马迁认同又批评的时代，是让他激切而痛苦的时代，是他的时代。这个时代即将结束了，就像他和武帝的生命。书写能拯救人生吗？也许，如果能彻底隐遁于其中。在武帝身边的司马迁无可隐遁，也因此无从拒却这最终的、作为现世之人的无力与痛苦。
在剧作的最后，带着无限同情与崇敬，作者让司马迁超越了自己的时代。然而，超越不是史官的傳统。史官燃烧于历史之中。无数次深思过自己时代的人，才写得出属于所有世代的书。
到生命的末尾，司马迁仍在修改他的作品。他不会不知道，一切将系于不可知的命运。战乱、天火、当权者的一道命令，都足以使一部书毁于一旦。什么才是永恒？
时光奔流，唯一点耿耿之气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