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我这个学识浅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的后生晚辈怎能是大师的弟子？但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陈大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称陈寅恪为“吾师”或“本师”的。
不仅如此。1953-1954年，我还曾听过陈大师的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两门课。别的教师上课，一般是每次两小时，但陈大师每次只讲一小时，如1953学年他的两晋南北朝史课，课程表上定的就是星期一、五第三节各讲一小时。课堂就设在陈大师的住宅东南区1号2楼的长形走廊上，这个教室可坐三四十人。我记得在上两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时，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学生，还有许多老师，端木正老师及师母姜凝等都来了，可谓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讲台两边挂着两块小黑板，上面满满地写着资料，中间还有一块空着的黑板，供陈大师作板书用。陈大师坐的是藤椅，穿长衫。课是怎样开始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样几句：“重要资料我已请人写在黑板上了，但你们要好好听讲，光抄下资料不听讲，也不会懂的。”陈大师讲得很慢，遇到关键的词句，还要站起来写一些板书。因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往往把后面的字写在前边的字上面，重叠在一起。为了把课讲得生动，陈大师常拿身边的人和事进行点评，随意挥洒。他常提到的人是那时还年轻的姜凝师母，他呼姜凝为“端毛太太”，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把“端木”读成“端毛”。陈大师编写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后来被高教部作为大学交流教材油印出版。我大学毕业后因重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所以就千方百计找到一本，至今仍然珍藏。在听元白诗证史时，历史系负责同志曾问我：“你听得懂吗？”我回答：“听得懂。”其实，因为我那时水平太低，对陈大师讲授的内容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的。好在陈大师讲的是选修课，听课者可以来去自由，所以两晋南北朝史我大概只听四五次就不听了。我因喜爱唐诗，所以元白诗证史听得稍多一些，但大约也只听七八次。因为这两门课我都没听完，所以都没有取得成绩，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以上说明我虽是陈寅恪的学生，但却是一个既未升堂、更未入室的不成才的弟子。
当时在康乐园（中山大学位于珠江南岸康乐村），陈大师有很高声望，流传着他的许多轶闻趣事。如说此人很厉害，懂十三种外语，过去在清华大学被称为“教授之教授”。现在看来这种传说不很正确，因为陈大师精通和能够利用的汉语以外的语种绝不止十三种，而是多达十六七种（见刘正《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文史哲》1996年第3期）。由于陈寅恪先生学问大、名望高，所以我们对他都十分崇敬，说到他时很少称其为教授、老师，而一概称之为“陈大师”。
当时还有一种传说，是说陈大师在中山大学薪金最高，比校长还高。但到底有多少，我们做学生的当然不得而知。有一次，听说一位理发师被请到陈宅，给大师理发，最后唐师母付给理发师的报酬为一元钱外加一条毛巾。那时我们到理发馆理发只要三四角钱，就可以理发、吹风、落蜡，唐师母一付钱就比我们多好几倍，因此我们觉着陈大师一定很有钱，生活很阔。近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才知1955年陈大师的工资是二百五十三元，不仅是中大也是全国教授中的最高者。但这二百五十三元仅相当于抗战前教授最高工资的五分之一！这说明那时陈大师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宽裕，而是变得紧张了。当年我们在蒋湘泽师家中闲谈时，他告诉我们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一十元，那时蒋师还是副教授。这说明，陈大师的工资正好相当于一个副教授工资的二点三倍。50年代前期，物价很低，我们每月由国家供给的伙食费才十三点五元，但吃得很好。一些日本代表团到中大参观，一定要到食堂拍我们吃饭的镜头。他们说，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比日本人好得多。综合这些情况，可知那时陈大师每月收入二百五十三元，生活虽然较前紧巴，但比一般人还是宽裕的。
陈大师因忙于科研，身体又不好，所以平常很少接见人。我们除了上课时能见到他外，平时就很难晤面。那时因为寒假很短，多数学生都在学校过春节，我们就成群结队地给老师拜年，有时一帮十多人，至少也三四人。我们到陈大师家中后，唐师母对我们茶水招待，陈师则很随便地和我们交谈，看不出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在我读大学时期，还不兴学生批老师、斗老师、打老师，所以师生关系十分融洽。那时不知为什么，我们把打牙祭叫做“高潮”。平时，我们除到老师家问学外，也经常到老师家“高潮”一下——吃饭或吃茶点，特别是在春节期间更是如此。大学四年期间，我曾到岑仲勉、董家遵、陈锡祺、端木正、蒋湘泽、何肇发等老师家中多次“高潮”过。但在陈大师家中，我记得只喝茶水，坐的时间也较短，大家七嘴八舌谈十来分钟后就告辞。但由于我们见到了陈大师，并且说了话，所以大家都喜滋滋的，真是比“高潮”还要高潮。
还有与陈大师会面的机会，就是见唐师母陪着陈大师在他住宅门前的小路上散步。这条小路原来是砖铺的，上面生满苔藓，很滑，当然不适宜于老年人散步。陈大师当时虽然眼睛失明了，但在光亮处仍能看到物形。所以，1956年初，学校为了照顾他散步，就把这条路改建成白色水泥路，路面比较平整，也宽了一些，陈大师散步时可看到模糊的白色路面。可惜那时我们见陈大师散步时，没有勇气走到他跟前和他谈话。
我感到荣幸的是，现在我还保存两件与陈大师有关系的珍贵物品。
一件是我们1952级全班同学在1956年8月31日拍摄的毕业纪念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东南区1号陈宅门前拍的。很明显，把拍摄地点选在这个地方，是为了便于陈大师与我们共同合影。这张照片在前排就座的都是我们的恩师，自右至左依次是：端木正、蒋湘泽、曾纪经、董家遵、王季思、杨荣国、陈寅恪、岑仲勉、刘节、金应熙、朱杰勤、陈序经、梁方仲。最左边一位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我怎样也回忆不起他的名字了。这张照片摄下了这么多文史学界前辈大家的容貌身影，说明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成为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了。在拍照前就座时，岑仲勉与陈大师亲切握手，岑师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陈大师点头唯唯，没有说话。他所以不说话，因为岑仲勉是聋子，说了也白搭。
岑仲勉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著述等身，学问极其渊博，尤以治隋唐史著名。我曾选修他的隋唐史课，考试成绩为“优”。他给我们编写的隋唐史讲义，长达五十余万字，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贯穿了学术的自由讨论精神，岑师对各家各派的许多不同观点，都进行了剖析和商榷。岑师在课堂上给我们传授治学之道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头号名家，他的许多观点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岑师在课堂上批判的对象。岑师在课堂上揪住陈寅恪不放，陈大师当然会知道的，但他从未予以反驳。当他见到岑仲勉时，还表现得很亲切，这是我长久迷惑不解的。近读陈大师《对科院的答复》一文，这个问题才得到解释。该文称：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是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页）
可见陈大师认为学术争论符合他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一贯主张，在学术上他可以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自己。看来，这就是他对在学术上一直对他进行批评的岑仲勉“不以为芥蒂”的原因。
说到这里应当补充一点：岑仲勉对陈寅恪并不是一味批评，他对陈大师的学问还是十分佩服的。他在课堂上曾对我们说：“《元白诗笺证稿》写得好。”
第二件我保存的与陈大师有关系的珍贵物品，是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的陈大师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初版，还在于本书中的一些排印错误都用墨笔作了更正，在本书有些页的天头上写了不少字，书中还粘贴许多写满字的纸条，这些字都是关于本书内容的补充。据我粗略统计， 补充较多的有十五处，约五千字左右。从字迹看，一小部分系油印，大部分应是陈大师的助手黄萱的手书墨迹，蝇头小楷，工整秀丽。我找出1955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此书相核对，发现此书就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排印的《元白诗笺证稿》的底本。1955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经过这次修订增补，较之初版本是更周密、更充实了。陈大师治学以严谨著称，但要严谨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即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得如此，这从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可得到证实。
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便条，上面用红色钢笔写着：“四部丛刊 牧斋有学集 十二册 78000（元）”，便条的右下角写着“陈寅恪”三字。从笔迹看，似是唐师母所写。很明显，这张便条是写于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出版之后至1955年币制改革以前。大家知道，陈大师开始写《柳如是别传》是在1954年初，他在动笔前后买这部书显然是为写《柳如是别传》作参考的。
我这本初版《元白诗笺证稿》是从哪里来的？我在大学读书时，端木正老师就对我照拂有加。大学毕业后，他仍对我十分关怀。他知道我研治魏晋隋唐史，所以在70年代就把这部书作为珍贵礼物郑重地赠送给我。端木师及姜凝师母同陈寅恪一家过从甚密，有很深的渊源，很显然这部书是陈大师或唐师母赠送给端木师或姜师母的，而端木师又把它转送给我了。
蔡鸿生学长在其所著《“颂红妆”颂》一文中说：“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有幸在金明馆通向寒柳堂的过道上，听陈寅恪先生讲史论诗达一年之久。课程名称‘元白诗证史’，用1955年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作教材。这册有师母遗墨的赠书，历经风霜，如今成了寒斋中的‘镇库之宝’。”读此令人感慨万千。我不禁抚摸着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诗笺证稿》喃喃而语：“这难道不也是寒斋中的‘镇库之宝’吗！”
郑佩欣（1933-2010），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文史哲》1996年第6期，第4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