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
西方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个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独立才会有真正的“爱”，才会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是宗教意识的升华，智慧只有上升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圣性，而不只是工具。
1、个人的独立
个人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表现为自由意志、权利和责任等等问题。当然这种个人独立在历史上是相对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和中世纪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为此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私有制的基础，一个是个体灵魂学说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
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而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
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
古希腊个体意识的独立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契约关系中。所谓契约，是以订约双方个体人格独立及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是订约双方的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的惯例，而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这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由独立个人根据自愿订立的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城邦）的政治原则上，当时的城邦法律不是由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习惯或礼节，而是由城邦聘请著名哲学家依据平等原则和语言逻辑（逻各斯）来严格制定的法律体系，并且是由城邦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
因此，这种体现在法律上的个体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或为所欲为，而是把个人独立当做一条普遍原则，不但自己借助于法律而获得了独立，而且懂得自己有义务把每个别人也当作独立的来尊重。
与之相反，中国人的个人概念从来都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才、圣贤，要么就是必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的“人欲”。这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个体性只具有一种“独立不依”的假象，因为它本身没有形成一条普遍原则，而只是特定条件（包括天赋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旦条件改变，它马上就可以变为奴颜婢膝、丧失人格。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一个人也并不真正自由。因为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当皇帝，而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最不独立的。在希腊人眼里，真正的个人独立则是有原则、有根据的，我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独立，而是因为我是一般“人”而独立。希腊人的独立精神体现为契约合作精神，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会契约论。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哲学本身就是个人独立的事业，没有一种哲学是集体合作搞出来的，在这方面哲学有点类似于艺术。但同时，哲学和艺术一样，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肯定是全人类的财富。哲学产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学家虽然出自个人的兴趣，但却被视为“献身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
所以西方哲学家个性都很强，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哲学家不盲从，不满足于解释和发挥师说，而是一代一代地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不断推翻、否定前人，另创新说。
因此西方哲学史显示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中的动力就是每个哲学家对理论的推进。在这里，没有新意的哲学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商谈、交锋，乐此不疲。这些对话和交锋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展开的，而是立足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其前提是古希腊罗马灵魂学说的形成。
灵魂是个人独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中，并有自身纯粹精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或上帝。柏拉图强调理性灵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亚派使灵魂的性质摆脱了本族人和外乡人、贵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等的世俗的区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人性理想。
世界主义其实是“超世界主义”，即一个超越世界各种区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则和人格独立性。斯多亚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起，把个人独立提升到灵魂独立的层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层面上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近代个体自我意识的主体独立性的先声。
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毕竟对个体人格有一种压抑，主张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体，那么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重新把灵与肉统一起来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权”概念。在这里，个人真正达到了现实中的普遍独立。在哲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个性化十足的哲学，各种观点不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头并进，百家争鸣。
2、宗教的升华
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神学两者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提升。有人把哲学当作宗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哲学。只有很少数的唯物主义者否认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主要是否认那些过时了的宗教形式。例如费尔巴哈在批判了旧的基督教之后，仍然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通常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种新宗教的建立，实际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身于宗教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并没有在纯粹精神的层次上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新宗教来，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
宋明新道学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而是经常性地以天人感应之兆来印证世俗人伦之理。这种内在超越的信仰原则上不可能离开此岸的成功和成就来支持，并且实际上是以现实世界的效果为信仰对象的。
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于它基于个体独立意识之上。同样，中国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内在超越性）则是由于它基于个体意识的不独立之上。西方超越性宗教的发生原理则在于自我意识的后退性“反思”，其前提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试图把自己一分为二，从“另一个自我”来看自己，以求认识真正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人立刻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这个被认识的自己（对象），而是那个进行认识的自己（主体），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这个主体的自己，把主体当客体来认识；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主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这又需要再退后一步。
就这样，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体不断退到自己后面来看自己，这种无限后退最终将推出一个绝对的自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永远都只是处于认识自我的旅途，对自我的独立意识同时就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就表现为基督徒的“原罪”意识。
原罪就在于有限的人想要单凭自己把握无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绝对的自我，这正是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信仰恰好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人不独立。他的安身立命在群体、国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回归此岸、修齐治平，他用不着相信一个彼岸的神。
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但前提是他相信历史、“汗青”会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他归根结底不是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献身，而总是为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目标而献身。他的精神永远基于物质，被束缚于物质，不可能摆脱和超越物质。正因为他把自己归属于现实此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可以与天道相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凡人可以成圣，一旦成圣就可以“替天行道”，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王道乐土）；另一方面他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总是物质性的，他总是用处理物质的方式来处理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凭借物质来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大搞“诛心之论”、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
与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华、上帝完全是非物质性的，无形无象，只能从内心聆听圣言；而且所谓的“启示”并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没有任何世俗的标准和物质的手段可以依赖。正因为如此，西方人致力于发展逻各斯、逻辑论证、辩证法，对“圣言”进行解释和推演，来论证非物质的精神。这就是西方哲学后面的信仰资源。
当然，所有这些论证都不能保证人对上帝的把握是切实的，最终还是要诉之于超越性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并不是你想要有就能有的，信仰本身要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恩典的内心证据就是看你内心是否充满着神圣的“爱”，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仇敌”。
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培养着人的谦逊、宽容和博爱的精神。西方教会不是一个世俗政权，而是一个精神机构，它由神学院培养的教士组成，在民众中极有号召力，常常连皇帝都要甘拜下风。
1075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由君权神授问题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皇帝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破门律，将皇帝驱逐出教，导致皇帝众叛亲离，不得不于1077年亲自到意大利谢罪，在教皇门外跪求三天，才获准恢复教籍。
教皇没有一兵一卒，为什么对世俗权力有如此大的制约力？这正说明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普遍的法权观念认为超世俗的精神生活应当支配物质生活，而不是相反，世俗的皇帝也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虽然一开始也充满着狂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教义逐渐培养了西方人讲道理、守规矩、维护法律公正的自觉性，其中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回顾整个西方教会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哲学家们的推动、阐发和批判中宗教层次不断提高的历史。反过来说，西方哲学若没有宗教追求彼岸真理的诉求作背后的动力，也很难提高自己的思辨层次，而将局限于世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