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应对咸丰朝的统治危机而论，曾国藩等人所采取的对策具有针对性，及时有效。这给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其最终躲过灭顶之灾，迎来所谓“同治中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因此被推许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无法根治社会病症。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出来。
一、官僚队伍急遽膨胀
随着战火四处蔓延，凡被兵省份被迫暂停举行乡试，通过科考选拔官吏之途壅塞。不过，由于捐纳以及军功保举人员激增，仕途反而更加拥挤。
作为合法、有限度的卖官鬻爵，捐纳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权宜之计，客观上有辱斯文、败坏风气，故颇遭诟病。道光帝曾明确表示对捐班“总不放心”，认为“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到了咸丰朝，清廷迫于筹饷压力，一再动员捐输，鼓励捐纳。其抛售功名的力度远超前朝，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导致人言籍籍。据柯悟迟《漏网喁鱼集》记述，苏南常昭官方劝捐布告录有一副对联，文曰“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 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一时间，绅富之家虽襁褓婴儿已得功名，“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奏陈用人之策，认为吏治日见颓废、民心尚多摇惑者，则惟捐输一事最足以伤国脉而扰民生；主张停止捐输，简用忠良，委任才能，搜罗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然而，因财政入不敷出，清廷欲罢不能，后来甚至降低门槛、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可谓斯文扫地。
军兴之后，军功保举成为常态，一些人才借此脱颖而出。但保举同样过于冗滥，导致泥沙俱下。曾国藩很看重保举。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在咸丰三年因战功一岁六迁，官至总兵衔。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函请湖广总督官文将在鄂湘勇“择尤拔补实缺数人”时，曾国藩特意指出，“是亦奖励士气、固结人心之一道”。五月，又提及此事，认为“湘省弁勇近日能战者多，必须令补实缺，既可坚各弁久征之心，又可变营伍惰弱之习”。此外还有火线封赏。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杨载福募三百人冒死夜袭外江太平军水师，许诺“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阶，白丁拔六品实职”。不过，大肆封赏虽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但不利于塑造“忠义血性”，更留下官多职少、难以消化的弊端。在同治元年（1862年）末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反省说，“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二、官场陋习积重难返
面对日益深重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在即位之初有心整饬吏治，但又感到漫无头绪。而捐纳、保举使官僚队伍急遽膨胀，百弊滋生，官场因循玩泄之风依旧，以至数年后相继牵扯出顺天乡试舞弊案、官商勾结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等大案。咸丰帝严惩涉案官员，包括处死一品大员柏葰，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仅是治标之举，效果有限。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别树一帜，致力于用新人、树新风。不过，这种努力主要局限于湘军与两湖地区，虽有辐射作用，但远不足以改变全国的官场生态。曾国藩以虚衔在外省统兵征战，不时受到官场潜规则掣肘。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私函中就此叹曰：“所最难者，近日调兵拨饷、察吏选将，皆以应酬人情之道行之，不问事势之缓急、谕旨之宽严。苟无人情，百求罔应；即举劾赏罚，无人情则虽大贤莫荐，有人情则虽巨憝亦释。故贼焰虽已渐衰，而人心殊未厌乱。”
另一方面，随着时过境迁，湘军与两湖官员也逐渐发生蜕变。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便对湘军现状表示担忧：“然屡胜之余、极盛之后，恐亦如古人所称‘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比来湘人应募者少，即营官、帮办亦多倦游，不知尚能支撑几年否？”同年四月又叹曰：“楚勇、湘勇皆同强弩之末，各弁名成利就，其锐于赴敌之心远不如昔。”次年八月则表示：“窃见兵兴十载，而军政、吏治二者，积习未改，甚或日趋日下，何以挽回劫运？是以痛心疾首，深自刻责。”同治年间，某些封疆大吏颇遭诟病。民间有一对联：“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 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分别隐指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南巡抚毛鸿宾，嘲讽其横征暴敛，不体恤民情。
三、湘军军纪日益败坏
曾国藩镇压反清力量心狠手辣，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为此在民间落得“曾剃头”恶名。同时，他注意笼络民心，重视整肃军纪。绿营兵勇奸淫掳掠现象较普遍，故时人有“兵不畏官而畏贼，民不畏贼而畏兵”一说。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征前，曾国藩特意叮嘱塔齐布严行约束部下，“若有一勇不规矩、不严肃，吾即不愿带去”。驻赣湘军在曾氏返湘丁忧期间军纪败坏，民怨四起。以此为鉴，曾国藩严申“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兵勇以不扰民为第一义”。咸丰八年（1858年），他专门写有一首浅显通俗的《爱民歌》，讲明注意事项，如规定扎营时“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之类；强调“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尽管如此，湘军依旧无法摆脱日渐萎靡的趋势，内部矛盾加剧，军纪败坏，暮气日深，营中结拜哥老会现象迅速滋蔓，以致曾国藩时有哗溃之虞。其机要幕僚赵烈文记述了曾国荃部湘军攻破天京后的暴行：一是四面放火。城中建筑，“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二是洗劫财物。悍将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大火延烧数日不熄。各弁勇“贪掠夺，颇乱伍”，在城中大挖窖藏甚至掘坟搜金；营中文职也“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三是奸淫杀戮。全城沦为人间地狱，“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连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曾国荃纵兵洗劫天京城，从中所获不菲，以致物议沸腾。而曾国藩却辩解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选择亲情，抛弃了忠义。
李鸿章部淮军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据赵烈文记述，淮军克复苏南后，“自常以东及松郡道路，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四、战争创伤难以愈合
这场战争空前惨烈，造成巨大创伤，尤其是双方激烈争夺地区。譬如，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年）夏描述说，“皖南地介江浙，昔为群盗所必争，今亦败贼所图窜。宁、池、太、广各属，白骨如麻，或百里不见炊烟，竟日不逢过客，人类相食，群犬争之”；慨叹“开辟以来，殆无此惨劫”。
再如，兵燹之后，向称繁华富庶的苏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片废墟。毛祥麟于同治三年十月从上海赴江宁，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据他描述，从上海至昆山，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自昆山至苏州，转荒落；金门、阊门外瓦砾盈途，城中亦鲜完善。至无锡、常州、丹阳一线，蔓草荒烟，所在一律，“两岸见难孩数千，同声乞食”；“余若奔牛、吕城、新丰诸镇，向称繁庶，今则一望平芜，杳无人迹。偶见一二乡人，类皆骨立声嘶，奄奄垂毙。问之，则云一村数百人，今十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将尽死耳”。江宁城濠两岸铅丸累累，沙中白骨纵横；“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称完善，然亦十去四五，东北则一览无余矣”；“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
常熟人柯悟迟于同年三月自苏州赴上海，沿途所见更为萧瑟。据载，苏州六门城外竟无片瓦留存，城中西半城亦是白地，东半城所剩十之五六分，千百年名迹尽为湮没，笙管楼台俱为灰烬。出娄门到昆山，桥梁皆断，屋无半椽，田尽草茜，枯骸满目。进昆山城，荒索之象愈形触目。柯氏还说，农田已荒芜多年，缺农具缺人手，“今虽安逸，恐廿年间不能尽熟矣”。
照柯氏推测，当地农业生产需要20年光景才能勉强恢复到战前状态。因人烟稀少，出现大片无主荒田，苏南各地纷纷招客民垦荒。单就人口而论，不少地方历经20年仍未达到战前规模。据方志记载，嘉定兵燹后“二十年休养，未足复生聚之旧”，人口十减其五；昆山“人民流亡者十有八九，虽休养生息二十年，尚不及从前十分之六”。苏浙太湖流域是清廷倚重的“财赋之区”，其经济复苏缓慢，全国财政情况可想而知。
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还包括通货膨胀。因财政入不敷出，咸丰朝为支撑战局、解燃眉之急，采取了非常举措。一是滥发钱币。通过强制发行大钱以及根本无法兑现的宝钞、银票，清政府大肆收兑民间银钱，同时用搭放大钱、钞票的方式支付兵饷、河工、官薪等，巧取豪夺竭蹶搜刮，导致百物腾贵、币制混乱、银价飙升，极大扰乱了社会经济生活，致使百姓生计愈加困顿。二是开征厘金。厘金是一种新税，包括坐厘（对坐商征收的交易税）、行厘（对行商征收的通过税）两种，创设于扬州仙女庙镇，迅速推广到全国，同样导致商贾裹足、物价腾贵，民间叫苦不迭。
五、中央集权制发生动摇
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漩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兴”。而曾国藩本人也锐气大减，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夏，曾国藩与赵烈文某日秉烛夜话，谈到京城乱象环生，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曾氏不免忧心忡忡，问：“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孰料赵烈文所言竟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皇室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清朝统治顷刻间分崩离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亲手缔造了民国。
本文选自《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夏春涛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