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年前，大地产商特朗普以局外人身份，高举反建制大旗，在美国掀起一场民粹政治风暴，一举颠覆了华盛顿权势圈，并进而改变了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

一个多月前，民主党人拜登代表的反特朗普联盟在2020总统选举中获胜，美国政治局势再次翻转。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极力给拜登接任制造种种障碍，这更促使当选总统紧锣密鼓加速入主白宫的准备。从迄今拜登过渡班子所公布的新政府外交和国安要员人选看，建制派的回归似乎已没有悬念。

然而，白宫易主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坛及对外政策将开启全新篇章。特朗普当政4年带来的巨大变化绝非是人去茶凉的个人遗产，作为美国政治大变局中远未结束的一段历史进程，将继续对拜登4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美政治大变局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长期的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两党政治极化发展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和各自内部），两党长期认同的种种 “政治正确”名声扫地，主要利益群体之间治国理政的自由主义共识一一破碎，两党政治的制衡机制变成了否决机制，美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归之为“民主的衰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又再度放大了上述问题和美国政经体制的固有弊端。美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与这次危机可类比的，有上个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两场危机。）

二、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个人野心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班农、纳瓦罗）的结合，在政治运作上又与宗教右翼和共和党极右势力结成政治联盟。其广大的基层支持者主体，是在过去20多年全球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传统白人蓝领中产和下层劳工阶层（铁锈带各州特朗普的拥趸是其典型）。美国传统制造业外迁，经济金融化、信息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科产业的急剧发展，新的脑体劳动分工，财富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工作朝不保夕，使这个长期作为标榜美国梦的主要群体，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不受关注，（irrelevant）甚至社会尊严尽失。这是一个巨大的选民群体，在长期的失望和沮丧之后，他们把高举反全球化、反华尔街、反华盛顿建制派大旗，善于鼓动，蔑视政治正确，行事简单决断的特朗普当成自己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由内到外，“美国优先”口号抓住了他们的痛点，作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标志，这个所谓第一原则，混合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要素，实质上是美国内政治变局的外部化（造一个词“外展”）。

三、“战略竞争”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导话题，是三方面的形势发展变化导致的结果。一是中国崛起迅速改变中美实力对比和关系态势，二是多极化发展造成国际格局的变化，三是美国政治变局产生的需求“外展”。

在奥巴马政府后期，主要基于前两方面变化，战略竞争作为新的主导方针，已经成为华盛顿的战略和外交界对华政策调整的共识。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发展，是在此之上又加上了第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即政治变局所产生的外展势力凸显。意识形态因素由此成为美对华政策的新标记，这一变化在几个建制派要员被踢出局之后更是变得肆无忌惮，脱钩的政策主张获得了更大的驱动力。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及企图嫁祸中国造成的两国政治紧张加剧和情绪敌对，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态势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中美两大国之间已经形成新的关系格局，其实质性变化是战略竞争成为这一关系的主导面。对此需要明确两点，第一，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调整对华战略定位，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第二，当下及其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仍拥有显著优势的情况下，中国难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战略竞争的现实。然而，战略竞争以何种方式进行，中美双方的决策者都拥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战略竞争的实际含义是由双方之间的互动所决定的，且主要表现为对一些重要议题的处理。

最后，关于拜登政府的政策走向。倘若美国未来一个多月的政治进程不出现重大的意外，白宫的主人将换成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因此而有所调整。但可以断言，反映两党主流意见的对华战略竞争基本方针不会改变。而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重要特征的政治变局外展因素，将以何种方式延续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美国政治变局的未来演化。拜登政府最大的，也是首要的挑战，是要在遏制疫情，恢复经济，弥合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缓和两党的极度对立几条线上，都取得明显的进展，进而使民主党2020年的政治翻转得以延续。这也是拜登政府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重要议题的主要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