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大地产商特朗普以局外人身份高举反建制大旗，在美国掀起一场民粹政治风暴，一举颠覆了华盛顿权势圈，进而改变了美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

一个多月前，民主党人拜登代表的反特朗普联盟在2020总统选举中获胜，美国政治局势再次翻转。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极力给拜登接任制造种种障碍，这更促使当选总统紧锣密鼓加速入主白宫的准备。从迄今拜登过渡班子所公布的新政府外交和国安要员人选看，建制派的回归似乎已没有悬念。

然而，白宫易主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坛及对外政策将开启全新篇章。特朗普当政四年带来的巨大变化绝非是人去茶凉的个人遗产，作为美国政治大变局中远未结束的一段历史进程，这份政治遗产将继续对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政治大变局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长期的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政治极化发展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和各自内部），两党长期认同的种种“政治正确”名声扫地，主要利益群体之间治国理政的自由主义共识逐一破碎，两党政治的制衡机制变成否决机制，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将之归结为“民主的衰败”。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又再度放大了上述问题和美国政经体制的固有弊端。美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与这次危机可类比的，只有上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两场危机。）

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个人野心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结合，在政治运作上又与宗教右翼和共和党极右势力结成政治联盟。其广大的基层支持者主体，是过去20多年全球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传统白人蓝领中产和下层劳工阶层（“铁锈带”各州特朗普的拥趸是其典型）。美国传统制造业外迁，经济金融化，信息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急剧发展，导致出现新的脑体分工，财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工作朝不保夕。所有这些，使这一长期以来代表美国梦的主要群体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社会尊严尽失。这个巨大的选民群体在长期失望和沮丧之后，把高举反全球化、反华尔街、反华盛顿建制派大旗，蔑视政治正确、行事简单决断的特朗普当成自己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美国优先”的口号抓住了他们的痛点。由内到外，作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标志，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混合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要素，实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局的外部化。

“战略竞争”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导话题，是三方面形势发展变化导致的结果，一是中国崛起迅速改变中美实力对比和关系态势，二是多极化发展造成国际格局变化，三是美国政治变局产生了需求外展。

主要基于前两方面变化，在奥巴马政府后期，战略竞争已作为新的主导方针，成为华盛顿战略和外交界对华政策调整的共识。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台，其政策发展又受到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即政治变局所产生的外展力量凸显。意识形态因素由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标记，这一变化在几个建制派要员被踢出局之后更是变得肆无忌惮，中美脱钩的政策主张获得了更大的驱动力。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以及企图嫁祸中国造成的两国政治紧张加剧和情绪敌对，导致中美关系恶化态势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中美两大国之间已经形成新的关系格局，其实质性变化就是，战略竞争成为了这一关系的主导面。对此需要明确两个现实，一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调整对华战略定位，中国必须面对；二是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仍拥有显著优势的情况下，中国难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这种战略竞争。然而，战略竞争以何种方式进行，中美双方的决策者都拥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战略竞争的实际含义是由双方之间的互动所决定的，且主要表现为对一些重要议题的处理。

最后，关于拜登政府的政策走向。倘若美国未来一个多月的政治进程不出现重大意外，白宫主人将换成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因此而有所调整。但可以断言，反映两党主流意见的对华战略竞争基本方针不会改变。而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重要特征的政治变局外展将以何种方式延续，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美国政治变局未来的演化。拜登政府最大也是首要的挑战，是要在遏制疫情、恢复经济、弥合民主党党内分裂和缓和两党极度对立等几条线上都取得明显进展，使民主党2020年的政治翻转得以延续。这也是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这一重要议题时的主要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