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帝国主义”产生的背景
美苏冷战之后，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方面都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一直在追寻“帝国梦”。伊拉克战争前后，在美国又涌现出了一股“新帝国主义”的思潮。不少学者公开宣扬，美国应该像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那样去行使它的“天定使命”。美国作家赛贝斯欣·麦雷贝发表了《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美利坚帝国》指出以下两点。
一是贫穷国家内部的动乱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并且失败国家的数量还有可能持续增长。恐怖主义只是失败国家所造成的众多威胁中的一种，其他的还有生产非法毒品、非法移民等等。现行的应付失败国家的两个主要措施，包含国际经济援助和多种多样的“国家建设行动”都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失败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美国必须对这个新的时势作出反应。
二是要想消除失败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必须对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该文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最终导致了支持美国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两大理论，亦即“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哈佛大学教授、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罗特伯格在其发表的《民族国家失败的新实质》一文中着重强调：当务之急应是巩固衰弱的国家以避免其失败，因为这比在国家失败或崩溃之后再复兴它容易得多，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对这些失败国家或衰弱国家的救助，他并未提及。
而英国作为美国的支持者，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由失败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卷入这种威胁之中是危险的，干预则会旷日持久。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
因此，建立一个有效地、井井有条地输出“稳定和自由的世界”显然是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美国学者查姆斯·詹森同样指出，美国在冷战期间所积聚下来的军事力量和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在过去十多年里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至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帝国统治。他认为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建立在对领土的攫取之上，而是由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所支撑起来的帝国。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似乎没有正当的理由继续在全球范围保留军事基地、维持驻军等，但是“911”事件的发生，反恐战线以及其后应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反制需求，使美国政府突然间又有理由扩大在全球的军事控制。由此，美国政府转而采取单边主义的新帝国战略。
二、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主要论点
根据美国国内的有关论述，综合起来，“新帝国主义”论大致包括三项主要论点。首先是过分地推崇美国的超级国力，“新帝国主义”者无不认为当今的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是可以堪当“新帝国”角色的唯一超级大国。他们认为美国的这种超级强权的基础源于美国在各个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的实力，今天的美国，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相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
其次为重新审视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潜在威胁。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都发生了重大转变，鉴于力量对比的悬殊，目前和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哪个大国或大国联盟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相反的是，“新帝国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失败国家”已经对美国构成了间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失败国家是指那些社会、经济、政治秩序趋于崩溃和失控的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急剧增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政权腐败等原因导致社会长期动荡，甚至陷入战乱之中，从而对世界的稳定和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必要时要对这些国家进行 “政权改变”，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这类“失败国家”，使之不再威胁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稳定。
再来则是“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手段”来因应。“新帝国主义”者公开质疑传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认为对付那些没有主权约束的恐怖分子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新帝国主义”者着力主张实现美国霸权下的稳定，并认为当今世界是个“单极世界”，美国不能允许出现能够挑战其地位的竞争对手，主张美国有任意行动的自由，不应该受到国际组织的制约。
与以往的帝国主义相比较之下，美国霸权的“新帝国主义”确实有一些新东西。它煞费苦心地宣导建立和维持“新帝国”，目的并不是要扩张领土和夺取资源，而是传播它的价值观和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美国霸权“新帝国”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怀有敌意的大国或大国联盟，而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它不再担心外敌的公开挑战和与其进行实力较量，而是对潜在敌人的“非对称攻击”深怀恐惧；它喊出的口号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那就是“促进民主和自由”。
就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公开宣称的：“美国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国家，这种使命感来源于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我们不想统治世界，没有成为帝国的野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每个人拥有自尊和权利”，还有“我们将努力创造一个超越反恐战争的正义与和平的世界”。但是，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所提倡的实现手段却打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深深烙印，即追求绝对实力，鼓吹先发制人，藐视国际多边组织等。
三、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矛盾
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面谈到的问题，而在于对存在的问题并未给出恰如其分的解释。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矛盾在于它虽然肯定了美国的超级实力，但是同时却不太清醒地过分夸大了这种实力。诚然，没有人否认美国确实拥有压倒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更是如此，可以说是现阶段唯一有充分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多重行动的国家，也才有国际关系上“一超多强”说法的出现；但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却也有其局限之处。
美国学者迈克尔·曼恩在《不协调的帝国》中就指出，美国虽然拥有令人恐惧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却并不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力量的不平衡促使美国过分强调使用武力与硬实力，结果使得美国对帝国的追求变成为一种过分自信和亢奋的自我迷恋式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就导致了迈克尔·曼恩所说的“不协调的帝国”。这种“不协调的帝国”会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还会催生更多的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迈克尔·曼恩还这样形容美国的力量，他称“美国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经济上是二流的驱动力量，政治上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形态上则空虚幻灭”。
撇开国内的制约因素不提，例如美国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很可能不赞同美国成为“新帝国”。单就外部的制约因素来讲，美国的实力也不足以实现“新帝国”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帝国”就意味着能够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之上，而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上近乎是不可想像的。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世人看到了美国确实在两次波斯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风光无限。
这几次作战的快速胜利、低伤亡在某种意义上使美国人走出了“越战综合症”的阴影；但是对这些小国、弱国的胜利，似乎不能说明美国能始终压倒任何敌人。随着“崛起挑战者”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当美国这个“霸权守成者”与实力雄厚的“崛起挑战者”大国发生冲突时，那真正的考验就来了。特别是在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依然存在的今日，美国是注定不能像一个“帝国”那样任意行动的。
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第二个悖论是它虽然较为清楚地看到了新的安全形势和新的威胁，但是在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安全形势和威胁这个问题上，它却给出了不太恰当的回答。诚然，所谓的“失败国家”确实孕育或存在着众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如难民问题、走私毒品、非法移民、甚至滋生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但是这些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局限于特定的地区范围内的，“新帝国主义”者似乎过分高估了这种新的威胁。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911”事件的强烈冲击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帝国主义”者决定选择“新帝国主义”政策来消除威胁；然而，对于采取这类激进的政策能否收到理想的效果，却是值得怀疑。
首先，这是由于新的安全形势给国际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安全问题大都可以定性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层面，绝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要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国家与国家间的、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通力协作，需要树立一种“全球治理”的理念。很明显的，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所宣导的单边主义作风和过分依赖武力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与此理念格格不入的。这种做法恰恰削弱了要全球治理体系所必需的合作和法律框架，美国不能依靠武力行动和对崛起挑战者的敌视来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转，美利坚帝国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者并没能正确地认识到所谓“失败国家”产生的真正根源，所谓“失败国家”的产生，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后果。就外因来说，现存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便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秩序的长期存在是导致南北差距程度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在不发达国家的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愤懑和无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不发达国家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有的甚至滑进了所谓的“第四世界”，这些被严重边缘化的国家，其国内容易发生动乱甚至陷入内战之中，从而对地区和世界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美国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创立者和受益者，它现在要做的更应该是主动地与其他国家一起改造旧秩序，从根本上消除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产生的根源。但相反的，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者所宣导的政党政治“政权轮替”、武力输出“民主和自由”等手段不但忽视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准低下、种族和宗教背景复杂的不发达国家里强行推行美式民主是一项异常艰难、代价高昂的事业，并且很可能结局不佳。美国人自身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承受起这些代价，仍然不可预测。
四、特朗普政府落实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
在国际秩序面临重构，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之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动态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是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因此研究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于美国对外政策而言，无论是采用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这些都是基于功利性的工具态度，归根结底还是源自美国功利主义极强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导向。自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中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谓的“美国优先”及“美国再强大”。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有点虚无缥缈，切实增进美国的物质利益才至关重要，如此务实逐利的特性，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实用主义的商业思维与决策习惯。特朗普无心追求抽象的价值观和秩序，奉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执政理念和政策偏好与其前任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议程和互动方式。
国际局势的动荡与特朗普的上任使美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为中美关系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不仅在某些领域早已呈现出摩拳擦掌之势，甚至“贸易战”已经打响。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大陆并非只能被动适应，而是应该坚定立场、明确态度，积极应对以维护其国家利益。
实用主义发端于美国，本属于哲学范畴，不仅在美国作为官方思想而存在，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思想。美国的特殊历史文化造就了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一美国精神直接体现为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从外交角度而言，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外交的理念或者是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指“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指导行为的思想观念”，延伸到外交领域则是指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和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实用主义强调“行动一目标一效果”，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家关系，要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根据国家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美国之外，实用主义外交在各个国家都有广泛的应用。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家间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地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决定外交的重点或外交的优先方面。
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分别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美国优先”和“美国再伟大”，其对中国大陆与两岸政策也找到了新的发力点。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出发，对特朗普政府的特质、内外政策的偏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思维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也毫无疑问地包含着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即追求精准、迅速地达到其目的，以及重视实效。
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面，特朗普执政后提出了美国外交新方针，把美国国内事务的解决作为工作的重心和着力点，一切外交行为的出发点都以是否于美国有利为标准，不仅大刀阔斧地针对国内事务比如就业、难民问题等拿出了实质性解决办法，对于国际事务，也是力排众议坚持“退群”、大力打击极端恐怖势力等，在应对中国大陆崛起方面，更是将问题直接集中于经贸与安全两个层面，将中国大陆称为美国经济上的敌人和军事上的潜在对手，将原本可以在两国关系上充当润滑剂的经贸关系紧张化和对立化，主张对中国大陆施行强硬的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与中国大陆展开“贸易战”以打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提升美国在中美贸易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上这些都是符合实用主义的原则。
由于奉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尽管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均认为“中美竞争是注定的”，但出于务实和谋利所需，直接聚焦于中美经贸关系这块大蛋糕便理所当然。当前美国不仅从经济视角看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失衡问题，还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视中国大陆为“竞争性战略对手”并拉拢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倾向日益凸显，并采取政治化的手段来试图反转过去的中美经贸关系，由此也让贸易战从关税战出发，发展成了后续的金融汇率战、5G科技战、人工智能战。
毫无疑问，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政策走向必定会根据美国国内选情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但总体而言，即使存在一定的摩擦，中美关系还是会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新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外交研究可以建立起一个框架，用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走向，明晰双方的合作基点，争取对话合作、互利共赢。毕竟，冲突与对抗只是暂时的，合作才能共赢。
萧衡锺，台东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文化大学博士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