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相怀，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现代化义理又足以对人类现代化经验形成实践性与学理性反哺。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角色定位，是中国的现代化既能吸收西方现代化经验又能反哺乃至校正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制度资源与制度力量，则是中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以高明策略和科学方法因应潮流，是推进现代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 现代化 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由此所产生的实践和理论影响都必将是世界性的。纵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同时，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现代化义理，又超出了先前现代化的知识存量和思维认知，足以形成实践性与学理性的反哺，把人类对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功实践，不仅表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而且也超越了许多既有的现成理论，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
中国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学习，以及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对于人类现代化经验的丰富与充实，造就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性事件。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先发国家的影响；又由于中国比较注重学习他国经验，这种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强烈一些。就此可以说，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与经验，滋养了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过于凸显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独特性，而忽视了中国的学习与模仿，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学习与模仿，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后对欧美和东亚国家的学习与模仿，显然将模糊历史的真相。但同样要看到的是，中国的这种“现代化学习”是一种有选择的学习，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式学习。影响这种“选择性”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性”，即政治性越强的领域，中国学习的选择性就越强，接受的内容就越少；反之，政治性越弱的领域，中国学习的吸收性就越强，接受的内容越多。所谓“政治性”，主要是指政治理论、政治体制以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制度安排等。
由此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对于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选择性吸收借鉴，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呢？在大量的西方研究文献看来，答案显然是“不利”。然而深层的研究却发现，中国的这种选择性学习借鉴恰恰是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说，中国在选择性吸收之上所发展出的成功推进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对人类现代化经验的反哺。所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及其实现的伟大社会变革，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版”。“它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端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又借鉴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
“使命型政党”定位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经验对于人类现代化经验能够产生重要的增益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来寻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治国理政的具体作为，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与走向，也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与成效。“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直接推动者，是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何种执政特质使得它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并引领中国走出一条独特而又成功的现代化之路呢？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从这一定义性描述出发，可以解读出来的是：
其一，作为使命型政党，由于对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认知，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向着未来理想社会目标行进的一种必要的历史过程，而非历史目的本身。同时，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即能够避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指出的种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后果的现代化。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就不会完全重复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力图超越和升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其二，作为使命型政党，由于牢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就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对人类现代化非均衡后果的纠偏：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要锚定这样的执政目标不动摇，就需要执政党具备强大的政治定力，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向，而不受制于一时一地或者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愿望、要求或者压力。
其三，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为担当使命而英勇奉献的主体责任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治国理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执掌政权，而表现为以自觉积极的态度、通过有效施政而不断达致更高目标的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担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者主体责任的根本要求。基于“利益交换”思维而设计的西方政治制度，与基于“使命责任”原则设计出来中国政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或者说，使命型政党的执政逻辑，是“利益交换”思维完全无法理解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当然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增益和充实人类的现代化经验。
整体性变革为中国现代化作了充分准备
现代化是任何面向现代世界的国家都绕不开的必修课和主干课。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路径、循着什么样的逻辑推进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裹挟着西方因子的现代化要素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使中国局部地呈现了某些现代化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现代化要素与前现代要素之间的纠葛冲撞，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多重矛盾交织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多数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主权，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破解中国现代化困局的根本，在于给出一整套彻底变革旧社会的总体性解决方案并予以实现。显而易见，能够担当这重任的历史主体，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方式只能是革命。“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制度与组织，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
实际上，正是随着一系列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系统性地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等的重构与再造。历史事实证明，这种重构与再造从真正意义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使得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同于也不能够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及因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种扎实的基础，形成一种根本性的条件，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对世界市场的融入，而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变迁过程。尽管物质性的、经济性的因素如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但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根本保障作用。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重大历史变革，为中国顺利走向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等先决要素，解决了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从现代化角度看，如果缺少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治性、制度性重大变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两个巨大难题将自初始阶段即横亘于其现代化进程：一个是“动员难题”，即人财物和精神文化等要素难以动员起来全力推进现代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即便具有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意愿，但是由于缺少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权体系和制度资源，面对先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的强势地位，难以聚合起现代化所需要的足够动能。另一个是“承受难题”，主要表现为：即便一些国家在动员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启动并强力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经济社会变迁将对其原有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影响并带来极其严重的问题，比如依附性的政治运行、买办性质的经济结构以及愈益不平等的社会形态和多种文化元素的畸形混合等，许多现代化困境都是由此而来的。
由此，以社会主义为核心架构的政治社会制度之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性政治社会条件，这就是新中国对于新时期和新时代的奠基性作用所在。现代化要素不断挤入而迎接现代化的准备不足，是解释许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治理难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中蕴含着对现代化的最根本准备，这是中国现代化刻画出的一条有力的历史逻辑。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学习与模仿，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但对于先进经验到底是否有用或者具有多大用处的主要原因的探究，既往的答案往往是：主要决定于后发国家的学习吸收程度。也就是说，学习吸收得越彻底越充分，这些先进经验就越能发挥作用。现代化经验自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传递得越充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就越容易成功；而传递是否充分，主要取决于后发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经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中，必然包含着许多对中国非常有启发的内容。但是也必须辩证地认识到，一方面，它所包含的技术的、管理的等体现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容，对于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是有助益的，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那些不能体现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容，比如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不加鉴别地吸收，则可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因此，对中国来说，西方现代化经验具有两面性。理想的状况是，将那些有害的因素剔除出去，有益的成分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经验吸收。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但是，实现这种设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实而又棘手的是，两种要素往往同时并存、相互纠结在一起，吸收某一个方面往往意味着必然接受另外一方面。比如，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往往导向西方式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往往导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而西方式的文化价值观必然包含以上两者。对于这些“打包”而来的西方现代化经验，发展中国家的“过滤”经验和能力严重匮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往往就是西方化过程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汲取西方现代化经验的有益成分而又没有被西方化？社会主义的制度机制和价值观念作为“抗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中的机理在于：正是因为具有强大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果的免疫力，中国才能够得以对西方现代化建设经验形成较强的吸收力，才能够比较成功地应用和推广西方现代化经验，最终熔铸成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再进一步说，中国的现代化成功证明了，现代化经验从先发国家到后发国家传递的关键，不在于后发国家主观上是否具有足够的接受诚意以及随之而来的接受行动，而在于后发国家是否在客观上具备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之上的吸收力。此中的辩证法在于，免疫力越是强大，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精华的吸收就越充分。相比之下，恰恰由于缺少这种免疫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不停滞于某个发展阶段，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吸收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障碍，反而作为一整套体制机制装置，提高了中国的吸收转化率。再进一步说，社会主义自带着克服西方现代性后果的种种基因，“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名词中本就蕴含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邓小平曾讲过：“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在“二战”后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特别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而资本主义则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阳关大道。这样一种看法，曾经深刻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甚至也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自信的现象。然而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表明，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上，经过优化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比其他任何制度体制都产生了更为优良的表现。“从横向来看，‘中国奇迹’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形态，对西方发展话语进行了一场‘术语革命’，原创性地提出了诸多概念和标识”，这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支撑中国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
新型国家制度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依托
在一般的关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化的历史进程，同时，这样一种单线化的历史进程，在话语上也被表达为一种从“负向度话语”到“正向度话语”的转换过程，甚至这种转换还被赋予了种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想象。然而，现代化的真实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并非如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更非如此。
制度资源与制度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历史过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最具挑战性之处在于“积聚推进现代化的巨大发展动能”“合理释放发展动能”“有效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社会后果”实现动态战略平衡，并使现代化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这种国家层面的现代重生，决然不是浪漫的、轻巧的、愉悦的。国家制度资源与制度力量的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在于，它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进程以及应对现代化后果提供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传感与处理系统。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这套传感与处理系统越完备，现代化过程就越顺利，现代化就越容易取得成功。特别是，如果说先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可以一边推进现代化一边完善优化这套系统的话，那么，对后发国家来说，很少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调整空间，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或者陷于某种畸形的发展锁定状态而难以自拔。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理性化尤其重要。”实际上，基于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积淀，中国摸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追赶型制度模式，不断优化升级，保持了很高的灵活适应性。中国这套独有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自革命时代就开始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形成和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丰富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得到不断强化和推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从推进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在于：
其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不能够聚集起全社会的资源用于最需要发展和突破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点上实现突破，那么国家的现代化永远无法形成“追赶超越”的态势，长期持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集中力量于沿海开放城市，体现的都是这种优势，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二，能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现代化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以区域分化、收入分化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分化，如何应对和解决这种分化，十分考验国家的行动能力。对许多国家来说，社会分化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或“现代化的必然代价”，从而象征性地解决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不但认为这是一个亟待有序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动用制度性的力量大规模地、长时间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中国现代化既保持了快速的发展又没有出现以“贫民窟”为代表的现代化创伤，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
其三，能够进行长期持续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实现长久稳定的发展局面。既关注短期目标又关注长期目标，并且能够使二者有机协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特点，关键在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之下，具体来说是在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总体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与存续超越了西方政治制度下的“选举型政党”，从而实现了党的执政与国家发展的持久性一体化。在党的执政与国家发展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对于国家发展的谋划，突破了“任期”这样一种选举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表现为根据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来进行长期规划。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中，存在“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所谓‘欧洲中心论’，即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基于这样的认知方式，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的且持久的。”然而，坚实制度支撑着的中国道路的不断成功，对“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构成了严重考验。
主导性政治力量的存在对中国现代化发挥保障作用
现代化是历史大潮流，但“随大流”往往易陷入发展旋涡，以高明策略和科学方法因应潮流才是推进现代化的正确打开方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主导性地推进现代化起到了核心作用。
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确保现代化顺利推进的条件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条件最为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最为重要：现代化需要驾驭。现代化当然可以是一种自发的历史过程，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任由现代化过程自发进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自发的现代化影响之剧烈、过程之艰险、后果之不确定性、对经济社会文化冲击之大，远远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的常规力度。这就意味着，任何现代化进程在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表现为某种程度的自觉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推动、平衡、协调、调度、治理、保障等一系列政治的和政策的操作过程。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有效地实现这样一个统筹管理的过程，现代化就有可能取得成果；无法有效地实现这样一个统筹管理的过程，现代化几乎无法成功。这已经为“二战”以来的世界各国历史不断证实。因而，再明显不过的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驾驭，驾驭这一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力量。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大关系才能够得到有机协调，发展与稳定、开放与自主等重大问题才能够得到辩证处理。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特征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智慧滋养了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到哪儿说哪儿”“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成功推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这种实践智慧的引领下，中国避免了形而上学的执迷，从而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既坚韧执著又灵活机动的发展主义态度：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好，就学习借鉴什么样的发展经验；什么样的发展办法出了问题，就及时进行反思和纠正；对于未曾见过的想法做法，鼓励进行政策实验，取得好的效果后再推向全国；鼓励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学习与模仿等。
“一些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跨入了先进国家行列，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始终徘徊在现代化大门前。这一事实也说明，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努力都能够获得成功的，必须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实现步骤。”如果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那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映照出一种现象，那就是：由实践智慧所支撑着的“精神独立性”，在许多国家是某种十分稀缺的东西。所带来的后果乃是，明明开放与自主、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等是顺利推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的复杂方程式，却偏偏按照西方的方式简单处理成了单项选择题。这种“身心分离”“眼高手低”的现代化，既不可持续，又十分危险。现代化的踟蹰乃至失败，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了。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渐进积累的过程，人们对现代化内容的认识，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是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作为公共知识财富，现代化理论与经验为人类共同所有，任何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没有资格垄断。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既从现代化先行国获益良多，又以自身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充实了人类的现代化认知。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有责任有义务把这笔财富看护好，并使之不断保值增值，从而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关于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思考中，都需要从中国本身的历史路径、古代和革命经历出发来思考，而不是试图模仿实际上在中国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路径，更不用说片面化的不符实际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建构的路径。”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面临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在中国进行的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