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疫情的爆发是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其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短期社会行为和形成了对全球治理的挑战。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的趋势分析，不能仅围绕疫情本身来看待，而要结合人类当前全球治理演化的历史性趋势和短期疫情危机反应共同考虑。本文认为，人类全球化是当前人类整体的最大历史性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存在着技术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权利冲突、信任冲突五个核心冲突并形成相应的治理危机。这五个核心冲突，从空间维度来看，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从时间维度来看，也是人类文明演化与提升的客观事件。因此，就长期来看，后疫情时代虽然会暂时性地减缓全球化流动的加速融合进程，但是不可能改变这一整体趋势。而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迫切需要浮现出新的全球治理伦理和价值体系，予以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进行解决，这一新的全球伦理和价值体系要改变近现代以来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交换为主的商业文明观，而要形成包括人本、平等、尊重、合作、互信、整体的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挑战；趋势；对策
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是近年来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事件。新冠疫情以其强大的传染性和较高的致病率，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在日益密切的全球化影响下，人类几乎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场全球的大瘟疫风暴。而这几乎也是第一次，全球各个国家几乎同步开始实施对外限制国际间交流，对内限制社交行为的公共政策，由此形成了对日益密切的全球交流的短期抑制，以期保护人民的生命。[2]从病毒的特性来看，由于新冠疫情的高传染性、高变异性和高隐蔽性，以及至今依然未找到明确的特效单一药物，使得新冠疫情到底能够流行多久，成为一个科学上的变数。[3]一些科学家认为，新冠疫情可能会较长时间流行下去。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是否新冠疫情会成为停滞全球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甚至会与其他反全球化的趋势合流，从而极大程度上阻碍或者推延全球化趋势？[4]这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当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势必对今天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与合作的各个国家产生重大的治理挑战。本文就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人类全球化是人类整体的最主要的历史性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技术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权利冲突、信任冲突五个核心冲突并形成相应的危机，因此，全球化共同治理的需要将更为迫切。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当前迫切需要浮现出新的全球治理伦理和价值体系，予以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进行系统解决，这一新的全球伦理和价值体系要改变近现代以来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交换为主的商业文明观，而要形成包括人本、平等、尊重、合作、互信、安全的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一、全球化趋势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可逆的基本趋势和核心主线
严格意义讲，当今人类全球化的趋势起源于工业革命后日益推进的世界各国经济交流，随后再扩展到文化、知识、政治等领域。[5]然而，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到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人类的全球化趋势不只是工业革命以来才有的，而是纵贯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更大范围的探索和开发。在这种基本的动机下，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的各种阶段，世界上的各个文明，无一例外都在竭尽全力地对外探索，从而将自己的行为范围扩大到尽可以探知的最大可能。因此，从这种意义来讲，人类一直都在进行不懈的全球化进程。
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而言，尽管当前的各种考古发现都支持人类文明在至今数万年前在世界各个角落陆续进入石器时代。这种文明观称之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多源头观。然而，从生物遗传信息的角度，根据对基因的追溯分析可以发现，现代世界各地的人类（智人）都含有共同的生物遗传信息，都可以追溯到非洲的起源，并且是在更早时间内（大约五万到十万年前），从东非大峡谷走出的。[6]随后在数万年的时间内，扩散到全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人类自演化完成，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探索的努力。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各个文明的发展，自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后，人类陆续进入到新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农牧文明社会。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同样各个文明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大扩展文明的交流程度。在古希腊，围绕爱琴海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城邦文明体系，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甚至将统治范围一度扩展到南亚。在古罗马，环绕地中海和欧洲大陆西到大西洋，北到不列颠群岛，形成了庞大的跨民族的文明体系。在东亚，自夏、商、周起，历代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央的圈层式朝贡体系，[7]在东方文明的早期，甚至形成了对世界各个部分的记载或者想象（如山海经），形成了东方的天下观。而在美洲，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形成了纵贯南北美洲的繁华的农业文明。因此，可以说，人类在进入工商业革命以前，一直都在竭力实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文艺复兴以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只能说是以当时的欧洲文明分支的视角而言，本质上是人类的二次大发现，而实际上人类早已完成了世界范围的地理探索，只是受制于交通和通讯能力的约束，无法实现跨区域之间的有效交流。
自十五、六世纪起，在航海技术的突破和巨大海外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开始逐渐对世界进行二次发现，并试图用殖民的方式最大化其自身的商业利益。[8]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越来越密集的国际贸易中逐渐形成。伴随着几次工业革命在能源、交通、通讯领域的重大进步，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在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形成了巨大的飞跃。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期，互联网的发明和在全球的飞速扩展，又搭起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的桥梁。[9]可以说，人类的全球化始终贯穿在从人类起源到今天的各个历史阶段。
那么，到底什么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相关呢？可以看到，尽管人类的全球化动机始终存在，包括对自然界的征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受经济利益和文明传播的价值感驱动等，然而，真正实质性的决定全球化的范围的，取决于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交通运输能力，二是通讯能力。
我们做一个简化的模型来思考，假定每个文明都具有扩大自己范围的动机（这显然是历史事实），由于地球表面可以被看作是二维的平面展开。因此，假设一个文明，从它的初始范围出发，可以沿着平面的两个方向——横轴与纵轴扩展，扩展的速度取决于交通能力T，那么最后，其能够达到的面积就是一个正方形，所扩展的面积就是T2 。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两个文明A和B，假设技术进步的进程一致，那么可以看到，文明的扩展范围就是2T2 ，如果有n个文明，那么就是n T2，可见无论怎样，文明的交流范围都与其交通运输能力的平方成正比，可以记为S=kT2。怎么理解交通能力T呢，交通能力可以用交通工具的速度、续航能力、运载量、成本等来描述。其中速度和续航能力是最关键的变量。
以上是互联网时代以前的基本规律，而全球互联网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搭建了新的人类活动与交流场所，形成了新的空间。在全球互联网的作用下，大量的国际间的交流，可以超越实体的自然人之间的物理行动约束。大量跨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而实现。因此，互联网赋予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内涵。那么，如果考虑到网络空间的作用，以上的二维的状况就会变成三维。
其中水平的文明扩展和交流范围依然是受交通能力T决定，而在虚拟空间，则用网络能力的W来衡量。而对于网络通信能力，可以用网络用户数、平均网速、网络核心节点数、网络信息量等来衡量。因此，考虑到在交通能力与网络能力共同作用下，一个文明的交流范围可以表达为图中立方体的体积WT2，再考虑到多个文明和其他要素的影响，可以将写为kWT2。当然，是否严格意义上的遵循这一公式，到底文明的扩张与交通和网络通讯能力是一次、平方还是立方正比关系，取决于用什么来衡量网络通讯能力和交通运输能力。但是，都不影响我们对整体历史趋势和因果关系的把握。
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文明的交际范围的扩大从而形成多个文明间的融合与互动，其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是交通能力和网络通讯能力等客观生产力指标。而如果以人类整体的历史趋势而言，人类的交通与网络通信能力的增长，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进程。历史事实也证实了，正是由于在历次技术革命后能源、交通、通讯领域的重大进步，才能够满足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求，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格局[10]。尽管短期的政治行为，例如闭关锁国、经济封锁、国家间战争等，都会对短期的文明交流产生阻碍，但从长期来看，文明间的交流只取决于交通与网络通讯能力。因此，人类的全球化趋势，是自人类文明起点就开始的不可逆的过程。再观察近几十年的事实，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以海运贸易量（代表了海运能力和国际贸易的共同结果）和网络用户数为例，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人类的海运贸易和网络用户都在进行持续不断的增长。
图3 近年来全球海运总贸易量与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1]
正因为这种不可逆的文明间的交流与全球化趋势，也才产生了众多围绕着这一趋势的各种历史性事件和文明的冲突与合作发生。否则，每一个文明，都局限在自己发源的起点附近，那么人类历史上就不能出现各种围绕着文明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各种战争、协议、交流、传播、协作的过程。而在剧烈的文明间的交互中，也促进了各个文明内部的深刻的变革。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全球化趋势是人类社会宏观的整体不可逆动力与趋势和各种文明间的历史性事件的内在主线。
二、当前人类文明演化和全球化趋势所面临五大挑战与治理需求
尽管如前所述，全球化趋势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逆的进程，然而，全球化趋势必然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摩擦和冲突[11]。这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若干重大的文化对立、宗教战争、贸易战、跨国战争等。然而，自从上世纪中叶二战后，核武器的发明使得热战的危险远远大于其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人类整体上进入了前所未有世界和平期[12]。法律与文明的进步也使得大规模的战争行为已经不再为现代文明体系所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就是一帆风顺的。隐藏在和平表面下，是各种文明间的竞争和人类文明整体上新旧时代间与其观念[13]和利益的竞争。而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期间，这种矛盾冲突就会更为明显。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冲突的显化。大体而言，当前人类整体上面临着技术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权利冲突、信任冲突等五大核心挑战。这些都催生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
（一）新技术冲突危机与治理
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来都是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二则是形成对原有社会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技术的进步呈现出指数级的爆炸式增长，这形成了对传统社会行为和治理结构的深刻冲击。因此，对技术发展对人类影响的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存在[14]。直到上世纪中后期，这些反思如绿色运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出现，形成了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路径的深刻的重新认识，包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高度重视人的本身发展等[15]。然而，在进入到21世纪后，人类又面临着新的技术对社会的严重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两大技术，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二是生物技术。
1.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与治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加快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网络创造出了新的社会活动空间，大数据则直接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的精准数字化重构，而进入到2010年后，人工智能技术又逐渐露出了它的巨大潜力，从而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2012年开始，谷歌开始测试其无人驾驶汽车，至今以证明安全性至少与人类相当，2016年，谷歌的围棋程序阿尔法狗战胜了人类前世界冠军李世石，极大震撼了世人（因为围棋的棋局复杂度甚至超过宇宙中原子的总数，从而远不是可以只靠高速运算解决），摘取了人类智慧竞技领域的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从2016年开始，世界各主要国家均纷纷制定了人工智能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也日益增加[16]。
人工智能之所以对人类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于其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构建出具备人的智慧能力的物体。尽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各种领域已经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制造出超高速的计算机和各种精密的自动化设备，但是人类从未制造出能够和人一样思考和推理的客观物体。因此，这是人类第一次面对非人类的高度智慧物体并将其接纳到人类社会中。
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社会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在劳动就业领域，人工智能将能够替代绝大多数劳动岗位，普遍的失业在未来可能成为常态[17]；第二，极大改变了军事领域和国际竞争形态，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军队将极大强化拥有人工智能技术一方的军事能力从而改变国际竞争形态。同时，赋予机器以杀人的能力，也将摧毁机器不能杀人的基本技术伦理。第三，将极大改变社会存在状态和伦理法律等秩序规则。高度拟人态机器人融入人类社会，成为家庭伴侣、工作伙伴甚至从事公共管理，都将严重挑战当前的社会行为规范。第四，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也存在着社会安全的风险，例如赋予杀人权和暴力执法权的机器是否有一天会失控，这成为自人工智能诞生起就悬挂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此，对人工智能的治理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且迫切的需求。
2.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
此次疫情至今，对于疫情的起源，一直都有一种怀疑和担心，认为可能起源于人类实验室的泄露。尽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18]。但是此次疫情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破坏力，提示人们生物技术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的同时，同样也可能具有伤害人类的能力。因此，在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生物实验室的高度管控[19]。
当然，对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并不是此次疫情爆发后才产生的。近年来，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和重组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使得人类正站在能够随心所欲创造生命体的门槛，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深深的忧虑[20]。这种争议和忧虑大体而言有三种，第一是对当前生物技术本身安全性的怀疑。由于生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以人类为例，人类总体上至少有2万个基因和30亿个碱基对，尽管人类已经绘出了人类基因图谱，但人类对于基因的功能和其表达还远未尽知。从这个意义上，对个别基因的修改和重组，具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是对生物伦理的担心。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基因的逐渐改变，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那么，今天的人类，是否就可以有权改变人类几百万年的缓慢进化历程的结果？对于基于基因工程所创造的新人类，由于其可能具有更低的患病性，更好的外表和智商等，是否对普通人类的形成一种不平等?第三则是对其安全控制和技术泄露的担心。由于基因编辑的门槛远较核武器低，一旦基因工程被少数国家或者恐怖分子利用在军事领域或者因管理不善泄露，将可能对人类产生毁灭性的结果。
然而，尽管存在以上三方面的担忧，但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关于人类的生物编辑技术的发展，一直在争议中前行。2018年末，少数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编辑了人类婴儿的基因，尽管其初衷是好的，但同样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举世哗然，当事科学家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21]。尽管如此，生物技术所展示的巨大潜在的经济与社会效用，不断诱使少数集团和科学家突破科学伦理边界，从而加剧了生物技术被滥用甚至有害病原体泄露的风险。因此，在可见的未来，全球对于生物技术的管控的合作治理，将同样成为一种迫切的共同需求。
（二）产业重新分工与经济利益重构冲突与治理
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体系的重新分工，从而也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利润价值分配结构。特别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聚焦于科技创新和商业贸易，而将逐渐失去利润创造的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二战以后的产业布局的大调整，从而涌现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拉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利用东亚地区丰富的劳动力和较高的劳动素质，形成了东亚制造业的集体崛起[22]。这种趋势集中引发了八十年代美国与日本关于一系列制成品的贸易争端，并最终催生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暂时缓解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融入全球市场后，利用中国强大的人力资本和稳定的社会制度的优势，形成了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至少占30%的产值份额，两百多个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一方面极大加强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相关贸易国的货币购买力和FDI投资国的利润。因此，本质上是双赢的结局。类似于中国，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的若干国家在这样的全球分工的趋势下，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链重新分工转移的新目的地。
在这样的趋势下，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就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方而言，跨国公司在产业链重构的格局下，通过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品牌和管理体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全球市场的结合，获取了最大化的利润[23]。二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基于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必引发了原有以国别为单位计算经济和就业人口的重新调整，新兴国家的GDP和就业大幅度上升而传统发达国家的GDP大幅度下降，并且由于资本、知识、技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制成品则流入发达国家，因此，从基于国别的贸易表现上，则体现为经常项目上的发达国家的赤字而发展中国家的盈余[24]。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创新和进口替代策略，使得本地企业的崛起，也部分形成了对原先跨国公司的竞争。而发达国家，也由于制造环节的转移，而失去了部分就业岗位和税收。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全球产业重构，势必会引发基于地理国家为单元的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正是引发当前普遍的全球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
正如同以上的分析，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本质原因是跨国公司基于最大化利润的初始考量，而非民族国家之间的较量。然而，在发达国家具体的政治需求的驱动下，近年来国际争端不断突显，本质上是发达国家政治利益集团试图用政治实体的力量扭曲经济全球化重新布局的自然趋势以换取短期的政治利益，并与全球近年来逐渐涌起的极端民族主义相呼应。近年来，从美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和以欧洲为核心发起的包括数字税[25]等国际税收准则的调整，都体现了传统发达国家对经济利益诉求的政治化和政策化。这种政治化在二战往往会表现为热战，而二战后则集中表现为冷战和各种贸易压制和保护策略。然而，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利益重构本质上既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同样有利于世界各国本身。因此，各国显然具有共同治理以避免国际争端导致全球更严重危机的爆发的充分动机和迫切需求。
（三）文化冲突危机与治理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而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全球化。那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原先被地理分隔形成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习惯的人们形成密切的交流互动，甚至共同生活时，势必会形成愈来愈强烈的文化冲突危机[26]。
从现实来看，今天全球的文化冲突集中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基于现实空间的文化冲突，包括生活习惯、价值体系、信仰、行为等等各种现实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实际的摩擦和冲突。在这其中还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从而使得文化冲突成为当前密切的主要现实冲突形式。二是来自于网络空间的文化冲突，由于网络更大范围内跨越了地理限制，从而实现了不同区域人们的即时交流，那么各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在网上则更为明显。
从历史来看，人类之所以会形成严重的冲突甚至付诸于暴力和战争。一是来源于经济利益，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和反抗形成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是来自于政治的征服，基于权力欲望驱动下的军事型组织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实施征服。三是来自于文化和宗教的信仰，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宗教战争诸如十字军东征等，都体现了基于信仰不同而为了捍卫信仰而形成的冲突。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基于经济的扩张已经演化为市场的竞争，而基于政治欲望的领土征服已经为全人类现代价值观所不容。因此，基于文化和信仰的冲突则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冲突来源。
基于文化的冲突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建立在不同地域基础上的跨族群文化冲突，也就是说相对地域隔离的国家或者族群由于网络或者其他形式的联系而发生对其他国家或者族群的压制或者排斥。这主要体现在今天在各种媒体和网络平台上的文化冲突。二是来自于不同国家与族群直接交互形成的冲突，例如大量的跨国直接投资带来了新旧两种文化的碰撞。三则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今天的国家往往是多民族的，而各自民族和社群都依然延续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从而将冲突的因素隐藏下来，一旦遇到重大的社会压力和危机，这种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例如历史上欧洲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压制和歧视等。
就以上三种文化冲突的形式来看，显然这三种在今天的世界都显示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全球网络的越来越普及和跨地域的直接交流和碰撞，各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27]加大了文化上的排斥，而多民族国家内的冲突依然不断。这都显示出了当代国家无论在面临跨国的文化冲突还是国内的文化冲突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同时形成互相支撑的国际治理体系。
（四） 权利冲突危机与治理
文明冲突体现在大的族群和亚文明之间的，而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内，都兴起了新的权利平等的思潮与运动。这种思潮和运动直接表现为新与旧的社会结构和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性别权利平等，二是弱势群体权利平等，三是弱势族裔权利平等。
1.性别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性别权利平等运动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成为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主要分支[28]。性别权利最早来源于主张女性权利的平等，在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上世纪二十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开始陆续赋予女性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等。迄今为止，女性权利运动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今天的性别权利运动中，由于人类对性别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仅女权，包括其他诸如第三性别和变性权利等都成为性别权利平等的诉求主张[29]。例如美国加州于2013年通过了保障跨性别学生在学校各项权利的法案。围绕着跨性别者是否能够服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多次做出相反的判决。这些都体现出了性别权利平等冲突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冲突的主流。
当然，性别权利平等的问题非常复杂，其中纠缠了包括生理差异、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经济利益、文化习俗、政治动员等多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内社会冲突的焦点。然而必须要指出，性别权利平等的理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当正确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全世界的社会运动时，就势必会与各个国家长期演化形成的社会观念形成冲突，因此势必需要长期的努力、教育和政策的博弈。
2.弱势群体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与性别权利平等类似，弱势群体权利平等也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平等运动的方向。弱势群体在长期以来主要指残疾群体，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包括同性恋、特殊疾病感染者、心理障碍者等多种群体都被包括在弱势群体范围内，成为平权运动的内容。近年来，弱势群体还有了新的内涵，包括失业人群、农名工、特定职业者等，有泛化的趋势。甚至根据某些网站的统计，在中国，有多达七成以上的人群，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30]。而在西方国家，包括近年来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巴黎黄马甲运动等各种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都意味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分配的畸形导致普遍的弱势群体心态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形态。
弱势群体心态的普遍化，意味着社会内部张力的加大并导致潜在的社会危机与冲突的酝酿，从而加大了世界各个国家内部治理的困难程度。而基于网络连接下的弱势群体又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到同盟者，从而加剧了内部抗争的外部扩散化。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来更好的推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又成为一种全球合作治理的驱动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为了保护普通劳工的权利，显然要求全球各国共同推动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治理要求。否则，资本就会盲目流入那些缺乏劳工权益保护的国家，从而加大了不平等状态的出现。
3.民族权利平等冲突与治理
自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上就形成了明显的先发民族和后发民族的区别，广大的亚非拉民族在工业革命后的数百年里饱受殖民主义的压迫。自二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众多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然而，尽管如此，但是在经济上，亚非拉的广大民族显然依然处于相对贫困和弱小的境地。这既导致了其在参与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导致了众多包括难民等问题。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弱势族裔依然存在着难以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尴尬局面。这就引发了严重的基于族裔歧视的压迫和反压迫的权利斗争[31]。
从当前的全球来看，弱势族裔问题显然已经成为全球各个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长期形成了缺乏教育等原因使其难以融入到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这又更加剧了族裔歧视与压迫的代际循环。而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世界经济全球布局的进一步延展，势必会增强原先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产生新的国际传统经济政治格局的再平衡，这也将形成新的民族间的全球社会冲突与压力，并势必改变原先的国际治理格局，需要全球在治理格局上的协作和调整。
（五）信任冲突危机与治理
自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兴起的反战运动等，都形成了对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的思潮在西方国家蔓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分配的越来越畸形，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其根本在于民众缺乏对于政府的信任。同样，这股思潮在此次新冠疫情，表现的更为集中和明显。这几种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信任危机；大国信任危机；国际组织信任危机。
1.政府信任危机
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核心危机就是政府信任危机。例如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1964年,超过70%的美国人信任政府机构。到2015年底，数字降到了19%[32]，在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亦是如此。
政府信任的下降的原因是多样的，大体包括三个原因：其一是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从而使得公民倾向于更信任非政府组织和怀疑政府；其二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互联网极大增加了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增加了公民获取负面信息的能力，包括维基百科等多种渠道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各种负面揭秘，极大挑战了政府信任；其三是西方政治生态的恶化，基于赢得选票的需要，政治对手互相抹黑，从而加剧了公民对政治严肃性的怀疑。信任在主要发达国家的逐渐显著下降，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治理都形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形成对公共政策的普遍怀疑和各种街头抗议的大量出现。
2.大国权威信任危机
冷战后，全球形成了以美苏为龙头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两大集团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同样也处于一种有序的秩序形态。然而，冷战的结束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多元格局，新的全球威胁不断涌现，而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事实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全球秩序重塑。主要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亦经常变化。而西方国家内部亦由于金融、地缘、产业、贸易等因素而冲突不断。这些都加剧了对主要大国权威的怀疑和使得全球格局与局势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疫情的起源上多方指责，而又深受世人怀疑，而在疫情的处置上，又缺乏足够的担当和合作，各自为战，互相推诿。这些都显示，世界范围内，对传统主要大国权威的怀疑在增加[33]。这种大国权威的削弱，显然不利于全球治理的合作和有序秩序的生成。
3.国际组织信任危机
除了对政府和对主要大国的怀疑增长外，此次疫情亦增加了全世界对世界性全球组织的不同看法乃至怀疑。例如西方主要大国纷纷怀疑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和能力，甚至美国还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则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提供支持和信任。除了此次疫情以外，近几十年来，全球性组织到底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了多少作用，例如核裁军、例如气候控制、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引发了人们的较大程度上的怀疑。西方主要大国是否将国际组织变为其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一旦有所不遵从，就用扣减会费甚至退出相威胁。这都动摇了二战后形成的基于联合国体系下各国合作和国际组织发挥充分作用的全球治理架构。
因此，从以上的多种挑战和危机显示，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显然处于一种新旧转换的时期，而不断暴露的新的挑战，同时要求世界各国通力合作，以对原先架构进行更好的完善和补充。
三、对后疫情全球治理格局的几个趋势判断
基于以上的趋势分析和核心冲突分析，结合历史经验和各种信息，我们基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趋势判断：
（一）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脱钩代价极大亦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美国少数政治家试图通过增加国外贸易壁垒的方式，重塑产业链布局，改变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回流美国。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更是通过试图利用新冠疫情造成的国际交流阻碍来实现这种企图，以转移矛盾和迎合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然而，这种努力无论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现实双方利益来看，都会造成世界经济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本身的巨大损失，因此，是不现实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发生于1929年的大萧条成为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大萧条的原因反思有很多，例如无管制的极度自由主义，金融与产业的交叉融合过度，工人权利的保障缺乏导致需求低下等。然而，为什么大萧条能够从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蔓延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发现，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那时的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出现经济衰退时，都试图采取了贸易壁垒和贸易战的方式来保护国内市场。然而，当所有国家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后，整个全球产业与贸易链的断裂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进一步延伸到金融领域和政治领域，当然后续的影响还包括引发人类重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些久远，如果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借鉴。前苏联在解体以前，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其内部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相互贸易和支撑，形成了庞大的合作体系。虽然民用品产量低于美国，但前苏联1991年的包括钢铁、原油等工业产量，据估计GDP也至少等于美国的一半。然而，前苏联解体后，理论上各个独立国家都可以通过市场模式找到新的供应链体系，融入全球市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前苏联解体导致原有的产业链被严重割裂，前苏联解体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大幅度下降，各国从1991-1998年里平均每年下降6%，甚至主要国家包括乌克兰等下降超过10%，这意味着短短几年，其经济水平就只有1990年的不到1/3，而远没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提升，这就意味着，仅仅从经济角度，脱钩也是个极大的错误。
表1 前苏联国家脱钩后的经济增长[2]
如果再考虑到当今世界贸易的密切程度，例如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量，可以发现，几十年来，无论是贸易量还是直接投资，都体现出了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尽管中美脱钩对于中国经济会伤害很大，但对于美国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巨大利益而言，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任何一个群体理性决策团体，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姿态，都不可能做出大国彻底经济脱钩的决策，更不要说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美国政治精英。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产业链的融合势必只能更加密切。这是第一个基本趋势。在这个基本趋势下，我们政策的底气就会更足。
图4 近年来中美双方的贸易和投资趋势[3]
（二）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暂时的权力真空期
自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西方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极大增强。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超级大国的世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然而，自2010年左右起，整个世界格局体系又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是新兴国家持续不断的繁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创新能力等方面逐渐越来越有影响。二是多元意识形态的形成，冷战以后，西方思想家甚至不无得意地认为世界将终结于西方体制，也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然而，近年来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引发了西方体制是否真的是人类历史演化的最终答案，西方的衰落成为近年来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之问。三是美国近年来政治的转向，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重新大幅度强化其美国优先的政策，然而其美国优先不是以美国全球的政治利益为考量，而是以片面的经济利益为标准，重新回到了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传统，甚至和传统盟友斤斤计较，与二战以后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联盟长期战略发生根本背离，从而放弃了其美国的全球责任。
因此，从以上的众多角度考虑。一超多强的多元全球治理体系由于一超的主动卸责，将出现一种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真空和主导价值真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国家去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然而，这势必意味着，其他世界发达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需求必须要承担起更大的积极责任。这种积极责任，将一方面扩大其他国家的政治道义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全球的继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积极保障。
(三) 新的治理格局更需要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而不是切断
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趋势是赋予每一个主体更加平等的权利，这既包括每个自然人也包括每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当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治理新问题和新局势时，显然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单方面的军事、暴力、对抗、压制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应采取更加广泛和深度的合作与共商来解决。
从之前分析的五大挑战而言，在技术维度，世界各国无论在人工智能还是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无序恶性竞争的恶劣后果时显然的，例如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而不加控制。显然，世界各国应该尽快围绕着涉及人类整体的相关技术做出一致的全球科技伦理和法律约束。这势必要求各国的同步协调合作。人类对军用核技术的控制，不能说是非常成功的，众多潜在拥核国家的出现，对人类整体产生了极大风险。在新的技术面前，人类显然应该更加密切合作。
从利益维度，经济链条的全球重新布局是资本最大化的必然趋势，其既有利于资本的增殖也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因此，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情。基于本国个别利益的对资本和贸易的阻碍显然是以多边共同损害为代价的，既损害资本，也损害人民。因此，对于贸易的争端，显然用贸易战甚至脱钩来威胁，既达不到效果，又产生严重的损害。密集的跨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是一种必然的常态。这显然要求世界各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在法律、支付手段、税收政策等领域做出更大的一致化协调。
从文化维度，人类不同区域形成的不同文化，本质上都属于大的人类文明过程中的支流，人类文明从人类早期的起源地出发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状态和社会演化，形成了不同的多样的亚文化。因此，这些都属于整体人类的集体文化财富。近代以来，欧洲的崛起，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线而对其他文明排斥压制的态势，显然并没有站在平等和人类共同财富的高度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多源流。人类文明最终显然在走向更大程度上全球融合的过程中，势必要尊重每一个支流其形成的文化习俗，在未来的整体人类社会下，尽可能的包容不同亚文化，并从人类不同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中，获取更大的智慧。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包容的状态下，形成相互融合又各自尊重的多元共同文化形态。
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无论是性别权利、弱势群体权利、还是少数族裔权利，毫无疑问都应该在尽大可能上给与尊重。然而这种尊重当然不是以损害一种权利而保护另一种权利。而是在更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给与公正的权利保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方面，权利平等的观念伴随着全球价值观念的交流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同样对于权利平等的保护，要求各个国家的共同进步。在这一进步过程中，既不能使用武力干预，也不能用一种观念去压制另一种观念。而是需要在反复的传播和影响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社会共同的在权利保护上的进步。
从国际信任的角度，世界大国需要对全球的共同事务履行更积极的担当责任而不是互相推诿指责。少数大国试图通过指责推诿的手段来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显然既达不到效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国际信誉。而国际性组织的建设，亦需要全球主要国家的支持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和获取信任。在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里，显然，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冲突。吸取了二战惨痛教训形成的今天的世界治理架构，需要更为精心的维护和完善，而不是肆意的破坏。这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积极维护。
四、当前我国应采取的若干措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面对全球共同的治理挑战和危机，显然中国应该积极主动，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一）积极承担起国际责任，树立大国良好担当形象
从全球来看，当前中国显然应该积极的参与正向国际事务，在防病抗疫、出口药品器械、提供医疗救助、促进全球投资和贸易恢复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并且对相关的国际性组织进行积极的支持和响应。西方大国越搞孤立主义，中国就应该越积极主动的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实质支持全球抗疫战役，二是也树立良好的大国担当形象[34]。
（二）积极做好新的社会挑战的国内治理和促进国际治理
文明的示范意义不只是在国际上有所担当，更重要也是要在国内树立文明建设的典范。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特别是在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领域，在权利平等与保护角度，应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建设，并且在社会分配、劳动者保护、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以人为本的城市与社区建设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建设。从而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新兴大国，而且在社会文明建设和人民权利保护方面，成为世界的典范。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必须要尽早谋划加快立法，从而将其纳入到有序的发展之中，并积极促成国际治理共识和规范的形成。
（三）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越是外部环境压力大，国内的改革就越要深化和跟上。美国大危机后，罗斯福政府深刻反省，对行政流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而化危机为主动[35]。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依然采取了封锁歧视打压等政策，美国屡屡挑起最惠国待遇审查。然而，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深化国企等一系列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转危为机，实现了持续近十年的8%以上而通胀率低于3%（1997后）的连续增长。并为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外部的贸易战和国际压力并不能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为深化改革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机遇。
（四）促进全球治理秩序的完善
在当前全球面临着包括技术、经济、文化冲突等各种领域的多元挑战，这显然要求形成更有效的治理体系。而有效的治理体系首先是要大国以平等的态度形成积极主动的国际治理参与和担当。否则，如果大国之间各行其是，那么整个治理体系很难形成。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包括新兴技术、政府信任、文化融合等重大挑战，必须要越早形成一致性的全球治理框架越好。否则一旦酿成重大灾难，后果将不堪设想。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生物领域的无序竞争，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迫，势必都会引发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中国必须要在促进形成全球相关治理框架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五）促进形成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全球治理伦理价值观
最后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当前人类在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关键就在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驱动下的全球化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利益导向为核心价值的国际交往与治理观。正如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Palmerston）所言“国家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有利则参与，无利则孤立”，成为西方大国事实上的外交准则。在这种导向下，显然不利于全球整体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提升。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就是要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密切的大家庭，无论其行为还是治理角度，都不能只以经济利益考量，而要从更高的正义和文明提升的角度[36]。因此，在这种观念下，显然中国应该更加促进全球进一步形成以人本、平等、尊重、合作、互信、整体的新的全球治理伦理价值观。
五、结论
本文研究和分析了人类全球化的长期趋势和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若干挑战，认为新冠疫情虽然能够短期抑制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并加剧若干社会内部冲突，然而，从长期来看，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主线，在未来也不可能被改变。由于全球经济的密切融合是近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全球产业链产生了深刻的重新分布，那么，一旦断裂损失极大，因此，西方主要大国近年来发动的贸易战和此次新冠疫情都不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脱钩现象出现。从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而言，中国应该在五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一是积极承担起国际责任，树立大国良好担当形象；积极做好新的社会挑战的国内治理和促进国际治理，特别是在新技术治理领域做出表率；三是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四是促进全球治理秩序的完善；五是促进形成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全球治理伦理价值观。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何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参考文献
图注：
[1] 海运数字来自于联合国报告：《50 Years of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1968-2018: Reflecting on the past, exploring the future》，UNCOTD，2018；互联网用户数据来自于https://www.internetlivestats.com.
[2]图表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7页.
[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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