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信息：《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01期
内容提要：人类主体性的呈现与其自然观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完整的自然观对于诱发良好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至关重要。主体性与自然观的协同共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基于实体主体性的实在自然观，它只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生产能力；二是基于认知主体性的理性自然观，它是否定性和破坏性的，使主体从自然深处得以显现；三是基于生命主体性的情感自然观，其不具有被反思的特征，只是一种言语意义上的情境性的感知状态；四是基于实践主体性的生态自然观，它表达了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场景下的系统结构化思维，传递着过程性的有机综合与生成；五是基于后现代主体间性的审美自然观，其行动策略是审美关系的确立，并非生产关系的巩固。
The present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is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atural view,and a complete view of nature is crucial to induce awareness of goo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ehavior.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ive aspects:first,the realistic view of nature is based on the entity subjectivity,which is only symbolic and has no productive capacity.Second,the rational view of nature i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subjectivity.Whether it is qualitative or destructive,it makes the subject emerge from the depth of nature.Third,the emotional view of nature is based on the subjectivity of life,which does no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reflected,but only a situational perception state in the sense of language.Fourth,the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ubjectivity,which expresses the systematically structured thinking ba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cene,and conveys the organic synthesis and generation of process.The fifth is the aesthetic view of nature based on the postmodern inter-subjectivity and its actional strateg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 relations,rather than the consolid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关键词：主体性/自然观/生态/主体/subjectivity/view of nature/ecology/subject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KS011)。
当代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无论在个体、族群还是国家层面，完整的自然观念对于诱发良好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由“主体性”“自然观”“生态”等词汇衍生而来的话语意义多是作为一些不证自明的正向态的概念而被大家所接受，其功能在生态文明建设初期不必多言。但当生态事宜的探讨走向深入时，其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生原理就应该被揭示，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构建轮廓清晰的相应观念谱系。
一、基于实体主体性的实在自然观
人类生态意识及其观念的形成和展开过程，是一个与工业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重大事件。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之前生态问题的产生不具备客观现实条件，面对局部生态危机的觉醒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主体性选择。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从自然观到生态观是现代性的创生和发现，它代表着近代以来主体性的话语实践和语义生产。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在其最初几千年的演化进程中绘制的观念图谱中，就文化延展的连续性来说，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无疑对当代东西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的核心因素便是“天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
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大都以实体主体性的形式而出现。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还只是自然世界的某种属性，低层次的生产和生活不断地注释着外部环境的他律法则，此时的自然被意向化或神化，意味着“第一实体”。自我意义的主体性只具有外显的生物特征，由其聚合而成的类主体性具有较高程度的自组织特征，社会活动因此而产生并逐渐丰富，但这还不能说明类主体性获得自足独立的存在空间。类主体以集体无意识的仪式表达着对实体主体的敬畏之情，在这一过程中类主体获得了实体主体的镜像之躯。“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交换在动物界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交换凸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关于人类生命的组合进化图景，它完全不同于只遵循统计规则、受自然选择支配的基因组合的进化。”[1]60早期实体主体性的成长历程遵循着技术化的身体逻辑，而并非意识化的技术逻辑，因此实体主体性与其环境共同构成了原初意义的实在自然，这种实在自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生产能力。
中国古代的实在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天人”关系的确证方面。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天人”关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诸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但蕴含在“天人”关系中的本质内容一直得以延续。“‘天人合一’实质上讲的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2]这里的人不是个体，他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精神聚集，以类主体的形象出现，是实体主体的派生物。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决定了其文化的核心是农业文化，农业社会在生产方式上讲究安土重迁、安土乐天、农本商末等。这就决定了在日常生活层面人们要因循天意，达成“天人合和”“天人合德”。这种依“天事”而为“人事”的德性文化使社会内容呈现出伦理本位和血缘宗法特性。因此，中国古代实在自然观确立的基点是实体主体的自然化，“天”或者“自然”是第一原理，类主体在综合和趋同的过程中向其靠拢，这一履历是某种反躬自身不断证伪的历程，看似混沌，实则有序。
古希腊时期的实在自然观建立在人对自然界的描述方面，描述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中心，其次才彰显描述的目标体系。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其海洋文明的特质，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乐于接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愿意承受纷繁流变的外部环境赋予自身的不完满性。因此，以众多先贤为代表而聚拢起来的类主体对于变化莫测的物质世界的刻画既遵循实体主体的中心法则，又追求普遍性的和谐、统一、规律、正义等等。同时，这种寻觅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物理时空主体化的初次尝试，即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主体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象性思维活动，它是基于信仰的热情而驱动类主体走向实体主体的经历。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实在自然观预设了类主体和实体主体双向互动的赋值活动，这种活动在起点时刻是对等平和的，它既未完全撩起实体主体的神秘面纱，又未给予类主体以绝对的人格尊严。这一阶段类主体倾心于实体主体的和谐之美，并以此作为评判德性的最高标准，认识实体的存在不是为了征服，只是为了解释自身。
二、基于认知主体性的理性自然观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生产实践的拓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早期整体主义的实体主体逐渐开始分化，自我意义上的认知主体得以显现，其标志便是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新的运思范式使对象性思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外部世界被纳入认知主体的势力范围，自然界也首次被真正意义的人性所侵染，理性自然观因应而生。这种观念在其诞生初期的首要目标就是向自然发起挑战，以此来证明认知主体的独特性和能动性。因此，理性自然观初始的实践方式是“我”对于未知境遇的热情投入，为了某种应激性的存在自然以“他者”的样貌映入“我”的视界，而非“你”或“我们”。相比旧有的实在自然观，新近的理性自然观是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打破了已有的禁忌，但却使“我”脱胎换骨，从自然的深处缓缓走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自然观与对象性思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都寄希望于认知主体的庇护。此时的认知主体在神化的自然中还若隐若现，并未完全挣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和羁绊，因此其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确证性一方面得益于对世界的重新发现，另一方面源自认知主体的内在信仰。“正是在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开始被认为甚至是确立宗教真理的独立手段。——这种毫不犹豫地把道德霸权给予科学的做法是基于对经验的和超越感觉的知识的统一性的明确假设，以致于科学的证实必然确证了宗教的信仰。”[3]139“近代科学，其基本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相信存在着一种事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界的秩序。”[3]150这种意识深层次的认知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描绘物质世界的崭新思路和逻辑，自然知识的丰富在社会行动中助力专业化的科学探索活动。逐渐疏远宗教因素，理性自然观也日益变得生动。当对象性思维发展成熟之际，科学知识就成为理性自然观的唯一表达方式，因此，认知主体只关注到知识的强大生产性功能，但却遗忘了知识的革命寓意，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可能关联。
理性自然观真正成为时代主旨的口号便是“人为自然界立法”，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和潜能在其引领下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人终于成为目的。一方面为了寻求知识来源的外在依据，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认知主体在知识生产中的绝对作用，康德在理性和经验之间做出了调和，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一般经验的可能性同时也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经验的原则，也就是自然界的法则。因为我们是把自然界仅仅当做现象的总和，也就是当做在我们心中的表象的总和来认识的，因此它们的连结的法则，只能从我们心中的表象连结的原则中，也就是从做成一个意识的那种必然的结合的条件中得到，而这种必然的结合就构成经验的可能性。”[4]92康德认为“自然界”并非“自在之物”，而是能够被认知主体所感知到的先天经验现象之和，这种先天经验现象是构成先天综合判断的核心要素，先天综合判断使得杂乱无章的后天感觉经验成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自然界”与“物自体”的划界，如果说是康德哲学的小小“瑕疵”的话，毋宁说这是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或者说是从实在自然观向理性自然观转换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认知主体既是转换的中介，又是其归宿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启蒙精神的传播是一次从神性到理性自然观，再到人性的意义生发的历程。
理性自然观在指向外部时空存在时显示了某种有限度的特征，那么其无限度的品性又在哪里？认知主体在成就理性自然观这种复合矛盾特性的进程中也实现着自己的蜕变，走向“人为自身立法”的信念。当认知主体以认识者的角色出现时，他必须被动地应对理性自然观所隐藏的不确定性、特殊性的要求。但是当认知主体以实践者的角色出现时，他将会以自身具有的本体性的自由意识来承担理性自然观所蕴含的普遍必然性的压力。
三、基于生命主体性的情感自然观
就近代以来主体性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人性的弘扬和赞美实际上是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同时展开的，其具体表现就是认知主体和生命主体的同时登场。理性更多展现的是认知主体掌控自身和认识世界的积极潜能，情感则多为呈现生命主体的本能欲望和直观体验。所以在面向自然而生的情境世界，认知主体讲究“入世”，生命主体讲究“出世”，认知主体性耦合了时代发展的精神气质，生命主体性因此而被遮蔽，但其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时常会以本质直观的方式对认知主体性的狂傲施加影响和纠偏。“技术世界看来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人们抱怨：生活已变得不自然了。人为的技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不得不容忍许多的丑陋，不得不承认与自然的分离。不过，它仍可能最终为我们提供更有效地通向大自然的途径。”[5]217理性化带来的普遍效应便是世界的对象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其影响不仅局限在物质世界，而且充盈于人的内在心灵。源自生命主体性的情感自然观却可以为工具化的生活世界提供新的坐标系，其在架构上有两种可能：一是理性化的生命主体性，二是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性。前者哺育的情感自然观是结构化的有序创生，其主基调是建构一种面向生产活动的可再生性的积极场域意识；后者培育的情感自然观是非理性的偶然造化，其主色彩是生成一种面向自我内心的涨落随意的模糊场域意向。“当生命变成单纯的功能时，它就失去了其历史的特征，以致消除了生命之不同年龄的差别。青春作为生命效率最高和性欲旺盛的阶段，成了一般生命之被期望的类型。”[5]51理性化的生命主体与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既相互吸引，彼此之间又充斥着必要的张力。从情感自然观成熟的系统状态出发，理性化的生命主体性寓意着“熵增”，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性预示了“熵减”，只有二者的融合才意味着主体的生命希望。
情感自然观的生命逻辑大致历经三个阶段，即情感自我观、情感自然观和情感生态观。在初期的情感自我观阶段，完全意义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尚未形成，自我只是一种生物躯体意义的存在，低阶状态表现为情感的流露，此间宣泄的生命情愫实现了两种高阶功能，分别为血缘性的亲情归属和异己性的反向歧视。这种功能在进化意义上说明了生命主体特有的思维状态，实现了从情感自我到认知自我的跃迁。当认知自我以理性化的样态祭出，情感自我也被其规训，成为其描绘的对象，最终结果是情感自我独立性的提升，它实现了与外部环境的真正分离，但却隐匿了真实的身份，在形式上达到对认知自我的同一复归，并借助于认知自我的理性场域实现向情感自然观的靠拢。“在中世纪，对人的各种体验一般似乎只是‘从外部’来描述，强调其结果或道德意义。在人的描写上占主要地位的性格特征是忌妒、贪婪、幸运、仁慈、狡猾和反悔之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语中出现了‘内省’术语：aversion(‘反感’)、dissatisfaction(‘不满’)、discomposure(‘不安’)。在18世纪，与感情(feelings)一词连用的词语获得广泛使用。一些从前具有客观涵义的概念有了心理的涵义。——如果说，过去是用‘物的’术语描述人，那么现在则反过来，人们开始按照物所引起的心理联想来描述物：引人入胜的、枯燥的、诱人的，等等。subjective(‘主观的’)一词从‘自在的’向‘在人意识中的’词义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在18世纪，sentiment(‘感情’)和sentimental(‘伤感的’‘敏感的’)这两个词获得广泛使用。”[6]163-164当情感获得较多的认同后，它就成为生命主体关系中的核心基质，其外溢效应便是自然界的情感化。此刻的情感自然观既非对混沌开元的表达，也非基于理性中介的描述，它是个体性的情感自我在环境系统中的初次表白，值此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灵性沟通和默契洞察。因此，情感自然观是无法用语言来刻画的，它不具有被反思的特征，只是一种言语意义上的情境性的感知状态。情感自然观缺乏积极的辨识取向，当理性在增进主体福利的名义下强化社会分工进而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中，情感作为生命统觉的基础被打破，主体和自然界此时虽然还有情感性的关联，但其实质已经演变为动机与结果意义上的同构连结。所以说，当自然界被赋予有机生命的意蕴后，它就从同一性的存在变成统一性的在者，在世性意味着依存型的生活场景的出现，时空被纳入风险性的系统结构中，自然界的生态属性愈发明显，情感生态观也就此得以确立。
四、基于实践主体性的生态自然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西方哲学的内在核心气质是理念性的，因此，主体性的内涵多被理解成超越了条件限制的某种绝对实在的演进历程，它是无限性的本源和根据。主体性里面虽然也能觅得人或自然的影子，但有机生物圈只是主体性的附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主体性的理解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等因素联系起来，从实践层面来诠释主体性。这样当外部环境被纳入实践主体的视野下，抽象神秘的自然界将会祛魅，具体的、开放的、人化的自然情境被打开。实践主体具有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生物属性往往对自然界背负着完全沉默的顺从，社会属性以实践的方式建构起与环境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谋划，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建制。不管从规范伦理还是从德性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指向应该是正义和幸福，所以，实践主体在自然向度上的选择是伦理为先，归宿为生态本位。生态自然观表达了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场景下的系统结构化思维，传递着过程性的有机综合与生成，它与主体自由自觉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并不执着于静态的和谐美好，灵动地处置未尽之事且实现对当下的超越。
无论是理性自然观还是情感自然观，都不能使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配位处于最佳状态。理性自然观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当其发展到极端状态，人就从目的衰变为工具，产生了物化与异化。对于主体单向度的发展状态，基于理性自然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压迫、不平等、剥削等等，看起来都像是些本身不可避免无法消除的‘自然事实’、‘自然规律性’。于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切可怕事实，就都可辩解为‘合乎自然的’。”[7]621当理性自然观中蕴含的理性精神被放大到等同于科学精神时，单向的对象性思维就取代了双向的反思性考量，进而实现了科学与政治权力的联姻，社会性的历史、时间、空间又被已然权威性的科学所剔除。与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的异化源自主体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导火索又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衡。“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其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其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再为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8]46生物进化论代表着理性自然观的新高度，当主体被纳入无意识的纯粹生物圈时，这也昭示了某种伪科学意识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查，既遵循普遍性的科学思维和论证范式，又将其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生产实践相结合。“恩格斯所以欢迎达尔文主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自然观。”[7]620因此，理性自然观所内涵的科学意义及其衍生的社会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实践主体的具体生活样态中，它经过情感自然观的催化，最终可升华为生态自然观。“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中的一个公民，看作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的一个成员。他应该时刻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9]169实践使主体获得反思性的生命力，这为克服变异的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基础。
限于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然界放置在实践主体所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语境内部来进行阐释。这使得以奥康纳为代表的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某种错觉，认为自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存在着“理论空场”，主张应将自然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重要约束条件来考察。就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建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相当于一个常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近似于一个变量，二者的关系趋向于光的“波粒二象性”，统一于主体所在的“自在自然”与“人工自然”共构的实践环境中。
五、基于后现代主体间性的审美自然观
现代主义的自然观建立在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其本体论承诺是主体性的呈现。这种自然观肇始于理性精神，将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置于一般的主客矛盾关系中。理性精神在启蒙时代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工具理性，主要涉及主体与自然界的关系；二是人文理性，重点论及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近代西方，成为自我和具有主体性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文化中，有两种自我观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种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自我观，一种是休谟式的经验自我观。”[10]因此，现代自然观中的主客矛盾应有两重意蕴，隐喻为工具理性主体性和人文理性主体性。但在现代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具理性主体性不断得到巩固，并成为确证自我存在的主要标准，人文理性主体性却逐渐式微，直到后现代阶段被重新唤醒。
后现代主义虽然宣扬去主体化，甚至发出“主体已死”的慨叹，但这更多体现为一种理论立场及其与现代主义的诀别，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主体间性对于工具理性主体性的超越与扬弃。主体间性继承了人文理性主体性的衣钵，它使现代性的主体性危机在主体的名义下实现了真切的转机。贯穿于现代自然观中的主体性将人对自然的控制转化为人类之间的争斗或人对人的控制，其主要遵循生存和生产逻辑。现代自然观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化思维模式孕育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都难以实现对主体或环境的呵护，甚至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在其历史发生过程中包括自然主义、信仰主义和审美主义三种取向。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主张主体的退让，让理性主体退回到感性主体或自然主体，从而与世界同位，实现人与世界的平等交往、融合无间。这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核心主体性的反动，但它并不能实现真正的主体间性，它只是一种理论虚构，不能成为现实。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的信仰主义倾向是使其不能成为独立完满理论的致命缺陷。主体间性只能通过主体与世界的升华，使自我和世界成为自由的主体，实现主体间的对话、沟通而实现，这就是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11]因此，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审美自然观的建立就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主体间性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普遍存在，它受到历史法则与时空条件的制约，是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抽象再现和表达。在此意义上，审美自然观可以说是生态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自然观拓展了受资本支配的商业生产模式，这促使契约规范和物质供给成为普世性的精神信念，市场逻辑和竞争在实现主体的自我预言的过程中，主体也遭受着被奴役的危险。现代理性精神在布展践履时经常处于二律背反的处境，主体在将自然对象主体化的同时，意向化的主体自然也将对象主体自然化。最终，现代主体意义的生产方式将走向尽头，主体性被消解，后现代文化下的主体形象出现，其呈现出符号化和概念化的趋势，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特征明显。“从本体发生的角度来看，对待外部自然的技术实践，与社会内部的道德实践是慢慢分离开来的。最终，经验连同我们的内在自然、肉体、需求以及情感等都是间接的，它们反映在外部世界的经验上。如果这些经验在审美层面上能够获得独立，那么，自律的艺术作品就承担起了启蒙的对象作用，它们唤起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立场、新的行为方式。”[12]80-81现代理性的思维优先属性，长期将身体排除在认知之外，这是主体不能以融合建构之道来自我拯救，而只能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走向沉沦的根本原因。当身体被纳入主体的视野下，原来“单子”化的主体将具有身体性，主体间性的孕育就得到保障。因此，具身认知将首先使自然界呈现出主体生命意义，其次具身主体将和有机自然界更易产生心有灵犀的共鸣感。这样主体间性成为现代理性主体通往后现代伦理主体的桥梁。伦理主体倾向于从需要、动机和目的整体论的视角全面审视现代性的最终后果，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影响下的发展理念对于地球生态循环系统带来的深刻变化。伦理主体惯常于反思性的行为逻辑，当置身于自然环境中，其意识指向最先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他者出发；其认知选择表现为对自我的约束，并非放纵；其行动策略是审美关系的确立，并非生产关系的巩固。伦理主体基于涉身性的自由审美抉择促成自然环境、社会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融贯和谐，审美主体及其审美自然观的实践就此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人类自然观的演进在历时态层面可结合具体社会环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来进行解释学的描述，但其不能超越特定地理文化下主体特有的思维和认知阈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构建一种和谐有序、可持续再生的有机生产方式。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时，通过甄别不同层次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切实可行的政策或措施就显得尤为紧要。因此，自然观的厘定对于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实践意义重大。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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