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美国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之后，自由贸易、全球化、文化多元主义等在美国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逐渐让位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特朗普主义等思潮，引发思想界争议不断。在特朗普当政的4年中，从“筑墙令”“禁穆令”到贸易战、“退群”等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更是在美国内外引起了激烈争议。国内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在民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方面。大量的研究也产生了各种争论，甚至在相同的主题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使是在特朗普是不是民粹主义这样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本文拟对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走向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美国政治的特质。

左右摇摆的美国意识形态

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主义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国家，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形成了二元政治结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代表了美国的两条道路，民主派与联邦党人的争论是美国二元政治的开始。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直接落实到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当中，表现为两条不同的道路。两条道路进一步发展为两党制，又几经辗转，形成了现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驴象之争。一般认为，民主党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共和党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如果非要以左右来划分的话，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从美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政治带有二元特征，也就是所谓的“美国反对美国”。但从长时段的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影响难以望其项背。尽管人们可以找到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但是，系统的保守主义在二战前并没有产生像样的影响。

在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下，二战后美国政府职能大幅度扩张，不仅在国内大幅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扩大社会服务和福利，还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自由偏左的一派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干预政策开始出现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反其道而行之的保守派开始提出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倾向于减少政府干预，为企业减税，培养基督教信仰，提倡勤俭、奋斗和自我约束等中产阶级美德，在外交上采取干预主义立场，对外推行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出现了自由偏右的倾向。共和党总统里根（1981—1989）和小布什（2001—2009）时期是新保守主义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一批保守派政治家。但这基本上被淹没在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大潮中，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基本上锁定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由此向左出发的左翼激进主义奠定了这一时期极化的基本主题和方向。

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使美国出现了意识形态极化冲突并存的局面。进入21世纪，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开始崛起，这一方面是对左翼激进主义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颇大，但2008年后上台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仍然能够保持向左的基本趋势，文化多元主义、自由贸易、全球化仍然继续前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看到，右翼保守主义的兴起使得向左极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奥巴马医保的艰难出台就是一个例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政治节制的减少和党派两极分化，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加剧，右翼保守主义走上前台。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上的右倾态度，同时也与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右翼保守主义有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找到相应的迹象的话，那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就是这一系列迹象的一个总结。事实也证明，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当中，右翼保守主义不再仅仅是理论，而是被落实到政策实践当中。除了这种全国范围内的极化现象外，地方政府层面也产生了极化现象。

右翼保守主义的兴起与之前的左翼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思潮出现了并行状态，成为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基础。一方面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上台，修正了自由放任、全球化、文化多元等政策；另一方面就是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日隆，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角度批评不平等、种族主义等社会现实。并且，极化的意识形态都会角逐公共政策领域，试图将自己的主张落实为公共政策。比如，多元主义要求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而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政府在道德方面负有义务，应该通过行政或是立法的手段禁止同性恋。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得到了量化研究的证明。斯坦福大学的李维·博赛尔（Levi Boxell）教授运用美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的数据，从七个维度构建了政治极化指数（index of polarization）。运用这一数据来考察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博赛尔发现，从1984年到2016年的30年间，美国人的政治极化指数增加了35%。

左翼自由主义构成了激进主义的一面，右翼保守主义则构成了激进主义的另一面，从两个方面拉开了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距离。这使得原本二元化的美国文化更加突出：一方面，女性主义、平等主义、全球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文化激进主义声势浩大；另一方面，右翼保守主义则以白人至上主义、反同性恋、反移民、逆全球化等言论占据了另一面，构成了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同时并存、各有千秋的态势。左右摇摆的意识形态极化在多个共享的议题上向两个方向撕裂。比如，多元与保守构成了“政治正确”争论的基本格局。左翼沿用了一致性指向，试图将“政治正确”确立为公共政策、社会生活的一条准则。右翼势力却沿用了传统语境下的讽刺指向，将原有的左翼内部之间的讽刺，转变为右翼对左翼激进主义的讽刺。再比如，在民粹主义议题上，则形成了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两派针锋相对，在价值体系、公共政策等领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

政治正确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成为美国政治极化并左右摇摆的一个缩影。早期的“政治正确”观念强调对文化多元的保护，将文化多元的理念直接体现在种族、性别、教育等方面。发展到后来，“政治正确”的观念走出高校，进入语言、社会生活甚至是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正确也在激进派的推动下走向极化，严重脱离现实，走到了另一面。在大学，种族和肤色会影响到招生和录取，甚至是课堂上的成绩和学业。在日常和书面语言当中，越来越多的词汇成禁忌，甚至一些肢体语言都会激怒某个群体。而这种左翼的极化又反过来刺激了保守派的反弹：文化多元主义受挫，新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后的种种政策使得“政治正确”面临最激烈的批评。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政治正确正在曲解事实，消解传统文化，形成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在挑战政治正确的同时，一些极端化的右翼保守主义甚至回归白人至上、男性优先的传统，猛烈抨击同性恋、堕胎等现象。他们用统计学的“正确”来对抗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正确”，用犯罪、吸毒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贬低黑人，用低俗的现实主义反击文化多元主义的道德关怀。

意识形态极化的后果是严重的。高度极化的意识形态使美国社会在文化上出现撕裂，在民主上出现对立，在政策上左右为难，在社会上冲突不断。极化的意识形态尤其会对民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使民主陷入困境，这几乎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印证。以公共政策为例，如果有着极化意识形态的公民变得越来越多，公共政策的执行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偏向某一种极化的意识形态，那就不仅会带来对另一种极化意识形态的伤害，还会影响到中间派的人群。在美国，情况更是如此。特朗普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政策倾向虽然得到右翼保守主义的支持，但却激起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反抗。右翼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得势，并没有消解左翼激进主义。相反，左翼的极化也在进行，逐渐拉开了两派在思想上的距离与隔阂，进而表现出封闭、不宽容、误解、怨恨，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冲突与暴力。2020年5月25日由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窒息死亡引发的“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全美甚至是全球的大爆发表明，当代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化随时可能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

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领域

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分布在各个领域，既有经济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也有政治领域的政党极化、精英极化和民众极化。意识形态极化的重点领域还是在文化方面，涉及种族、道德、宗教、教育、语言等领域。同时，这种极化还在全球交往的层面展开，构成了意识形态极化的全方位图景。

意识形态在经济问题上的极化引人注目。左翼极化逐渐开始向“社会主义”靠拢，是民主党极化的结果，以桑德斯的崛起为标志。实际上，尽管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不大，但是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工联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等七个维度，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际关系当中提出了系统的主张。伴随着当代美国“民主赤字”的政治实践和自由主义的衰落，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美国这个号称没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崛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朗普多次攻击桑德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也是看到了这一影响。

在经济领域，面对贫富差距，两派的观点还是有共同之处的。特朗普对贫富差距的看法也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或者说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口吻了。在分享《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一段视频时，他深有感触地解释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亿万富翁积累了五万亿美元，同时却有数百万人面临失业。他一反共和党人的常态，不仅认可了视频，还呼吁改变：“我实际上同意这一点。收入差距太大。必须做出改变，并且很快！”事实上，保守派也希望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做一些事情。如果特朗普能够采取行动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贫富差距，避免使美国社会两极分化，避免中产阶级缩水，那么，特朗普将“经历一次伯克时代”。

种族问题上的极化也引人注目。从建国时期保留黑人奴隶制，到内战废除黑人奴隶制，尤其是在黑人平权运动之后，文化多元主义横扫美国，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在种族问题上遮遮掩掩，甚至是模糊、暧昧、纵容，使得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复兴。小有影响的“另类种族主义”“种族现实主义”就是典型体现。种族现实主义从生物学的角度认识种族现象，大肆鼓吹基因决定论，赤裸裸地强调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为白人至上做论证。种族主义抬头的一个极化表现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政治认同的基础就是白人，白人应该成为主导；所谓的人民就是白人，主权是白人的，美国是白人的国家，政策是白人制定的，政府为白人服务。不仅如此，所有不能为此目的服务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变。

白人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运动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运动。这一运动由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起来。在他们看来，由于移民和通婚等原因，白人正在“灭亡”。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犹太人故意设计和控制的，目的是摧毁白人。他们甚至提出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声称必须采取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来拯救白人，以免其“从地球上灭亡”。特朗普不仅多次转发“白人种族灭绝”的推文，还把像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这样带有明显白人至上色彩的人吸收进白宫，实际上表明了特朗普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的立场。

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的极化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方面的极化，同时也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并且包括了极化在全球化方面的表现。但如果说重点，这种极化的主要表现还是在文化方面。而极化比较严重的，则是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事实上，由堕胎、同性恋权利引发的文化战争，在美国不仅旷日持久，且不可调和，造成了“两个美国”（two Americans）或是“红蓝美国”（red and blue America），两个部分不仅截然相反，而且阵线分明。

文化领域的极化开始于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从价值多元的保护开始，在尊重少数族群和多元价值方面多有建树，并逐渐为自由主义所接受，在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文化多元的美国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文化多元主义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也越来越超出普通民众的视野，在语言、教育、性别、婚姻、道德等问题上走向极化。在奥巴马时代，包括同性恋权利的承认和婚姻平等、美国宗教的调和、不断增加的族群多样性等问题在继续发展，?为左翼激进主义提供了基础。在与文化多元主义关注的同样的问题上，右翼保守主义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看来，文化多元不仅无益，而且有毒，只有融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文化当中来，美国才能保证传统的价值体系。他们重提“大熔炉”“美国梦”等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之前的一些口号，而这些口号正是文化多元主义流行期间的众矢之的。右翼保守主义担心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文化不断走向多元，希望通过国家的力量来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尤其是那些可能与美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文化，比如伊斯兰文化等。而要想排斥这些文化，保证美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具体做法主要是两个，一是同化本国的文化多元，二是阻止外来移民的异质文化。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有“筑墙”“禁穆”等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在国内取消了奥巴马时期一系列有利于少数群体的法令，对少数群体进行限制，停止支持堕胎，等等。其目标也是打击文化多元，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

保守主义一向以强调道德约束，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传统的WASP文化受到挑战并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但是，倔强的保守主义并没有消失，尤其是极化的一翼，与自由主义激进的一翼一直保持着辩论的紧张状态。以宗教的名义反对堕胎是保守主义在堕胎问题上的常见手法。“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结果加速了堕胎合法化，但是，《曼哈顿宣言：对基督教良心的呼唤》（Manhattan Declaration: A Call of Christian Conscience）直接反对最高法院支持的堕胎合法化。在堕胎问题上的争论愈演愈烈，直接把美国人分成两个阵营，支持堕胎的人们认为反对堕胎阻碍了自由，而反对堕胎的人则认为支持堕胎是在谋杀。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各种各样的同性恋，是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些同性恋是包括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等性少数群体的总体简称。这些性别方面的权利，经过多年的斗争，在激进自由主义的帮助下，以文化多元的名义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然而，保守主义并不买账，对此给予大量的批评。他们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的人”，认为对欲望的放纵使他们更自私、更不健康，甚至是滥交，而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同性恋者有着不幸的家庭。

在美国，全球化是自由主义跨出国境、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进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美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以科技创新、军事实力和美元地位形成了以美国领先为特征的全球化体系。在全球化问题上，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贸易，试图通过深度卷入全球化，使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这本身就带有极化的色彩，在为美国带来全方位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军事支出过大、债台高筑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右翼保守主义则适时抛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退出，转向另一个极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逆全球化进程，与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起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就是地方主义的典型体现。在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看来，全球合作只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美国优先”才是现实的选择。不仅特朗普自己持这种看法，其班子中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等人也主张重回单边主义立场，主张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初只是由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发起的一个协定。2008年，美国的加入使得这一协定迅速扩张，日本、韩国等国先后加入，谈判成员国扩大到12国。TPP协定以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而著称，体现了美国自由贸易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即表态退出TPP，并于上任后一周内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TPP。如果说这一协定反映了奥巴马政府自由贸易的理念与战略的话，那特朗普的退出则明确地昭示了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清晰立场。

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根源

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根源。经济方面，制造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加剧、外贸逆差增长，这些使得美国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增加，为意识形态的极化提供了基础。在政治方面，政党、精英、选民等各政治主体的两极分化成为意识形态极化的直接原因，尤其是政党的极化，会直接影响到精英和选民的极化，这又会形成关联影响。选民极化又逼迫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态度鲜明，在选举过程中选边站队，从而使得民众的意识形态出现极化。当然，文化多元是美国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最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来就在文化方面非常多元，文化多元主义更是为这一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入21世纪后，移民尤其是科技移民、精英移民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减，这也使得美国在民族、种族、宗教等方面越来越多样化，为意识形态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意识形态的极化。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基础上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飞速发展，带来了越来越个性化、极端化的信息和思想表达，降低了交流的门槛，使得原有的意识形态差异得到表达，甚至是放大，更为意识形态极化提供了原有的学校、社会、媒体所不能提供的快捷途径。人口的变化也在推波助澜，1984—2016年之间极化的34％可以归因于美国的人口变化，教育、宗教和年龄构成的变化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政党极化是意识形态极化的直接动力。在美国社会，政党会提出明确的纲领，明确表达意识形态倾向，并试图通过掌握国家权力直接将意识形态落实到公共政策当中，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并强化的直接动力源。大量的学术研究发现，美国选民在政党问题上正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1994年的时候，共和党人中有23％的人比中位数民主党人更自由，而17％的民主党人比中位数共和党人更加保守。到了2017年，只有1％的共和党人比中位数民主党人更自由，而只有3％的民主党人比中位数共和党人更保守。实际上，人们运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发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越来越不喜欢甚至讨厌对手。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这也是意识形态极化的结果，两者相互作用，直接影响了美国民众中具有明确政治态度的中坚分子。

政党极化对选民的影响也非常大。对于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这种极化，最初人们观察到的是精英的极化、政党的极化。那么，这种精英的极化是不是会影响民众的极化？答案是肯定的。相关研究表明，极化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的决策方式。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极化突出了政党背书对公民的影响力，甚至降低了实质性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对那些没有实质性基础的观点具有更大信心。人们观察到，在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极化正在急剧增加。在选民心中，对对方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根深蒂固，发自内心，己方党派歧视对方党派，这样做的程度超过了基于种族的歧视。

意识形态的极化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特朗普有着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同时又会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上走极端。比如，在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对待穆斯林移民的问题，甚至是对待非洲裔、亚裔等移民的问题上，特朗普无论是明确的表态，还是模糊的默许，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纵容种族主义抬头。他明确的“美国优先”态度，对待国际贸易、国际组织甚至是美国盟国的态度，带有明显的逆全球化的倾向，也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当然，他在竞选和执政期间表现出来的民粹倾向，更是带有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由来已久，但在最近的四年中，这种极化被加速了，并带来了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对诸多客观要素的分析各有各的道理，但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还得从意识形态本身来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来自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风光不再。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受挫，无法统一美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进而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最终出现极化。在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情况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极化的意识形态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还是被自由主义抑制。但是，经济、科技尤其是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使得自由主义捉襟见肘，使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机可乘。同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下，自由主义开始向左转，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又面临着来自右的夹击，进退两难之间，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使得各种极化的意识形态走上前台。

同时，意识形态的极化还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机制。在20世纪60、70年代，边缘化群体争取包容性的运动将民主党推到了左边，而这种极化又会刺激保守主义，将其推向右边，使美国政治的极化不断发展，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肯定性行动）迅速发展，在非洲裔美国人、妇女解放、性革命等一系列民权运动中展示了巨大的实力。其本来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少数族裔的保护，主张在教育、工作、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保护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尊重人们在性别婚姻等方面的多种选择，这逐渐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但是，这一运动越来越极化，出现了一种“反向歧视”，白人甚至在招生方面遭到歧视，引发了右派的强烈不满。他们的不满并不是回归平等的中位，而是极端地走向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相互激发的极端化。

民粹主义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战场，助推了左右两股势力在两个方向将美国意识形态极端化。美国历史上有民粹主义的传统，大名鼎鼎的杰克逊总统开创的杰克逊式民主就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但实际上，美国的民粹主义一直没有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当代美国政治当中，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民粹主义的愤怒，很多选民都认为华盛顿背叛了他们，而这使得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左翼和右翼都试图借用民粹主义的外衣，反建制，反自由贸易，对中间派提出批评，并激烈地反对对方。左派民粹主义从经济层面界定“人民”，更关心底层生活，希望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人民福利，通过更加广泛的民主实现人民主权；右派则更关注文化层面的“人民”，运用文化保守主义处理移民、少数族裔等问题，试图将移民排除在外，进而实现国家安全。

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加剧了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在性、性别、堕胎等问题上，意识形态的极化几乎一分为二地撕裂了社会的共识，而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在后物质主义因素的作用下也更为激烈地表现在公共生活当中。在历史维度上，历时性的左右变化并没有被意识形态合理地消化；这种未经消化的分歧又被挤压到一个截面维度上，成为共时性存在，使得左与右的极化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发生，使得意识形态极化的程度空前加剧。比如，原来的种族主义在遭到批判后，种族平等得到推进，但种族主义并没有解决，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面目出现，比如披上科学的外衣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的种族主义与从社会交往角度论证的种族主义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种族主义这种极化的意识形态能够死灰复燃。

结论与讨论

我们看到，随着自由主义的不断衰落，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极化现象，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同时走上美国政治的舞台，不仅在文化上产生撕裂效应，而且带来了政治上的对立。对于意识形态极化的表现，我们可以大致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来理解，区别为种族、婚姻、堕胎、文化认同、移民、贸易政策、医保政策、政治正确、国际关系、民粹主义等一些基本的方面，左右双方的基本态度如下。

在一个社会当中，意识形态的分布大多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征，也就是说，多数公民会聚集在价值谱系的中间部分，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比较少见地分布在两端。极化的意识形态正好与此相反，较多的公民持有极端化甚至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分布在这一谱系的两端。一般认为，在经济上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国家更容易稳定和繁荣。在文化上也一样，只有人们的意识形态更为接近，有着共同意识形态的人更多，社会和政治才更稳定。

虽然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意识形态极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切关系，但是，极化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和文化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的极化会带来封闭、对立的文化，从而给社会带来撕裂效应，这种撕裂效应又可能在政治上形成怨恨动员，影响政治行为，带来冲突与动荡，甚至走向街头政治。如果极化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就会给政治实践带来不利的后果，直接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这种极化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把其他国家拉入意识形态的战场。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意识形态的极化是相对的。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主题，极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种族主义而言，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与文化多元主义强调优待少数族裔比起来，这就是一种极化。另外，本文提到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左翼自由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则更多指在两者基础上的极化，但这些概念也是相对意义上的。相对于中间派来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可能兼而有之，甚至是混杂在一起，体系越鲜明，观点越离开中间位置，极化也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