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案例及国际比较的方法证明,文明的均衡收敛机制不单是冲突和相互威服的,而更多是和谐和共同繁荣的。虽然都依赖于市场公共品,但西欧的“分封经济”文明更多依赖市场资源,印度“种姓经济”文明更多依赖阶层固化的交易成本节约资源,中国“建置经济”文明更多依赖边际成本不递减的公共品资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扎根于人类文明的渊薮之中,全面小康建设者的举国努力,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证明了自己的综合比较优势,当代竞争中具有可持续繁荣的综合潜力。

关键词：文明; 动力学机制; 比较优势; 全面小康; 中国道路

人类文明的周期比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的时程要长得多,以百年为单元是个基本的专家估计数。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探讨国家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捕捉人类文明周期均衡收敛路径较为容易的切入点。大量观察事实表明,文明首先是融合与共同繁荣走向均衡收敛的,其次才是杀伐与冲突威服走向发散的[1]。这一点,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察脉络最为清晰。

本研究从人类文明的动力学角度,选取中国2010 年代“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这一时程作为对象,以点带面,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1)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2)全面小康中国建设者的举国努力;(3)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叙述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及结论。

一、文明的动力学机制：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

(一) 人类文明中的经济文明渊薮

文明的动力学机制以经济过程为基础。冰河期以前,人类的祖先是狩猎和采集的人群,其组织生存的方式是依靠人的四肢在最早裸露出来的地球表面采摘和捕获自然物品,称为采摘捕获经济。与定居农业和固定车间生产不同,采摘捕获过程不依赖固定的生产场所,移动和迁徙是其人均收入边际提高的内在逻辑,也是最节约途径。当人类祖先的一支利用未融化的大陆间冰桥作为通道,从某一大洲的茅屋移居到地球的其它角落时,其原因不是寻找今天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而是提高人均GDP 的收入动机使然,这和今天人类在国家单元上探月动机不同。原初时候,技术进步是极为缓慢的诱致性变迁过程。今天大致知道,这一时期约包括公元前一百万年到十万年前地球冰帽融化接近完毕的九十万年时间。(Lal,1998)

到新旧石器交替的时候(公元前10000 年),移动型经济演化出多种类型的定居农业:文明分岔的时代到来了。种养植物、驯养动物、捕渔狩猎等在不同人群(氏族)间趋向专门化:“黄帝”更擅长驾辕耕种,“炎帝”则取火有道,更会买卖。在中东,人们将伊拉克北部山区野生的小麦和燕麦选育为家养植物。到公元前6000 年,伊朗西部、横过安纳托利亚高地到爱琴海以及地中海两岸,以及埃及、中国、西欧和东欧等地出现了定居农业聚落(Cameron, 1993)。古伊拉克人在选育小麦,东北半球亚洲大陆主部长江中段的先辈们在“驯化”野生水稻。

序贯而来的金属工具及不同类型的畜力引入导致部分族群的劳动效率更高。当部分发达族群超越氏族治理形成更大范围联结的时候,基于定居活动的上层建筑出现爆发式的成长,氏族国家、城邦国家、民族国家甚至超边界拓展的帝国出现了。到公元初年的时候,亚洲人和欧洲人的人均GDP 都是450 美元左右(Maddison,2002)。当工具是人的四肢,经济的动力是人和牲畜的体力,给定地球表面无穷供给的土地和自然物品,定居过程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体上是相等的。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原初定居农业文明,并将其标断为经济文明的渊薮[2],或者称为定居经济文明的启示元年。自此以后,文明间的互动和国家间的互动重合度就非常高了,一直持续到今天。

(注：表中的注释2，在本公众号推文中为注释[3])

(二) 文明动力学过程滞后经济时序的典型性观察事实

原初定居农业使用边际报酬率递减的生产技术,对应居民整体的生活方式积淀社会偏好构造。给定技术,最大化偏好——经济学上用消费来标示——条件下,原初定居农业经济达到均衡(曹和平等, 2003、2004)。但基于经济文明的总体文明还远没有出现收敛迹象:在土地边界有限,人口增加无限,单位人均可耕土地一旦下降到某个门槛线数量以下,马尔萨斯意义上人口增长和李嘉图意义上的技术增长速度之差导致边际土地和劳动报酬率双重递减,一个长期停滞的农业均衡陷阱触发上层建筑对危机的管控: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和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以及诱发的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4]的出现,文明的分蘖、发散、振荡、均衡以及二次均衡甚至分岔的过程刚刚开化。文明的周期是长时程的。

经济文明的动力学机制　单位人均产量(收入)的下降实际上是人均效用水平的下降,导致原初生产技术和偏好形成的均衡遭到破坏。社会偏好和生产技术之间平衡的错位与摩擦形成经济文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任何经济文明的进步都无法规避这一过程(曹和平等,2003,2004)。

经济文明启动综合文明过程的力矩　人口压力导致改进技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劳动密集技术被采纳的原因是单位人均产量由于人口的增加绝对下降了(Boserup,1965)。这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的源泉,多元文明单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和谐与共同繁荣;但是,在技术无法突破之前,防止艰难时世出现的另一维让人嫌恶的路径是某种意义上的非计划性人口控制——瘟疫、遗弃婴弱、转嫁危机和掠夺资源的冲突和战争。

在经济基础文明和上层建筑文明这种动力学机制序贯中,人类多元文明均衡与收敛过程是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与“文明的冲突与战争威服”之间交替振荡出现的,前者是文明时程的高峰期,后者是低谷期。最近的观察事实是,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到20 世纪前十年的一段时间,工业革命造成的经济进步与跨洋贸易,西方文明内部以国家为单元的互动在主导方向上是良性的,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西方文明时程逼近高峰,但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又将文明时程拖向了低谷。

在全球范围,西方文明的高峰期恰好是其对外输出产品、殖民掠夺等对其他文明蚕食,甚至造成毁灭性伤害的时期。“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与“文明的冲突与战争威服”,二者谁的时程更长一些,或者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呢? 这是标断文明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则选择。战争与和平,不能由占有较高话语权重的国家喉舌来定义。和平时期的概率参数是定义文明优劣的第一个重要测度指标。

定居经济文明之后,国家单元在文明的均衡演进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三)亨廷顿的文明观与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

基于类似上述文明渊薮的理解,亨廷顿试图给文明下一个定义:18 世纪法国思想家认为文明是:(1)一个相对于“野蛮状态”的进步状态;(2)一个超越国家政治实体的文化实体;(3)是依自然人体征,与民族生活方式、语言、宗教等上层建筑相复合,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开放式历史融合过程;(4)前三者加起来,文明是一个基于国家单元,但又超越国家物理疆界的放大了的文化,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但必有其最高形态——走向“终结”意义上的完善。这和福山关于历史终结意义上的“终结”一词的使用是一样的。(亨廷顿,2012)

在亨廷顿文明观中,关于文明的时程和动力学机制是隐约可见的,但他关于文明的定义是边界叙述加历史归纳的,这是文献欠缺条件下的形而上学常用定义方法:归纳性边界廓定和特征描述。从他关于历史上文明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亨廷顿的文明理解有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他把文明概念和历史概念等同了,导致把文明过程当成超历史过程的大文化归纳;第二,他没有抽出文明的动力学机制概念,其动态叙述基本上是历史阶段性过程的叙述,文明观的演绎成分非常不足;这导致他第三个也是最为重大的缺陷,过于注重历史观察事实的归纳,使得他依据西方文献和自己有限的经验观察,突出了文明的冲突与威服的一面,忽视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一面。这最后一个缺陷导致他在国家、帝国和文明的概念及过程讨论中始终含混纠缠,画面不清晰。

中国道路的文明演化历程以及混沌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突出了亨廷顿上述方法论的瓶颈:以西方文明为原点观察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演化过程被排除在观察者的视野远方,文明的主部是冲突和威服的,而不是融合和共同繁荣的。这为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处理带来了非常大的负向理论外部性。亨廷顿的文明观也突出地反映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在地球,但是分岔后的两个路径。是为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一个巨大的待探讨之地。

二、全面小康:人类文明视角下新中国建设者的举国努力

(一) “建郡置县”文明传承的中国道路积淀

“建郡置县”的划时代制度创新　在新石器工具使用的鼎盛时期(约前6000 年),中国和西方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实现了定居农业的各自内生方式。中华文明的定居农业在春秋战国交界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连改革者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划时代制度创新。早些时候,晋国施行了代际传承之间的改革[5](前677 年),拓宽了中枢决策人力资源限制在皇族范围,因而无法引入社会范围的优质人才进入中枢管理的瓶颈。很快,晋国自春秋中后期崛起为霸权大国。稍后一段时间,楚国在竞争实践中施行了郡县制度改革,以国家层面的“条条”纵向条线下沉到区域约20公里半径“分封”领地(范文澜,1978),启动从垂直方向管理国家人、财、税、物的机制。这实际上是在分封的“块块”体制中“扦插了”中枢决策所需要的“条条”分科管理,可看作是今天中国式科层管理的千年穿越影子,也是中国多个时期“条块分割”引起改革的机制因子。这一点改革的难度和广度超过了晋国的中枢决策层制度传承的安排。

遗憾的是,因为是诱致性制度改革,晋国终止了行政体制中枢传承机制的改革,楚国终止了建郡置县的制度改革[6]。虽然长期积淀的国家统一理念演绎了“赵氏孤儿”式的超一流团队韧性,前者导致了“三家分晋”式的国家分碎;后者导致中枢传承机制带来往复性振荡甚至突发性停摆,屈原的《离骚》只不过是中枢机制的“内耗式”辞赋映射而已。但是,文明的竞争以国别为单元,远在西北边陲的秦国,获得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余地,慢慢吸收了晋楚两国的制度创新,并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国吸收了晋国的代际传承创新——王族出使外国,公族国内护法——本身是个不完备的制度,颠覆性概率很高。这一矛盾在汉文帝时成为治理难题,汉景帝时的“清君侧”决策(前154 年)才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制度性地遏制了国家因分封制度因子,诸王坐大,碎片化国家版图的内在析分机理。但遏制不是根除,汉朝在东汉时期滑向“三国分汉”就是其恶化一维方向上的后果。

秦始皇标准及大一统的可持续性　秦以村庄为单元设亭,十里一亭;十亭置县,百里一县;县上建郡,全国建四十郡,史称郡县制度(范文澜,1978)。其优势是:(1)中枢决策层在治理体系上开放式地吸纳了晋楚两霸的制度创新,统一其他王国形成超级霸权;(2)将西周的“王—等级贵族”体系——分封制——升华为“皇—郡县官员”——建郡置县——建置治理体系;(3)统一了度量衡、交通、文字和行为规范等标准[7]。其缺陷是:(1)大一统没有解决郡县制的可持续问题(二世时以内爆的方式自灭了);(2)汉代某种意义上矫正了秦的偏差,虽然七王领地又恢复了西周的分封经济成分,但更大范围的建郡置县经济却包围着它[8]。自此以后,类似于皇庄京畿分封和诸王分封的因子在中国文明的国家管理单元中不占主导和主要部分了。这一划时代的创新具有如此重要的人类文明观察后果,在秦以后的两个一千年中,“建郡置县”作为中华文明的承托组织方式,其核心部分在今天的治理中仍然有效。我们称其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秦始皇标准。

西欧文明传承的镜像对照　西欧庄园的分封制度好像是中国建郡置县制度的镜像映射。从公元3世纪开始,西欧演化出由少数农家散居、不远处一个教堂和一个领主庄园组成的村庄(Hayes,Baldwin and Cole, 1962)。星罗分布的小村庄聚落,其中重要的设施是磨房、铁匠炉和仓库。土地无限供给,人口因疫病和战争造成的周期性稀缺,村庄的公共事务是既要保卫边界又要从事生计农业:(1)领主提供非农部分生产,武装边界巡逻、调解纠纷等;(2)农户把自家的劳动分为私田、庄田和公田三个部分,庄田的劳动是农户和庄园主的贸易部分;(3)庄田和私田之外的公田是灰色区域,农民可以放养畜禽,领主也会用农民提供的劳动放牧自己的畜群;(4)拥有若干个村庄的庄园主向更大的领主、再向国王提供武器和士兵,在平时和战时为国王提供例行的或应急的军事服务,换得国王在国家边界为领地提供保护。这是一个等级式的,以切割劳动要素为订约核心的制度(North,1973)。罗马帝国崩溃后,分封庄园被留存下来形成组织经济的方式,某种意义上是对帝国崩塌后权力真空在村庄层次上的替代,但帝国被彻底地析分并碎片化了。这里制度安排的最大缺陷:(1)不是分配产品,而是分配形成产品的劳动——一种通过对劳动时间约定而把劳动捆绑在土地上的制度,形成了非常令人讨厌的“农民—贵族—国王”层级固化了的人身依附关系;(2)分配劳动在庄园之内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无产品市场存在。秦始皇标准建立之后,欧洲罗马帝国后的文明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远远落后于中华文明演进的步伐了。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分封制基础上的“小国构造”,而不是秦始皇大一统标准下的“大国构造”。罗马帝国没有复原的韧性力量。

经济文明的分岔　沙科夫斯基(Shakovsky,1964)和“李-约克”(Li and York,1975) [9]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大系统的复杂蘖生过程,在时-空连续统(time-space continuum)中,给定一个具有内生增长速度(internal growth rate)的蘖生过程,比如文明单体,则该过程将会出现分岔(形),外观看似混沌,实际有增长的周期性机理。法国数学家彭加勒(Poincare,1854-1912)提出的混沌过程自此站在了坚实的理论出发点上。

中国和西欧出现了分岔式的文明进步路线。在西欧是分封制为主的庄园领主经济,村庄之间和之上的活动是个配角,这为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否定庄园制度,通过寻求劳动替代技术——欧洲工业革命——突破庄园经济留下了巨大的文明演进空间;在中国是郡县制为主的建置经济,村庄经济活动是基础,但村庄之间和之上的活动以公共治理和流域治理为主导,农户、村庄和国家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给定各自的制度环境,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两者的路径选择都是系统可持续的。在古近代以前,中国人所选择的结果效益较高。到19 世纪的时候,西欧小尺度民族国家经济出现工业革命技术升迁,中国维护大尺度帝国的制度需要无法迅速跟上,以人均GDP 衡量的收入水平逐渐地落到了后边。李约瑟之谜的文化和科学因素解释深入到了经济过程的变量之中。(曹和平等,2004)。

秦时,中国人均GDP 为450 美元持续到公元1000 年左右,人均GDP 依然为450 美元。两个时点比较下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的的经济增长率为零。同时期西欧经济的人均GDP 从450 美元下降到400 美元,经济增长率为负(表1)。从公元元年同一个时点相同人均收入水平出发,一千年后中国人均GDP 高于西欧水平,表明建郡置县制度的“体质”在抵抗人均收入下降的扭动力矩方面具有更强的制度弹性。

(二)中华文明在毁灭性外部冲击下短暂中枢停摆后韧性复苏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明路径选择,习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10]。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华大尺度文明相对于小尺度文明(比如日本),因内在的制度惯性,对工业革命技术的反应相对缓慢而迟钝。但中华文明应对外来冲击因制度惯性慢变体质也展示了其强大的制度韧性。由于基于村庄之上的制度文明积淀了更多的公共品资源,中华民族自然人、村庄、国家等内化了一种家国天下的爱国主义情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谓。此后,“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1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中坚力量认为中国的器物文明不如人,迅速开展了一场建造“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坚力量中的年轻一辈认为,是中枢决策部门反应太迟钝了,以康梁为首的公车上书叙述了“戊戌变法”者们的改革诉求,但还是失败了。一连串的失败驱使中国的年轻一辈反思更为根本的原因:不是中国的器物文明不行,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随后分裂为几十块军阀割据的离散型治权。中华文明出现了短暂的中枢决策机制停摆。

但是,在表面的军阀无序割据下面,是中华文明的千年传承韧性。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使得中国的年轻人把面对外来毁灭性冲击的制度迟钝和麻木,上溯到了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之上的哲学文明高度。在反思孔孟理念面对危机的夫子式迟钝的同时,吸取了各国前沿思想。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先贤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制度韧性的中华文明在外来冲击下结出的一颗极具生命力的种子,在今天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

经过28 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与百姓一道,在1949 年建立起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治理从千年封建向人民民主的飞跃。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实践,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最接近理想实现的一段时期。

(三)新中国建设者衔命初心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举国努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最初几年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的同时,迅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建设现代中国再次走向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有过经济治理方面的反复和文化大革命失误,但新中国建设者们的初心一直存在。

从毛泽东、周恩来“赴京赶考”团队走来,邓小平在1979 年底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透露了新中国建设者承继中华文明千年理念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思考。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2]这一段话中的“小康”之说,出自《诗经·大雅》“民劳”一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邓小平用此诗意,既表达了自己对古诗人向往美好生活的认同,也转述了自己作为决策中枢一员对国家及四方安宁的心理写照。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在邓小平这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五年之后(1984),他又补充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 美元。”[13]新中国建设者们执行下来的实绩是,人均GDP 在2000 年是959 美元,完成了在1984 年看来无比向往的目标。当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初步小康的目标已经完成,从新世纪开始,进入超越GDP 单项指标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建设阶段。两年后(2002),中共十六大审议通过江泽民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阶段举国努力时代的开始。新的小康指标里增加了除GDP 之外的社会发展指标。

十年之后,举国努力的数据实绩标示,中国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成为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跨越“10 万亿美元”门槛的经济体。当年,中国决策中枢适时调整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在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017 年10 月18 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19 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根据统计,从2012 年末的9899 万人减少至2019 年底的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 2%下降至0. 6%;到2020 年2 月,全国832 个贫困县仅剩52 个未摘帽,区域性贫困基本得到解决[1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了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份,新中国建设者们的初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邓小平在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提出的战略构想臻于完成。　

三、理论自信：中国道路文明比较优势及当代竞争

(一)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概念本质上是指经济技术上的差异。经济学多用劳动生产率的国别间差异为例来讨论: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一国在一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则因该产品有比较优势而出现贸易条件优势。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把经济技术做了工程化的理解,认为技术是上下道工艺顺序上的精巧性节约组合。其实,经济技术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比关系,更符合技术概念的一般含义。

拉尔(Lal,1988)在《印度均衡》一书中,比较了西欧经济制度、伊斯兰经济制度和印度经济制度后得出结论:虽然西欧经济制度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工业革命的机会来临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印度的经济制度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印度的“种姓经济”制度,因为其更多地依赖了阶层固化的交易成本节约资源,在人力资源的资产专用化上比西欧更有优势,因而在经济增长的千年历史中,印度绝大多数时间是走在西欧经济的前边的。将现代人无比诅咒的一种歧视性制度作为对象,讨论出其内在的比较优势,那如果印度更正了自己经济制度历史传承中的歧视性内涵,不就会发展得更快吗? 这对印度人的经济制度自信起到了非常大的理论支撑作用。果不其然,在服务型经济中——在美国的全球高新技术企业和中高端酒店等服务业中——印度裔的管理人才远超其他经济体。拉尔的话并非虚言。

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概念,本质上是将一种将制度作为单体性“商品”,来讨论生产这种“制度商品”的成本和综合要素生产率,从而在经济体内的“制度品”之间或者经济体之间的“制度品”上进行比较。

如果将文明作为一个超制度聚合单体,文明的比较优势概念也是这样。从经济文明看,相对于中国,欧洲是“分封经济”,更多依赖市场资源;印度是“种姓经济”,依赖阶层固化的交易成本节约资源,在资产的专用化上更具行业比较优势;中国是“建置经济”,更多依赖公共品资源,在综合生产率方面更具比较优势。

公共品资源的本质是正加的外部性,一种不依赖市场价格机制对经济人的福利水平造成增值性影响的过程机制。由于欧洲分封经济排斥村庄之间和之上的交易,欧洲无法在文艺复兴之前通过高昂的文化革命投资——一种特殊的文明资源重组——来获得统一大市场——村庄和村庄之上——的交易成本节约。当中国在宋代(960—1279)时已经普遍存在按劳动的结果——产品分成的劳动,按土地配置劳动的结果——价值分成的劳动,在劳动和土地资源配置的形式上更向市场兼容性的租佃关系演化,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在中世纪向反市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演化。最终需要文艺复兴式的对过往积淀文明的“颠覆”才能完成。

打开正加外部性的福利增益机制,全是公品和共品。中国的建置经济更像是“家庭—村庄—村庄之间—流域治理—大一统式的故国家园”的公共品运用滥觞。以村庄为单元的定居农业安排、村庄之间的地方性集圩市场、村庄复制成本低廉导致村庄数量的大量集聚,使得中国在和西欧及印度不同的另外一维方向上,具有了进行公共品(制度仅仅是其一部分)安排而获取较大收益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郡县规范的形成不是秦始皇和他的幕僚们心血来潮时聪明才智超长发挥的结果,它只不过是亚洲大陆独特的资源禀赋、历史际遇以及中国先贤在秦、汉、唐、宋相对“短”的时期找到了有机农业相对节约的文明进步途径而已。(叶静怡等,2003)

(二)中国道路文明比较优势的当代竞争

2020 年初,当一场病毒引起的瘟疫在世界范围无差别地打击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所有国家时,世界和中国又一次发现了中国举国之力抗击不确定性的比较优势。而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号称技术条件最好、医院设施最为先进、卫生防卫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反而在抵抗瘟疫外部性冲击方面和印度及巴西长时间为伍。中国,最早受到打击,在毫无其他国家抗疫经验参照条件下,却站到了最早复工、最早实现经济增长的排头兵位置。举国之力是一种创造公共品的文明积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建设者们,将其发挥到了示范的地步。但是,新中国的强势崛起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当代文明冲突意义上的竞争。

美国对中国道路的批评已经从贸易问题上升到技术遏制,再从技术遏制上升到增长模式的否定,甚至在最近上升到理念和文明模式争论的高度。20 世纪70 年代欧洲罗马俱乐部对美国增长模式——大车间、流水线、自动化带来增长的极限——的反思太过软弱了。战后五六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扭曲了凯恩斯需求侧管理加库兹涅茨长周期结构调整组合的经济学政策讨论,将自由市场概念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放任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裁量,技术进步会不断突破产业增长点,市场的短期操作一定能够促进一、二、三次产业在长期构成上改变:让农业比重先行下降,二次产业顺次增加,同时让服务业最终占有更高比例。

图1 中,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9∶38∶53, 1∶14∶85 和0.7: 7∶92。分别地,三者的经济成熟度也以此被理解为中国、美国和英国由低到高再到更高阶段的递进成长并成熟的永续过程。人类经济就这么美国走向英国,中国走向美国,印度走向中国一直走下去。相应地,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也将终结在西方范式之上。

但经济观察事实是,直到21 世纪的今天,人类经济的活动范围本质上是个沿地表向下深不过数千米,向上高不过数十万米的环状圈薄层空间(-3000m<地表<16000m)。20 世纪的大车间经济,无论其怎么辉煌,与地表之外的临空和深空空间,地表之内的深地空间相比,本质上是一个“球表面经济”。人类经济活动的总和,从空间视角来看,仅仅是获得了一个需要拓展的“平面薄层”立足点(图2),人类的经济体在“空—天—地”一体化的视野中还小得可怜。经济物理结构单薄的原因是经济成分太过单一,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和中国道路积淀的文明比较优势不谋而合。自然科学家、工程学家、经济学家都看到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大车间、长流水线制造向模块化组合制造过渡,20 世纪的经济制度预设忽略了对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技术成分——正加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资源——的赋权和动员,致使绝大多数时间注重车间制成品———竞争性产品的生产,忽略了对如影随形般存在的一种非切分性(non-divisiebility)、非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和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ness)资源,亦即共享性平台(网)资源的赋权和动员。当经济技术被诱导于人观场景[15]——人的身高和语音所能抵达的边界内时,人观之外所需的技术进步在制度政策上被抑制,超出地表上下邻域——“空—天—地”一体化立体式的经济——21 世纪的制高点——探索被限制。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我们尚无法看到这种经济系统集成的成熟状态,但有些部分与20 世纪大车间经济完全不同——基于凝聚核数据源和智能化管理的中央顶层账户经济(系统成分)——成为新经济的动力学核心。20 世纪的经济,在穷尽性地动员车间资源的流水线和大车间技术之外,几乎荒芜性地放弃了与正加外部性资源,尤其是网资源对应技术的动员。这也是它们一旦超出婴幼时期,快速逼近或超传统超大企业的秘密。这正是中国建置文明超越村庄之上公共品动员比较优势的2. 0 版本需要。

500 年以前,人类经济体的竞赛是谁给陆地表面摆上最大规模的运行载具并有序运营其达到可持续,谁就获得前沿地位。直到1840 年以前,中国是这样一个经济体。近500 年,经济竞争前沿从陆地拓展到了海疆,谁从陆地延伸向海洋,在水上、水面和水下摆上最大规模的物理载具并有序空天地海一体化联立运营,谁就获得前沿经济地位。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后通过蒸汽动力、火轮船、战列舰等;美国人通过万吨轮、巡洋舰、航母舰队以及更为复杂的空间通讯预警等技术组合,也成就了这样一个经济体。

更升级一步,基于产业替代积累之后新增的厂商经济人之间的数据传输的需要,在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有限但较高智慧导引下,生成动态数据“干—支”线区块链及网,使万物在智能互联基础上向智慧互联、价值互联甚至美学互联等超大智能智慧网联体——成熟数字经济阶段迈进的经济活动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广义数字经济是继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和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生产的农业经济,继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复杂批量生产的工业经济,再向依靠人和联网资源的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人观—微观”绵密空间内进行智能智慧化生产的第三次经济革命、或者简称数字革命时代。(见下页图示)

数字经济,孕育于大车间经济,大车间经济孕育于工业革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网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广义数字经济视野下,传统大车间制造的基础设施显出了自己存在“冗余”部分和短板部分,亟待升级换代。21 世纪人类文明经济体的良性竞争及共同繁荣,中国走到了第一方阵的前沿起跑线上。

(三)全面小康脱贫攻坚: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庄严承诺

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建设者们对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到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 年到21 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 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 年到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中国这一时段伟大复兴的国家行动,它上承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后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示范意义。

参考注释

[1]文明均衡收敛过程的发散和文明体系的分岔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参见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

动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2]当然,中国经济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时代。

[3]此处数据我们修正了Maddison 的数据,采用了中国的统计数据,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版图认知不同。

[4]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s Trap): Graham T.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7. 塔西坨陷阱(Tacitus Trap):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年版。金德尔伯格陷阱( KindlebergerTrap):Joseph Nye, Opinion:The Kindleberger trap:what are Trump’s challenges with China? EuroNews,09/01/2017.

[5] [6] “晋献公—士蒍”改革。参见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7]“建郡置县”制度可以动员超出村庄范围之上与之外的资源,形成储蓄、市场制度、投资以及相应的公共资本品

积累等功能。在技术进步的路径上除了家庭经济体使用的镰刀、犁器、畜力及牵引器具外,还有超越家庭范围

的流域治理以及连带流域经济发生而来的戽斗车、水渠等更大范围的资本品,成功避免了人均收入的绝对下

降。郡县制度在村庄和国家之间的合约除了司法保护的内容外,还有布政、流域治理、灾害防治以及漕运和“市

易”等经济协调内容。这种合约内容使得郡县制度比庄园分封制度在经济上具有更大的公共品叠加收益。

(曹和平等,2004)

[8]《淮阴侯列传》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汉四年(前203),韩信降服且平定了整个齐国。自立为假王,并向刘邦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面的边境与楚国交界,不设立一个假王(暂时代理的王) 来镇抚,局势一定不能稳定。为有利于当前的局势,希望允许我做假王暂时代理齐王。”这时,楚军在荥阳围困着刘邦,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韩信使者到,刘邦打开书信一看,桌子一拍,勃然大怒骂道:“我在这儿被围困,日夜盼着你来帮助我,你却想自立为王!”张良暗中踩汉王的脚,凑近汉王的耳朵说:“目前汉军处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 不如趁机册立他为王,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然可能发生变乱。” 汉王站起来,一把甩了酒杯,又故意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真王,何必做个假王呢?”这一故事连同早期刘邦治国行为影示出,刘邦有很浓厚的反分封的思想。联系后来韩信遭诛刘邦规避,平定六王叛乱,反分封已经在汉朝的制度中扎下了须根。

另,《三侠五义》中的丁家双侠所在的茉花庄,似乎是个分封经济的影子———清代京畿旁边的直隶皇庄经济,但这不是当时代的主流经济成分。

[9]一般来说,混沌(Chaos)是确定性非线性系统在控制参数于某个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演化方式,表现为对初值的极度敏感以及类似随机的非周期现象。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数学上的定义,较为被学者接受的定义是:定义:

从映射角度出发的Li-Yorke 定义

设f:X→X(X=[a,b])是连续自映射,且f 周期点的周期无上界,又存在不包括周期点的不可数子集S0∈[a,b]

满足:

1.limn→∞ inf |fn(x)-fn(y) | =0,∀x,y∈S0

2.limn→∞ sup |fn(x)-fn(y) | =0,∀x,y∈S0,x≠y

3.limn→∞ sup |fn(x)-fn(y) | =0,∀x,y∈S0,y 为f 中任意周期点

则f 是混沌的。其中1 和2 说明系统存在无穷多个稳定的周期轨道和无穷多个稳定非周期轨道,S_0 中任意不同两点在自迭代作用下会走向不同的道路,系统的演化将是不可预测的。3 说明系统存在不稳定非周期

轨道。

[10]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 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7 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64 页。

[14]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3 月7 日。

[15]人观空间指自然人身所能抵达的一日活动空间。

参考文献

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2、3 章,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

2.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3.Lal, Deepak (1988). The Hindu Equilibrium.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p: 7-9. p.43. Cha. 1-2.

4.Camaron, R. (1993).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Maddison, Augus (2002).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er Seminars, OECD. pp.17-27.

6.叶静怡、曹和平:《三大经济制度的传承与竞争》,《经济学动态》2003 年第11 期。

7.Boserup, E.(1965).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London: Allen & Unwin.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4-6 页。

9.Hayes, J. H.Carlton, Marshall Whithed Baldwin and Charles Wooley Cole (1962).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Pp: 5-17. Pp:153-157.

10.North. D. and R.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