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张教授提到西方人的地缘政治学思维，我想接着他这个话题分享一个西部大开发中体现的，不同于西方地缘政治思维的地缘发展思维，或者说是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是从地缘战争与地缘争夺的角度来看待地理，不论陆权论、海权论都在考虑如何占据要害地带，控制关键性资源，来获取地缘优势，赢得地缘战争，进而控制世界。从陆地上他们听到的是战马嘶鸣，海洋上他们听到的是舰炮轰鸣，满耳都是争夺之声、杀伐之声。陆权论的鼻祖麦金德就将马匹、骆驼看成争夺陆地霸权最重要的机动性力量，把船只看成争夺海上霸权的最重要的机动性力量。中国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则是从地缘发展与地缘协作的角度来看待地理。中国人从陆上丝绸之路上听到的是商旅往来的驼铃声，从海上丝绸之路上听到是海上贸易的舟楫声，满耳都是友好交往之声，合作共赢之声，并基于这种思维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21世纪最宏伟的地缘发展倡议。
西部大开发就是中国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的伟大实践。20年来，中国是从政治经济全局高度，通盘考虑，综合施策，构建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机制，来推进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路，而是市场政府两只手形成合力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打个比方，如果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比做两个水池的话，前者水位高后者水位低，如何减少两者的水位差？
按照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思路，发达地区的水流自然会下渗，发展就像水流一样会自动“滴入”到欠发达地区。
中国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路则是，一方面要畅通两个水池的通道，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将发达地区的水池的水转移一部分到欠发达地区，我们通过战略引领推动西部大开发，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推进西部地区的建设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例如，2018年西藏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收入的8.6倍，新疆是3.3倍，这些支出超过差额的部分主要都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
西部大开发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还表现为既遵循经济地理规律，又因势利导，以提升西部发展的内生动力。西部大开发就如同下一盘大棋，不是四处布子、遍地开花，而是要在要害地带与重点地区进行布局，主要是围绕着重点城市、城市群与交通干道进行点轴结合的重点开发。
在点上是干什么呢？在点上是要发展集聚经济，提高经济密度，打造新的增长极，西部地区的成渝、关中、北部湾等城市群崛起，这就使得全国经济大厦不仅依靠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的这三根大柱子来支撑，在中部、西部、东北也都有若干城市群来支撑，这拓展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地区均衡发展。
在线上做什么呢？线上就是要促进畅通，缩短经济距离，减少要素流动的成本，我们在西部进行大规模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进入高铁时代，4G信号的广泛普及，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西部大开发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还体现为生态建设上的空间规划。中国的地形是三大阶梯，第一大第二大阶梯都主要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对于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大的生态安全意义。如何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又能做到生态的大保护？很重要的是我们坚持分类开发理念，有的地区是是进行经济的重点开发，而有的地区不但是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生态投入与生态建设。
例如青海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中华水塔之称，它的生态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农牧业过载的问题，例如玛多县的一些草地，牛羊啃的地皮都露了出来，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收益非常小，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这个地方就应该主要提供生态产品，而不是经济产品。我们通过牧还草、禁牧封育、生态移民、生态转移支付等方式很好地促进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恢复。
又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去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调研，他们也是通过草原禁牧，推进草原生态恢复，同时湿地也得到了保护，一些珍稀鸟类也飞回来了，当时夕阳西下，一派湖光草色，无数水鸟在湖面上低徊盘旋，鸣叫不已，我确实感受到了草原、湖水、鸟类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
西部大开发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还体现为要从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来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占据了我国国土面积近60%，拥有80%以上的陆地边界，对维护我国的国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部地区是50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左右，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例如，新疆为全国大局提供的最重要产品就是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新疆已近四年未发生暴恐案件，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也大幅下降，我去新疆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现在他们感觉很安全，随便去哪里都不会感到害怕，新疆的稳定也促进了全国稳定，新疆的安全也保障了全国安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将重塑地缘发展格局，我们不但要考虑传统经济地理，还要考虑数字经济地理。注意力经济、泛在赋能等这些要素变得非常重要，注意力高地也有更多机会成为经济高地。
例如，重庆、成都已经成为著名的“网红城市”，或者说是数字一线城市，同时GDP也名列全国城市前10强。新兴产业革命也给了西部地区后发先至的机遇，以前贵州被认为是偏远落后的省份，但是贵州现在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成为全国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只要能够接入，不论多远的距离都变成了零距离。大家认为全国移动支付占比最高的地区是在哪里？不在上海，也不在沿海东部省份，而是在西部。西藏连续五年蝉联冠军，2017年才被贵州、山西超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对我国打压进一步升级，疫情也造成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我国最重要地缘发展大战略就是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这实际上是要打一场经济上的持久战，依靠我们广阔的经济发展战略纵深，形成一个内循环为主的体制，来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来扛住美国对我们开展长期战略竞争形成的外部压力。
西部大开发能够拓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纵深，形成发展的战略腹地，加大发展的回旋空间。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比较低，这在以往是劣势，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却变成了优势，受到的冲击也会相对较小。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要把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覆辙，避免我们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我国要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确保我国的全产业链安全、全供应链安全。
西部大开发也是西部大开放，西部大开放战略也会在新型国际大循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国际大循环更多是面向海洋，是以欧美作为金融中心、研发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其他资源大国作为资源出口中心的循环模式，而新型的全球大循环模式需要陆海并济，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更多面向“一带一路”。西部处于我国陆地开放的前沿，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有13个与西部地区接壤，通过在西部地区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能够促进面向欧亚大陆桥的开放，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大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了中国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思维。西方社会的一些人热衷用地缘政治理论来解读“一带一路”，认为中国是在推进地缘政治扩张。例如，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就认为“一带一路”是混合了世界岛理论、陆权理论与海权理论三大地缘政治理论的一种新实践，构成了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这种看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上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混合运用不同地缘政治理论来实现并维护美国自身的全球霸权。
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国家，“一带一路”不是在推行地缘政治扩张，而是在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搭建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大平台。例如，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提高了所在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设施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使得一些内陆偏远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好的接入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然，我们谈中国是地缘发展思维，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地缘政治思维，只不过不同于西方的侵略性、掠夺性的地缘政治思维，中国是自卫反击的地缘政治思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毛泽东的《祭黄帝陵》就是中国气壮山河的地缘斗争思维，面对来犯之敌，中国一定会坚定捍卫自身主权与发展利益。中国的崛起不但是和平崛起，还是包容性崛起，不但没有重演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那样输出战争、流血与冲突，还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发展机遇。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世界最好的礼物，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国都愿意做世界各国真诚的伟大朋友。
好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