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符号，“妇女”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通过对“妇女”这一名词的历史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析，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意识中——所表达的概念和传达的“背景”，以及由“妇女”所引起的特定“话语”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试图指出当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而“妇女”一词的话语实践过程，体现了同时也参与促成了这一个历史过程的发生。

[关键词]话语；话语事件；妇女；女性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毛泽东

标题的问题看上去有些怪异，但是却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人困惑，比如说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谁的节日，校园里的女生属于“妇女”吗？从官方的界定来看，当然属于；但是从日常语言的理解来看，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接受这样的群体界定。所以每年妇女节的时候，所有的校园女生就会显得很尴尬[i].而这种认同的尴尬不仅仅存在于校园之内，正如同李小江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小女子已经被提携为“妇女”而且“妇女能顶半边天”，却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喜欢或认同“妇女”这个称谓。话语可能是新生的，话语的元素语言却不得不是古老而滞重的，“妇女”这一语言符号中，仍然隐含着它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妇女”是在官方文件中或者在会议上官员对女人的统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它其实是一个受女人鄙视被社会掷荒了的词语——仅适用于街道和农村里没有职业因此无从找到“性别—职业”代称的女人（李小江，1998）。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符号运用上的混乱，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认同尴尬？将之归结为“约定俗成”或许是一个简便有效的答案，但是我们如果想一直保持批判性，而又使自己的敏锐好奇心不致落入愤世嫉俗的陷井，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采取福柯的姿势。于是我尝试这样问：谁来约定？如何约定？而这个给我们带来尴尬的“俗”又是如何成就的呢？[ii]

这些问题赋予了日常生活困惑以理论分析的可能性。正如福柯不断提醒我们的，词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且可以是“话语”——一组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组织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态（福柯，1999）。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妇女”作为一个词如何取得话语的地位，它是否产生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进行生产性实践[iii].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和立场的指引下，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历史，因为“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福柯，2001），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这个语法整体。

从方法论上来说，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刘禾，2002），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精英的意识中——所表达的概念和传达的“背景”（葛兆光，2000），以及由“妇女”所引起的特定“话语”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黄兴涛，2002）。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正如很多女性研究者已经观察到的，当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戴锦华，1998）。本文试图指出，正是“妇女”一词的话语实践过程，体现了同时也参与促成了这一个历史过程的发生。王绯和孙郁曾指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杂揉在‘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等问题中”（王绯，孙郁，1995），但关于妇女与革命话语的关系，却很少被提及。本文试图说明“妇女”，不同于与现代性话语紧密相联的“女性”，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革命话语紧密相连的概念，并与“无产阶级”或者“青年”位于同一话语系统中，发挥着革命动员的作用。“妇女”因此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词汇。在“妇女”与“女性”两种身份中痛苦游走，牵涉到中国女性群体如何选择生命体验的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不是所谓政党政治的牺牲品，而是必须面临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

本文将观察的范围限定在1949年之前，主要“描述”[iv]晚清至解放前对于woman 的中文表述，以“妇女”为主线。文章第一部分总结晚清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出版物中词语的出现频率与特点，试图勾勒出中文表述的总体演进趋势，由于能力、精力、篇幅的限制和资料收集方面的拙劣，这部分只能是点到为止；第二部分简要分析“妇女”与“女性”话语之上负载的不同形象，并联系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对不同表述和形象的偏爱；第三部分则对丁玲进行个案分析，希望能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史个案，揭示同时作为知识女性和革命者的丁玲在“妇女”与“女性”之间挣扎的困境，试图以此切进话语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总体演进趋势

晚清之前，汉语内并没不存在“妇女”这个词条，而只有分开的“妇”和“女”。按照《说文》中的解释，婦，服也。从女，持帚，洒埽也。会意。谓服事人者。高级汉语词典中则将本义解释为“已婚的女子”。《说文》所载，女，妇人也。对文则处子曰女，适人曰妇。可见，无论是“妇”还是“女”，都是与家庭紧密相连的概念，与英文中强调性别特征的“Women ”或者“female”都大为不同。而事实上，在晚清之前，汉语内也不存在任何有关女性[v]群体的词汇。从指代上来看，汉字表示代词“他”的最初形式包含着一个没有性别区分的单人旁，并没有性别区分的指代形式，今天在书面语中广泛使用的“她”则是刘半农在1920年左右发明的[vi].另一方面，女性只有当作为个体，或者家庭某一成员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并不存在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被提及的可能性[vii].

正式开始使用“妇女”这一词汇，在我所能找到的资料里，最早的应该是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禁妇女裹足折》当中，随后一系列关于禁缠足的文献，也大多在标题中使用了“妇女”一词，比如宋恕1902年《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等。这些用法是否可以证明在此时，“妇女”这个词已经被斩断了与家庭的联系，而转而指称家庭关系之外的全体女性呢？我想这种推论是不充分的。首先，当时汉语双音节革命尚未兴起，没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妇女”不是两个单音节词的叠加，就如同“父子”或者“亲友”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妇女”仍然是家庭内的“妇”和“女”，并不具有脱离家庭的独立意涵。其次，换一个角度来看，晚清有关女性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废裹脚和兴女学两大主题，而在我所接触的关于兴女学的文献中，则大多使用女子、女等词汇。作为中国最早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出版物，《女学报》的英文对译采用的是Chinese girl‘s progress，很明显的，对于这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在“妇”与“女”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于陈宏谋的区分。

除了“妇女”之外，这段时间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表征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从杂志来看，从1898年的《女学报》开始，陆续出现了《女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等，基本采用“女”或“女界”，直到1911年才出现了以“妇女”为题的《妇女时报》，其它的称谓还包括“妇人”（如《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女子”（如《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宗旨节：“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之心为宗旨”），“钗裙”（如《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士绍徽书》：“恭敬合掌，为二万万裙钗礼谢”）。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称谓是可以随意互换使用。比如兰坤在《英国妇人争选举权》中写到：

“我国现虽处黑暗之世，终二十世纪民权、女权均大发达。我二万万女同胞，终必有参与政权之一日，诸姊妹其勉之！他日国魂复苏，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女筚路蓝缕之功也”。（见《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一期，1907年2月）

但总的来说，“妇女”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尤其是在有关申女权的文章当中，基本使用的都是“女子”、“女界”等不带“妇”的词汇[viii].

而在五四之前开始出现的中国女性历史的写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趋势。以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为例，作者在序言中慷慨陈述男女平权的思想，所谓“美哉世界，非男子与女子公共之世界乎，美哉世界，非男子与女子公共构造之史界乎”，而他写作女性历史的目的则在于：“予尝读西国近数百年史……而其以一女子投身社会中，其一举一动之或成或败皆于世界之进化民族之强弱有绝大关系”，然而“吾乃返而求诸吾国，则见（当世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主义”。于是作者求诸历史，列举中国历史上之女英雄、女豪杰，并和西方杰出女性相比较，希望能振起当时女子之志气。有意思的是，整本书重点在于宣扬武德，并反复申论，凡国家有难之际，往往有英杰女子出而维持一面，所谓“纤纤玉手支撑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压倒一朝文武，夫人城外战鼓喧天，娘子军前绣旗蔽野”，以此号召当世女子奋起而为国奋斗（徐天啸，1913）。类似的著作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比如郑紫阳《女子新读本》等等。这类女性历史的特点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对古代女性故事的重述，他们在女性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联。在新的叙事中，无论是花木兰还是梁红玉，她们的热情所直接指向的目标都不再是她们的家族或者丈夫的利益，而变成了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尝读西国近数百年史”与“返而求诸吾国”结合在一起，作者就直接构造了一部囊括全世界的以西方为参照的女性历史。在这样的关联里，中国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部分。于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男/女二元对立——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同但却平等的观念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也许正是这两个原因，在类似的文献当中，基本都采用了“女子”/“男子”这对词汇。“妇女”，作为一个没有对应词，并且在词源上与家庭保持了过多联系的词汇，在这个阶段则甚为罕见。在我所接触的材料里，绿荷女士的《中国妇女生活》似乎是一个例外，但是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这本书将“妇女”的概念界定为“受摧残的女子”，并不断强调，“这种艰苦的生活，当然不是都市里的太太小姐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吧！”。可见，当女性作为与男性的二元对立群体出现的时候，当女性与国家的苦难挂在一起的时候，在强调作为群体的女性这个层面上，“妇女”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和“女子”互换使用的通行词汇，却在与西方的对比中被打上了“受摧残”的标记。

到了五四，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兴起有关。通过翻译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女性”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汇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视野，并成为新“文学”[ix]的一个重要主题。考察五四期间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女性”在出现频率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x]，而且通过戏剧和电影等进入了大众意识的领域（比如《娜拉》和蔡楚生著名的《新女性》）。而与此相对比，“女子”由于其与文言写作过于亲密的关系，被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划入了旧式语言的行列，因而失去了其主流地位，退居旧式小说之内。基本在同一时期，“妇女”却在另一个潮流——思想启蒙中被重新发现，并频频登场：五四运动前后出台的女性专刊纷纷以“妇女”为题，如《新妇女》、《妇女杂志》、《妇女画报》、《妇女评论》等，1919年10月的1卷4期《少年中国》出版“妇女号”，同杂志同年的7月号中，赵叔愚发表《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妇女杂志》中《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中更是直接将“妇女”与国民解放联系在一起，“我们觉得中国现在的妇女问题，不是少数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关乎全国民的大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妇女”虽然被频繁使用，但并不排除“女子”或“妇人”等词汇的使用，比如1919年10月李达发表《女子解放论》，《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登李大钊《战后妇人之问题》等。

“妇女”的使用和传播真正成为一个德曼意义上的“话语事件”似乎是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次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关于女性的部分以“妇女”指称，之后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的翻译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妇女”因此与“无产阶级”、“劳工”、“劳动”等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1921年12月，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为《妇女声》，宣布“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而王会悟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中说到，“无产的妇女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xi].

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当指涉女性群体时，通篇只使用了“妇女”一词。从此以后，在正式的中共文件或者公开讲话中，“妇女”成为指代全中国女性的必选词汇[xii]，即便在国共合作时期需要对工人阶级的女性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作出区分的时候，“三大”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仍然坚持只使用“妇女”一个词，只是指出，不要轻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认为“在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xiii].从二大以后，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妇女”的使用具有了政治上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xiv].

三、“女性”/知识分子V.S “妇女”/共产党[xv]

关于“女性”与“妇女”之间的区别，刘思谦曾经指出，“女性”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作为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妇女”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利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刘思谦，1998），但是下面的分析希望能展示，无论是“女性”还是“妇女”，在中国近代史上都都是被意识形态化的词汇，换句话说，都是一种话语形式，只是承载着不同的形象和意识形态模式。

“女性”的确是一个相对晚近的词汇，根据Barlow的研究，它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和大量外来词一起进入中国的话语圈子的，最初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爱情小说的翻译本当中。之后，它与“社会”、“文化”“知识分子”和“个人主义”混杂在一起，成为了现代化符号谱系中的一员（Barlow，1994）。考察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女性”作为话语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打造新秩序，挖掘新的自我。

打造新秩序。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代表着一种“Modern girl ”的形象，这种形象从未在中国的传统中出现过，完全是西方的、现代的、全新的；是青春的、美丽的、充满活力的，与被描述为“奴之奴”（金天翮，1903）的中国“妇女”相比较，“女性”就是一个新世界的代表，是对旧有秩序的颠倒。“女性”不是天生的，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男人的玩物，寄生虫或者奴隶的时候，才能成功地构造一个“女性”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女性”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问题的缩影，传统的中国女性成了替罪羊或者说试验的殉道者，而“女性”则寄托着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期望。当“女性”在知识分子的写作中、在人们的阅读和想象中不断被重复的同时，关于传统和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理解也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并进入人们的日常思维框架当中。20、30年代关于娜拉的大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着“女性”，然而结局却是与女性无关。本来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娜拉的选择很多，无论是再嫁还是独身都是她自己的事情，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则不然，因为任何行为如果不与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相关联，那就是没有意义或至少没什么大意义。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娜拉们必须出走，而人们希望的则是，娜拉们的出走应意味着一个全新社会的到来[xvi].

挖掘新的自我。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女性作家自己来实践的，正如很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的，在五四的女作家那里有一个从问题小说向自我小说的转变过程。在这些写作中，通过思考“女性”与自身的关联，女性开始采用西方的男/女二元模式思考，超越家庭——包括从“家”引申而来的“国”的范畴，思考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于男性的群体存在的意义。在这些写作当中，与“妇”或“女”不同，“女性”之所以存在，其基础不再是与家的关联，而是自身情爱的欲望与冲动。卢隐就是以善于描写女性坦白直率的性爱苦闷而闻名；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篇系列小说，因为偏离革命主将的方向，被鲁迅先生称为“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至于白薇的《琳丽》，则“从头到尾说的是男女的爱”。在这些女性写作当中，作家们展示了在男性写作者那里罕见的主体意识，“女性”对情爱的追求这一本质，而不是其他成为唯一的主题，与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相比，她们更愿意在创作中面对受到伤害感到困惑的“女性”——“自我”，很少能在小说中听到她们与社会、与他人交流的声音：冰心让她的主人公只借一点点现实的契因，便在自己的苦苦思索中完成思想的升华；庐隐让她的主人公在“病与死”的庇护下逃避纷繁复杂的具体斗争；还有更多的人物在单恋的折磨下，永远也听不到爱人的回应，丁玲笔下的沙菲们则不是死亡、自杀，就是在性爱的激情中失去自己[xvii].

五四知识女性在生存心理、话语姿态上与社会现实的疏离，使得她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在决然斗争中游移，在热心参与中孤独，在激烈批判中自闭（陈宁，2001）。这种“女性”的性向虽然在强调女性主体性方面与男性知识分子所讨论的“娜拉”很不相同，然而，却同样指向了对过去的决裂以及对未来的迷惘。“娜拉”需要方向，“沙菲”也需要方向。蔡楚生在电影《新女性》中塑造的韦明，或许就象征着两种“女性”在迷茫后的合流：挖掘自我，反思过去和自身，最终决定走出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随着文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女性”的这一形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流行的电影、小说，甚至伴随着电影里的主角出现在家家户户的月份牌上（比如饰演韦明的阮玲玉），逐渐赢得其作为本土概念的一般意义：“女性”不再是一个翻译文学中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外来词，而是一种西化的象征。它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语境中，表征着男性的他者，借高扬自我与“爱情”而存在，注释着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xviii]（Barlow，1994）。

与“女性”在文学中的高扬相对应，“妇女”在共产党各种文献和决策中占据着唯一合法化的位置。在“妇女”的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呢？为什么会是“妇女”？“妇女”的意义何在？下面我想尝试从两个阶段来说明这些问题。

当李达将倍倍尔的著作译为《妇女与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是在这种翻译被不断的复制之后，“妇女”确实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的词汇，它表征着一个国际性的受压迫的群体，以“劳动”为特征，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阵营之内，并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因此“妇女”不是“女性”，不是那种烫了头发进了学堂整天想着爱情想着自我的群体，而是实现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xix].因此，当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集中在城市之内时，“妇女”基本等同于女工，“妇女解放”因此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妇女”仅仅牵连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想象。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之后，“妇女”的意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妇女”在马克思主义符号谱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妇女”与中国传统话语的联系被重新挖掘出来。正如Barlow所说，与“女性”强调对当下自我的挖掘不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光明的未来（Barlow，1994）。但是与此同时，Barlow没有注意到的是，“妇女”同样是一个隐含过去的概念，它中间所包含的“妇”“女”与中国传统和家庭关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所以，和“女子”或者“女性”不同的是，“妇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变成了一个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或者说，连接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的词汇。与“女性”以男女二分以及女权理论为基础不同，“妇女”，当它被共产党采纳并不断使用的时候，它是与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妇”与“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再生产（生殖）等联系在一起的，它既能包容过去的苦痛，也可以给这个群体以国际性的参照，并允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正是通过对“妇女”的使用和人们对“妇女”的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历史相结合在宣传实践上成为可能，有助于实现并完成阶级动员[xx].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具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妇女”还可以被分解为三种形象。

“妇女”是劳动者，这个形象既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者，但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中勤劳能干的女性形象-——“贤妻”的延续。在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特别强调，“妇女”必须参加劳动，这些劳动包括：慰劳红军（做草鞋套鞋募集红军必须组织慰劳队），帮助红军（组织洗衣队，看护伤病兵），这些劳动与其说是创造生产力的生产，不如说是“贤妻贤妇”的职责，而194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更明确强调：“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这样的分工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翻版，只不过用更广阔意义上的“国家”替代了“家庭”而已。

“妇女”是通过婚姻实现治理的媒介[xxi].通过各种《婚姻条例》和《婚姻法令》，革命重新分配女人的身体，并完成对男人的革命动员。在这里，“妇女”话语内蕴含的传统意涵再次发生了配合这些措施合法性的功能，毕竟“妇女”也是“女”，是待嫁的女人，而“在传统中，女人正是作为身体在场的，因为这个身体可以协助男人及其家族生育和生存”（朱晓东，2001）。虽然在各种婚姻法令当中，“妇女”是作为婚姻自由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受益者而存在，但是朱晓东指出，当革命的婚姻法将妇女放在一个凸现的位置上时，妇女却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买卖婚姻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妇女仍然像以往一样被看作男权主义的附属物，是“女”，唯一的变化只是“价钱便宜了而已”。在每次革命论功行赏之日，女人的身体就会和土地一样被重新加以分配，总的流向是从富人家拖到穷人家[xxii].

“妇女”是革命的合作者。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提法，其实同时意味着妇女并非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而只是继续充当传统中国所谓“背后的女人”，如果和提倡民族大义等宣传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妇女”被鼓励扮演“岳母”的角色，而通过她们在家庭内的行动，革命权力进入家庭，完成对最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比如，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中就提到，“必须广大劳动妇女有深刻的认识，而热烈起来宣传发动和鼓动他们的儿子丈夫及兄弟去当红军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若是这些劳动妇女不起来积极的参加各种工作，则工作的进行上要发生许多阻碍”；而在苏区广泛传唱的《十送红军》，更是将各种女性的情感——亲情和爱情与革命热情直接对立起来，通过“妇女”的自我压抑和对男性，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奠定了一个在情感与政治（落后与进步）之间游移，并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进步）的“妇女”形象。

无论是劳动者，治理的媒介，还是革命的合作者，这些形象之所以得以确立，与“妇女”一词本身所蕴含的话语力量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关联，使得这些形象本身具有了强烈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因为“妇女”与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让这些形象能够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找到真实的依托，并且迅速转化为对形象背后行为模式的联想，指导人们的行为和行为预期。可以说，正是在“妇女”这个问题上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大大减少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凭空改造的成本和风险。

但是，对于中国女性自身而言呢？“妇女”作为一种话语其力量在何处？无论是Barlow还是朱晓东，虽然注意到革命动员对“妇女”话语以及这个群体的利用，但是却同时将女性群体置入纯客体的位置，似乎在整个中国革命中，中国女性只是单纯的受利用，或者，只会“用哭和胃疼来抵抗”（浦安修，1945）。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也许，朱晓东说得对，男人们在解放妇女中解放自身，然后让妇女为他们的解放而奋斗献身。但是，这同样是一种从男性角度出发的推断。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呢？当日常的劳动通过“妇女”的政治意义与整个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她们意识到虽然“不可能独身”，但是却可以自由选择从某一个穷人被“分配”到另一个穷人那里的时候，当她们发现自己可以压抑自己的情感，将家里人送出去的时候，她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身份的认同。这些农村的女性，不再仅仅认为自己是“妇”“女”或者“母”，而开始萌发了某种群体的意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正是混杂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妇女”，作为一种话语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完成了几十年前在城市里发生的社会运动，完成了精英意识向一般思想的传播与变迁。从此以后，中国女性，无论身处城市与乡村，才可能在意识上结成一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在“妇女”的话语中，只是作为一种被剥离主观性别感受和性别需求的身体或者身份出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意味着中国女性的另一种认同方式，一种抛弃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认同，而寻求融入更广阔群体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与革命话语的共谋（而不仅仅是革命话语本身），才使得妇女的解放从根基上被拖入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男性化政治语境里。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我们才能更真切的体会到福柯所谓“话语”的力量，一种同时关注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分析概念[xxiii].

四、丁玲：1927-1948

分析丁玲，是希望能够通过她的写作和通过写作透析出来的思想变化，感受话语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选择丁玲，则是因为她独特的经历，“从五四走到了文革结束，从一位时髦的新女性，文学女青年到投身革命文艺直到被文艺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女性和革命者，丁玲的写作如何处理“妇女”这一话语形式，是否曾经并且在何种程度上，为话语形式所左右，对这些问题，虽然本文只能简单的剖析，但或许能帮助我们比较顺利地切入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知识分子与女性话语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及《沙菲女士的日记》。事实上，丁玲的这本书曾经无数次被作为最能体现“女性”意识的个案加以剖析。沙菲说，在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除了“我”，她什么也不关心。沙菲的苦痛，只因为“莎菲生活在世上，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热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因此，“我只想哭，想有那么一个人来让我倒在他的怀里哭，……不过谁能了解我，抱我，抚慰我呢”？丁玲甚至是第一个从试图从性别层面处理现代的性关系的女作家，她毫不涉及时代，仅仅让叙事者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讲述一个女人的体验，而日记体的写作也使得女性主体凸现出来，对性别化的主体性极其敏感。“她们在自己随心所欲、不合规范的存在状况中时常发现的是，在直面世界的同时，她们也必须遭遇自身”（梅贻慈，1990）。

但是，当一名女性不再被描画成一个女儿、姊妹、爱人或者朋友，而是一个自主性的我的时候，丁玲却困惑了，她让沙菲问：“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

最初丁玲只是回到问题小说的范畴，在1928年迁居上海之后，她发表了三本小说集，巩固了她早期的名声。这些小说几乎都关注的是妇女问题，或以女人的口气叙述，或以日记体裁叙述；她们常常关心的是女性，或是面对新社会，企图寻找一种生活的目的。但是丁玲的主角仍然是“女性”，尽管着力面对社会问题，但是“女性”本身就意味着对自我的挖掘。丁玲在自我与社会之间思考，但常常失败。看来，面对丁玲的问题，鲁迅似乎说对了，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她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但是丁玲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她选择了放弃“女性”身份，进入另一个话语系统。

1931年夏，丁玲写了一篇题为《某夜》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她不仅直接面对了胡也频的死所激起的情感波澜，而且证明她本人从对革命事业所抱有的单纯的乐观态度向前迈进了多大一步。小说写道，一群热血的青年，在临死之前交换着信任和爱的目光，唱着永远也没有机会唱完的《国际歌》。主角不再是女性，体裁也不再是喃喃自语的日记。在最后她说：“流出一些血来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左翼作家联盟选举她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她被任命为左联刊物之一《北斗》的编辑和左联负责工农文学的部门负责人。1932年初，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0月，丁玲逃往延安。1937年末，她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带领30多位艺术家和作家在山西和陕西一带为军队和当地农民演出，此期间她写作了一些剧本，表现的都是抗日主题，与性别毫无关系。

这段时间，丁玲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女性”的立场，投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生活之中，女性意识完全让位于革命激情。从她的写作来看，一方面，“妇女”一词出现频率极高，另一方面，这些冠以“妇女”之名的角色也的确符合“妇女”所承载的革命形象。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从她1939年写的一篇故事中出现的两位革命妇女之间的简短对话中看出来：

[刘素说]“因为你是那么愉快，使人摸不清，薇底，一切生活的困恼，似乎从没有影响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养成这一种心情的？”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以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么？……”[xxiv]

但是，1940年以后丁玲的写作却开始出现变化[xxv].在1940年和1941年间写的一组四篇新小说中，丁玲开始深入探讨她在令人振奋的延安共产主义代表后面看到的苛刻、虚伪和幻灭问题。散文《不算情书》（1993）里，那个自称“德娃利斯”的女性所表达的井喷式的爱情，证明这位作家的女性意识是难以压抑的，至少也有失控的时候。到了40年代初，丁玲的女性意识在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冲出了自制的闸门，并表现为一种女权主义的愤懑。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里的贞贞被日寇掳去做随军妓女，却能在大不幸中多次为八路军送出情报。后来掏出魔掌回到村里，愚昧、冷漠的村民对她报以鄙视和厌弃。胡风认为，这正好说明“对象底生命被作家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而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胡风，1985）。

更为关键的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1942年3月，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尽管事先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做过指示，要求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丁玲却写道，

“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xxvi].

丁玲终于在革命之外提出了“妇女”问题，“‘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她主张看到女人自己的“痛苦”和“血泪史”。这已经超出了“妇女”的范畴，实际上是在重提所谓的“女性”问题，并将矛头直指中共的领导阶层和意识形态，认为女性的苦痛无人理会，甚至在革命话语下被贬斥为“自作孽，活该”。

在“妇女同志”身份掩护下的丁玲提出了“女性”的宣言，结果是，两个月以后，据传毛取消了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4月，丁玲被撤销了编辑职务；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端正态度，面对党和读者。

6月11日，就是王实味被定为“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并且就此消失的第二天，丁玲让步了，她承认对她的指责都是正确的，她还补充说，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尽管她的文章是“血与泪的倾诉”，但她的态度代表的是一种延安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之间的差异。6月底，希望做回“女性”的丁玲被放逐，她奉命离开延安，到乡下去向农民“学习”[xxvii].

1948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部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的小说，苦痛不再是女性所拥有的特殊经验，而只是附着于旧制度之上的国难家仇。黑妮和程仁曾经的山盟海誓，最终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被陈仁归为糖衣炮弹。他最终选择了人民的利益和不辜负党的期望，而关于这份爱情，“他已不再为那些无形中捆绑着他的绳索而苦恼了，他也抖动双肩，轻松的回到了房里”。这部小说使得丁玲本人重新得到认可，并在党内获得比较显赫的地位，并成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于1948年底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妇女民主联盟大会。

或许是真的悔悟，或许是为了安全，总之，丁玲从此之后重新放弃了对“女性”的探索，选择在“革命”紧密相连的话语系统中写作，于是，她选择了“妇女”叙事，于是，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勤劳、谦逊、听从党的召唤，并准备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运用到动员农民抗战以及成为党的未来成员上面；或者说，“妇女”及其形象已经获得的力量逼迫她不得不成为“妇女”的一员，就像1944年丁玲从乡下返回延安，外国记者看到的照片上，丁玲在她居住窑洞外面的小片空地上种菜，并且自己动手纺棉纱，她看上去充满热情而且愉快轻松。

但其实，早在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中，丁玲的莎菲女士就曾经说过：“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的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一点牡丹花……”

[Abstract]As a conceptual symbol，what does FUNV means ？In this article ，the use and prevalence of the concept FUNV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dependent“discourse event ”。This research，through meticulous analysis of historicalarcheology on FUNU，focuses on two aspects of this event ：one is concept and“background”expressed by this event ，both of which are in the level of generalthinking history rather than merely in 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 elites ；theother is specific “discourses”aroused by this event and political power of thosediscourses gendered by the capacity of producing terms of legitimacy.In conclusion，this research tries to point out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while the Chinese femaleattended into Chinese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the identity of liberated FUNV，they，as a sex group different from the man ，have been lost and prevented from historyagain.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twisted with the process of discourse （FUNV）practice，but also is furthered by the political power containe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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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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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

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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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这种尴尬是如此明显的存在，以至于很多高校里发展出了所谓的“女生节”，定在三月七日，来避免给女生们带来不快的感觉。

[ii]这种提问方式依据的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构造的“述说模态”（enunciativemodalities），原初形态被表述为询问以下三个问题：谁在说话？发言者发言所依据的制度场所是什么？在不同种类的对象形成的关系中，发言者可能占据的情境是什么？具体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iii]关于话语分析的主题，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章

[iv]福柯本人将话语分析称之为一种“述说”，指出话语分析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对各种述说进行描述，既不进行语言分析，也不探讨观念的传承，更反对从述说的背后挖掘各种隐含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以“描述”为主。关于话语分析与“描述”的关系，见李猛的分析，《福柯》章，载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v]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远离传统的语境中，所以这里已经不可能使用一个非常纯粹的本土概念。虽然每一种非本土的称谓背后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它特有的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但是考虑到语境和背景的特殊程度，本文还是选取“女性”作为“Women ”的一般对应词，并展开论述。这种选取是经过考虑的，但当然这种选取可能也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价值倾向。

[vi]关于她字产生的背景，可见刘半农：《她字问题》，载《学灯》1920年

[vii]可以参见陈宏谋的《教女遗规》中关于“妇”、“女”“贤妻”、“贤母”的界定，载于《四库提要》。

[viii]这可能与“妇”和家庭的关系太密切有关，牵连着过多与家庭有关的联想，与鼓励女性走出家门的主张不符，但是没有资料能佐证这样的猜想，而且考虑到这一节以“描述”为主，所以没有涉及论证。

[ix]按照Barlow的研究，“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词，当它从中国传统的“文”演变成与西方接轨的“文学”之时，它变成了传达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或者说现代性主题的重要领域，但是尽管如此，“文”最根本的功能“载道”却被保留下来。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或者“女性”可能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参见Wendy Larson：《The end of“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to 1935》，in 《Gender，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Tani E.Barlow，edito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x]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写作，如陈衡哲、卢隐、白巍的作品。

[xi]见《妇女声》1922年6月20日，第10期。

[xii]与此相比较，1921年的中共一大未明确涉及女性问题，而在1921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女子”和“妇女”仍然是掺杂使用的。二大之后的文件中，只有1924年6月24日的《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中综合使用了“女子”和“妇女”，但是前者指涉民国之前即所谓的传统女性，后者指追求革命和解放的现代女性，使用界限非常明显。参见《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

[xiii]关于中共妇女政策，引用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xiv]虽然在今天使用“妇女”往往会造成日常生活中的尴尬，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在有关政治的场合中以“女性”或者社会上更为流行的“女人”来全面取代“妇女”，比如“中华全国女人联合会”或者“女性解放”等等。

[xv]这里并不是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在知识分子的“女性”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妇女”，这样只是出于对比的方便。毕竟，共产党在解放前的确代表着中国最革命的政治方向。

[xvi]正如沈兹九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的娜拉们不能回家，她们不能重新作为家庭的奴隶。见申报副刊《妇女园地》62期，1935年4月28日。

[xvii]主要脉络参考了张衍芸：《春花秋叶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xviii]“女性”形象从知识分子走向一般思想实践的一个例子是：三十年代畅销于上海的《良友》杂志，在1934年12月1日第99期举办了一次关于标准女性的评选，女作家丁玲被放在第一位，那年她三十岁，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上海滩。而1934年底，当《良友》将标准女性的桂冠颁给丁玲时，她正在国民党的牢房中。

[xix]向警予在20年代的一系列评论中就曾经将“女性”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指出要与这种女性形象决裂，投身真正的解放事业。转引自Tani E.Barlow，1994

[xx]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的另一种自我技术“忆苦思甜”的逻辑非常类似，只不过后者采取了一种集体回忆的形式，而“妇女”则通过其话语力量实现了这种群体记忆的虚拟。关于忆苦思甜和相应的技术，可以参加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新史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xxi]感谢朱晓东的《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提醒我注意“妇女”这一形象的存在，与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妇女”作为“性”的主体与革命的关系。

[xxii]一个例证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实施不久，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记道：“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

[xxiii]权力技术是指，这种技术决定了个人的行为，使他们受制于某种目的或支配。而自我技术是指，这种技术使个人借助自身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我，使自身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见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

[xxiv]见丁玲文集第4卷p111-112，转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xxv]至于原因，丁玲自己在80年代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并没有提及。史景迁猜测是因为她看到了瞿秋白临死之前悲观的遗书之后，开始对革命和自我进行反思的结果。关于这一说法，见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xxvi]《“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4卷，p390-391

[xxvii]以上史实部分，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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