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亭是唐代中期苏州东部新设立的一个县。之所以设立于天宝十年，与华亭沿海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有重要关系。华亭地区建立起县、乡、里的行政管理体系，修建了县城，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手工业渐渐兴起。华亭地区生活着不少望族，有些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们重科举、重教育，子女的婚姻往往是大族间相互通婚。五代时期，吴越国对华亭地区继续开发，兴修水利、建设圩田，农业快速发展，为北宋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华亭县的设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唐五代;华亭县;沿海开发
中图分类号：K242/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1-0067-11
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开发是渐进性的。就苏州地区而言，唐代前期太湖东部地区大都地广人稀。贞观十三年，苏州人口数只有54000人，与相邻的常州111000人、杭州153000人、湖州76000人相比有较大差距。据翁俊雄先生估计，苏州每平公里只有3.94人，而同期杭州为18.97人、常州为13.17人、湖州为11.86人。① 苏州东部广大的靠海地区还没有开发，在那里生活和生产的人员比较有限。如果除去苏州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发展并不亚于常州这一因素，那么沿海地区的开发实际上还没有正式起步。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太湖东部地区毕竟还是在不断推进开发，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唐代天宝十年，苏州在东部靠海地区设立了华亭县。华亭县的设立，实际上是太湖东部地区逐步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兴起的产物。
一、华亭沿海地区陆地的生成
从今江苏太仓至上海嘉定、闵行，直抵滨海的漕泾镇、柘林城，绵亘着几条并列的沙冈，当地人称之为冈身。宋人谈道：“尝闻濒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② 有学者认为这个冈身是一至三世纪的海岸线③，但根据马桥遗址来推断，不始于一世纪，至少应上推一二千年。谭其骧先生认为四世纪以前，在二三千年间，海岸线一直停留在宽不过几公里的冈身地带，向大海的伸展率是几百年一公里。之后，根据解放后的考古遗址，冈身上发现了属于良渚文化的石器和陶器，他认为冈身不会迟于五六千年前，即冈身内的上海地区陆地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吴淞江以南共有三条沙冈，相去不过一二十里，但应该是三个不同时代的海岸。④ 宋人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⑤ 四世纪时的海岸线尽管还在冈身一带，但必已是最东一条冈身。此后海岸线迅速向东伸展。⑥
冈身以东包括今上海市区在内的广大地区，由大海变成陆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部分陆地是渐次向海推进的，分成几个阶段。目前的研究已能大体揭示这种演进过程。
嘉兴县的北部和昆山县的东部靠海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苏轼曾说：“昔苏州以东，官私船舫，皆以篙行，无陆挽者。”⑦ 宋代苏州以东地区，仍然是湖泊密布，但来往的船舫只是篙行，说明大小湖泊和各类河道均比较淤浅，泥沙堆积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主要原因是海平面升高后，顶托吴淞江河水的下泄，造成河水裹带的泥沙不断堆积，并与大海顶推过来的海沙融合在一起。这种局面的出現，其实从唐代初年或更早时期就已开始。其结果是长江与钱塘江、海洋三面相汇的苏州东部地区，泥沙不断堆积，渐渐露出海平面，之后堆积的泥沙面积越来越大，成陆的地区越来越广阔，并一步步向东推进。在海洋和江河的共同作用下，苏州东部地区的陆地面积不断扩大，海拔持续升高。
一般认为，唐代开元年间在苏州东部地区修筑过一条捍海塘。《新唐书》谈到杭州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⑧ 南宋《绍熙云间志》也谈到捍海塘：“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⑨ 两书谈到的捍海塘从长度上看所指应该不是同一条，但有可能是南北相连的。捍海塘的修筑，抵挡了海水的入侵，使海塘内的陆地成为人们生活劳作的场所。关于唐代捍（瀚）海塘的修筑时间，由于缺少相关记载，谭其骧先生认为唐代开元修筑的说法不一定可信。这条旧捍海塘与唐代的海岸线相符，“自应始筑于唐以前，可能是在南朝时代，或更在南朝以前”。考古中未见这条海塘，“遗址当已深埋在地面之下，故至今尚未被发现”。⑩
谭其骧先生认为在华亭境内修筑的捍海塘，西南起今金山卫城南十余里，唐时这一带的海岸在今海岸之南，东北至今柘林城东十里左右，折向西北，经今闸港沿今黄浦江东岸北上，经今龙华徐家汇之东，北抵今曹家渡以北当时的吴淞江滨。{11} 也就是说，今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已经露出海面。从冈身到捍海塘，靠近冈身的一半已成为良田，靠近捍海塘的一半有的已为平原，有的还是沙洲。可以确定的是，今上海市区西部地区如徐家汇到曹家渡一带，成陆于唐开元初，即八世纪初叶以前。此后，谭先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并不是说莘庄以东的全部地区都是在宋代以后才成陆的。因为一个地方从出水成陆到有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并定居下来，是需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可能长达数百年。他认为由于冈身以东约十五公里的沪渎重玄寺和在冈身以东约十公里的龙华寺，都创立于五代吴越时，所以可以推测冈身以东约二十公里，“断然应成陆于唐以前”。南朝这片土地可能虽已成陆但只是海滨未经开垦的荒地，还没有人居住，因而没有文物遗留下来。到了唐五代，已筑有海塘、寺院，当然就有村落庐墓了。{12} 20世纪70年代在今广中路出土了南朝瓷器，中山北路、共和新路和白莲泾出土唐代瓷器，在偏西的龙吴路也出土了唐代的器物。1975年，在严桥清建路发现唐宋时代的遗址，而严桥西去冈身19公里，所以谭其骧先生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13}
二、华亭县的设立
吴郡在陈朝时曾为吴州。隋朝建立后，文帝开皇三年将前朝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并于边境要冲设总管府。统一南方后，太湖地区各州属扬州总管府管辖，吴郡改称为苏州，属县有吴、昆山、常熟、乌程、长城五县。炀帝大业元年，废州总管府。大业三年，全国将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苏州改为吴郡。吴郡的管辖范围很大，吴县和昆山县的辖域均东至海边。
李渊建唐后，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全面恢复开皇旧制。吴郡改称苏州，在唐初领六县，分别是：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海盐。唐代后来设立华亭县的地区分属嘉兴县和昆山县。
嘉兴县早在三国时就已建立。“吴大帝黄龙三年，嘉禾生于由拳县，改曰禾兴。后以太子名禾，改曰嘉兴”。{14} 隋朝废嘉兴县，其地属吴县。嘉兴县的范围很大，北至今上海南部的金山、松江等地。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七年复置嘉兴县，但武德九年又将嘉兴县省入吴县。贞观八年，嘉兴县重新设置，受苏州统辖。唐代嘉兴县的北部地区，实际上就是今天上海的西南部地区。
华亭县设立前，太湖东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常受湖水浸漫，“从古为湖瀼，多风涛”。每当大水来临，就会淹没村落，“风波相凭以驰突”，地势低洼。{15} 六朝时期，冈身以西的土地有一定的开发，已种植粮食作物，但由于地表径流不畅，不少民田常会被淹;而冈身以东的土地海拔不高，常受海浪冲击，只有小部分地区有人生活，大部分地区涨潮时被淹，退潮时露出水面。可以说，唐代以前，太湖东部地区开发的步伐是比较缓慢的。进入隋唐，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太湖东部河堤的兴建，太湖流向下游各河道的湖水被拦挡，湖水不再向四野随意漫泄。约到八世纪前半叶，随着海塘工程和河堤工程的初步完成，太湖以东低地的农田水利发展尤为突出，乡村聚落逐渐扩展，为政区的增设奠定了基础。加上捍海塘的兴筑，从此海塘内的土地在淡水不断的冲刷下，可以种植庄稼，垦田面积越来越大，人口大量迁入。在这种情况下，新设立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条件基本具备。
县是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16} 一般而言，县级行政单位的析置，大多是该地域开发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华亭县的设立就是唐中期以前太湖东部地区农业开发的结果。华亭县设立后，经济发展加快，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尽管在苏州七县中，最初建县时华亭经济是最落后的，但很快华亭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周围数县便十分接近。
《元和郡县图志》云：“华亭县，上，西至州二百七十里。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17} 唐代县按人口和政治地位，分為赤、畿、望、紧及上、中、下几个级别，其中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也就是说，从三个县中各划出一部分地区设立的华亭县，其时户数便已在六千以上。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华亭县，东一百二十里。”{18} 由于五代时期新设立秀州，华亭县遂为秀州的属县，这里的一百二十里是指到秀州的里程数。
华亭设县后，修筑了城墙：“县之有城，盖不多见。华亭邑于海壖，或者因戍守备御而有之。绍兴乙亥岁，酒务凿土，得唐燕胄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于华亭县城西一里，乡名修竹。是唐之置县，固有城矣。”{19} 虽然当时县城大小并不可知，但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中吴纪闻》卷4说：“华亭，……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20} 说明唐代华亭县是有城墙的，在宋代华亭县偏东三百步处。自唐入宋，县城基址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乐史又说华亭县“本嘉兴县地”并不准确，华亭是割三县地而设立的。也有人说华亭只是割了昆山县而建：“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或云尝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今华亭亦有昆山，时人尝以片玉比机、云兄弟，而以此为北昆山。”{21} 割了昆山县一部分新成立华亭县，但并不是全部割自昆山县。《绍熙云间志》卷上说：“今邑之四境，与三县接，《郡国图志》为不诬矣。”{22} 主张割三县地而成立华亭县，应该说这种看法比较准确。
县名的来历，则与华亭谷有关，“因华亭谷以为名”。{23} 《元和郡县图志》：“华亭谷，在县西三十五里。陆逊、陆抗宅在其侧，逊封华亭侯。陆机云‘华亭鹤唳，此地是也。”{24} 这段话据《太平寰宇记》卷95的记载，实际上是出自《舆地志》：“吴大帝以汉建安中封陆逊为华亭侯，即以其所居为封。谷出佳鱼莼菜，又多白鹤清唳，故陆机叹曰：‘华亭鹤唳，不可复闻。”{25} 华亭谷的名声在外，到唐代设县，自然是以这个地名作为县名。
华亭县的范围相当辽阔。据《绍熙云间志》卷上《道里》记载，县境东西长一百六十里，南北阔一百七十三里。从华亭县城，往东至海八十里，西至平江府长洲县界八十里，南至海九十里，北至平江府昆山县界八十里，西南到海盐县界六十里，东北到昆山县界一百十里，西北到昆山县界一百五十里。{26} 大体而言，北面与昆山县以吴淞江为界，东南以小官浦为界，西南至风泾，范围十分辽阔。
乐史《太平寰宇记》谈到新成立的华亭县“旧十乡，今十七乡”，意谓最初成立华亭县时只有十乡，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至宋初划为十七乡。不过宋代的《祥符图经》和《元丰九域志》说华亭县宋初管辖十三乡，《绍熙云间志》编纂时，仍为十三乡。唐代的十乡中，能够知道乡名的，有修竹乡、北平乡、昌唐乡{27}、全吴乡{28}、白砂乡等。乡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是里，《唐故朝散郎贝州宗城县令顾府君墓志》谈到顾谦死于唐末，咸通十三年“启手足于苏州华亭县北平乡崧子里之私第”。{29}县、乡、里三级设置，在唐代是有效控制华亭县的基层治理体制。明人据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设正一人，认为：“据唐华亭一县统乡十三，则里正六十五人也。”{30} 如果真的是百户组成一里，那么户口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乡不一定只有五里，因而里正就肯定不是刻板的六十五人。随着户数的增加，里正的数量肯定会有所增加。
三、华亭县的人口与工商业
（一）华亭县的户口变化
天宝十载设立华亭县时，史书并没有记载具体的户口数。《新唐书·地理志》谈到天宝元年苏州的户口，76421户，632650人。由于华亭是新设立的上县，户口数在各县中肯定最少。即使按平均数匡算，扣除苏州州城户口的因素，华亭县的户数当在一万户以下，应该不会超过七、八千户。这表明尽管由于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而需要设立新县，但与相邻各县相比，太湖东部地区呈现出的还是地广人稀的面貌，人口密度较低。
中唐以后，随着太湖东部地区的开发，苏州东南部数县的户口增加较快。代宗大历十三年，苏州升为雄州，成为江南唯一的雄州。据《元和郡县图志》，苏州元和时户数达到了100808户，这个数字表明苏州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应该最快，人口增长是必然的结果。而从陆广微《吴地记》谈到唐末苏州的户口数字，还可以看到苏州在九世纪末时的户口数。该书记载苏州“管县七，乡一百九十四，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31}，与元和年间相比，苏州户口增加了42000多户。其时平均每乡已达738.46户，说明从唐宪宗以后至十世纪初，近一百年间苏州户口在快速增长。作为苏州七县之一，华亭县的户口数肯定也是水涨船高。
《吴地记》记载苏州七县中，华亭县管乡22，有户12780，平均每乡有580.9户。其时华亭管辖的乡数略少于昆山和常熟的24个，而多于海盐的15个，而户口数比昆山（13981户）和常熟（13820户）少了1000户左右，比海盐的13200户少了不到500户。从这些数字来看，华亭县在唐后期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不但总户数接近了昆山和常熟，而且如以乡为单位，每乡的户数与昆山、常熟相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较晚设立的华亭县，至唐末，总户数和每乡的平均户数与昆山、常熟难分伯仲，三县的人口密度大体相差不大。如果以每户约6口计，华亭县的总人口已达76680人。
唐末五代华亭县的人口，一方面与自然增长有关，同时也与户口迁入有较大关联。如戴芳是鲁郡人，娶东海徐氏，生三子二女，他“温良恭俭让，志惟清雅，惟孝惟忠”，中和三年得病死了，葬在华亭县北二十二里去张管墩五里的莞沼乡城山里进贤村洞泾西一百三十步新宅之东南的新茔。{32} 戴芳是北方人，不做官，却在华亭县营建了新宅，应该就是唐末从北方迁来后想在华亭县扎根的，所以他死后葬在“新茔”，墓园是从他开始，他是其家族南迁到华亭的始祖。《正德松江府志》卷17谈到赠太子少保朱承进，说：“按《朱氏家谱》，承进本汴人，五代时避地吴越，三迁至华亭。积德行善，生子六人，皆训以儒术，族遂以大。迄宋亡，仕宦不绝。”{33} 也许唐五代迁到华亭县的北方人没有北宋末年那样集中，但足以说明为什么唐后期华亭地区户口数量激增这一事实。
（二）华亭的集市与工商业
华亭境内除县城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兴起了集市。集市的出现，一般是以建立寺庙开始的。据《绍熙云间志》记载，中唐以后华亭南部地区，相继在青龙、大盈、亭林、柘林等地兴建了寺院，五代时在赵屯、南桥、北桥、龙华等地建造寺观。寺庙建设，与集市是相互推进的。一般而言，寺庙既有可能建设在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也有可能建設在人口较多之处。唐代华亭地区，尚处于开发初期，自然环境往往是原始面貌，因而寺庙一般是建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一些寺庙有可能是特地建在集市上。反过来说，由于建立了寺庙，前来烧香拜佛的人们就有了消费的需要，比如对饮食的需要，对佛教用品的需要，因而当来到寺庙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集市便自然形成。最初这种集市可能是临时性的，但时间一长就稳定了。
比如松南的亭林市，因为宗教的需要，建造了法云禅寺。《全唐文》卷792沈瑊《大唐苏州华亭县顾亭林市新创法云禅寺记》云：“院在市西北隅，其地阜，势极秀。……相谓曰：‘此市信人极众，僧徒颇多，可以买此地为瞻礼之所。”《绍熙云间志》卷上也谈道：“按《法云寺记》载：《唐隰州司仓支令问妻曹夫人墓志》云：‘葬之顾亭林市南，烽楼之侧。今亭林南冈阜相望，即古者沿边筑台举烽燧之地。”{34} 该书提到宝云寺时说：“初名法云寺，在顾亭林市西北隅，大中十三年建。晋天福五年，湖水坏寺基，始迁寺南高基。”{35} 亭林市附近就是唐朝的海防重地，烽楼相望，可能也有驻军。日久人口众多，对商品的需要量较大，成市是必然的事情。市中的人们有着宗教信仰的需求，而法云寺就是为满足大家对佛的信仰而建造的。
华亭县的集市中，关于青龙的记载最为集中。青龙位于吴淞江的南岸，即今青浦镇北，是唐宋间华亭县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埠。青龙在行政上隶属于华亭县，是最早的沿海对外贸易港和著名市镇。{36} 《松事丛说》云：“青龙，自唐宋以来为东南重镇。”{37} 青龙到底是在唐设镇还是宋设镇，学界有不同看法。
一说为唐天宝五年设立了青龙镇。《正德松江府志》卷2谈到青龙江时说：“在唐宋时，其上为巨镇，今镇为丘墟。”认为镇在唐朝已经出现。同书卷14说：“青龙镇，在青龙江上，天宝五年置。按昆山、常熟、海盐、吴江，唯有县镇，而华亭县外又有青龙者，旧为江海要害地。建镇之年，出《青龙赋》。宋制：县镇，青龙镇仍旧，外设防城兵百五十人，巡检司四。”{38} 《嘉靖上海县志》卷6《古迹》也说：“青龙镇，唐天宝五年建。”{39} 这是目前见到青龙镇设立年份最早的明确记录。之后有一些方志继承了这种说法，不过当代不少学者并不认可。如邹逸麟先生认为：“青龙镇地方在唐代非军事要地，按理推论，青龙镇的设置年代也不可能在盛唐时期的天宝年间。”{40} 然而《嘉靖上海县志》卷3谈到青龙镇的隆福教寺，“初名报德，唐天宝间建。中有宝塔，长庆间建”。{41} 如何解释唐代时这一地区就有寺庙的问题，邹逸麟认为后代史书谈及青龙镇设立的错误可能就是由此引起的。他认为唐天宝以来，该地已是一个人口较为集中的聚落，“居民以海上贸易或捕鱼为生。为了祈求海上航行的安全，兴建寺塔，祷祝平安。随着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到了宋代前期才会有镇集的设置”。他认为青龙镇设立的时间不可能在唐天宝年间。
青龙镇最有可能设立于什么时候呢？唐后期至五代时，出现了很多镇。主要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这些镇有相当一部分设立在交通要道附近，有不少后来与县互为表里。唐后期新设立的镇，有很多史书中没有记载，只是在谈到其他史事时附带出现。如唐末僖宗后，华亭地区土匪盘结，王敖据昆山，王腾据华亭，浙西观察使周宝于是“发杭州兵戍县镇”。钱钅翏派顾全武攻克昆山、华亭，今上海西部地区就归属到吴越势力的控制之下。之后华亭县也设镇，“有华亭镇印，或者遂谓自镇为县。不知所谓镇者唐因隋制，置镇将副，以掌捍防守御之事，县之冗职耳。唐季五代，或用土豪小校为之”。县城里设镇，有镇将，主要是掌防守，官员的级别比较低。{42} 宋初《祥符图经》说镇在华亭县西南二百步，但《元丰九域志》就不再记载了，“如自镇为县，则《郡国》《舆地》诸书不应略而不言也”。{43} 其时各县都有镇，“举吴郡属县昆山、常熟、华亭、海盐、吴江，皆有镇将，以沿海防御之处”。{44} 邹逸麟先生认为青龙镇最初的设立与吴越占领苏州地区有关。当时“为军事防守需要置青龙镇，为华亭沿海一军镇，以武臣为镇将任守御之职”。{45} 这一推测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由于青龙镇处于吴淞江的咽喉处，设镇派部分士兵镇守是吴越国当时在边境地区的普遍做法。之所以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没有记录青龙镇，是因为此书编成于吴越国刚献土北宋之际，青龙镇是个军镇，并不属于地方行政。不过至仁宗景祐间，“置文臣理镇事”，青龙镇纳入到了地方行政管理的范畴，标志着青龙镇已正式由军事镇转向商业镇，那么之后的《元丰九域志》就肯定会据实记载了。
虽然青龙具体建镇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唐代这一地区已是一个较大的百姓聚居地是可以肯定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青龙已建起了庙宇。《绍熙云间志》卷中《寺观》记载青龙镇有三所寺庙，即隆平寺、隆福寺和胜果寺。关于隆福寺，该书云建于唐长庆元年。{46} 隆福寺建于唐代是肯定的，但建寺时间后人有不同看法。《嘉靖松江府志》卷3认为“唐天宝间建。中有宝塔，长庆间建”，《崇祯松江府志》卷52继承了这一说法且有一定的依据。如杨维祯《重修宝塔并复田记》：“去华亭县之北二舍近，其聚为青龙镇。镇之南寺曰隆福，创于唐天宝间。宝塔七级凡若干尺，造于长庆间，重修于宋庆历。”隆平寺的始建年代，《崇祯松江府志》说：“在青龙镇隆福寺北，故俗称南寺、北寺。本国清院。唐长庆元年建。宋太平兴国中僧宝重修。”{47} 隆平寺是否建于唐代，并不能完全肯定，但隆福寺建于天宝时期，应当说是可以断定的。
史书记载唐代青龙镇地区的资料并不丰富，但近年来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唐代青龙镇地区的发展面貌。考古专家谈道：“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青龙镇遗址的面积，在唐代约为6平方公里，宋元时期扩大到25平方公里，呈现了城镇快速扩张的势态。”也就是说，唐代青龙地区人们生活的区域约为宋代设镇以后的四分之一，这其实也可以推知设镇前青龙地区已有一定的规模和人口，有了设镇的基础条件;设镇后，随着镇的各种行政功能的完善，镇区有了显著的扩展。
考古发现唐代青龙镇的北界在现在的窑河略北一点，南界在青龙寺以南。随着青龙江变狭，至宋代镇区向北发展。从考古发掘推断，由于发现了前后相叠的两层遗迹，专家认为唐代的青龙镇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考古揭示在紧邻老通波塘的西岸有一处铸造作坊，这应该是比较早的青龙镇手工业作坊。已发掘的作坊区分布在方圆60米的范围内，清理出排列有序的4座火炉，周围堆积着大量的红烧土铸造残渣，残渣内包含有较多的陶范残块、炉渣等，最厚处有80厘米。考古专家确定这里是一处范围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唐代铸造作坊遗迹，该遗迹可能为铸铁作坊。作坊废弃后，将土地平整，又在其上面建造了房子、水井等生活设施。考古专家发现了唐代建造的三处建筑及5口水井。其中一口水井是上海目前考古发现的数百口井中深度最深、做工最精致的。井内还出土了唐鹦鹉衔绶带铜镜、铁釜、铁提梁鼎、铁钩、银发簪、青釉瓷罐、木雕残片等多件器物。此外，在青龙镇还发现了大量来自越窑、长沙窑的碗、钵、罐、壶等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瓷器的集中发现，一方面说明唐代青龙镇的商业已经相当繁盛，应当存在着一定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证明了青龙镇应该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考古发现，青龙镇已经利用吴淞江的水路运输优势，开始了外洋贸易。{48}
华亭县的手工业，除了青龙镇的考古挖掘以外，在文献资料中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唐代的华亭县农村，有丝织业存在。苏州沿松江往东，两岸都种植了桑树，说明附近农村都是养蚕产丝的：“便向中流出太阳，兼疑大岸逼浮桑。”{49} 《正德松江府志》卷5谈到：“线绫，一名苎丝绫，自唐有之。天宝中吴郡贡方纹绫，大历六年禁吴绫为龙凤、麒麟、天马、辟邪之纹者。”{50} 方志编纂者认为明朝松江府的线绫，就是唐代的方纹绫，他们认为唐朝华亭县是有丝织品的。
《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51} 华亭地区由于靠近江海，百姓使用船舶的时间很多，而这些船只估计大部分在本地生产。1979年，在川杨河北蔡出土了一艘唐初的木船，今陈列在崇明博物馆。该古船残体结构简单，系一条独木舟，两侧装有舷板。舷板用铁钉钉接，在船底独木两侧有深5厘米的接口，接口处填有大量的油灰。{52} 这种小船建造的技术比较简单，而且船体规模不大，但在当时使用很广泛，因而很有可能是在华亭沿海地区生产的。从中可推知华亭县有造船业存在，虽然可能只是建造一些小型的船舶。
华亭县手工业最重要的应该是制盐业。郑准大和四年正月二月得病逝世，“终于苏州华亭县白砂乡徐浦场之官舍”。{53} 徐浦场的位置在白砂乡的海边，是政府设立的一个盐场，专门生产食盐。白砂乡“在县南一百二十里”{54}，在华亭县最东南的大海边。《原化记》云：“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55} 盐船有数十只之多，可能是政府的运盐船队，从沿海的生产地运向内地，这些政府的运盐船是从华亭县转入吴淞江再进入太湖，或折入江南运河，守船人再到扬州出售珠宝。《绍熙云间志》写道：“陆司空庙，在县南三里。”又谈到县东南的盐铁塘时说：“长三十里。世传吴越王于此运盐铁，因以为名。”{56} 这条三十里长的盐铁塘，从五代到宋都是运输食盐的航道，或许就是《原化记》说的唐代的运道。运盐船通过盐铁塘从海边来到华亭县城南，转入南北向的顾会浦，再进入吴淞江。
《新唐書》卷54《食货志四》谈到刘晏在江淮地区曾设立10监，其中有嘉兴监。同书卷41《地理志五》谈到嘉兴有盐官。估计华亭县的食盐生产受嘉兴监领导。《通幽记》记载：“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57} 徐浦下场可能就是上述徐浦场的一部分。《云间志》谈到：“蔡侍郎庙，在县南白砂乡八十里，旧经云未详。据《通幽记》，贞元五年，在嘉兴监徐浦下场粜盐官场界。今诸场亦有蔡庙场，未详何神。”{58} 华亭县白砂乡有盐场，受嘉兴监节制，这个盐场直到南宋仍然在生产食盐。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但因为靠海，能够生产食盐，手工业以制盐为最重要的特色。
四、华亭县的社会治理
唐代中后期，华亭县总体比较安宁，动乱较少。《绍熙云间志》卷中谈到的唐代华亭知县共三人，分别是德宗时琅琊人张聿、延陵包某和苏籥。
张聿于德宗建中时登进士第，又中万言科。宰华亭，“治政凛然，民吏有犯，初必恕之，许以自新，书姓名、罪由于籍，名《定命录》，再犯必举籍勘照杖之，非死不已”。赋税征收的数额，他都张榜公布，“事不虚张，期必前办”。他让百姓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各自度量户口轻重，较算分厘，早急送官”。老百姓对他这种张榜公布的做法很赞成，“供输络绎，无违拒者”，大家称他张贴的榜文是“赤心榜”。包某（一说是包休）是德宗时的华亭令，“初辟秀才，德宗时宰华亭，辟田野，增户口，均赋爱人”。苏籥宰华亭，“在官简惠，莅事公正”。{59} 三位县令的共同点，都是管理上讲诚信，有惠政，比较清明，征收赋税讲求公平，他们在华亭县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包某还辟田野、增户口，说明唐代华亭的土地数和户口数并不是太多，唐德宗时还处在大力发展时期。
史书还零散记载了一些县令以下官员的事迹。如孙发，字百篇，登第后授华亭尉。虽然各书没有记载孙发在华亭的政绩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从方干的赠诗中可以看到时人认为授华亭尉是孙发仕途的开端，“莫嫌黄绶官资少，必料青云道巷平”，反过来说，孙发“御题百首思纵横，半日工夫举世名”{60}，是位才华横溢的能人。
唐代中期以后，华亭县出了一些政治和文化名人。比较著名的有陆贽和丁公著。陆贽的籍贯学界有一些争论。华亭成立后，与嘉兴是“封壤交错，故名贤互载”。陆贽于大历八年登第进士，占籍嘉兴，因而很多人认为他是嘉兴人。其实，嘉兴和华亭都是苏州的属县，由于华亭刚成立不久，原来属嘉兴的地区尽管划到了华亭，但人们仍习惯称自己是嘉兴人。唐钱起有《送陆贽擢第还苏州》诗说：“乡路归何早，云间喜擅名。思亲卢橘熟，带雨客帆轻。夜火临津驿，晨钟隔浦城。华亭养仙羽，计日再飞鸣。”{61} 钱起认为陆贽的家乡在华亭。陆贽唐德宗时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大量关于中唐政事的奏疏谏议。
丁公著也是华亭人。按其家谱，先世都是普通百姓，耕于胥浦乡。公著21岁五经及第，第二年又通开元礼，授集贤校书郎。唐穆宗即位，召居禁中，询访朝典，以宰相许之。官至太常卿。公著子孙一直在华亭生活，“尚延其绪也”。胥浦乡在华亭县西南五十里，“以子胥所凿，故名”。此外如顾谦，“风神朗秀，质性端敏，举明经三礼二科，洞达贯穿”，官为贝州宗城令。顾谦后弃官回家，居北平乡崧子里，“名流高其风操，咸就见焉”。{62}
从这几位华亭县的名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都是进士或明经出身，其一举一动即使在不任官职时也对周围人影响很大。虽然地处沿海，但眼光敏锐的士人们已认识到科举考试对家族社会地位和前途有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让子弟自小就接受相应的教育，而登弟后的士大夫们最后大多有良好的仕途，在政坛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尽管唐代走上科举之途的人数并不算很多，但他们对华亭地区社会风气的改变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代后期，华亭县居住着不少大族。华亭县北六十里海隅乡，南宋淳熙间居民得一碑，是天宝六年黄池县令朱氏的墓碑，墓葬于昆山县全吴乡孔子宅之西南。{63} 可知这位朱县令晚年生活在全吴乡，几年后华亭县正式设立。在柘林方广寺侧有蔡侍郎庙，寺是当年舍宅为寺的。寺有石幢，题云“唐咸通六年，蔡赞造”。寺去蔡父母茔九十步，去自己的寿茔一十六步。蔡家“三代皆当世文儒”。{64}
宋朝出土的《唐故朝散郎贝州宗城县令顾府君墓志》，详细揭示了顾谦家在华亭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看出唐代后期华亭县上层人物社会交往的网络结构。顾谦祖上均出仕任官，其高祖曾任登州军州事衙推，祖父任尧州司户参军，父亲任宁国县丞，三代都是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员，是官宦世家。顾谦早岁举明经、三礼二科，“洞达微言，贯穿精义”，是个从小被家庭培养为熟读儒家文章的文化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的仕途不顺，但他是个有气节的人，“晚节以谈笑曳裾，历诸侯上客”，最后官为贝州宗城县令。他向往云间故乡的“豹隐鸿冥，韬光晦迹”，对名人“高山仰止，如不及焉”。咸通十三年死后，葬在华亭县北平乡崧子里。这样一位官宦士人，虽然仕途上没有大作为，但有自己文化上的追求。为保持家族的社会地位，顾家的婚姻主要是在本阶层的几个望族间通婚。顾谦的夫人弘农杨氏，“贞顺婉约，闺门楷仪”。顾谦的儿子有六人，长子顾寰，杭州盐官县尉;次子顾台，常州晋陵县尉;三子顾占，旁州馆驿巡官、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四子顾寔，乡贡明经，五、六子还没成人。顾谦自己的官职不高，并不能为儿子们在仕途上带来什么好处，但四个儿子都能出仕，而且第四子还是乡贡明经，说明顾家在地方上具有较好的声誉，而儿子们是靠了自己的本事才有这样的前途，估计大多是读书科举而出仕的。顾谦还有两个女儿，长适吴郡张聿之，明经出身，解褐苏州华亭县尉;次女许嫁吴兴姚安之，登童子、学究二科，再命为东宫舍人。两个女儿已嫁和许嫁的，都是“礼乐名儒，簪缨盛族”，都是走科举出仕的子弟。{65} 可知，士人望族世代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为了保持这种地位，家庭中重视文化教育，接受儒家思想，有气节不流俗，婚姻上讲究门第。特别是到了唐代后期，华亭望族女子都期望寻找能登上科第的青年才俊，嫁入和自家政治层次相当的文化大族。可以这样认为，唐代的华亭地区，这样的望族世家已经有一定的数量。
在华亭生活的望族，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世家，有的是任官后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外地迁徙来的，他们认为华亭远离政治中心，自然环境优美，是个宜居之地。如陶岘，为陶渊明的后代，开元中，居白鹤江，“不謀宦达，择僮仆，委以田业，遂遍游江湖，往往数年不归。子孙已成人，初不辨其名”。{66} 可以看到，一些士人将华亭当成隐逸之地，这是他们追求在华亭居住的原因之一。
五代时期，华亭属吴越国的东北部边疆之地，但仍可见一些望族士人在此活动的身影。如丞相潘葛的妻子李夫人的墓，在松江府南四十里的潘店北杏泾附近。潘葛的名字不一定真，但这个李夫人的墓绝对是一个大族的墓，因为墓有华表、石柱、石兽、石碑，碑的一旁镌刻有“天汉四年葬”五字。{67}北宋前期活跃的一些大族世家，有不少是唐末五代时从北方迁来的。比如北方卫氏家族的一支唐末从北方迁到华亭：“上世齐人，唐末避乱徙钱塘，又自钱塘徙华亭，故今为华亭人。”{68} 华亭卫氏，以卫允恭为家族的始祖，生有卫至、卫育、卫京、卫淳、卫滔五子，其时已是华亭的望族。卫氏家族到南宋一直很兴旺，是华亭地区标杆性的世家大族。
华亭县虽然在唐代才建立，华亭县的冈身以东地区成陆较晚，发展更晚，但冈身以西一直是大族世家生活的地方。南宋魏了翁说：“吴中族姓人物之盛，自东汉以来，有闻于时。逮魏晋而后，彬彬辈出。左太冲所谓‘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虽通言吴郡，而居华亭者为尤著。盖其地负海忱江，平畴沃野，生民之资用饶衍，得以毕力于所当事，故士奋于学，民兴于仁，代生人才，以给时须。自陆士衡、士龙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声，犹曰随世以就功名。至敬舆，则巍然三代人物也。涵养作成，岂一旦之功？”{69} 就是说，华亭地区一直生活着众多大族，而且由于这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所以华亭士人最主要的特点是“奋于学”，“兴于仁”，讲究仁义诚信。
五、五代时期华亭县的开发
唐末，整个江南地区都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华亭县也不例外。僖宗入蜀，南方失控，“时群盗所在盘结，柳超据常熟，王敖据昆山，王腾据华亭”。{70}《崇祯松江府志》卷49谈到镇海军节度招讨使“周宝练卒自守，发杭州兵戍县镇。先是华亭之南境金山、北境上海、青龙皆有镇将，势孤不敌，故加兵戍之。”{71} 僖宗光启二年，“剧贼剽昆山，招讨使周宝遣将张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蕴谓将兵还休，不设备，郁遂大掠，蕴婴城守。宝遣兵讨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72} 先是剧贼围攻昆山，而这批剧贼很有可能是自东向西发动进攻，即从今上海北部向昆山发动军事行动，才有周宝派张郁率三百士兵到海边戍守。张郁半路上反叛，而苏州刺史王蕴还以为这支部队是轮番休息的节度使部队，没有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
唐昭宗龙纪元年，钱钅翏控制了整个太湖流域，华亭县就成为钱氏的东部屏障。此后几年，钱钅翏与孙儒、杨行密在苏州至润州一线反复争夺，大小战争无数。由于华亭县及昆山东部地区偏居海边，并不是争夺的战略要地，因而重大战斗都没有波及。乾宁二年，钱钅翏发兵讨伐董昌，乘着钱钅翏无暇北顾，杨行密派人攻打杭州、嘉兴，苏州也为淮南兵攻克。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苏州、嘉兴一线基本在淮南兵控制之下。钱钅翏平定董昌后，于乾宁四年派顾全武争夺嘉兴、苏州，很快攻克常熟、华亭等县城，整个太湖东部地区，除苏州城外，全部回到钱钅翏手中。
其时政局动荡，“嘉兴、海盐、华亭旧有镇将”，在重要的县城和战略要地，有一支部队驻守，而周宝就在华亭“练卒自守”。顾全武攻克华亭后，明人认为“于嘉兴之西境义和，华亭之南境金山，北境之上海、青龙，海盐之东境乍浦，西境澉浦，皆置镇遏使，以是土之豪杰世领之”。{73} 吴越开始有了镇遏使制度，但具体驻守的将领实际上是个带兵的土豪。
后梁建国，钱钅翏称臣，被封为吴越王，建立了吴越国，极盛时有十三州，秀州和苏州是其中的二州。史云：“自钱武肃分苏以为秀，用自屏蔽。”{74}后晋天福四年（939）置秀州，领四县，华亭是四县之一。
在钱氏统治时期，实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很少主动进攻邻国。钱钅翏的后代基本保持了这种政策，轻徭薄赋，奖励垦殖，“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75} 在吴越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华亭县迎来了一个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总体呈向前发展的态势。之后吴越与吴、南唐的争夺中，战场主要在苏、常二州的交界地区，华亭相对而言比较安定。宋人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云：“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76} 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说明社会长期安定。
吴越政权统治期间，特别重视海塘修建和农田水利，华亭县是建设的重要地区之一。今上海地区的下砂到庆宁寺，人们发现有一条沙带存在。谭其骧推测这条沙带应该就是下砂捍海塘外的积沙。他认为在开元旧捍海塘之东，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条下砂捍海塘，其时代约当在五代或北宋初期，即公元十世纪。{77} 月浦、江湾一线存在着断续的沙带，而北蔡、周浦、下砂一线存在着比较连续的沙带，谭其骧认为这是同一时代形成的一条沙带，是《弘治上海志》中提到的下砂捍海塘的故址所在。该志卷6《胜致》谈到石笋滩云：“在下沙捍海塘外，抵海三十余里，每二三丈沙汭中，有石如笋者弥望，潮汐至此，其流遂分。本名分水港，喜事者易以今名，莫原何代所建。相传此处潮势悍激，辄坏堤防，垂聚成田，自建石笋，厥势分矣。”{78} 这条捍海塘与北蔡—周浦—下沙发现的沙带基本吻合。说明在某个时期，海潮冲力作用到沙帶附近，形成粗沙带状堆积，而人工修筑的捍海塘应该就是在沙带附近。下砂海塘一般认为修筑时代约在五代或北宋初期，即公元十世纪。{79} 吴越国比较注意农田水利，在钱塘江口修筑石塘，所以很有可能在华亭县的东海之滨开元旧捍海塘之外沿当时海岸侧近筑有一条新海塘，“所以这条下砂捍海塘应以断作筑于吴越时代即十世纪前期为妥”。{80}
吴越政府对农田水利十分重视，设立官方机构和用军队来开展水利建设。吴越国专门设都水营田司，作为统一规划水利事业的专门机构，由专人负责，号曰撩浅军，“常为田事，治河筑堤”，“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81} 这个机构在吴淞江及其支流地区展开了撩浅工作，并且疏浚淀泖、小官浦到海的通道，一方面保证河床的深度，另一方面将疏浚河道的泥土用于筑堤，可以使堤内的土地免于旱涝灾害。
吴越国还在华亭县大规模开展农田建设，在低洼地带采用圩田方式开垦荒地。华亭县百姓自唐中期以后，利用水乡河道，广建圩田。“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这样造成“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82} 在沿吴淞江和各支流地区，华亭县大量兴建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不等，外围以水，内是河堤包围着的农田，如一座城池，中间以小河渠沟通，小河渠通向圩外的大河道，相连处用闸门调接水位。旱时开闸引江水入小河渠灌溉农田，涝时关闭闸门不使江水进入农田区，这样可以确保圩内的农田成为丰产良田。
吴地先民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改造大面积的平原低洼沼泽地，最常见的是采用圩田的方法。{83} 到唐代，太湖东南地区的湖荡沼泽经过开挖塘浦和排汇积涝，成为良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中唐苏州嘉兴屯田，已经采用塘浦沟洫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农田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至吴越国时，圩田建设出现高潮，太湖东部地区，包括沿吴淞江至淀山湖及以下地区全部开始兴建圩田。吴越国的圩田，主要方式是这样的：“自二江故道既废，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锺纳之巨浸，而独泄于松陵之一川，势不能无浸溢之患也。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84} 实际上就是在农田中开挖塘、泾，平时用来灌溉农田，涝时作为排水沟渠。在塘、泾上建设塍和埭，以使水平时不因为水位变低而流失掉，涝时不因为水位变高而排泄不出。宋人郏侨亦说：“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惟长兴中一遭水耳。”{85} 他们谈到的吴越国农田建设，其实主要就是塘浦、泾之类的小河道疏浚和相应配套工程的建设，这些工程主要是围绕农业生产而构筑的。
吴越国治水和治田，成效十分明显。宋人将这种圩田与井田相提并论，认为有异曲同工之效：“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而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这一类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低于二十余丈，深度在二三丈至一丈之间。{86} 为塘浦围绕的农田，与古代井田还真有几份相像。《吴越备史》说两浙地区“募民垦荒田，勿取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87}，说明圩田取得了较大成果。
当然，大量农田开辟，吴越国政权还是会收取租税，而且比较苛重，在全境的田税是亩征三斗。《中吴纪闻》：“初钱氏国除，而田税尚仍其旧，亩税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贽为转运使，均两浙杂税，贽悉令亩税一斗。使还，大臣有责其增减赋额者，贽谓亩税一斗，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可复循伪国之制？上从其说，浙人至今便之。”{88} 吴越国亩征三斗的制度在纳土后没有变化，到王贽为转运使，才改成了亩税一斗。不过事实上不可能这样简单。《乾隆娄县志》卷6：“均定两浙税数，只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口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土地有高下之分，每亩土地除交粮食之外还要交税钱，应该是夏税交钱秋税交粮，根据户等各不相同，并不是简单的亩税一斗。不过总体上，北宋各种土地的税钱，“高下有差，高者不逾五斗，下至二斗”{89}，在这个范围内摆动。
总体而言，华亭县设立后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下，社会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人口增加迅速，社会较为稳定，为北宋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 从华亭县社会和经济的逐步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北部沿海地区开发过程，虽然有点漫长，但社会进步越来越明显。
注释：
① 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286页。
②{74}{84}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7、51页。
③ 陈吉余：《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57年第3期。
④ 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文汇报》1960年11月15日;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谭先生指出吴淞江以南冈身，分别为沙冈、竹冈、紫冈三条，第一条相当于马桥、邬桥、胡桥、漕泾一线，第三条相当于诸翟、新市、柘林一线，宽度一般不过二公里，狭处仅一公里半，南端近海处扩展至四公里左右。
⑤{19}{22}{26}{27}{29}{34}{35}{42}{44}{46}{54}{56}{58} 杨潜：《绍熙云间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2、11、12、13—14、57、23、26、11、11、29、14、31，35、31页。
⑥ 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文汇报》1960年11月15日。
⑦ 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四部精要》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17页。
⑧ 《新唐书》卷41《地理五》。
⑨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中《堰闸》，《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关于旧捍海塘，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是筑于开元初，但由于《云间志》没有记录具体的修筑年代，所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筑于北宋末南宋初，有人认为筑于北宋皇祐年间，还有人认为根本没有旧捍海塘的存在。
⑩{13} 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内部发行）1982年版。
{11} 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文汇报》1960年11月15日。这一观点谭先生稍后有所修正。同时他的观点为一些学者商榷，如黄宣佩、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考古》1976年第5期;黄宣佩、吴贵芳、杨嘉祐：《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文物》1976年第11期;吴贵芳：《从建国以来上海考古发现看古代上海的发展》，《学术月刊》1979年第9期。
{12} 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
{14}{18}{23}{25}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秀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4、1915、1915、1915页。
{15} 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261页。
{16} 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
{17}{24}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
{20}{21}{88} 龚明之：《中吴纪闻》，《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3、190—191页。
{28}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古迹》（第24页）谈到南宋淳熙中，居民得到一碑云：“天宝六年，黄池县令朱氏葬于昆山县全吴乡孔子宅之西南。”而孔宅“在县北七十五里海隅”。
{30} 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4《徭役》，《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
{31} 陆广微：《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2}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3页。
{33}{38} 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17、卷2、卷14，《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27，218页。
{36} 青龙的得名，北宋朱长文说“人莫知其得名之由，询于老宿，或云因船得名”。因为位处于吴淞江边，因船得名是有可能的。朱长文发现将船称青龙的，历史上还真不少。如庾信《哀江南赋》有“排青龙之战舰”;《南史》谈到陈将戚欣曾“以青龙百余艘屯兵守狼尾滩”，而“杨素亲率黄龙十艘”，所以朱长文认为“则青龙者，乃战舰之名”。为什么青龙之名安到了华亭？“或曰青龙舟孙权所造也，盖昔时尝置船于此地，因是名之耳。”（《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真假难辨。
{37}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2引，《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39} 郑洛书：《嘉靖上海县志》卷6《古迹》，《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40} 邹逸麟：《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邹逸麟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准确的。不过，关于青龙镇设立于天宝五年的记载，较早的是《正德松江府志》而非《嘉靖上海县志》卷6。王文楚先生在《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到《嘉靖上海县志》卷3说青龙镇设于天宝五年，其实并不见记载，似有误。该文原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邹逸麟后又撰《青龙镇兴衰考辨》一文，重申天宝五年说是令人怀疑的。他认为《通典》等典籍都有唐代军镇的记录，但没有提到青龙镇。华亭县设立于天宝十年，很难想象没有战争需要的情况下，在苏州东三百二十里的地方设置军事性质的青龙镇。陆广微《吴地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没有青龙镇的记录，最早记载的是《元丰九域志》，已经是北宋中期，但没提置于何年。即使元《至元嘉禾志》也没有提到青龙镇置于何时，明人怎能知道设置的年代呢？该文载于《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1} 郑洛书：《嘉靖上海县志》卷3《祠祀》，《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
{43}{50}{59} 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1、卷5、卷23，《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7、382页。
{45} 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52《寺院三》，《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9页。
{48} 韩少华：《青龙镇首现唐代铸造作坊遗址，见证港口昔日兴盛》，《东方早报》2013年2月7日。
{49} 《全唐诗》卷652，方干：《题松江驿》。
{51}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0—851页。
{52} 王正书：《川杨河古船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
{53}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27《故右内率府兵曹郑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5页。
{55}{57}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41—3242、2417页。
{60}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28《宦绩一》，《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4页。
{61}{62}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36《人物一》，《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34、736页。
{63} 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16《第宅》，《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64}{67}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48《塚墓》，《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39、940页。
{65}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下《墓志》引《唐故朝散郎贝州宗城县令顾府君墓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66} 魏球：《康熙青浦县志》卷7《人物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68} 卫泾：《后乐集》卷17《先祖考太师魏国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2页。
{69} 杨潜：《绍熙云间志》“续入”引《华亭县建学记》，《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70} 《新唐书》卷186《周宝传》。
{71}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49《兵燹》，《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页。不过这句话是明代修方志者的话，将后代的地名提前到这里来使用，并不十分准确。
{72}{85}{86} 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4、278、267页。
{73} 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2《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75} 《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十月”条。
{76}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4页;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苏民三百年不识兵》，《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77} 谭其骧：《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答丘祖铭先生》，《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78} 郭经：《弘治上海县志》卷6《胜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页。原书有数字缺失，据后代方志补出。
{79}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沙带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唐朝以前，如张修桂在《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的确存在下砂沙带，但时间是距今三千年至一千七百年。他认为盛桥、下砂、滩浒山一线沙带海岸，其形成当不迟于东晋初年。
{80} 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有些人认为这条下砂海塘并不一定真的存在，即使存在其修筑的时间还是可以商榷的。如黄宣佩、吴贵芳认为所谓下砂海塘就是开元初年所筑旧捍海塘的另一个名称，并不是旧捍海塘之外的另一条海塘。张文彩也不认为存在着这条海塘，只认为在下砂一带存在着自然的沙坝。他认为《弘治上海县志》中提到的下沙捍海塘，其实是指老护塘。参见《上海海塘始建问题研究》，《上海水利》1986年第2期。
{81}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武肃王世家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0页。
{8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水利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页。此段话应出自于杨万里《诚斋集》卷34《圩丁词十解·序》。
{83} 参见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87} 钱俨：《吴越备史》卷4《大元帅吴越国王》乾祐二年末，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247頁。
{89} 谢庭薰：《乾隆娄县志》卷6《田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页。
{90} 参见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邹国慰，《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部编辑，上海，200234;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