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光甲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铠甲之一。以往学者提出“明光”一词源于汉镜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这一看法不能成立。明光甲并非圆护型铠甲,“明光”含义与明光宫(殿)、明光锦有关。明光甲是一种素甲,表面可能涂有白色颜料并绘有精美花纹,甲片细密,以丝绳串连,颈部设有盆领,内侧垫有衬里,是一种铁制重甲。明光甲发展初期主要用于赏赐王公贵族,隋唐以后大量应用于军事战争,制作技术还传至朝鲜半岛。明光甲在宋代仍有应用,元明以后彻底消失。
关键词：中古时期; 明光甲; 圆护型铠甲; 明光锦; 素甲;
唐代铠甲共有十三种,其中明光甲列首位,1说明这是一种当时制作最精良的防御型装备。对这种铠甲的研究,始见于杨泓的《中国古代的甲胄》,文中参考了陶俑、石雕等文物资料,将胸背处设有大块圆形或椭圆形甲片的铠甲视为明光甲,并运用汉代铜镜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来对“明光”一词进行解释,认为打磨光滑的金属圆护会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发出“明光”。2这一观点他之后反复提及,3成为明光甲定义之滥觞。学界在探讨明光甲时常沿用该说,并以此作为判断铠甲类型的标准,4从未有人对这一定义提出过质疑。
文物中的圆护型铠甲是否就是史籍中的“明光甲”呢?也有学者对此阐述较为严谨,比如柳涵指出西安白鹿原隋大业十一年(615)刘世恭墓出土的按盾武士俑身上“有两面圆形的‘护’,护住前胸”, 5并不认为这种铠甲就是明光甲;薛爱华(EdwardH.Schafer)称其为“硬片盔甲”,认为它“是由圆形护胸铠甲和剪裁得很有特色的甲衣组成的”,6而关于明光甲则另作阐释;沈从文将其笼统地称为“甲胄”,认为这种铠甲是“革制胸部加有铁制镀银护心镜”。7
由于国内出土的铠甲实物极其稀少,明光甲迄今未曾明确发现,而间接材料如雕塑、壁画等又会有破碎残损、漫漶不清、粗糙简陋、夸张失实等问题,因此在没有真正弄清楚“明光”的确切含义之前,仅凭铜镜铭文就下定论,可能有点草率。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历史文献入手,就“明光”一词的由来及明光甲的含义、形制等作进一步的探索,难免粗疏浅陋,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光甲和铜镜无关
杨泓推测“明光”一词很可能源于汉镜上的铭文,因为西汉时期的铜镜背面多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篆铭,这类铜镜根据铭文内容通常被归为“日光镜”,杨泓曾举《洛阳烧沟汉墓》中的例子来说明,8其实不光洛阳,该镜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它是西汉铜镜中最常见的种类之一。
金人元好问《遗山集》中有《良佐镜铭》一篇曰:“郾城张氏蓄古镜以百数,其一识云:‘见月(日)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虽作细小物,而闳衍博大之义寓焉。”9这应是关于此铭最早的文字记载。通过分析镜铭与“明光”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若旋读正确的话,其铭文永远是“光”在前“明”在后,与“明光”顺序颠倒,后人如果强行调换两字位置去解读似不太妥当。其次,日光镜盛行的时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圆护型铠甲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二者间隔很久;铜镜是家庭日用品,铠甲是战争武备,二者属性用途完全不同,后人利用前朝镜铭来给当世铠甲命名的可能性较小。第三,这八个字并非是汉代铜镜铭文唯一的组合,以“见日之光”四字起首的铭文有多种句型结构,比如“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见日之光,长不相忘”“见日之光,长毋见忘”“见日之光,久不可忘”“见日之光,相忘长象”“见日之光,长乐未央”“见日之光,时来何伤”“见日之光,美人在旁”“见日之光,天下大阳”“见日之光,服者君王,幸毋见忘”“见日之光,服者君卿,千秋万岁,愿毋相忘”“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所言必当”等,不胜枚举(以上各例皆不含“明”字)。10由此可知,“见日之光”是器物上惯用的吉语,本义是指铜镜明澈锃亮有如太阳散发出光芒,反映了汉代人崇拜日月、祈愿光明驱散阴霾邪祟的宗教观念,11后面搭配的句子则可表达思念、祝福等,不尽相同,而“天下大明”只是其中之一,明光甲的“明光”二字与日光镜上的铭文根本无法吻合。何况凡是洁净、平整、无锈迹的镜子在太阳照射下都会反光,毋需专挑日光镜的铭文来为铠甲取名。
那圆护型铠甲就一定会发生反光现象吗?当我们去仔细观察那些被认为是刻画有明光甲的雕塑、壁画时,便会发现许多天王或武士形象的胸前护甲上常涂染各种色彩、绘制花纹图案,12雕饰以花瓣、联珠、水波、人脸兽首或凸起的乳钉;13有的胸甲呈同心半圆形,如武汉隋墓出土的“执步盾甲士俑”14,它们都无法获得像镜面一样的反射效果。圆护型铠甲很难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品种,有些只是在裲裆甲的基础上镶嵌了两枚圆护,整体造型仍是裲裆甲,15即乐府诗中描写的“牌子铁裲裆”16,绝不能归入明光甲的类别。还有的只是在对襟长衣上挂了两块圆板,根本连铠甲都算不上,更不能被视为明光甲。17
而这类被误认为是明光甲的圆护型铠甲,有可能来自中亚或西亚地区。薛爱华认为“硬片盔甲”并非用于实战,而是作为一种西域的艺术品被带到唐朝的。18勒克科将其命名为“僵硬胸甲”,认为它是萨珊式铠甲的一种变体,由波斯传入中亚和新疆。19在克孜尔石窟发展期(约4世纪中至5世纪末)与繁盛期(约公元6至7世纪)的壁画中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形象,这些壁画吸收了大量犍陀罗和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人物所穿的铠甲服饰很可能也来源于此。最具代表性的如第224窟壁画“八王分舍利”,20图中武士个个跨马携弓,身着翻领紧身铠甲,胸背处按其胸型轮廓设有近圆形的护甲,一些圆护中布满小鳞片,并不像磨光的镜面。同类型铠甲还可见于克孜尔第110窟壁画“降魔图局部”、第163窟壁画“八王争舍利局部”、第206窟壁画“佛传图”等。21在塔吉克斯坦的粟特遗址片治肯特古城中也发现了此类铠甲,有的胸前呈卷蔓螺旋状,有的上面饰有卷草纹。22这些艺术品中都塑造了身披护胸铠甲的异域武士形象,是此类铠甲从西方传入东方的典型例证。
因此,我们认为明光甲与西汉铜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圆护型铠甲也不一定能反光,明光甲即圆护型铠甲的结论似不能成立。
二“明光”一词的由来
“明”“光”二字连用成为专有名词,始于西汉。《汉书·武帝本纪》曰:“(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宫。”23明光宫是大型宫殿群落,在长乐宫以北,是汉武帝为求仙所筑,24“明光”即指昼夜常明的神仙住处“丹丘”。25另有“明光殿”,是座单体宫殿建筑。据《三辅黄图》引《三秦记》的记载:“(桂宫)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戺玉阶,昼夜光明。”26这里是说宫殿内外均饰以金珠美玉,显得璀璨绚丽、金碧辉煌,“明光”之称也由此而来。《宋书·百官志》中记载汉代明光殿是以“胡粉涂壁”,27胡粉即铅粉,常被用作高级涂料和化妆颜料,能使建筑的墙壁呈现亮白色。唐代樊铸曾作《明光殿粉壁赋》云:“粉洁白兮壁宏壮,白者取润色于明光,壮者取雄居于君上。”28可以看出,“明光”既可能取意于神仙居所“丹丘”,亦可指装饰宫殿的金银珠宝闪烁着的光芒,还可以形容殿墙颜色洁白明亮。
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织物叫“明光锦”。晋人陆翙《邺中记》记载:“(石虎)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黄绨、博山文锦,或用紫绨、大小明光锦。”又云:“织锦署在中尚方,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29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与朗法师书》云:“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躯,明光锦五十匹,象牙簟五领,金钵五枚,到愿纳受。”30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孙兴公(孙绰)道曹辅佐(曹毗)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下注李详曰:“锦皆有地,即俗所谓底子也。”31北周武帝宇文邕编纂的《无上秘要》中经常出现“明光”一词,比如“高上玉皇,……衣玉文明光飞云之裙”;“白帝玉司君,衣素华明光白锦之衣七色凤章”;“灵妃元皇夫人……衣飞云明光锦裙”;“西方白帝君,头建七气明光宝冠”;“北岳恒山君……披玄文明光之裘”等。32文中这些道教神仙的衣着服饰可能就是以当时的明光锦为原型来想象和描写的,素洁莹白的明光锦也与“高上玉皇”“白帝玉司君”等尊号极为相称。可见,明光锦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贵族中的一种奢华名贵的丝织品,底色呈白色,上面织有精美的花纹,整体色调偏亮,给人以灿烂明丽之感,因此被赋予“明光”之称。
据上,“明光”一词至晚在西汉时就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应用较广。汉代用以名宫殿,晋以后又常指织锦。我们推测,出现于魏晋时期的明光甲,可能是像明光宫(殿)那样镶金嵌玉、涂饰胡粉,或是模仿明光锦而染绘类似的色彩、纹样,又或是把明光锦当作铠甲某个部位的制作材料。
三“明光铠”与“黑光铠”
明光甲又叫“明光铠”,这一名称始见于三国时期。曹植曾作《上先帝赐铠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代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33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吴历》的记载,吴黄武元年(222)春,陆逊大破刘备军,孙权遣使上报魏国请求嘉赏,“文帝(曹丕)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
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34史书记录往往要比事物实际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说明此时中原地区已经有形制较完备的明光铠了。“黑光”“明光”后有“各一领”,且与其他三种铠甲并列,可知黑光铠和明光铠应属于同一类型,而仅仅是“黑”与“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应体现在颜色上。潘岳《关中诗》云:“素甲日耀,玄幕云起。”刘良注曰:“素甲,明光甲也;玄幕,军幕也。”35刘良为唐玄宗时官员,唐代也是明光甲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注解至少是符合唐代史实的。诗中的“素甲”未必就是明光甲,但可见唐人眼中的明光甲必然是一种素甲。这里“素”与“玄”相对应,军幕是黑色的,明光甲自然是白色的。
但这还不够,白色究竟出自何种工艺呢?之前学界一直没弄清明光甲的主要特征,是因为没有将它与黑光铠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即使有人关注到了黑光铠,在论述上也有许多矛盾。36事实上,通过黑光铠,我们能反推出明光甲的某些特点,因为它们只是颜色相反,但却是类型相同的一对铠甲。众所周知,铁是一种黑色金属,纯铁在打磨后呈亮银色,但实际生产中的铁很难提炼到纯净状态,总会夹杂其他元素,有时甚至需要掺入碳等来使铁更加坚硬耐用。含有杂质的铁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与氧气、水等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古代的铁器大多不是银白色的。单纯的铁甲一般被称为“玄甲”,《汉书·霍去病传》中提到汉武帝“发属国玄甲”为霍去病举哀,颜师古注:“玄甲,谓甲之黑色也。”37《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班固《封燕然山铭》曰:“玄甲耀日,朱旗绛天。”李贤注:“玄甲,铁甲也。”38《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帝于马上为诗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39黑光铠如果与之相仿的话,那么“黑光”就是指铁在锻打磋磨后乌黑发亮的颜色,同时更有可能是被髹上了黑漆。古代历来有用黑漆加工装饰兵器的传统,譬如北魏有“黑漆槊”“黑漆弓”“黑漆盾”。40“黑光”一词也常用来形容黑漆,如《酉阳杂俎》记载:“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41虽然髹漆工艺使制甲流程变得繁琐复杂,制甲成本会大幅上升,但能很好地防止铁器表面生锈,延长铁甲的使用寿命,最关键的是它会使铠甲油亮反光。西汉陆贾《新语·资质》曰:“饰以丹漆,斁以明光。”学者认为这里“斁”同“”
“涂”,“明光”意为“丹漆之光辉”。42不过“丹漆”和“明光”既然并列对举,就应是色差较大的两种颜色,“丹漆”是指朱红色的漆,而“明光”是指白色涂料(如铅粉、白垩、蜃灰一类)。明光甲也许就是被涂染上白色或素色颜料的铠甲,在阳光照射下,白色要比黑色更加耀眼醒目。这便是明光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杨泓等学者提出明光甲因圆护发明光而得名,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明光甲与黑光铠类型相同,如果明光甲是以圆形护胸甲作为典型特征,那黑光铠肯定也具备圆护;明光甲因圆护会反光而得名“明光”,那黑光铠的圆护也能反光,何以被冠以“黑光”之名?因此,配设圆护,并非明光甲的真正特点。
四明光甲的特征
涂染白色仅是明光甲的特征之一,仅凭一个简单、抽象的“素”字,并不足以揭示明光甲的所有特点。
毋庸置疑,明光甲是铁甲的一种,上文已经提及。《周书·蔡祐传》记载,东、西魏会战于邙山,“祐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遽避之”。43《唐六典·卫尉寺·武库令》注曰:“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皆铁甲也。”44但明光甲的实际价值要远高于普通铁甲。《魏书·蠕蠕传》记载,北魏正光二年(521)正月,孝明帝元诩诏赐柔然可汗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具”。45赠礼的数量前者少于后者,很显然明光甲要比铁甲珍贵得多。
其次,就“细明光人马铠”一词来看,“人马铠”前加上“明光”,说明“明光”作为铠甲的一种特殊形制既可施用于人,亦可施用于马,人马均可配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设圆护的铠甲即是明光甲的观点,因为马的具装甲上并未发现类似的圆形护甲。46
再者,“明光人马铠”前使用了“细”字进行修饰,这又是明光甲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细”有细密、精致之意,用“细”来形容明光甲的例子还有好几处。比如韩翃《赠刘将军》诗云:“明光细甲照錏鍜,昨日承恩拜虎牙。”47“錏鍜”为颈铠,48“照錏鍜”是指甲身光亮,能反照颈部的铠甲,这说明唐代的明光甲装有护颈的“盆领”。49五代宋初将领祁廷训曾跟随周世宗征讨淮南,被“赐以明光细甲,令董舟师巡江界”。50再如《宋太宗皇帝实录》记载至道二年(996)二月戊戌下诏曰:“先是,造明光细网甲以给卒者,无里,宜以紬里之,俾擐者不磨伤肌体焉。”51这里的“紬”同“绸”,是一种丝织品,垫在铠甲内作为隔离缓冲层,可减轻人在运动时因铁制甲片与肌肤频繁摩擦而造成的伤害;“网”字则说明甲片排列得精巧紧密,形如铁网,很可能是借鉴了锁子甲(环锁铠)的部分优点。
锁子甲是由无数小铁环衔扣而成的,但《隋书》中明确记载明光甲必须要用丝绳来串连、组装,这一点是明光甲与锁子甲最大的区别。大业八年(612)正月,隋炀帝亲征辽东,在临朔宫授予诸军节度,所遣骑兵均为甲骑具装,共四十队,每队百人,每十队为一团:“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缁缨拂,建六驳旗。”52这四支甲骑具装团以青、赤、白、黑四色作为区分,明光甲配以青、白二色,犀甲配以赤、黑二色。第一、第三团因皆着同款同色明光甲,所以只能靠贯甲的丝带、盔顶的缨拂和画有神兽的军旗来辨别,也就是说明光甲的颜色接近于素色,与丝带和缨拂的颜色相配,这样在战场上就不会因装备色调不统一而造成视觉上的混乱,进而影响指挥。
隋代明光甲上的“青丝”“白丝”是指用丝线编成的绳带,这种用绦绳缀连而成的铠甲在先秦时被称为“组甲”。鲁襄公三年(前570)春,楚国子重伐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53贾逵释曰:“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帛也,以帛缀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为固者,以盈窍也。帛盈窍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组盈窍而尽任力,尊者所服”;马融释曰:“组甲,以组为甲里,公族所服。被练,以练为甲里,卑者所服”;杜预则认为:“组甲、被练,皆战备也。组甲,漆甲成组文。被练,练袍。”54虽然这三人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即某些丝织品会被当作铠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连结扎缚甲片,55或是垫于铠甲里层以防磨伤,而“漆甲成组文”则纯粹是为了装饰铠甲表面。“组文”即丝带上的文采,孔颖达正义中称“今时漆甲有为文者”,56说明唐朝时髹饰花纹的铠甲很常见。在甲片上绘制各类纹饰可使军队“铠甲光明,组练鲜洁”,57增添甲兵的辨识度,也是装备精良、军容雄壮的表现。
由此看来,明光甲的“细”既可指细小甲片之间相互拼叠连接的精密复杂,也可指组绳、衬里、漆饰等元素的细致华丽。尤其是“漆甲成组文”的工艺能使甲面拥有繁缛精细、回环连绵的类似丝织品般的花纹,足可印证前文提出的明光甲会仿照明光锦来染绘相似色彩和纹样的推测。
五明光甲在军事中的应用
明光甲刚开始出现时异常贵重,主要用于赏赐王侯将相,在制作技艺成熟、产量提升之后,才逐渐普及开来,但其品质和价值依旧比寻常铁甲要高出许多,是军队装备中最优良的防具。东汉末年,曹操将明光甲赐予爱子曹植,曹丕称帝后将明光甲赐予吴王孙权;北魏后期,元诩则将明光甲赐予即将归国的阿那瑰。这时期帝王赠赐的数量都极少,足见其稀有与珍贵。西魏大统九年(543)的邙山之战,宇文泰帐下大将蔡祐身披明光甲上战场奋勇杀敌,这是史料中首次记载明光甲运用于战争的例子。隋朝实现了大一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明光甲已经能够装备2 000人的甲骑具装团,投入到远征高丽这样的大型战役中,这是前朝从未见到过的。敦煌文书《大业五年(609)六月十五日队副贾宗申甲槊弓箭帐牒》曰:“……合甲廿五具并明光,检见有廿二。”58可知隋时明光甲已开始大量制作并用于西域边防。至唐前期,在抵御外侮、开疆拓土的战役中,明光甲功不可没,它在十三种制式铠甲中位居第一,亦可见唐人对它的重视程度。
从现有史料来看,在唐初,明光甲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朝鲜半岛及辽东地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百济“献明光铠”59;唐太宗贞观七年(633)九月,“百济遣使献光明甲”。60除以朝贡的形式输入中国外,战争也是获取明光甲的一大途径。贞观十九年(645)六月,御驾亲征高丽的唐太宗率李
、长孙无忌等在安市城击败了高延寿、高惠真率领的十五万援兵,缴获颇丰,《旧唐书》记载“获马三万匹、牛五万头、明光甲五千领,他器械称是”。61关于这场战争的战利品,《新唐书》的记载略有不同:“获马牛十万,明光铠万领。”62《册府元龟》与《新唐书》较接近:“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光明甲一万领。”63史家在书写战绩、战果时会作相应的夸大处理,数目偏少的《旧唐书》或许更贴近实际一些。无论是百济主动进献的贡品,还是唐军讨伐高丽获得的战利品,都说明隋唐时期的朝鲜半岛地区十分擅长制作明光甲,而且储备量极为可观,可知明光甲这一重要的军事装备,在当时已非中国独有,相关制作技艺很可能已从中原流传到了东亚各地。
唐朝是完全使用冷兵器作战的最后一个朝代,新兴的陌刀、重弩等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活跃于战场,64与此同时,护体装备也迅速发展,明光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铠甲,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张说《破阵乐》诗云:“汉兵出顿金微,照日明光铁衣。”65诗中虽言汉兵,却是对塞外唐军将士的威武写照。《玉海·兵制》引《郭子仪家传》曰:“上赐公犀甲一,又赐其将明光甲。”66以犀甲赏赐元帅,而将明光甲赐给麾下大将,说明在当时明光甲已经比较普遍,反倒是犀甲因犀牛的日渐减少而变得名贵起来。敦煌文书《唐开元二十二年(734)秋季沙州会计历》中有一段对铠甲各组成部分及其数量的记载:
67 壹伯肆拾伍领甲身。玖拾贰领铁、肆拾捌领皮、伍领布。
68 陆拾伍事头牟。肆拾肆事铁、贰拾壹事皮。
69 壹伯壹拾陆事覆膊。柒拾陆事铁、肆拾事皮。
70 陆拾玖事掩腋,并铁。数内壹拾陆事明光。
71 贰拾玖事囤项,并铁。67
这里,“明光”只存在于“掩腋”之中,“掩腋”是用来保护腋下的铠甲,在69件铁制掩腋甲中,有16件属于明光甲,剩余53件属于一般铁甲,明光掩腋甲在铁掩腋甲中的占比约为23%,这个可能就是唐代沙州驻军配备的明光甲在各类铁甲中的比例。明光掩腋甲的出现,也证实了明光甲绝非因胸前设有两块圆形护甲而得名。从文书中也可得知,即便是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开元盛世,明光甲也并非每位军人皆能拥有的大众化铠甲。配备大量明光甲需要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不是随便什么时期、什么地区、什么军队都负担得起的。
《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会昌三年(843)十二月,河东都将杨弁率横水戍卒作乱,唐武宗派遣中使马元实前往太原宣谕,并伺机窥探乱军之强弱虚实。马元实收受了杨弁的贿赂,于次年(844)正月回朝谎奏:“杨弁兵马极多,自牙门列队至柳子,十五余里,明光甲曳地。”68《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元实)谬曰:‘弁兵多,属明光甲者十五里。’”69《资治通鉴》载:“元实曰:‘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70在极短的时间内招募大批士兵并装备如此多的明光甲,对于当时财匮兵寡的河东藩镇来说未免太不切实际,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因此马元实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盘诘和质问。71杨弁的“十五里明光甲”虽是耸人听闻之语,但也可看出在唐人眼中,明光甲属于重量级的武器装备,拥有明光甲的多少决定了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高低。同时,明光甲穿在身上能够“曳地”,说明其覆盖面积很大,防护性能极佳,是一种重甲。
到了五代及两宋时期,明光甲仍为军人所使用。前文已经提到,后周柴荣曾赐予祁廷训“明光细甲”;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也曾制造“明光细网甲”来装备士卒。南宋楼钥在《跋魏忠壮侯行实》一文中记载了名将魏胜守卫海州、抗击金兵的事迹:“侯有鍮石具装明光甲胄,日射如黄金,出入行阵,虏望之胆落。”72“鍮石具装”是指用黄铜73制成的马铠,与“明光甲胄”组成了一套重甲骑兵的基本装备。“日射如黄金”是指金黄色的鍮石马铠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而明光甲也有“日耀”“夺日”“照日”的视觉效果,二者相得益彰,可增骑士之雄姿,借此威慑敌军。
元明以后,随着火药武器的发展和运用,铠甲逐渐走向衰落,并出现轻软化的趋势,明光甲这类制作成本高昂、装饰性较强的重型铁甲因不适应新式战争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余论
明光甲是中古时期最著名的铠甲,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军事技术史专家、甲胄复原师及冷兵器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与青睐。但由于史书资料零散、语焉不详,又无出土实物可供明确参考,因此其形制特征至今仍是一个谜。自杨泓等学者发表了研究中国古代甲胄的系列文章后,明光甲的相关概念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通过对文献史料的钩沉索隐、剖析考证,笔者认为明光甲中的“明光”二字与汉镜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并无关联,明光甲并非是胸前具有圆护的铠甲,其圆护也未必会像铜镜一样反光,而这种设圆形护胸的铠甲可能源于中西亚地区,史书中的“明光甲”很难与文物中的圆护型铠甲相对应。“明光”一词常见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既可指明光宫(殿),亦可指明光锦,前者饰以珠帘玉阶并以胡粉涂壁,后者施白色的底子并织有花纹,二者皆色泽白亮、光华夺目,“明光”的含义即与之有关。而对“黑光铠”“明光铁铠”“细明光人马铠”“明光细甲”“明光细网甲”“青丝(白丝)连明光甲”等专有名称的逐一解读也使明光甲的真实形制得以显露出来。
在此可大致归纳出明光甲的几个特征:首先,明光甲表面可能涂染了白色颜料,并绘有花纹图案,与明光锦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阳光照射下能呈现出“素甲日耀”的效果,明光甲也因此而得名;其次,明光甲的甲片较小,均以丝带绳组来编缀,相互间排列得紧凑细密,铠甲内侧则垫有丝织衬里;第三,明光甲的颈部设有盆领,甲片覆盖周身,防御能力极强,是一种铁制重甲;第四,明光甲做工精致、价值不菲,早期用于赏赉王公贵胄,后期逐渐普及于军中,常用来配备甲骑具装,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
从史料记载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如曹魏、北魏、北周等)应用明光甲的概率明显高于南方政权,说明明光甲这一铠甲形制可能诞生于中原或北方地区。隋末,炀帝派出装备有明光甲的骑兵团大举征讨高句丽;到了唐初,明光甲又以朝贡、战争的方式从百济、高丽输入中国,这种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交流也促进了铠甲的传播与发展。两宋时为了抵御辽金铁骑,明光甲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元明以后,明光甲随着火药武器的兴盛最终被淘汰,未再见于史籍。
注释
1李林甫等:《唐六典》卷16《卫尉寺·武库令》,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62页。
2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另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3杨泓:《甲和铠——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三》,《文物》1978年第5期。杨泓:《古代兵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杨泓、李力:《中国古兵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6页。
4见成东、钟少异编著《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87页;郭得河主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古代兵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9页;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4页;钟少异:《中国古甲胄的历史和研究》,《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32—233页;沈融:《中国古兵器集成》第玖编“魏晋南北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7页;宋丙玲:《从图像资料看北朝时期的明光铠》,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邢月:《中国古代佛教天王造像身着铠甲造型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14年,第18—19页;钱梦舒、张竞琼:《魏晋南北朝时期铠甲的类型及特征》,《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第3期;赵戈:《时段理论视野下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年,第73页等。
5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
6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35页。
7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四六《北朝景县封氏墓着袴褶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9、271页。这里作者把圆形护甲称为“铁制镀银护心镜”,其实用词也不是很恰当,明清演义小说中经常出现“护心镜”一词,可能是受其影响较深的缘故。作者在同书《南北朝宁懋石室石刻武卫和贵族》一文(第286页)中又将圆护型铠甲称作“鱼鳞甲”,可能是因为除圆护以外甲片均呈鱼鳞状;他在《唐代几种甲士》一文(第409页)中,认为除了对步甲、锁子甲和裲裆甲有一定了解外,“对于它们的具体情形,某种式样宜称某种名目”,靠当时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尚无法判定其形制与名称间的对应关系。
8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2页。
9《元好问全集》(下)卷38《良佐镜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3页。
10这些铭文分别见于: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黑白图版20,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图版说明第4页;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旅顺博物馆编《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0期;包明军、王伟:《南阳市汉墓出土铜镜简介》,《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李学勤:《日光镜铭新释》,《文博》2013年第1期;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合编《四川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图版第52页;孙守道:《西岔沟古墓群西汉铜镜断代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王纲怀:《止水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
11参见邓林:《汉代铭文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第110—115页;窦葳:《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第34—39页。
12参见刘永增主编《敦煌石窟全集8·塑像卷》,商务印书馆(香港)2003年版,第166—167页;彭金章主编《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2003年版,第149—150页;谭蝉雪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2005年版,第58页等。
13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安国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阿尔伯特·冯·勒克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赵崇明、巫新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马炜、蒙中编《西域绘画5(天王·金刚)》,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8、13、16、18、19页;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中“图版玖4”,《考古》1959年第10期,;罗华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尊像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2002年版,第228页;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中》,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等。
14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五九《隋青瓷执步盾甲士俑》,第307页。
15如宁夏固原市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壁画“武士图”(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甘肃宁夏新疆》,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60页);洛阳北魏元邵墓和杨机墓出土的“扶盾武士俑”(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中“图版捌1”,《考古》1973年第4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年第11期)。
1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5《企喻歌辞四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页。“牌子铁裲裆”是指铁制裲裆甲上装了类似盾牌一样的金属圆护,而并非杨泓、宋丙玲所认为的铁甲片多呈长方形(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宋丙玲:《北朝文物中的裲裆》,《文物春秋》2014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宋丙玲在《从图像资料看北朝时期的明光铠》一文中就把元睿墓出土的“执盾武士俑”身上所穿带有饼状圆护的衣物误当作明光甲(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
18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635—636页。
19勒克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认为这种铠甲的特点是“乳部的装甲样式很特别,常常有蔷薇花形装饰,其中有几个还有魔女鬼脸”(第6页),并在文后配以多幅图片来说明(第95—104、126—129、136、138页)。
20段文杰主编《中国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第91页:图一○三,图版说明第42页。
21分见《中国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图版第2页:图二,图版说明第1页;图版第51页:图五七,图版说明第24页;图版第77页:图八五,图版说明第35页。
22Guitty Azarpay,“Sogdian Painting: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26,106.
23《汉书》卷6《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02页。
24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3《北宫》《甘泉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4、219页。
25参见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5《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王逸注曰:“因就众仙于明光也。丹丘,昼夜常明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同书卷15《九怀·匡机》:“夕至兮明光。”王逸注曰:“暮宿东极之丹峦也。”(第270页)
26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2《汉宫》,第134页。
27《宋书》卷39《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236页。
28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48《明光殿粉壁赋》,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18页。
29徐坚等:《初学记》卷27《宝器部·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5页;陆翙:《邺中记》,《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第380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
30严可均辑《全晋文上》卷11《与朗法师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31刘义庆著,徐震堮校《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6页。
32宇文邕:《无上秘要》卷17《众圣官服品上》、卷18《众圣官服品下》,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8册,第40、41、45、46页。
33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2《上先帝赐铠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从“先帝”“臣”等字眼来看,此表应写于曹操去世、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
3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5页。
35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20《关中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7页。与《关中诗》句式相类似的另见《宋书》卷95《索虏传》:“红旗绛天,素甲夺日。”(第2332页)
36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黑光甲和明光甲可能是同一种甲,只是在表面防锈技术处理上有所不同。”(第80页)又说:“两种甲可能是相同类型,区别在于前者胸背甲上没有圆护,甲面用黑漆漆髹,犹如汉代时的玄甲。”(第94页)这里他对两种铠甲的解释前后不一致。如果黑光铠没有圆护,二者也就谈不上是类型相同的铠甲了。
37《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9页。另见《史记》卷111《霍去病传》:“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下注引《正义》曰:“玄甲,铁甲也。”(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939页)
38《后汉书》卷23《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815—816页。
39《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85页。
40《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第2300页。
41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12《语资》,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
42陆贾著,王利器校《新语校注》卷下《资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106—107页。
43《周书》卷27《蔡祐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444页。
44《唐六典》卷16《卫尉寺》,第462页。
45《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300页。另外《北史》卷98《蠕蠕传》作:“细明光人马铠一具,铁人马铠六具。”(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第3260页)
46参见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二》,《文物》1977年第10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61页;刘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及甲骑具装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年。
47《文苑英华》卷300《赠刘将军》,第1531页。
48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四篇上《金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6页。
49《汉书》卷23《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苏林注曰:“兜鍪也,盆领也,髀褌也。”(第1086—1087页)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356《兵部八七·甲下》:“孔融《寘刑论》曰:‘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盆领铁铠,绝圣甚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0页)
50《宋史》卷261《祁廷训传》,中华书局1985年校点本,第9046—9047页。
51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下》卷76,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2页。另见《宋史》卷197《兵志一一》云:“至道二年二月,诏:先造光明细钢甲以给士卒者。初无衬里,宜以紬里之,俾擐者不磨伤肌体。”(第4910页)这里的“光明细钢甲”有误,现以《实录》为准。
52《隋书》卷8《礼仪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60页;另见《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八年正月”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67页。
5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29“鲁襄公三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4—945页。
54《春秋左传正义》卷29“鲁襄公三年”,第944页。
55唐人普遍认为“组甲”是用绳组连缀甲片而制成的铠甲,参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4《五行》:“组甲厉兵。”房玄龄注曰:“组甲,谓以组贯甲也。”(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76页)《六臣注文选》卷5《吴都赋》:“坐组甲。”李周翰注曰:“组甲,以黑索连甲也。”(第111页)
56《春秋左传正义》卷29“鲁襄公三年”,第945页。
57王钦若编,周勋初等校《册府元龟》卷114《帝王部·巡幸三》:“(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乙酉,幸汴州,马步军士数万人,自级节以上各赐锦衣。铠甲光明,组练鲜洁,法令如一,行伍日严,师徒雄盛,近代罕比。”(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5页)
5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20—421页;郝春文等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二书点校均有小误,现据文意改。
59《新唐书》卷220《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6199页。
60《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第11228页。“光明甲”应是“明光甲”之倒文,后皆同理。
61《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25页。
62《新唐书》卷220《高丽传》,第6192页。
63《册府元龟》卷117《帝王部·亲征二》,第1283页。
64关于唐代陌刀和弩的研究,可参见李锦绣:《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7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40页;黄楼:《江淮弩手与唐代政局》,《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李锦绣:《方阵、精骑与陌刀——隋唐与突厥战术研究》,《晋阳学刊》2013年第4期;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等。
65《全唐诗》卷27《破阵乐》,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7页。
66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151《兵制》,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9页。
6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421页。文书标题中的“廿三年”有误,可参考李锦绣:《唐开元二十二年秋季沙州会计历考释》,姜亮夫、郭在贻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912页。
68《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26—4527页。“马元贯”据《新唐书》、《资治通鉴》改为“马元实”。
69《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第5338页。
70《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正月”,第8119页。
71《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记载:“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内无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间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德裕曰:‘招召须财,昨横水兵乱,止为欠绢一匹。李石无处得,杨弁从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联甲,并在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耶?’”(第4527页)
72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69《跋魏忠壮侯行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7页。
73关于“鍮石”的研究可参见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饶宗颐:《说鍮石——吐鲁番文书札记》,《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5页;林梅村:《鍮石入华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周卫荣:《“鍮石”考述》,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29页;王银田、饶晨:《论“鍮石”》,《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