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知识图景及其逻辑主线，一种相对有效的研究路径是从传播理论切入，综合“专题史”和“编年史”两种“书写方式”，即以理论形态为“经”，以时间脉络为“纬”。具体来说，可以沿着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条逻辑主线，多维度勾勒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谱系。第一，理论译介主要聚焦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和推介情况，以及相关译介工作对中国传播学的影响；第二，理论发展主要立足传播学的七大学术传统，分别探讨不同传统脉络中传播学的“出场”方式及其发展逻辑；第三，理论批判主要侧重理论话语批判和研究范式批判，探讨中国本土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批判与反思；第四，理论创新主要关注中国的本土传播思想、议题或实践，在发展和批判基础上考察中国本土研究创新的主要面向。7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
关 键 词：
传播学/“传学”/研究范式/理论译介/理论批判/理论创新/本土化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0)的阶段性成果。
传播学于1978年进入中国，而我国有关传播问题或传播现象的研究，则存在一个更长的学术史。“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被引入中国，彼时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新闻学开展了大量有关传播问题的研究①。可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学术领域，但“传播研究”则存在一条隐秘却从未间断的学术脉络，散布于传播学的诸多学术传统中，如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研究格局可谓纵横交错，相关成果也浩如烟海，本文选择“传播学理论”作为切入点，尝试以此为“线”，在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脉络中勾勒7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地图。
如何梳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史？常见的书写方式是“编年史”结构。由于传播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比较复杂，而且存在诸多不同的逻辑主线，单纯的“编年史”书写反倒会形成一个个被历史切割的“理论碎片”，很难清晰地呈现理论演化的“经纬结构”。鉴于此，本文综合“专题史”和“编年史”两种“书写方式”，主要以理论形态为“经”，以时间脉络为“纬”，尝试系统地呈现70年的理论图景及其逻辑主线。具体来说，无论传播理论的知识体系如何庞杂，70年的理论话语依然遵循着四条逻辑主线，亦即四种理论形式——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基于此，本文以传播学理论演进的四条逻辑主线切入，沿着70年发展的时间脉络，探寻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本文所关注的文献材料主要包括70年来传播研究(不限于传播学科)的相关论文、资料汇编、重要会议、学术著作和译著。由于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学发展“局面”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借助一条线索融会贯通，本文主要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发展为考察对象，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事件和理论议题上，兼顾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梳理。
一、理论译介：“传学东渐”的话语进路
诞生于20世纪初的传播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译介到国内。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杜威、帕克访华，为中国引入了有关传播功能、公共意见等传播学理论。季达的《宣传学与新闻记者》(1932年)、高觉敷的《宣传心理学》(1941年)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战时宣传策略与美国心理学界的宣传效果研究最新成果。当时，国内学者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意为交汇、通达。显然，“传播”一词进入中国之初，国人就赋予了其“双向沟通”而非“单向传播”的意义和功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值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的关键时期，早期的传播理论译介携带着明显的“时代底色”。1957年，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群众思想交通”②。20世纪60年代，张隆栋翻译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用于内部交流。而香港浸会大学则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理”，并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传理系。中国台湾传播学界开启了一条验证美国传播理论的本土适应性道路③。1971年斯麦兹访问大陆时，他已经意识到西方传播学面临的诸多危机，因此提醒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该为人类贡献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④。
20世纪70年代后期，余也鲁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研讨会，施拉姆亲自与会，鼓励学者从历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练理论⑤。当时的香港传播学研究以美国传播学为标杆，致力于新闻自由、权力重组、现实建构等理论探索。中国大陆也在改革开放之际，优先译介了美国的传播学著作。1978年，郑北渭译介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引起了学界关注。1982年，施拉姆访问大陆，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全国首次传播学研讨会，正式拉开了美国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序幕⑥。与此同时，伴随着李少南、李金铨等香港学者对国家发展和国际传播的关注，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对批判理论、视觉传播、国际传播等主题的引入，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也日渐频繁。
20世纪80年代，余也鲁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学”，而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⑦。1981年开始，陈韵昭在《新闻大学》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传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⑧。同时，大众传播的中层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译介，如居延安对有限效果理论⑨、俞旭对受众理论的学术介绍⑩。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传播学著作，其主要使命仍然是介绍西方传播理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传播学(简介)》(1983年)、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1988年)等。与此同时，李普曼的《舆论学》(1984年)、赛弗林和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方法与应用》(1985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年)、德弗勒和丹尼斯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年)等译著相继出版，对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介绍。1989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传播学研究著述，该书在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和推介上意义深远。
人际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国人关注。1981年，居延安在《社会》上第一次论及“人际传播”(11)，打开了国内的人际传播译介与研究的学术格局，如威瓦尔的《交际技巧与方法：人际传播入门》(1989年)系统论述了人际关系的根源、方法和技巧(12)。随着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洛罗夫的社会交换论的译介，国内人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13)。新世纪以来，人际传播的研究领域更加多元，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传播(CMC)相关理论纷纷进入大陆，丰富并拓展了国内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除了对经典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理论译介外，诸如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科学传播、媒介环境学等其他传播学分支学科/学派纷纷进入中国，丰富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际新闻界》从1979年开始，介绍了席勒、威廉斯、霍尔等批判学者的理论，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批判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开始引起国人关注。1991年，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的翻译出版标志着媒介环境学派正式进入国内。随后，“媒介环境学译丛”中《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等著作相继出版，进一步打开了国内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
1998年起，国内涌现出大量传播学经典译丛，描绘出一条学科建构的线路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华夏出版社的“现代传播译丛·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等。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媒介与文明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等。如此丰富而庞大的译介工作，主体上描绘了传播学科的理论知识图谱(14)，也勾勒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及研究范式。
二、理论发展：基于七大传统的传播学理论
传播学理论生成的土壤与根源，广泛存在于一系列学术传统之中。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对传播学理论系统建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章，指出传播学的理论来自于七大传统，即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15)。李特约翰在著名的《人类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理论大厦，而其分类依据依然是这七大传统。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与研究脉络，七大传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框架。
(一)修辞学传统：从语言修辞到视觉修辞
修辞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是与传播较早发生关联的学术传统。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于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在这一时期隐隐浮现。相对于西方修辞学的劝服传统，中国早期传播修辞学延续了本土修辞学的遣词造句传统，更多强调媒介文本表达的实用美学问题。1958年，《新闻战线》上刊发的业务讨论中就强调了修辞手法的运用(16)，新闻语言表达的修辞问题成为新闻实务研究的重要议题。1963年张弓的著作《现代汉语修辞学》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体特色和修辞语言。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与修辞学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学、广播电视语言等均被纳入现代修辞学的考察范畴(17)。《新闻大学》先后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新闻标题的修辞规范问题进行讨论(18)。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修辞批评理论传入国内，修辞学成为媒介文本与现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路径(19)。2000年以来，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0)。伴随着米歇尔的《图像理论》、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等理论著作被引入国内，视觉修辞方法成为中国本土视觉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21)，为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二)符号学传统：传播意义生成的符号阐释
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催生了传播符号学的生成与发展(22)。1980年，李幼蒸发表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可以看作我国符号学与大众传播问题结合的起点(23)。20世纪90年代赵宪章等学者系统整理和发展了西方形式美学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问题研究(24)。1996年，陈力丹倡导应将符号学视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25)。赵毅衡指出：“在一个学科中，符号学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论，这个学科就是传媒学与传播研究”(26)。李彬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内容的本体内涵进行系统阐释(27)。隋岩以传播文本为主体研究对象，揭示了含指向、元语言机制、普遍化机制等符号学理论问题(28)。符号互动论可以视为传播现象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从个体意识到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无不依赖于这一理论路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符号学在回应日益复杂的传播机制问题时也面临着方法论的更新问题(29)。
(三)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方法与“传播问题”的再发现
将意向性、还原、直观与先天作为基本原理，同时也将阐释(interpretation)推向了核心概念位置。现象学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中国(30)，而现象学方法则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成熟，并且逐渐进入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分析视野(31)。倪梁康对于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考察可被视为对(视觉)传播问题的再发现(32)。2000年以后，受现象学传统影响的常人方法学逐渐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现象学的基础假设是将主体体验视为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常人方法学可以弥补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诸多不足(33)。本质上，现象学传统的引入是基于当前传播现象下蕴含的复杂的价值性与主体性的再发现(34)。现象学方法论还增强了传播学当前在新技术运用领域的解释力度，如技术现象学即是在“人—技术—世界”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有关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35)。
(四)控制论传统：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
作为影响了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重要学术传统，控制论传统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各种条件变量组合而成的系统。作为较早影响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控制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我国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新兴技术”广播电视原理与传播研究便是在这一范式下进行的(36)。20世纪80年代，控制论及相关理论迅速影响了我国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制度、传播政策、受众认知、效果研究等领域。受控制论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围绕经验主义范式展开，研究过程重视以统计和测量为手段的科学研究方法。祝建华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受众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37)。随后，陈崇山、柯惠新、喻国明、张国良、廖圣清、张洪忠、韦路、周葆华等学者一起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进程。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新技术环境下的数据隐私、伦理法规、信息价值观(38)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与此同时，控制论作为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也面临着来自技术哲学的挑战和“再出发”问题(39)。
(五)社会心理学传统：心理实验研究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传统起源于美国，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向科学主义实验心理学过渡的过程。传播学的受众心理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到早期社会心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在我国，基于宣传实践的心理研究更早产生，“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长期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中居主流地位(40)。徐培汀于1988年编著的《新闻心理学漫谈》，将受众心理研究推向了专业化路径。心理实验法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我国，其最初运用于教育传播领域(41)，20世纪80年代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祝建华等学者开展了大量有关受众心理的实验研究。199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专栏引介了心理实验法(42)。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实验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潘忠党和魏然关于传媒与价值观关系的研究(43)。1999年，郑兴东的著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系统探究媒介使用与消费的受众心理。2000年之后，随着认知心理科学实验法的普及，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验证与研究成果迅速涌现(44)，由此带动了认知传播学的兴起。
(六)社会文化传统：传播实践运行的文化逻辑
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努力回应社会文化命题，探寻社会文化生成的传播机制。20世纪50、6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西方思想和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过程问题(45)，20世纪60、70年代的讨论集中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域(46)。1985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传播与文化发展”问题(47)，由此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文化面向。社会文化传统起初关注大众传播对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48)，而后逐渐延伸到性别与社会文化领域。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新闻与传播研究》当年策划了媒介与妇女研究专栏，翻译介绍了传播与性别议题在各国的最新成果(49)。卜卫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媒介使用与儿童教育和儿童权利问题，出版了《进入地球村：大众传播与中国儿童》《媒介与儿童教育》等多部著作。随着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的推进，传播的“社会之维”被极大地打开了。当前，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接受效应、亚文化群体传播、网络文化形态等研究，都为传播学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七)批判传统：批判的传播话语研究
批判传统的传播理论主要包含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其思想资源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译丛》于1978年刊发了一组文章，系统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50)。1987年，姜克安向国内传播学界介绍批判学派时，称其为“国际传播学界近二三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51)。批判学派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带动了诸多与之相关的理论流派(如政治经济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之旅”，形成了一系列西方传播思想史成果——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52)、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53)、法兰克福学派经验研究的再发现(54)等。除了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梳理，中国的批判研究也涌现出一些聚焦本土传媒议题的理论成果，如赵月枝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55)、吕新雨的传媒公共性反思(56)。总体来看，无论是研究范式的深层结构构建，还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构建与反思，批判传统的丰富理论资源都不容忽视。
三、理论批判：传播学理论反思与范式批判
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和问题，传播学经典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展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漫长的学习和接受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环境的变迁以及媒介议题的推陈出新，这些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和不足逐渐显现出来。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的认识路径就是理论批判，具体包括对经典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
(一)经典理论的批判
传播学的发展主要是“按照个体参与程度不断增长来划分学科领域”(57)，即把传播分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四个学科领域。围绕这四大传播学领域，中国学者结合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展开了批判性的检验和反思。
第一，大众传播早在1958年就以“群众交通思想”的译名被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陈崇山(58)、祝建华(59)等人开展了大量媒介使用和民意测验等调查，但这些研究多属于描述性调查，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索(60)。2000年以后，研究者对传播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验证和反思。2001年，张国良团队首次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中国经验中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61)，随后又对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做了一系列验证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纷纷意识到传统的行政式研究范式在理论拓展上面临诸多困境，开始结合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反思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如聚焦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媒介使用反思(62)、立足知识社会学维度的传播效果反思(63)、强调“人即讯息”观点的传播思想探索(64)等。在新媒体环境中，学者对大众传播理论研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反思，如彭兰论述了“万物皆媒”的传播内涵，打开了媒介边界、媒介融合问题反思的新视野(65)。
第二，人际传播研究一度未能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王怡红(66)、芮必峰(67)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和情境理论等。如果说传统的人际传播主要强调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那么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室、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则使得媒介技术中介的人际传播成为可能，由此推动了基于网络、SNS等新兴媒介的人际传播理论检视与批判分析。当网络媒介创设了一个全新的生存语境和交流情景，传统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68)、印象管理(69)、社会资本积累(70)等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机制和趋势。翟学伟认为，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反而会忽视中国人际传播中的重要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面子”理论，为我国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认识视角(71)。
第三，群体传播主要关注群体间的传播动力机制与互动过程。1995年，芮必峰就注意到初级群体理论，并指出群体传播对人的自我认知、群体意义共享会产生多重作用(72)。群体传播研究的首要命题是对群体形态的识别和把握。研究者不仅关注社会组织层面的群体形态，也关注经由媒介实践所重构的群体形态，其结果不仅丰富了群体传播的外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群体传播议题，如基于年节这一文化仪式的群体传播实践研究(73)。2015年，支庭荣和隋岩同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理论、特点与机制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群体传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两位学者对群体传播中的“群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支庭荣所强调的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更多关注现实群体或媒介群体的传播实践，而隋岩所强调的群体传播，主要关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传播者”这一传播现实和趋势。基于这一理解，隋岩对第三人效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群体传播语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74)。
第四，组织传播早在1983年就以“组际传播”之译名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的《传播学(简介)》的基本术语中。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组织传播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潘玉鹏于1994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践(75)。随后，彭凤仪从学理维度揭示了组织传播的等级传播、多级传播过程、不同传播模式(76)。程曼丽指出，政府传播是组织传播的一种极特殊形式，其传播是管理行为的延伸(7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探讨新媒体对组织间传播关系的重构与影响，成为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新转向。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传播，正在从静态、封闭的结构模式转向了动态、开放的结构模式，“经由传播而组织”构成了组织传播的新观念(78)。
(二)研究范式的批判
范式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学科运行所建构的一套理论基础、规范，以及学科共同体共同遵守的价值和行为规范(79)。传播学的范式分类较多，而比较权威的分类方式是波特等人于1993年提炼的三种范式：社会科学的范式、诠释性范式和批判范式(80)。国内有关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主要集中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
第一，经验学派是传播学主流学派的代表性范式，这一学派诞生于美国20世纪40-60年代，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一度受到特别偏爱，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二元论、决定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范式困境，黄旦给出的“药方”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建构功能主义(81)。2012年，《新闻大学》以“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为专题，组织了8篇笔谈文章，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检视和考察，如刘海龙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解析了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可能性(82)。孙玮强调引入技术哲学理论视角，为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传播理论研究拓展了空间(83)。
第二，批判学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被引介进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早期对批判学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上，如批判学派主要关注传播控制与权力问题而忽视了传播过程、受众和效果问题，再如批判学派主要聚焦的历史与整体的总体视角，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传播活动中的微观现象和微观视角(84)。此外，批判学派主张改变社会思想现状和经济结构，寄希望于虚幻的乌托邦，也使得其自身的立场受到质疑(85)。面对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格局被打破。胡翼青认为不应以批判学派笼统地概括这一范式的研究，而应该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的研究脉络出发才能对传播理论有更准确的认知(86)。
四、理论创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探索
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学者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传播学者在接触西方传播理论之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理论创新问题，而给出的普遍“解决方案”是本土化理论创新。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中国学者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虽然传播学的本土化口号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被提出，但却因为缺少学术对话而“犹如坠入空谷的回音”(87)。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实际上遵循的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88)。这种“拿来主义”在陈韬文看来，只是传播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理论的本土化是一个理论检验、修订、补充和发展的过程”(89)。接下来，我们主要从学术概念的中国诠注、中国议题的理论阐释、本土思想的理论推演三个维度，分别讨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传播学研究本土探索状况。
(一)学术概念的中国诠注
传播学概念的“出场”，大多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以及当时的特殊思想语境。而当部分概念“遭遇”中国现实，中国学者往往给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体系，这不得不说是本土话语的一种大胆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诸如“宣传”“舆情”“公共传播”“群体传播”等西方概念的本土阐释，二是对“传学”“舆情治理”“以气抗争”“媒体型智库”等本土概念的发明与生产，这使得中国本土的传播创新具有了积极的概念基础。
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初，中国学者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交通”(90)。虽然“传播”在清末明初时就被使用，但依然强调的是一种单向概念，而交通，是“交”与“通”的并列，更多地意味着一个双向沟通的概念，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communication的翻译一直遵循着“交通”这种译法，如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传播”成为communication的主导译法，刘力群竭力呼吁使用“沟通”而非“传播”概念，以回到communication应有的双向交流之意(91)。黄旦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92)。必须承认，“交通”译法的“出场”，不能不说为早期的“传播”观念埋下了思想之“魂”。
“公共传播”概念在西方语境下强调的是传播网络为公共利益服务，其代表性的传播形式是科技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中国学者对“公共传播”概念的内涵拓展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功能层面。江小平早在1994年就撰文指出，公共传播的首要目的是劝服，以此超越西方所强调的“服务”理念(93)。唐绪军基于传播史分析，认为印刷媒体时代对应的传播概念是“新闻传播”，电子媒介时代对应的是“大众传播”，当前新媒体时代对应的则应是“公共传播”。吕新雨针对中国媒体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功能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中国特色公共传播”的概念。而吴飞以构建中国公共传播学为目标，认为公共传播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94)。
“宣传”概念携带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从“旧宣传”到“新宣传”的观念转变，宣传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视角。刘海龙通过对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当代宣传观念的形成以及宣传观念转型的研究，详细揭示了中国本土的“宣传”概念的内涵(95)。而面对新媒体的兴起，传统的宣传主义正在消解，“新闻宣传工作”正在被“新闻舆论工作”所代替。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舆论的阵地开始转移，而这种对抗催生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术——舆情监测、舆情治理、舆情预警等。相对于西方的“舆论”，中国式“舆情”则是一个本土概念，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思维(96)。
(二)中国议题的理论阐释
当西方理论遭遇本土议题，祝建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找对话，围绕本土语境形成一套整合性理论(97)。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启了社会研究的传播学视角。1912年，《学报》杂志第一期刊登的署名远公的文章《中华文明之传播》，完整考察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史。新中国成立后，李龙牧(98)、彭明(99)分别聚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此外，学者还考察了政治经济学(100)、社会主义(101)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学领域，重点揭示的是某个概念或者某个事物的传播过程。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更多体现在宣传层面，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宣传效果(102)、宣传方法(103)、宣传实践(104)等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译介阶段，真正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立足中国本土的基本国情和实践土壤，尝试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本土化验证和反思。具体来说，传播学者主要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议题、新现象——“三农”、政治传播、媒介融合、民族问题，尝试提出一套“超越西方”的阐释框架。
1.“三农”议题传播的理论阐释
着眼于中国乡村问题进行的传播学研究，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以及中国当下乡村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方晓红以媒介为主线，探索了大众媒介与农村文化生活的关系(105)。乡村传播在西方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出现，乡村与农民只不过是传播研究的一个对象或主体形式。而在中国，李红艳等学者认为要将农村视为一个信息系统，而不是看作零散的传播议题的集合，因此提出要构建中国的乡村传播学(106)。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城乡特点与乡村变迁，中国学者以乡村传播为主题，编辑出版了一套“乡村传播文库”，包括《中国乡村传播学》《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中国乡村传播心理模式》《中国乡村网络传播》《中国乡村科技传播》等著作。乡村传播的问题起点是乡村问题，而乡村文化则是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认识维度。沙垚认为乡村文化传播是一个双重且动态的概念，可以视为乡村传播研究的分支方向(107)。赵月枝将乡村文化置于世界体系中加以研究，为中国的乡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108)。
2.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阐释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政治传播研究和实践都体现出有别于西方的学术路径和现实维度(109)。在社会抗争、舆论引导、对外传播等政治传播议题上，相关研究都呈现出明显的中国话语和阐释体系。抗争问题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从传统的“以法抗争”“以理抗争”到极具中国特色的“以势抗争”“以气抗争”“表演式抗争”，中国的社会抗争实践超越了西方“抗争政治”的理论谱系，呈现出独特的本土形式和内涵(110)。新媒体的兴起对政府传统的宣传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而中国党媒逐渐背离了传统的宣传主义，积极寻找“政党调适”的媒介方案，即建构了一种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于一体的“新党媒”宣传模式(111)。除了内宣模式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外宣思路开始转向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修辞再造(112)。姜飞认为突破现有国际传播格局需要思考三个问题，即“超越垄断、渠道建设和有机补充”(113)。
3.媒介融合实践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强调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作为在西方新闻媒体的融合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媒介融合”较早出现在蔡雯的新闻编辑论述中(114)。与西方媒介融合的逻辑进路不同，中国语境中的媒介融合遵循的是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共同作用(115)。中国只有走出“传统媒体的落后身份，陈旧的内外制度和既有新兴媒体市场格局的阻隔”(116)等结构性困境，展开颠覆性创新，(117)媒介融合才能真正摆脱窘境。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纸媒的生存环境逐渐势衰，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媒介环境下，中国的党政媒体却并没有受到经济力量的冲击。王海燕通过对媒介融合语境下西方和中国的报纸行业进行对比，认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媒介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原则(118)。
4.少数民族传播的理论阐释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传播问题也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独特问题。郭建斌关注独龙族的现代传媒使用问题，如电视与乡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119)以及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问题(120)。同样是以独龙族为研究对象，吴飞从传统的火塘、电视、教堂三种“媒介”入手，研究独龙族社区的传播网络(121)。这些研究都从媒介社会学入手，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媒介与空间、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孙信茹认为，这样的研究取向要面对以下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些研究中寻找到不同个案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起民族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她进而提出民族传播的三个基本概念：媒介化、日常语态以及超越乡土(122)。中国的传播学者也在积极寻求研究视角上的突破，如郭建斌认为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跨文化传播”(123)。
(三)本土思想的理论推演
中国传统文化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遗产，成为中国本土传播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虽然提出原创性理论以及与西方传播学对话都颇为艰难，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的探索从未停止。1957年，方汉奇研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政策，探索中国古代的言论机制(124)。1988年，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较早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特征的三种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125)。这种从传播学角度来阐释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路径后来被称为华夏传播。华夏传播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与传播观念(126)。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以及此后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如《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成为早期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探索的重要学术实践。李敬一(127)、邵培仁(128)、谢清果(129)、潘祥辉(130)、李红(131)、姚锦云(132)等学者比较系统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或思想遗产中所蕴含的传播观念，努力以“华夏传播学的名义”与西方对话，追寻和确认中国传播的本土身份。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实践进行传播学阐释，中国本土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探索性成果。黄星民提出的“风草论”是对中国传播理论本土化创新的一大突破，主要包括传播活动的“风化风行”、受众主体的“草偃草起”、传播效果的“风吹草偃”(133)。2005年，由金冠军和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四卷本，从古代到现当代，全面挖掘和梳理了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在本土思想的理论演绎上影响颇深。
回顾中国传播学理论70年的发展历程，成果丰硕，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中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尚未摆脱西方传播学的总体框架。在西方理论的巨大“阴影”下，本土传播议题或现象的理论阐释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和生命力。虽然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概念、观点或模式，但是大多未能形成学术对话，也未能成功地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响。必须承认，中国传播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道路，特别是突破西方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的理论探索，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②郑北渭：《美国报纸的职能》，《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辑。
③孙旭培：《香港、台湾的传播研究》，《当代传播》1999年第1期。
④转引自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8期。
⑤转引自王彦：《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7-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5期。
⑥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⑦余也鲁：《传学新词》，《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转引自刘家林、赵爽：《传学东渐简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⑧代表性的文章如：1981年第1期《传学浅谈》，1982年第4期《传的回馈》，1983年第1期《宣传》，1984年第1期《传的受方》，1984年第2期《传的效果》等。
⑨居延安：《心理选择与宣传报道》，《新闻大学》1982年第3期。
⑩俞旭：《大众传播的接收对象》，《新闻大学》1983年第1期。
(11)居延安：《社会与传播漫谈》，《社会》1981年第1期。
(12)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13)俞旭：《大众传播的接收对象》，《新闻大学》1983年第1期。
(14)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15)Craig,R.T.,"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vol.9,no.2,2010,pp.119-161.
(16)黄汉生：《设问辞和文章的波澜——从修辞上分析“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表现方法》，《新闻战线》1958年第12期。
(17)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8)参见张子让：《新闻标题的形象化手法》，《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高国良：《谈标题的多种表现手法》，《新闻大学》1988年第1期。
(19)参见王一川：《叙事裂缝、理想消解与话语冲突》，《电影艺术》1990年第3期；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20)刘涛：《何为视觉修辞——图像议题研究的视觉修辞学范式》，《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1)刘涛：《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兼论观念史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22)赵毅衡：《符号学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23)李幼蒸：《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3期。
(24)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5)陈力丹：《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26)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7)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28)隋岩：《符号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9)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3期。
(30)巴斯摩尔、周煦良：《胡塞尔的逻辑学和现象学思想》，《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1期。
(31)参见张蓬：《现象学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0期。
(32)倪梁康：《图像意识的现象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3)范龙、王潇潇：《现象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初探》，《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34)姚晓鸥：《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传播领域的实证主义观念的现象学反思》，《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35)杨雅、喻国明：《试论技术现象学视阈下媒介技术的“在场效应”》，《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
(36)张培森：《中央台是怎样传播苏联宇宙火箭的喜讯的》，《新闻战线》1959年第1期。
(37)祝建华于1985年和1986年在《新闻大学》集中发表三篇文章《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内容分析——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二》和《控制实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三》。
(38)陈昌凤、虞鑫：《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研究：技术属性、媒介语境与价值范畴》，《编辑之友》2019年第6期。
(39)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0)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
(41)陈一百：《实验方法在教育心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42)刘晓红等撰写的刊登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上的一组文章。
(43)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44)喻国明、李彪、李莹：《意识阈限下信息刺激的传播效果研究——基于ERP的实验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
(45)郑宏：《一本传播“儿童学”的译本》，《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我国的传播》，《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
(46)陆定一：《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物》1960年第7期。
(47)吴文虎：《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48)朱增朴：《传播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
(49)参见孙五三等撰写的刊登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上的一组文章。
(50)涂纪亮：《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学派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哲学译丛》1978年第5-6期等一组文章。
(51)姜克安：《传播学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52)支庭荣：《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53)单波、侯雨：《思想的阴影：西方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2期。
(54)连水兴：《被遮蔽的存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性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3期。
(55)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
(56)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7)[美]斯蒂芬·里特约翰：《人类传播的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58)陈崇山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
(59)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60)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61)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6期。
(62)Zhu,J.H.& He,Zhou,"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Needs,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Adopt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9,no.4,2002,pp.466-495.
(63)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64)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65)彭兰：《万物皆媒——新一轮技术驱动的泛媒化趋势》，《编辑之友》2016年第3期。
(66)王怡红：《西方人际传播定义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67)芮必峰：《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
(68)陈浩、赖凯声、董颖红、付萌、乐国安：《社交网络(SNS)中的自我呈现及其影响因素》，《心理学探新》2013年第6期。
(69)黄含韵：《中国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沉迷现状：亲和动机、印象管理与社会》，《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0期。
(70)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7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72)芮必峰：《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2期。
(73)参见杨立川：《年节——中华民族的传播盛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74)隋岩：《论群体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
(75)潘玉鹏：《建立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新闻大学》1994年第2期。
(76)彭凤仪：《论组织与组织传播》，《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77)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8)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7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80)Potter,W.J.,Cooper,R.& Dupagne,M.,"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vol.3,no.4,1993,pp.317-335.
(81)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82)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83)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4)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阈及其比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53页。
(85)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86)胡翼青：《建构与消解：“批判学派”概念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87)王怡红：《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88)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89)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张国良、黄芝晓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3-154页。
(90)关于communication一词的翻译在中国的“知识旅行”，相关研究详见：黄雅兰：《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看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知识旅行》，《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9期。
(91)刘力群：《论我国传播学研究之得失及新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十年：1978-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61页。
(92)黄旦：《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冯应谦你、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98页。
(93)江小平：《公共传播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94)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95)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
(96)胡泳、陈秋心：《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7年总第40期。
(97)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地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8期。
(98)彭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1期。
(99)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闻战线》1958年第2期。
(100)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我国的传播》，《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
(101)黎澍：《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02)白汝瑗：《讲究宣传效果，改进宣传方法》，《新闻战线》1959年第16期。
(103)孙雪天：《提高报纸的宣传质量》，《新闻战线》1959年第6期。
(104)田流：《从农村实际看农村宣传》，《新闻战线》1959年第14期。
(105)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106)李红艳、谢咏才、谭英：《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07)沙垚：《乡村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108)赵月枝、林安芹：《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上)》，《教育传媒研究》2017年第4期。
(109)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10)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111)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112)刘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113)姜飞：《新阶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性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14)蔡雯：《“专家型”记者和“融合型”编辑——浅谈美国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今传媒》2005年第10期。
(115)林如鹏、汤景泰：《政治逻辑、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论习近平的媒体融合发展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116)朱鸿军：《走出结构性困境：媒体融合深层次路径探寻的一种思路》，《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朱鸿军、农涛：《媒体融合的关键：传媒制度的现代化》，《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
(117)朱鸿军：《颠覆性创新：大型传统媒体的融媒转型》，《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
(118)Wang,Haiyan & Sparks,C,"Chinese Newspaper Groups in the Digital Era:The Resurgence of the Party Pr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9,no.1,2018,pp.94-119.
(119)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0)郭建斌、陈静静：《电影大篷车：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社会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121)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
(122)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当代传播》2012年第5期。
(123)郭建斌：《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研究”：困境？出路？》，《新闻界》2018年第8期。
(124)方汉奇：《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害》，《新闻业务》1957年第4期。
(12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09-212页。
(126)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27)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8)邵培仁：《当代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信息接受观》，《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6期。
(129)谢清果：《华夏传播引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130)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131)李红：《老子思想与媒介批判》，《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4期。
(132)姚锦云、邵培仁：《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33)转引自谢清果、陈昱成：《“风草论”：构建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