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初开始,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全世界,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目瞪口呆,防不胜防。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名为“COVID-19”,3月11日又宣布新冠病毒为“大流行”(Pandemic)。目前,虽然北半球许多国家的疫情已经趋缓,许多国家的限制措施正在放松,但大流行已经重创世界经济,并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流行又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局“撞”在一起,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指责中国延误了大流行的防控,渲染“中国威胁”,发起遏制中国的“新冷战”,从而使国际合作防控新冠病毒的局势复杂化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成为重塑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亨利·基辛格甚至声称它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在这种形势下,重温世界历史上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或许会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如影随形：世界历史进程因疫情而改变
实际上,大流行对人类的打击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人类的防控也是从措手不及开始,只是人类非常“健忘”,经常在遭受一次疫病的打击之后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直到下一次遭遇新的打击,重新来过。为什么人类总是循环往复地遭受大流行的打击呢?为什么大流行总是与世界历史的演进如影随形呢?这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的。人只是自然界生物中的一种,在人从猿进化到人之前,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已经存在于自然界了。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把人类所受到的威胁分为“巨寄生”和“微寄生”两种,“巨寄生”指的是人类与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征服者等等之间的关系,“微寄生”指的是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或多细胞生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的大多数生命其实处在一种有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巨寄生”关系,这样才有了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的概念,才有了种族、宗教和文明演化的历史,才有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而很少关注微生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即“微寄生”关系,而正是这种“微寄生”关系往往给“巨寄生”关系带来意料不到的变化,影响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世界历史进程中许多次重大变化,背后几乎都有“大流行”的影子。公元前430-426年发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大瘟疫”,致使雅典近1/2的人命丧黄泉,对雅典与斯巴达博弈的结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疫情有详细描述。修昔底德本人和当时正在雅典军中服役的苏格拉底都曾染病,但他们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幸运地活下来了。再如,公元165-169年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罗马军队征讨叙利亚的凯旋之师把瘟疫和战利品一同带回罗马,结果在几十年之内让500万人丧失生命,古罗马帝国也开始逐渐衰落,西方文明史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发生于公元541-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更是终结了拜占庭帝国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雄心。1348-1361年开始于欧洲的“黑死病”堪称大流行之最,杀死了欧洲大约1/4的人口,有专家估计人数达2500万之巨,农奴制从此走向瓦解,教会权威下降,实际上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有学者认为,正是“黑死病”催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为西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流行是16世纪天花在美洲的流行。1521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的几百个西班牙人征服了拥有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奇迹”并非来自西班牙人的骁勇善战和武器精良,而是他们携带的天花病毒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生命和意志。天花的蔓延随后也让印加帝国丧失了战斗力,印加国王和他指定的继承人都死于天花,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百多个“强盗”让这个陷入内乱的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实际上,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等就开始在美洲大陆流行。而在这之前,新大陆与旧大陆已经隔绝了1.2万年,欧洲人在经历了“安东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等“洗礼”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美洲印第安人则成了这些“欧洲病毒”的猎物,据专家估计,有九成印第安人在百年之内染病、死去,从而为欧洲人向美洲的大规模殖民“让出了空间”,世界历史进程也为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1918-1919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蔓延到全世界,据统计,有2/3的人口被感染,有5000万到1亿人在这次流感中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新冠肺炎之前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大流行。20世纪也被称为“大流行世纪”(The Pendemic Century),相继发生的流行病有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病、非典性肺炎(SARS)、埃博拉和寨卡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能够将疫病控制在萌芽状态,疫病花样翻新,与历史进程如影随形。新冠肺炎大流行再一次把这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古老问题“推”到了世人面前。
二、循环往复：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在“微寄生”和“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中踯躅前行,在疫情防控方面不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留下许多令人扼腕甚至啼笑皆非的教训。有趣的是,那些疫情防控最原始的做法,往往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最有价值的经验。首先,最有效的举措就是隔离,即对疫区居民实行严格的隔离制度,以切断传染链条,查清传染源头。《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曾经专门邀请几位资深历史学家讨论疫情防控的历史经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亨德森认为,应对工业化前欧洲瘟疫的策略,已经成为后来防疫政策的基础。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实施的公共卫生策略,与文艺复兴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没有什么不同;其次,建立现代检疫制度,即在港口、码头、车站和城门等人口与货物的集散地对旅客、货物和交通工具实行规范化的检疫,并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实行隔离,历史上最长的隔离时间达40天之久。这是从14世纪开始欧洲地区就开始实行的防控措施;再次,建立和改进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包括通过相应的立法手段,减少病菌传播的空间和媒介,特别是保证水资源的清洁和安全。历史上所有重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几乎都与人口聚集的城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雅典大瘟疫”的发生,就是由于雅典周边居民短时间内一起迁居雅典城内,人畜共用水源形成源污染引发的。历史上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市一直是疫情发生、传播和扩散的最主要的根源。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也是疫情频发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宋朝和明朝的覆灭都与当时疫情的泛滥有直接关系。20世纪初伍连德领导的东北抗疫,因为汲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进了现代防疫制度,不仅成功地控制住了鼠疫的泛滥,而且阻止了俄罗斯和日本插手中国东北的野心,成为清朝末年风雨飘摇之中少见的奇迹!
对比值得总结的经验,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控失误的教训可能更加“丰富多彩”,更值得人们反思和汲取。第一,对疫情扩散苗头的轻视和忽视,抱有侥幸心理,最终酿成大祸的例子比比皆是。“西班牙流感”蔓延开来之前,美国堪萨斯军营里已有士兵因流感死亡的事件发生,但军队还是被派赴欧洲战场,致使大流感在欧洲蔓延开来,并最终祸及整个世界,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死亡的人数；第二,疫情的发生往往与种族与阶级的歧视相伴随。“黑死病”使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演变成大规模的反犹运动,犹太人被说成是“投毒者”,遭到严酷对待,甚至被隔离到“犹太区”中。霍乱在印度的流行也强化了雅利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实际上起到了固化印度种姓制度的作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认为,从古代到19世纪,史料关于传染病记载最多的部分是人类的反应,人们对穷人、疾病受害者的怀疑、指责和暴力愈演愈烈,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传染病是外国宿主带来,是由贫穷和污染引起的,而仇恨和暴力往往演变成社会动乱,推动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三,与之相联系的是疫情发生之后的“甩锅”大战,当事者都想把疫情的源起归咎于他人,而疏于清理自己的责任。这方面最有趣的是对“梅毒”源起的“攻防战”。当梅毒在15世纪末首次袭击欧洲时,法国人把它命名为“西班牙病”,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称之为“法国病”,俄罗斯人称之为“波兰病”,波兰人称之为“波斯人病”和“土耳其人病”。土耳其人则把指责又推进了一步,称之为“基督徒病”,等等。“甩锅”之战最后往往都沦为笑柄,因为疫病的发生是人类与自然界“微寄生”关系的产物,它们对人类的侵袭不因阶级、种族、宗教和地域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古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西班牙国王路易斯一世、中国清朝的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都死于天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法国“太阳王”国王路易十四和中国清朝的康熙“大帝”也都因感染天花而“易容”；第四,国家之间各自为战,是促成疫病演变成大流行的重要原因。1918年起“西班牙流感”逐步肆虐全球,不仅与战时和战后的混乱局势有关,也与不同国家之间缺乏信任、相互指责、信息管控和各自为战有关,这可以从“西班牙流感”的许多别称就能可见一斑,如“法国流感”“那不勒斯士兵”“佛兰德斯感冒”“柯尔克孜病”“黑人病”“匈奴流感”“德国瘟疫”和“布尔什维克病”,等等。“西班牙流感”是一个误称,只是在多数国家都在实施战时新闻管制的条件下,西班牙媒体最早报道了这次大流行,这次大流行就被冠以“西班牙流感”,并且沿用至今；第五,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但疫病的溯源和根治往往需要人类付出几百年的努力。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根治了的传染病,从死于公元前1145年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病被彻底根除,天花在人类社会施虐了3000多年。从中国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法”,到英国人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并普及到全世界,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人类只是依靠免疫的方法才战胜了这种病毒。对人类社会来说,许多病毒的起源至今都是“迷”。换言之,人类是在没有解开这些“迷”的条件下摸索防治之道的,所以,必须对病毒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敬畏”。
三、追求超越：探索新的可能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恰恰为新的疫病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从采猎群时代的“散兵游勇”到学会种植与定居,从走出非洲到蔓延至全世界,从农业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帝国的形成、宗教的产生和传播,到现代移民的大规模迁徙、贸易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改进、战争的此起彼伏,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有疫病如影随形,都要经历“微寄生”和“巨寄生”平衡线不断被打破和恢复的过程。一次又一次,人们往往是在重复以往的历史,是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重蹈覆辙”。这是历史的讽刺? 还是人类的宿命? 威廉·H．麦克尼尔在其《瘟疫与人》一书中最后说:“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悲观”,但确实道出了人类社会无法逃避的“现实”。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在发展进步,超越“重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2015年,比尔·盖茨在就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发表的TED演讲中说,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核武器而是微生物。但是,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今天看来,这简直是“神预言”!2020年4月,盖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又预言大流行或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并强调全世界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因新冠肺炎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如果准备得当的话,成本不会这么大。在疫情防控方面,比尔·盖茨不仅是一个预言家,而且还是行动者。2000年以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一直致力于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助贫困人群遏制传染性疾病,为各国贫困人群提供价格低廉且安全可靠的疫苗、药品和诊断工具。2020年4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暂时扣下”向世界卫生组织支出的资金之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1.5亿美元。
两个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美国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特朗普有权力奉行“美国至上”的原则,将维护美国利益作为总统的第一要务,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但是,如果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而误导民众,贻误疫情防控,则不仅会伤害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而且也会反过来伤害到美国自身。美国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不能说与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与特朗普总统的“一意孤行”没有关系。实际上,有媒体认为,在此次美国与新冠肺炎“搏斗”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更多的是美国的州长和市长,而不是联邦政府和美国总统。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全球多边体制应对大流行挑战失败的情况下,正是地方领导人填补了相应的空白,并将在构架后疫情世界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归根结底,特朗普和盖茨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特朗普眼里,抗击新冠肺炎一场政治博弈,是一场他与中国和国际组织博弈,与民主党和媒体博弈。在盖茨眼里,抗击新冠肺炎是人类社会与病毒的一场博弈,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关注和支持,各国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比尔·盖茨不是美国总统,面对美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的“失误”,他也无能为力。
对比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新冠病毒是传播更为迅速,感染范围更为广泛、疫情防控更为全球化的“大流行”。在新冠病毒面前,无论“自我”和“他者”是否情愿,人类真的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疫情退去,生活与工作重回“正轨”,人们是重蹈覆辙,等待下一次疫情的“突如其来”,还是向比尔·盖茨预见和建议那样,携起手来,加大对公共卫生和防控体系的投入,为应对下一次疫情的到来而“有备无患”,这已经不是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国际政治问题。围绕新冠病毒抗击新冠肺炎而展开的世界大战,既彰显了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特色和优劣,也揭示出全球化形势下世界防控体制的弊端,这就是国家之间的各自为战。要克服这个弊端,就必须走出国际政治的传统逻辑,构建起跨国家的全球疫情防控体系。这将是超越历史经验和教训之举,也应该是对这场抗击新冠肺炎世界大战的最好纪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