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既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既有重叠之处，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随着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着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正在向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部落与族群/帝国与民族国家/西方与东方/中国史与世界史
作者简介：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长春 130012)。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学源远流长，历经千年之变；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则刚刚度过第一个百岁生日。但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欧洲从世界的支配地位上跌落下来，美国跃居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苏联在与美国和西方的博弈中败北；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地位，改变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数量对比，一批非西方大国迅速崛起，更是历史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削弱了当今世界西方主导地位的根基。所以在今天，我们既看到有西方学者自觉地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缺憾，呼吁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构中来，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①同时也看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界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持续努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不过历史学家的视角和方法与国际关系学家不同而已。②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较少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学派和范式争论的影响，也较少受到“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而这或许能为国际理论在历史转换时期的发展进步，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为所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所熟悉。但随着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学所涵盖的内容，所采用的方法，所形成的理念和流派等，越来越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样化，可以说历史学自身正在向着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因此本文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旨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重叠”
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的是主动的和自觉的，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人，他们的作品甚至也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经典之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兰克的《论列强》、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约翰·加迪斯的冷战史研究著述和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等，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也有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他“历史研究”的惯性发展，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侵入”他人的领域。可以说，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有许多“重叠”和“交融”之处。关于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密切关系，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的阐释。③这里仅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几个“重叠”之处列举如下，从中不难发现两个学科的“亲戚”关系。
首先，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重叠”之处就表现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国际关系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学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实际上发挥着沟通两个学科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到国际史的发展进步，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往；研究对象从欧美日等大国扩展到小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以及非国家行为体。④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也一直关注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并逐步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纳入阐释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中来。在国际学术界，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与时俱进”的人也有很多，其中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的学术之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以学习和研究民族国家史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包括英国史、中国史和美国史，之后转向外交史和国际史，然后又转向跨国史和全球史。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的重点依然是民族国家，是国家之间甚至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跨国史则涉及人类共同体的方方面面，主张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国际史和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⑤
地缘政治学也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和重叠的一个领域。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大多兼有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双重身份。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都是根据历史上不同势力之间竞争的得失来阐释他们的“陆权说”“海权说”和“边缘地带的战略”的。⑥实际上，地理因素一直在历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都对地理因素对政体形态和战争胜负的影响进行过具体的阐释。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之后又分别将其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所谓“长时段”指的就是地理环境因素，包括地形、气候条件等，演化缓慢，但却对相关地区的历史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⑦现代地缘政治专家也都依赖历史分析来推测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观察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著名论断，风行一时。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全球化消弭国家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被高估了。法国观察家罗朗·柯恩—达努奇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并存。⑨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说“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并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场景。⑩乔治·弗里德曼甚至对欧洲“一体化”的进步“视而不见”，对今后欧洲的形势做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11)历史经验一直是这些地缘政治学家观察和预判国际政治形势走向的出发点。
大战略研究也是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重叠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的利德尔·哈特是20世纪大战略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1941年发表的《战略论》影响了几代战略家。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建立在他对从公元前5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家胜败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2)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利德尔·哈特也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孙子，他的《战略论》开篇就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几位地缘政治学家也都是战略家，“陆权论”“海权论”和“边缘地带的战略”都是一种大战略理论。战后西方学界堪称战略理论家的历史学家有许多，像美国的乔治·凯南、保罗·肯尼迪、约翰·L.加迪斯、爱德华·鲁特瓦克(又译勒特沃克、勒特韦克)、威廉森·默里和麦格雷戈·诺克斯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13)当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亨利·基辛格。这位“超级德国佬”纵横捭阖美国和世界政治舞台几十年，年逾九旬依然还在“指点江山”，笔耕不辍。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历史细节的熟悉程度和对现实世界历史渊源的解读、阐释能力，都达到了专业学者也难以企及的高度。(14)中国历史学界也有学者介入大战略研究。王家福教授通过对大国竞争的历史研究，在1980年代提出了“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三大战略流程说，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显示了超前的战略判断能力。(15)在美国，也有一批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大战略研究，如约翰·伊肯伯里、查尔斯·库普钱和江忆恩等。
可以说，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有着“天然”联系。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之所以曾经渐行渐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学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简约化”的影响，这门学科的历史学传统逐渐褪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19世纪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也被赋予了“普适性”的神圣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来重新认识世界，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被当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历史也被“简约化”了。随着“百年变局”的出现，历史又重回学界的视野，人们希望通过重新认识历史来认清当前的世界。
二、部落：与时俱进的“前现代”国际行为体
历史学中“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对“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也是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却可能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因为人们发现，虽然现代“民族国家”这种人类最新的组织形式已经覆盖了全世界，但有些“前现代”国际行为体却依然能够顽固地“幸存”下来，并且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其中包括部落、城邦和帝国等。在这些“前现代”国际行为体中，部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有些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千年以上。无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应对，这种“前现代”国际行为体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回避的研究课题。
谈到“部落”，人们往往把它与“原始的”“落后的”和“偏远的”等描述性语言联想在一起，是古代社会的残余，应该早已被现代世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淹没了。但是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部落组织与“民族国家”并存。作为已经延续千百年的人类共同体，它们的凝聚力经久不衰。这些国家大都是在二战之后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与冷战期间的东西方对抗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之后，种族、部落、宗教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一次把许多国家拖入内战和区域动乱之中，并且成为跨国恐怖势力的温床，“失败国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国家构建”问题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16)著名人类学家菲利克斯·格罗斯曾这样写道：“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经常面对、但却从没有能力解决的古老问题，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17)
虽然近年来许多中东和非洲国家形势趋稳，经济增长加速，但前景依然有许多未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一般认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四个阶段，(18)但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的这种阶段性过渡的特点并不明显，“民族国家”是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并非凤毛麟角，已经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现实”，但并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中来。(19)如何在理论上阐释部落制根深蒂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之中，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挑战。其次，中东和非洲的部落已经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封闭和落后的共同体，而是随着二战之后世界的变迁，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潮流交融在一起，并与种族、民族和宗教或教派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这使部落制的解读变得愈加复杂化了。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部落”的概念被认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有人主张以“族群”代之。但族群同样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概念。(20)在非洲，“部落”的概念被视为带有蔑视非洲的色彩，中国学者主张以“地方民族”的概念取而代之，“部落主义”应该被称为“地方民族主义”。(21)第三，部落社会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顽固存在”，部落概念向族群概念的升级换代，都表明部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它或许是迄今为止经历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有阶段的组织形式。(22)也有人会问，为什么削弱部落纽带的做法难以行得通？格罗斯的解释有相当的道理：“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可能产生一种障碍，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的进程，但在另一方面，它仍然是可能存在着压迫的国家中对个人进行保护的重要社会单位”，“在强有力的新型制度没有产生功效之前去削弱甚至破坏仍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团结纽带，无异于一种冒险行为”。(23)
中东和非洲部落的生命力之所以这样顽强，能够在“民族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主导治理单位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与国家组织之间形成张力，最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国家”几十年的历史经历，还难与绵延千百年的部落传统和身份认同相匹敌。2013年12月15日，南非已故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落叶归根”，灵柩被移至其出生地东开普省库努村，并被盖上了狮子皮，几千人参加的“世纪国葬”转换成腾布族人传统的下葬仪式，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是享誉世界的民权领袖，是被称为“南非之父”的首位南非黑人总统，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以科萨族(腾布族是科萨族的一个分支)人儿子的身份“入土为安”，显示出非洲部落传统之深厚。实际上，在许多非洲和中东国家领导人身上这种传统都有所保留，有的领导人甚至刻意彰显自己的部落身份和族群印记以赢得支持。
部落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态，在不同的种族、地区和文化的演进中大都存在过，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国家制度过渡。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很早就克服了部落制，尽管经历过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但强大国家传统保留下来了，在西方的压力之下，“中断一段时间后重起炉灶”；中东的穆斯林社会借助马穆鲁克制度，遏制部落制的弊端，构建起强大的帝国，但随着马穆鲁克制的衰败，帝国也就支撑不下去了，部落依然在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非洲大陆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等种种原因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国家层次的制度体系，而西方殖民者又“不作为”，没有为非洲引进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24)因此国家的构建是在获得独立之后开始的，而且大多是在殖民者人为划定的疆界的基础上开始的，千百年的部落传统难以在几十年的国家构建中销声匿迹。历史学有关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研究，对于丰富国际关系学界“民族国家”的想象及其理论批判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社会是沿着“民族国家”道路继续前行，还是要在“部落国家”阶段“停滞”不前，甚至构成“现代国家”中的一种“常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切入点。我们看到，历史学界已经有人呼吁“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25)政治学界更有学者呼吁要“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了。(26)
三、帝国的“反思”
虽然历史上的帝国已成往事，但帝国的“阴影”从未消失，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浮现在人们眼前。(27)进入21世纪，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宣告结束，新一轮大国竞争正在卷土重来，有关帝国的谈论更加热烈。英国被描述为“未终结的帝国”，(28)苏联解体被解读为“帝国的解体”，(29)中国的崛起则被刻画成“中华帝国的再造”，(30)甚至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也被描述为“躁动的帝国”，(31)尼尔·弗格森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帝国过度扩张的警告，(32)哈特和奈格里对冷战后的世界困局提出了以“帝国”为名的“后现代”处方，(33)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提醒人们英美及英语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中流砥柱”作用，(34)等等。总之，从对苏联解体的解读到新世纪政治秩序的探讨，“帝国热”在国际学术界风行一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加入帝国的研究和讨论中来。帝国似乎成了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一把钥匙和一种方案。尽管有关帝国的讨论涉及面极广，论者的观点见仁见智，但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国际关系学界关注。
首先，有关“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关系。理论上讲，帝国也是一种“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的“底色”，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脱胎换骨”而来。(35)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与帝国是二元对立的，并把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理解为一个线性的过程。但历史研究表明，帝国支配世界的时间至少延续到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与帝国实际上是“两种原则，一种实践”；(36)英、法等殖民帝国与本土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是欧洲国家的“一体两面”，王赓武将其称之为“民族帝国”(national empires)，(37)克里尚·库马尔认为大英帝国是从英伦三岛开始的，英格兰人征服了苏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而法国才是一个“帝国民族”；(38)英法等殖民帝国本土的治理方式有些还是从殖民地的统治经验中借鉴而来的；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欧洲向全世界的“扩散”过程，相反受到18、19世纪之交美洲殖民地独立的革命影响；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单位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五六十年，欧盟等政治实体又有取代民族国家，重回帝国之势。(39)有学者认为，与帝国几千年历史相比，我们没有必要目的论式地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唯一合理合法的国家形式。(40)
第二，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共同体组织形式。帝国与民族国家最大的差异，是其构成的多元化，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不同的宗教和教派组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区域，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组织形态。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演进的过程中，帝国很早就出现了。有学者甚至认为第一个殖民帝国出现于公元前3200-前1200年，即埃及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如果我们以欧洲的历史演进为基准，就会发现，从古代世界的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埃及的中央王国和新王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孔雀与笈多帝国、秦汉王朝，到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阿巴斯帝国、高棉帝国、蒙古帝国、明王朝、神圣罗马帝国、马里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再到现代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以及东亚的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等，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是以几个庞大的帝国对世界的支配为标志的。在这其中，现代帝国与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一大差别是，现代帝国都有一个核心民族作为支撑。(41)
第三，现代欧洲帝国都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都有一种肩负重任的使命感，并且都认为自己所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是普世的。帝国不仅要东征西讨，还要把自己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即使奉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也自认为秉承了罗马的衣钵，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号称“罗马苏丹国”，尽管它要征服的就是罗马帝国留下来的基督教世界。奥斯曼人改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土语中就是君士坦丁堡之意。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代表罗马向欧洲和美洲传播天主教，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西班牙表亲的精神，自命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同时还作为欧洲文明的保卫者，守卫在防御异教徒的最前线。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之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称作“第三罗马帝国”，他们自视为拜占庭帝国覆灭后唯一的继承人，宣扬东正教，同时与奥斯曼帝国和英、法等在欧洲、中东和中亚竞争势力范围。英国是新教国家，在欧洲和美洲领导新教运动，对抗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势力。法国也是天主教国家，曾经与罗马教廷站在一起，但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后“升华”了帝国的使命，自认为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将法国的帝国主义定性为“文明的使命”，后来不列颠人也如法炮制。(42)但是，当这些欧洲帝国开始瓜分世界的时候，它们开始“捐弃前嫌”，共同为他们的殖民扩张和在殖民地的统治制造理论和法律根据，这就是其所谓“文明标准”。(43)19世纪中叶之后，这些相互竞争的欧洲“列强”多次召开有法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把全世界按照它们的价值观分成了“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和“文明的”等几个文明等级，实际上是把世界分成了“文明的”和“野蛮的”两部分。“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人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44)1905年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在欧洲引起震撼，这个“弹丸小国”挑战了“文明标准”的权威性。一位日本外交官讽刺地说：“至少在现代的野蛮屠杀方面，我们证明了与你们的平等，随后便立马成了坐在谈判桌前的你们所谓的文明人。”(45)这些“文明标准”不断演化，实际上成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核心价值观的起源。(46)
当今世界正在迎来一场“百年变局”，而百年前的世界正是西方列强和东亚新兴的日本主导的世界，是一个帝国主导的世界。因此，我们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帝国，厘清“现代”帝国的来龙去脉，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帝国都是些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共同体，但现代帝国(日本除外)大都以罗马继承人自居，并都企图构建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帝国的相继解体促成了今天的变局，但帝国要消解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美国历史社会学家克里尚·库马尔在其《千年帝国史》开头所说的话，道出了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的理由：“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47)
四、“西方”和“东方”的流变与转化
历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野和演进。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意义上的“东方”已经不复存在，但“西方”依然保留下来。“西方”(the West)与“非西方”(the Rest)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分野。但历史地看，“西方”和“非西方”都不是一个停滞和僵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西方”曾经是发达和富裕的代名词，但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2006年完成的《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结尾处却这样写道：“100年前，东西方的边界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附近之间的某个地方，现在，这条边界线贯穿着每一座欧洲城市。”(48)实际上，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正在一步步地陷入一种“困局”之中，这种困局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秩序可能或正在因为西方的困局而发生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
西方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存在。人们一般都把西方的历史当作是欧洲历史的延伸。但实际上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一个文化范畴，一个超越了欧洲地理界限的文化范畴。就西方的地理范围而言，共有7个不同版本，讲述西方的地理变迁，从西欧一隅开始，逐渐向中东欧扩展，直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等。(49)实际上，欧洲历史上的“希腊世界”与“拉丁世界”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随着基督教的分裂而不断加剧。可以说，历史上的“西方”最早的核心部分就是罗马帝国的西部，也就是拉丁教界或罗马天主教界覆盖的地方，与之相对的“东方”就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东正教界，而中欧的地位摇摆不定，德国以东部分被认为是分隔“文明”与“野蛮”的缓冲区。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西亚、小亚细亚东部、埃及和北非这些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相继转入伊斯兰世界，一度形成西方、东方和伊斯兰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欧洲东方和西方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在西方是教权与王权的博弈；而在东方，“政主教从”的传统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默认。11世纪罗马教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原本以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异教徒”为旗帜，但最后却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世界各地，欧洲基督教界内部东、西方区分的重要性才逐渐下降，欧洲演变成西方的代名词。美国虽然也参与了19世纪末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但一直与“旧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从立国开始，美国就一直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中去。美国参加一战并设计了战后世界秩序，但战后又回归“孤立主义”。二战之后，随着冷战的开启，铁幕降临，西方的核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与西欧国家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国的身份认同之所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苏联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抗蔓延到全世界。关于冷战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论。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本质上都是西方的“内战”。(50)关于西方地理和文化上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版本。布赖恩·莱瓦克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并不是欧洲历史的延伸，西方是一个超越欧洲政治和地理界线的范畴。“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其实源于在地理上并不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西方的起源、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不同群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一系列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结果。(51)
“东方”的历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实际上，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并非源于地理上的欧洲，而是北非和中东这些今天被视为“东方”的地区。人们谈到“东方”，往往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野为标准，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东方”(the East)和“西方”(the West)两大阵营，并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是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按照萨义德的观点，所谓“东方”(the Orient)实质上是欧洲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东方世界的权力支配，是知识再生产的霸权架构，是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不对等关系的体现。(52)从欧洲人的视野出发，“东方”的地理位置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东方起源于东地中海，当时印度是欧洲人所知的东方世界的尽头，而中国对于他们还只是一个传说。当东方和伊斯兰教具有相同意义后，它便由东地中海向外扩展。随着欧洲的殖民网络扩张到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概念上的东方便向东延伸。到了19世纪，印度渐渐取代了黎凡特地区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也开始明确地出现在地图上。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渐渐地倾向于将西南亚和北非排除在“东方”之外，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不完全属于东方，而是西方和真正的(更远的)东方之间的“媒介”。(53)第三，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影响。实际上，从1990年代起，至少在西方大众的心目中，中国逐渐取代伊斯兰世界，成为“东方”的核心。进入21世纪，关于东西方关系的阐释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戈登2008年出版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主要阐释的还是“传统”意义上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国在他的视野中并没有占有重要位置，他还认为东西方之间的长期斗争不太可能很快结束，2300年前希波战争划定的战线，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变化。(54)而伊恩·莫里斯2010年发表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则纵横5万年，并主要把中国作为东方的代表，讲的都是中国模式与欧洲或欧美模式比较的故事。(55)
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超出了西方“想象”和“构建”的范畴，正在重振“东方”的概念。与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崛起但没有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东方大国。日本崛起之时就效仿西方，“脱亚入欧”，虽然曾与西方大国交手，但在战败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政治改造”，现在已经“自视”和“他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是西方国家的“天然盟友”。而中国的崛起恰逢“后西方”时代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是西方“衰落”主要原因。(56)东、西方关系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有学者甚至判定以中美竞争和对抗为标志的国际关系新的两极格局已经形成。但历史地看，“西方”和“东方”都是在不断地扩展、演化和转化。与西方世界相比，东方世界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多元化的存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就国家的性质而言，“西方”和“东方”或“非西方”的分别依然存在；但就社会的发展水平判断，“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已经跨越了“西方”和“非西方”的分野，模糊了全世界。巴里·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被打破，一批外围国家已经进入到“中心”中来。(57)还有观察家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围绕全球产业链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在“西方”国家的大都市，也存在着“第三世界”。(58)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和“非西方”都在经历“一体化”“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洗礼，这是国际关系百年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需要一起回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东西方之间，或者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分野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安东尼·帕戈登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永远也不会消失。(59)威廉·麦克尼尔则为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人类传奇中一段重要的插曲，任何理性的世界历史都不会遗漏它，但终究也只是一段插曲，所以把“西方”作为一个排除人类其他部分的概念是虚幻和危险的模式，“将西方置于人类的整体之中是我们要走的路”。(60)哪一种观点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第二，如何诠释“东方”的或“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并将其置于一个能够把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经验融合在一起的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之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知识背景？
五、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和经验
显而易见，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成了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雄踞东亚之巅几千年。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61)但是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中国是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由“东方巨人”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被“拖”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命运的“逆转”，重新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史学界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觉醒是从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开始的。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不仅仅是学术探讨，更是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反思。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更与中国的救亡图存和道路选择联系在一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中国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形态，但也逐渐僵化、教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精神。改革开放后开始拨乱反正，吸纳和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重新进入中国。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史观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正在摆脱“受害者”心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和定义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首先，对“何为中国”的反思成为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起点。“中国”不再是一个想当然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和建构的对象。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长期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他者”而存在。有学者认为，19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史研究在中国”，之后“在西方”，现在到中国研究“本土化”的时候了。(62)改变中国的“缺席”状况和重塑中国的历史位置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63)其次，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探索的视角更为丰富多彩，其中包括梳理历史上“中国”的概念，(64)“发现”文化中国/文明中国，(65)“寻路”地理中国，从过去模糊的边陲或边疆发现“内”(中心地区)与“外”(边缘地区)的中国，(66)阐释中国人的多重认同，(67)以及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68)此外，全球史正在努力为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思路：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又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69)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告别近代帝国主义“受害者心态”，显示“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和身份认同。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下探索中国模式的特性和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再起”突破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界限。如何将中国历史嵌入世界历史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不仅是中国学界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总结都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梳理和阐释，都离不开对一种新的中国史观和世界史观的阐释。
六、结语
1950年12月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就职演中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历史学首先要借助于尚且年轻的人文科学的进步，后者对于当前的局势更为敏感。在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傲慢的人文科学的诞生、复兴和发展，而且它们的进展每一次都先使我们历史学家惊愕、困惑，然后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历史学或许是这些新近成果的最大的受惠者。”(70)无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变化给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同的观念和方法，20世纪历史研究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政治和世界社会等，都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最新发展中吸纳过来的。但是，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不尽相同。首先，历史学中“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历史学家对国家、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是由这个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变化时有张弛，但不会隔断，甚至在全球化时代会以一种更为密切的方式展现出来；其次，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拘泥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以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所谓的“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囊括进来，从而拓展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容，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向横纵两个方面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第三，历史学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研究中发现了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之间的互构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强加给世界的文明标准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思想根源，从而为国际关系超越欧洲历史经验，承认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共时性的理论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第四，东西方关系一直是历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不仅涉及“西方”与“东方”或“非西方”起源和演进的探讨，而且还事关西方与非西方历史演进的阐释。迄今为止，世界史和大部分国家和区域的历史都是以欧洲史为参照撰写出来的，尽管西方和非西方都有学者在为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经验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阐释体系而努力。这种努力将直接对其他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产生影响；第五，在这其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阐释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命运的逆转不仅给国际学术界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的课题，也给中国人自己提出了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重新定位现实中国和现实世界的问题，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甚至超前的理论思考。以上五个方面既是历史学中“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又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联系；既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学科的知识积累，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关系愈益迅速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必须面对越来越多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群的形成势在必行。面对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有学者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国际关系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国际关系学或许就应该是一个学科群!在这个学科群里，有国际关系学的“政治路径”“经济路径”“文化路径”“社会路径”和“历史路径”等等。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无疑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①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教授尤为积极，参见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eds.,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Abingdon:Routledge,200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②“正是因为国际政治既与社会有错综复杂的关联，又有符合自身规律的自主性，它才成为历史学家眼中极具魅力的学术研究对象”。参见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2卷，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61-762页。
③秦治来：《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第23-28页。
⑤入江昭：《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历史研究的新取向》，《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⑥参见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⑦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⑧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⑨罗朗·柯恩-达努奇：《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吴波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⑩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乔治·弗里德曼：《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王祖宁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12)利德尔·哈特：《战略论》，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
(13)参见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15)王家福：《国际战略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7)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和国家：民族、部族和族群身份》，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8)金天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61页。
(19)凯尔文·C.邓恩、蒂莫西·M.肖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李开盛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20)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0-17页。
(21)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95-219页。
(22)韩志斌、闫伟：《20世纪西方学界关于中东部落社会研究述评》，《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6-220页。
(23)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和国家：民族、部族和族群身份》，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69-170页。
(2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政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27-29页。
(25)王立新等：《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光明日报》2017年2月13日，第14版。
(26)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9-28页。
(27)冷战结束之初，美国迎来一家独大的“单极时刻”，曾被冠以“现代罗马”。参见彼得·本德尔：《美国：新的罗马》，夏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8)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29)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韩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
(30)Ross Terrill,The New Chinese Empire: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ydney:UNSW Press,2003.
(31)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New York:Basic Books,2012.
(32)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亡及其全球性大国应汲取的教训》，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33)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34)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涂怡超、罗怡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5)刘德斌：《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24页。
(36)Krishan Kumar,"Nation-states as Empires,Empires as Nation-states:Two Principles,One Practice?" Theory and Society,Vol.39,No.2,2010,pp.119-143.
(37)黄基明：《王庚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刘怀昭译，香港：香港中文出版社，2018年。
(38)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39)Cnajian Jan Zielonka,Europe as Empire:The Nature of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0)张杨：《旧邦新命：帝国转向之后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26-33页。
(41)John Breuilly,"Modern Empires and Nation-states," Thesis Eleven,Vol.139,No.1,2017,pp.11-29.
(42)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27-28页。
(43)这种文明标准成型于20世纪初，参见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14-15.
(44)刘禾：《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出版社，2016年，第8页。
(45)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胡晓姣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46)参见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47)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4页。
(48)尼尔·弗格森：《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喻春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0页。
(49)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杨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50)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51)布赖恩·莱瓦克等：《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陈恒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1-5页。
(52)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53)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第41-55页。
(54)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方宇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8年，第450页。
(55)参见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56)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57)Acharya and Buzan,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8)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04页。
(59)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
(60)William H.McNeil,"What We Mean by the West," Orbis,Vol.41,No.4,1997,pp.523-524.
(61)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2页。
(62)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1日，第5-6版。
(63)这方面的作品非常多，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黄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64)李扬帆：《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63页；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65)杜维明：《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66)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6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68)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詹华庆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69)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3-222页；许倬云：《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70)费尔南·布罗代尔：《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