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文中，刘春勇老师梳理了自己的鲁迅研究历程，谈及对自己影响颇大的尾崎文昭、代田智明等日本学者，认为自己同他们一样，在研究中也深受鲁迅、木山先生和柄谷行人的影响。而从鲁迅到木山英雄和柄谷行人，他们的文字都透漏着某种相似的气质。作者发现日本学者，比如木山先生，都或多或少有的一种哀情，那是一个东洋学者在面对西洋的现代的时候一种独特的悲哀。这种哀情体现在《人歌人哭大旗前》中是面对不同领域中存在的“一国两诗”的状况去寻求一种超越性，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是从面对现代西方的“东洋人”的视角理解周作人，而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中，是以相似的超越性的角度理解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对被民族-国家体系所压抑的某种古老“帝国”传统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的一种渴望。在思考与中国切近的一些问题时，木山英雄等日本学者都会从一个更东亚、更超越的角度去做考量，而忽视了那些于中国学者是具体的肉体痛感和痛苦的经验。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这两种考量问题的方式碰面时，所引起冲突该如何解决？

我先前尽管没有见过木山老师，但他在我心目中却一直是精神导师一样的存在。究其缘由，除了通过文字与木山老师神交之外，还得益于四位前辈经常跟我提及先生有极大关系。这四位前辈就是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和代田智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郁教授，还有就是在座的赵京华老师。所以可以说，我同木山英雄先生的交往是侧面的。不过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同先生正面交往，我感到非常高兴。

此前，代田智明老师一直想邀请我到东大驹场客座几个月，除了学术交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给我引见木山老师。都商议好几年了，但是因为我日语一直不过关，代田老师身体又不太好，所以一直未能成行。这次见到木山老师，真的是了了一桩心愿！

我的鲁迅研究起步比较晚，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接触日本的东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最早阅读的是竹内好的《鲁迅》，读起来很有感觉，然后就是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那个时候伊藤先生的东西翻译过来的相对比较多，都是整本书，我的博士论文《多疑鲁迅》大概就是在这二者的影响下完成的，在宏大方面受到的是竹内好的影响，伊藤先生则在细节方面对我影响比较多。那个时候木山老师的书还没有完整翻译过来，或者我还没有能力注意到他。《多疑鲁迅》的撰写大约是在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我记得木山老师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大概就是在那个时间出版的，可惜我那个时候摔坏了腿，半年的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写作，并不能看到那本书。后来写完之后，孙郁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就问我，“你看过木山英雄先生的那篇“野草论”没有？”我说没有看过，他就讲非常好，说一定要看。之后，我就买了，翻开来看，但是看不太懂，又恰逢我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到高校工作，正苦闷于不能从博士论文的思路中脱离出来，心情又烦躁，于是看了一点后就搁置起来。这样一直到2009年我要出版《多疑鲁迅》的时候，请尾崎文昭老师写序，尾崎老师就在序言当中就说我太专注于竹内好和伊藤虎丸，而不太重视木山英雄和丸尾常喜两位先生的研究，并且说在日本真正属于鲁迅研究经典的是木山老师的“野草论”。即便这样，以我那个时候对鲁迅的理解，也依然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于是以后的两年中，我也并没有怎么认真读过“野草论”。直到2011年四川鲁迅会上我提出“留白”问题之后，这才恍然意识到木山的重要性，于是猛读，然而，开始几遍并没有全部读懂。这个时候，我由“留白”这一个点，延伸到了对“虚妄”的思考，并且开始重新思考“多疑”的问题。我彻底读懂木山的“野草论”（姑且这么说吧！）大约是在我开完了两到三轮关于《野草》的选修课之后。我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给学生讲解，讲解不通的，又重新阅读，重新思考，如此循环往复，我想这算是经典的教学相长吧！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读懂了木山，也终于解开了《多疑鲁迅》撰写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疑问，并且，在我的心目中，也总算对鲁迅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与把握。现在回想起来，木山老师的“野草论”对我而言，确实具有一种穿透的神力。

这个时候我跟尾崎老师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并且由于会议的关系，开始跟代田老师频繁接触。这二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都极大，他们不约而同地赞佩木山老师的鲁迅研究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其实，他们本身都深受木山老师的影响。代田老师有一次就告诉我，他的研究资源主要来自两个人，一个就是木山英雄，一个就是柄谷行人。

每次我同代田老师碰面，都会抓住一切机会谈天，所谈的内容也几乎都是关于中日鲁迅研究的问题。竹内好和木山英雄自然是我们常聊的话题。关于这两位学者，我们几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在聊及竹内好的《鲁迅》时，我们认为竹内之所以在这本札记中处理不好鲁迅后期的《故事新编》，究其原因是，竹内的思想还大体停留在现代性的范畴，因此对具有超越现代性写作的后期《故事新编》理解不了。但木山英雄先生在某种层面上超越了现代性思维。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鲁迅研究界其实知之不多，大部分学者并未充分注意到木山英雄对竹内好的超越。我们很多年轻学者——70后80后——聚在一起谈“野草论”的时候，就对木山老师的这种超越现代性的方面很感兴趣，很想知道木山老师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期的思想资源。我记得有一次孙郁老师似乎跟我讲，木山老师曾经亲口告诉他说其“野草论”的思想资源多来自于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后来，包括张克等南方的一些青年研究者则认为木山老师的思想资源许多来自于黑格尔。我刚刚就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在茶歇的时候，就抓住机会当面咨询了木山老师，老先生的回答是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理论资源。尽管如此，我其实还是很想知道木山老师在写作“野草论”的时候，他的前认同是什么？

我同代田智明老师一样，也深受鲁迅、木山老师还有柄谷行人的影响。其实，从某个侧面讲，这三个人的文字当中都透露着某种相似的气质。木山老师的这种气质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他的那种切身的体会。我感到日本的学者都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哀情，这种哀情在木山老师的这三本书（《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苦住庵记》《人歌人哭大旗前》）当中都有显现。我所谓的“这种哀情”即是一个东洋的学者在面对西洋的现代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悲哀的哀情，也不能叫悲哀，或者叫一种焦虑，但焦虑也不太准确，就是一种哀情。这种哀情在这本书当中有许多显现，譬如附录当中所收录的木山老师过去在北大关于中国当代古体诗词的讲座，其实可以看作是这本《人歌人哭大旗前》的一个引言，这其中，木山老师讲到“一国两诗"的状况，并且说，这种状况在东洋（中国和日本）不仅仅在诗歌领域，在音乐、戏剧、绘画，甚至在政治领域其实都是存在的，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寻找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并且不仅在这本书当中，在《北京苦住庵记》里也有这种东西，他从某种超越性的角度去理解周作人，而不局限于眼前的战争问题。他从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我们（日本和中国）同是“东洋人"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周作人，并且，他同样也几乎是从这样一个相似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他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这样一些文章中所讲的鲁迅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对被民族-国家体系所压抑的某种古老“帝国”传统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在木山老师身上、在柄谷行人身上都非常强烈的，其实也应该包括在座的汪晖老师。所以，在这里面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就在于“野草论”是1962年所写作的东西，然而，柄谷的写作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很显然是受到当时流行欧美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木山老师他的东西是来自于什么？

但好奇归好奇，木山老师给我的影响毕竟是深刻的。2014年同人们出版《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的时候，我在自述当中就曾经讲过，我最初进入鲁迅研究的时候是受了竹内好的引领，但我在撰写第二本书（《文章在兹》）时完全改变了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而引领我完成这种改变的学者就是木山英雄先生。或者进而可以说，是木山英雄而不是旁的任何人让我明白了鲁迅及其写作是怎么一回事。

但即便这样，在面对木山老师的时候，我还是有我的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日本学者，包括木山老师、柄谷这样的，他们在讲跟中国很切近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思路其实跟中国学者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钱理群先生对《北京苦住庵记》从超越性的一面处理周作人的问题就曾经提出过异议。木山老师这样的日本学者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从一个更大层面去做考量，这就可能抛开具体的、我们的切身体验，譬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问题，中国人可能会有很切身的痛感，还有包括文革这样的问题，像钱理群老师这样亲历过这些灾难的中国学者，他们几乎都不太可能抛开具体的肉体痛感和经验的痛苦来思考这些历史问题的。但无论是柄谷行人，还是木山老师，他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更东亚性的、更超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这两种考量问题的方式碰面时，所引起冲突该如何解决？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文收在王风:《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研讨会实录》，《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