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建构对内追求同质化，对外追求差异性。事实上，民族国家内部相对均质的状态只存在了相当短一段时间，而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融合与同化也并非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民族国家理论对均质化的假定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由于微小的差异一旦被政治化便可能造成严重的群体对立，执着于消除异质性的民族建构最终会被证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对于内部长期存在异质性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真正需要消除的不是具体的差异，而是对界限的过度关注和对差异的过度政治化。良性的民族建构必须能够保持族群身份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尽可能避免在多重认同之间制造剧烈的竞争。
关 键 词：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异质性/差异
作者简介：梁雪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际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没有差异就没有身份，建立在形形色色区分标准之上的“差异性”是身份建构的基础。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我者”(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界限普遍地体现为族群之间政治和文化边界。基于现实的或想象中的边界而产生的分裂主义、失地收复主义、领土纠纷和族群仇恨，已经愈来愈成为世界局势动荡的主要诱因。全球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战争——大部分以族群争端为特征——已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军事冲突的主要战场。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同区域多次发生驱赶罗姆人(吉普赛人)的事件。②法国政府在2011年8月前后宣布解散罗姆人营地，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2009年11月，瑞士全民公投决定禁止在国内建造回教尖塔，推动此项法案的瑞士人民党认为这些尖塔象征伊斯兰文化暴力的一面，与民主理念相违背。2014年5月越南发生排华事件，多个省市的华资企业被抢劫、焚烧，并造成上百人伤亡，这是继1969年5月马来西亚和1998年5月印尼排华骚乱之后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第三次严重排华事件。2017年9月，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突然举行独立公投，遭到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邻国的激烈反对，伊拉克政府不惜以武力相威胁。③2017年10月，加泰罗尼亚大区在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了西班牙的宪政危机。2018年，缅甸驱逐若开邦的穆斯林居民、导致大量罗兴亚人沦为难民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缅甸政府以及昂山素季本人均陷入严重的公共关系危机。上述危险的真正核心并没有太多新意，它恰恰是现代政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长期面对的困境：如何应对“异质性”(heterogeneity)——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所引发的冲突？多民族国家能否在“差异”的基础上保持政治统一？
一、民族国家的“错觉”
现今世界上存在三千到六千种语言，但民族国家只有两百多个，而这些国家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加起来则更要少于这一数字。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语言系统和它们所承载的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挤压。正如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的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④
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建构对内追求同质化，对外追求差异性，其过程不乏征服与强迫。1500年的欧洲分布着五百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及至1900年，只存留了25个主权单位。一方面，西欧国家依靠在国内推行工业生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分裂状态(居住地、职业、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最终是道德)；对外则通过殖民战争将这种“同质化”推向更远的疆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经济逼迫(农民和传统手工业从业者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继破产)和武力威胁(为实现殖民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同质”没有遭遇强大的抵抗。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外强调独特性，它在努力锻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极力避免被其他文明同化。凡是在这两方面遭到失败的族群，都没有能够登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对内部同质性的强调并非没有代价。新诞生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伊始几乎无一例外地因内部整合、消除局部差异的努力而导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出现矛盾和紧张。民族国家并不是“独特性”的终结之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对“差异”和“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来自少数族裔，也可能来自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地区性文化群体。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被政治权力——甚至直接的暴力——糅合的多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这个对“均质性”有强烈暗示的概念经常会导致两个政治错觉：一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均质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不可逆的；二是高度的“均质化”才能保证内部团结和政治统一。
与第一个错觉相悖的事实是：民族国家内部相对均质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相当短一段时间。直到1863年，也就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诞生之后又经过了三代人的时间，仍有20％的民众不讲法语。⑥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时，仅有2.5％的居民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语。⑦即便对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来说，内部同质性的达成也相当晚近。以日本为例，日语标准化的概念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年)才出现。人们现在使用的标准日语是在东京中产阶层所使用的日语“方言”基础上演变而来，在1868年之前不为大部分日本人所掌握。⑧
汉语的标准化过程更加漫长。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设正音书馆(类似于现在台湾学生上的正音班)。⑨此时，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语种的英语刚刚完成了标准化。⑩雍正下此诏的起因是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进京面圣时，皇帝本人无法理解臣子的口音。自此，朝廷严令推广官话，曾一度规定，不会讲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在语言的功能还具有相当地方性的清朝早期，这一自上而下的运动日渐弛废，收效甚微。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没有改观。孙中山先生留下来的珍贵录音需要配合字幕才能全部理解，而新中国的诸位开国元勋虽经南征北战，但各自操着一口方言或者有鲜明方言特色的官话，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内宾外宾谈笑风生。普通话的大面积推广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取得根本成效，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此，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堂才开始强制使用普通话授课。
即便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实现了内部的均质化，也不意味着这种状态能自然地延续下去。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共同规范，也带来了“输入的多样性”。截至2010年，全球跨国界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2.1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如果以国家来衡量，其规模仅略小于人口第四大国印度尼西亚。(11)联合国难民署在《2015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的报告中称，2015年全球难民人数达2130万，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国内流离失所者4080万人，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2)2017年6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逾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610万人——是在海外出生的，2011年该数字仅为520万。除澳大利亚外，英国仍是澳大利亚居民最普遍的出生国，但出生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居民中来自亚洲的最多，这是亚洲首次超越欧洲。(13)在移民问题上一直高度谨慎的日本也迫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而开放了指定类型的工作签证。跨大范围流动的人口给移民接收国输入了丰富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在部分情况下是不可选择的；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的均质化只能作为动态的存在，彻底消除差异性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
与第二个错觉相悖的事实是：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融合与同化并非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历史上的不列颠和爱尔兰。不列颠和爱尔兰在历史和地理、习惯和思维、贸易和结算、血缘和语言等许多方面几乎都是共通的。即便在爱尔兰独立之后，英国通过成立“共同旅行区”(Common Travel Area)(14)来保证联合王国原先版图之内人员流动的基本自由，因此不列颠和爱尔兰民间的通婚和融合从未间断，然而这些都没有改变两个地区在政治上长期分裂的历史走向。(15)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为关切点的现代政治原则留给“同化政策”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了。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大卫·莱廷(David Laitin)曾指出：在宗教裁判所时代的西班牙，吉普赛人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犯罪，惩罚常常是割去舌头。但是，当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以仁慈得多的手段推行阿姆哈拉语时，讲提格雷语、奥罗莫语和索马里语的民众毫不客气地声称，他们的族群受到了压迫，国际社会对皇帝的“倒行逆施”也表示极大愤慨。(16)
二、“差异”的真相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不难判断，如果“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不能兼容一定程度的差异性，那么它的政治未来将非常暗淡。尽管国家可以对民族进行锻造，但国家锻造民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差异”如何被看待。换句话说，在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是否应当被视为政治问题？那些成为政治议题的差异是否必须以修改现存政治单元的方式才能够得到安抚？
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从共同建国到分道扬镳为例，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是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与斯洛伐克的原有区域合并之后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属于近源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存在很高的相似性。(17)在《匹兹堡协议》首次倡议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官方曾于1919-1938年以及1945-1993年间大力推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个概念，但这种努力未能成功。虽然捷克人一向认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概念，将捷克斯洛伐克视为其领土范围内各个族群共同的家园。但是，在“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下，斯洛伐克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接受度一直不高，认为自己和捷克人是平等的两个民族。最终，为了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斯洛伐克认为必须脱离原有的政治联盟独立建国。在最终的分裂阶段，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大量的共同性没有体现在政治议程当中，相反，占据人们思维空间的是那些被反复强调的“差异”。
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观察到的，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引起全民和媒体兴趣的是差异。由于竞争的压迫，政治家有时候不得不去夸大一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18)这意味着，当差异需要被强调的时候，再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可能被政治解读为“事关重大”。可想而知，如果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实际差异作为政治分裂的基准，像瑞士、比利时、印度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统一至今。在这三个作为反例的国家中，印度的内部冲突是最剧烈的，然而，印度的政党都将自身定位为全国性的政党，其政治目标都是要争取全国范围的多数选票，哪怕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特定的族群，也不以分裂这部分领土为目标。例如鼎盛时期的印共(马)，其支持者主要是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西孟加拉邦一直有很强的独立意愿并在邦内采取“同化政策”，然而，印共(马)没有将孟加拉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异作为政治活动的对象，它的政治理念自始至终都不是以民族事务为导向的。族群差异的低政治化极大地帮助了印度在高度异质性的基础上维持政治统一。
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J.Calhoun)曾指出，族群身份不完全是内生的，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和其他族群的对照，它不仅需要内部的一致性，也需要外部的差异性。(19)弗洛伊德在1917年写作《处女的禁忌》时就曾捎带观察到：“恰恰是原本类似的人们之间存在的微小差异，构成了他们之间产生冷淡和敌对情绪的基础。”人类要洞察自己的身份，那些区分他们的边缘性的“微小”因素似乎比他们拥有的共同因素重要。(20)
尽管上述几位学者、思想家的观察日益成为现代身份政治的常态，人们对产生“界限”需要多大的差异性仍然抱有过高的估计。社会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野外公园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身份认知和身份建构的实验，称为“罗伯斯山洞实验”。实验挑选来自中产家庭、基本条件相似、在校表现良好且年龄均为12岁的男孩，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分别在公园的不同区域露营，并且不告知对方的存在。期间组织促进群内合作的各类活动，两个小组都给自己选择了名字，一组叫老鹰，一组叫响尾蛇，并把相应的符号画在旗子和衣服上。一段时间之后，两个小组第一次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开始产生语言冲突。实验者在两个小组之间开展竞争性的比赛，例如棒球和拔河，并设置奖励。响尾蛇队获胜后在球场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将其据为己有，两队之间发生持续的冲突，甚至袭击了对方的营地，抢走一部分生活物品。
在此之后，英国心理学家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和他的团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做了另一组心理学实验，实验的参与者是互不相识的青少年，泰菲尔的团队给大家看两个画家的画作，根据对画的喜好(一个只具有极小实际意义的标准)将所有的受试者分为两组。然后，让每一个人分发数量相等的虚拟货币，实验结果证明受试者对组内成员有明显的偏好。(21)在一系列的后续试验中，约翰·特纳(John Turner)进一步证明：即便在非竞争的环境下，即便群体内部的共同性非常薄弱，群体存在的这一简单事实也足以导致强烈的群内忠诚。
如果微小的差异——甚至根本不需要具体差异的存在——就可以造成群体的对立，那么执着于消除异质性的民族建构最终会被证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更进一步说，差异本身并不必然会产生不受控制的不宽容；与此相反，它们经常是对预先存在、积蓄已久、极易扩散的不宽容加以利用，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曾指出这一点。(22)很多时候，人们针对“差异”给出的种种说法是为了对已然存在、多数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情感进行“理性”回溯，据此提供解释或者辩护。显而易见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界限的划定，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往往由于事先划定了界限，人们才注意到或创造了差异。(23)因此，对于内部长期存在异质性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真正需要消除的不是具体的差异，而是对界限的过度关注和对差异的过度政治化。
三、“我者”身份的困难：以中国为例
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异质性”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不仅是因为对内部界限的过度关注，还在于外部界限的难以划定。如果内部的异质性无法消除也不必须消除，那么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主张独立和主权统一所需要的“独特性”就会出现极大的模糊，这种模糊性反过来会进一步削弱多民族国家根基脆弱的“共同体”观念。近代史上，战争一直是锻造现代国家和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对此都做过系统性的论述。然而，这也意味着在和平时代持续推进民族建构、厘清民族身份的任务相当艰巨，在内部多元混合、外部缺少明确敌人——“他者”——的情况下，如何定义“我是谁”？(24)本小节以中国为例，说明这种困难在政治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第一批永久不允许出国展览的文物中的“何”尊，成器于西周成王五年，是目前最早记录有“中国”二字的器物。然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年)的搜索结果，“中华民族”一词在1894年及其之前的文献中并未被官方和民间的文献所提及。换句话说，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它同时参考了种族特征、语言文化、共同历史等多种界定民族的标准，具有显而易见的“整合性”。
共和国的前身是儒教文明的帝国。帝国只有中心与边陲之分，没有法权意义上的领土、疆域和人民。因为王朝统治的长期政治影响，将分崩离析的末代帝国重新组织成界限清晰的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国以平等身份和平共处，对清朝以后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华民族”在地理、人口、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有限性必须被审慎对待，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用全新的话语来定义。历史上，帝国对边疆地区的政治安排具有很高的多样性，直接由中央管理并不是最常见的治理方法，有经验的帝国能在全面控制和放任自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例如，清王朝将蒙古各部看成是王室的私产，通过册封、姻亲和内部联络来维持，与对待中原各省截然不同，这样的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不再适用。某处领土要么是一国的主权管辖范围，要么不是一国的主权管辖范围，在这个问题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安排没有为模糊性留下一点余地。原来弥散性的、多孔的帝国边界消失了，代之以精确测量、毫厘必争的国家边界和充满争议、难以确定的民族边界。
告别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这三者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们所代表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是否应当高度重合，这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争论不休的话题。
2009年10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访问华盛顿。他敦促美国保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实现亚洲的政治平衡。李光耀说：“以中国的规模而言，二十至三十年之后，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印度——将无法与之匹敌。因此，我们需要美国来实现均势。”(25)此言一出，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多数国人大惑不解，部分网民可谓义愤之至，大叫“汉奸”“叛徒”。(26)中国民众的反应是对文化亲缘与国家利益两个概念的错误解读。新加坡人历来被视作华人世界的一部分，是同声共气的“自己人”，那么新加坡就理所应当是中国的坚定盟友，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国利益保持一致。这种情绪很少见诸正式的表达，却形成了中国民众内心的“前提假设”。“华人的”就是“中国的”，中国的强大就是华人的荣耀，因此，在情感上，新加坡很少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有依自身情况——而不是中国的需求——而定的国家利益。所以，李光耀“拥美制中”的言论令国人倍感惊诧，甚至感到一种“数典忘祖”式的背叛。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而存在的事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天然”。“何”尊，筑有饕餮纹，作为目前最早记录有“中国”二字的器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然而当时的“中国”仅指东都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一带。“中国”二字开始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态和自我认知，是很晚近的事。封建时期的“蛮夷之分”事实上是基于儒教文明的文化主义，中原精英对归化了的“夷狄”基本能够以礼相待、一视同仁，所以在中国人眼中清朝很少被看成是外族统治；而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漫长斗争史更多的是帝国政治(开疆扩土)或王朝政治(忠君保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纷争。直至清末，国人都不以民族身份来看待自己，作为帝国臣民，上有“大清”，下有“宗族”，精神世界里有“孔圣人”，皆不与“民族”相干，之前各个朝代也大抵如此。
甲午惨败之后，为回应“保国”“保种”之迫切需求，严复著《天演论》将竞争性的现代族群概念介绍到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严复论述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说。1905年，他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逐步融合而形成的，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实为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为了解决“中华民族”内部族群众多、身份有异、极易导致分裂的问题，中山先生后来在发动辛亥革命时也特别强调，革命党所反对的并非满人，而是满人之一姓。
即便如此，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下处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历史上，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很难说是和平融洽，自汉朝开始，与少数民族的边境战争几乎贯穿王朝兴衰的始终。那些曾经配享宗庙、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们在重新组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就显得不尴不尬。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些人物的事迹被小心翼翼地加以解读。教育部1996年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之后，媒体曾一度报道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不再承认岳飞、文天祥为“民族英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出面澄清说，只是在辅助性的《学习指导》中加入了类似观点和看法，《教学大纲》本身没有涉及岳飞、文天祥的改动。(27)可以认为，虽然《学习指导》不是《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但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民族英雄”被非正式“摘牌”是既成事实，此举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28)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岳福洪发起《关于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恢复岳飞民族英雄历史地位的建议》，收到共计二十名正部级两会代表联合签名并支持该提案建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英雄”在民族建构这一复杂工程中的困难处境。(29)
四、总结：民族认同与身份流动
上一节从经验层面阐述了在异质性基础上阐明“我是谁”的艰巨挑战。好的政治需要能够用一个共同的计划把全体公民团结起来。(30)这样一种共同计划的核心是保持族群身份的流动性，尽可能避免在多重认同之间制造剧烈的竞争——如果一个人只能在法国人和欧洲人之间选择一个身份标签的话，那么对法国的认同和对欧洲的认同就成为竞争关系。实际上，认同法国和认同欧洲不一定是互斥的，因为法国也是欧洲，即便法国的极右翼分子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传统的“民族认同”错误地假定了认同问题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事实上，认同的排他性大多集中在政治领域，而且一般只在对抗和不安全的环境中才转化为政策或行动。对跨越不同文化单元生存的个体而言，如果认同被设定为一道“单选题”，势必会导致多重身份之间不必要的竞争和对群体“边界”的过度强调，这种竞争态势一旦形成，原生的、地区性的和激进的身份类别往往更容易胜出。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竞争性的身份选择中，一些原本不存在的身份可能被建构出来，一些原本不重要的身份会成为主导。加拿大政治学家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对南斯拉夫暴力解体过程中个人的身份转换有过深入的洞察：在战争之前，一名战士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南斯拉夫人、一位咖啡馆经理或一位丈夫，而非塞尔维亚人。现在，他坐在这个农场的堡垒之中，两百多米以外就是有可能杀死他的人。对于他们，他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不是邻居，不是朋友，不是南斯拉夫人，不是从前在足球俱乐部的队友。因为对于他的敌人而言，他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所以对于他自己而言，他也变成“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31)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那他也只能以犹太人的身份进行回击。(32)
具体到民族政策的问题上，与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存在密切关联的“苏联模式”值得反省。苏联一方面极力淡化自身的民族属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完全不体现主体民族或民族构成的国名，另一方面又推行基于民族认同的自治政策，公民一旦获得某种民族身份就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的少数民族干部开始为地方利益进行党内斗争，清洗就不可避免，例如亚美尼亚籍的许多领导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被当作“民族主义分子”遭到清洗。粗略而论，与“苏联模式”并行的另一种处理族群问题的路径一般被称为“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身份流动是自主的，政府不对族群身份进行官方层面的识别，着重强调宪法和法律对平等公民权的保护。移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身份标签，也有权选择不明确自己的族群身份(例如求职)。如此一来，认同问题在很多领域“脱实向虚”，几乎从来不体现为竞争性的选项。虽然“美国模式”也无法根除种族歧视，但是，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集中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基本不涉及民族认同问题，因此美国的族群斗争很少攻击美国的政治统一。最受压迫的美国黑人也依然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而那些成功实现阶层流动的黑人不仅认同美国而且基本认同白人主导的主流价值。
综上所述，民族国家理论对均质化的假定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受到全球化大趋势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在未来更加难以“根除”。然而，“差异”是否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界限”如何被看待。尽管多民族国家在高度异质性的社会基础上塑造身份认同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中不乏难解的悖论，但是，鼓励和促进身份的流动能有效克服“差异”的固化和政治化。唯有可流动的异质性才不至于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受到随时随地的挑战。
注释：
①Michael Mann,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
②很多普通民众认为罗姆人四处流浪，有偷盗的传统且缺少基本的卫生习惯，败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③据称有92％的选票支持库尔德人寻求独立，但选票的真实性遭到各方质疑。详见David Zucchino,“Kurds Back Independence by 92％ in Referendum; Iraq May Send Troops,” The 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17/09/27/world/middleeast/kurdistan-referendum-iraq.html.
④[英]齐格蒙·鲍曼：《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⑤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具体讨论参见Charles Taylor,“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eds.,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1-55.
⑥Eugen Weber,The Making of Modern Franc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10.
⑦Hermann W.Haller,Other Italy:The Literary Canon in Dialect,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4.
⑧David D.Laitin,Language Repertoires and State Construction in Af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
⑨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⑩现代英语通常以1700年为界划分为早期现代英语与后期现代英语。至1700年，英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过程已经完成，此后英语的语音和语法基本稳定，只有词汇不断丰富扩大。
(11)The Pew Center,“Faith on the Move: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arch 8,2012,http://pewresearch.org/pubs/2214/religion-religious-migrants-christians-muslims-jews?src=prc-newsletter，2013年7月11日访问。
(12)新华社：《联合国报告说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逾6000万》，2016年6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0/c_1119079023.htm，2018年1月7日。
(13)杰米·史密斯：《26％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海外》，2017年6月2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193#adchannelID=1200，2017年6月29日。
(14)1923年成立，范围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大不列颠和英吉利海峡群岛。
(15)[英]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徐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2页。
(16)David D.Laitin,Language Repertoires and State Construction in Af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xi.
(17)公元9世纪，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共同生活在大摩拉维亚帝国的范围内。大摩拉维亚帝国解体后，捷克人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斯洛伐克人则未能独立建国，1918年以前长期处于匈牙利王国的统治之下。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差异并不大于中国南北方的方言之间的差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沟通。
(18)[美]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李宏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19)Craig J.Calhoun,Nationalism,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p.42.
(20)[加]叶礼庭：《战士的荣耀》，成起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21)Henri Tajfel,“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23(1970),pp.96-102; Michael Billig and Henri Tajfel,“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Similarity in Intergroup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no.1(March 1973),pp.27-52.
(22)Umberto Eco,“Migration,Tolerance,and the Intolerance,” in Eco,Five Moral Pieces,London:Secker & Warburg,2001,pp.99-100.
(23)[英]齐格蒙·鲍曼：《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37页。
(24)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14.
(25)Chua Chin Hon,“MM Calls on US to Retain Key Role in East Asia,” The Straits Times,http://www.pmo.gov.sg/content/pmosite/mediacentre/inthenews/ministermentor/2009/October/mm_calls_on_us_toretainkeyroleineastasia.html.
(26)李学江：《李光耀“拥美制中”为何令国人惊诧？》，2009年11月0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32027.html，2009年11月16日。
(27)《学习指导》中的原文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地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或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道理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见刘万勇：《教育部：岳飞文天祥历来是民族英雄从未重新定位》，《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0日。
(28)刘万勇：《教育部：岳飞文天祥历来是民族英雄从未重新定位》，《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0日。
(29)《20名正部级委员联名呼吁恢复岳飞民族英雄地位》，2015年3月11日，http://mil.youth.cn/ytjj/201503/t20150311_6518060_1.htm，2015年7月21日。
(30)[美]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第129页。
(31)[加]叶礼庭：《战士的荣耀》，第34页。
(32)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