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效法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 是宋高宗政治统治中的一项重要策略。赵构即位伊始, 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 光武故事成为其宣示“中兴”意志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宋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 有关东汉光武朝之往事前例, 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对光武行政往事旧例的选择、解释和运用, 与高宗朝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 在高宗中兴形象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形象塑造; 历史叙述; 光武故事; “中兴”; 宋高宗;
引言
效法前朝“故事”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古人的称述中, 作为统治者因循取则的“故事”内容广泛, 包括为后世引为先例的言辞、行为、礼仪、制度、行事原则、施政精神与风格等。这些前朝旧事惯例, 在政治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我们注意到, 在南宋高宗朝, 尤其重视对东汉光武中兴“故事”的效法。在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 有关光武朝之往事前例, 被反复论及和效仿, 被尊为朝廷行政施事的典范, 成为南宋政治史上的突出现象。
南宋高宗君臣对东汉光武朝行政的往事旧例如何选择、解释和运用?高宗君臣反复言说“光武故事”, 藉此希望宣示何种讯息?高宗时期的光武叙事, 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设有何关联?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 在高宗中兴形象的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何种作用?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可为加深南宋政治史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
即位:宜光武之中兴
政治宣传与形象塑造是王朝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使命。用什么样的话语进行舆论宣传, 这些话语又怎样成为帝王形象构建的常用语, 这是需要统治者精心谋划的策略。刘秀称帝及中兴汉室的故事, 从南宋建立之日起就成为高宗政治宣传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思想资源。元祐太后手诏首开其端。建炎元年 (1127) 四月甲戌, 元祐太后手诏告天下:
缅维艺祖之开基, 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 人不知兵;传序九君, 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 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 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 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 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 同定安危之至计。②
元祐太后原为哲宗孟后, 后被贬出宫, 而免遭靖康之变俘虏北去的命运。在赵宋皇室成员被俘一空的情势下, 元祐太后的身份就显得非常重要。③朝臣上疏“请后降诏诸路, 使知中国有主”④。特殊情势下, 元祐太后的言论具有最高法统的意义。
“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是太后手诏的“核心句”。时人对这一名句的影响予以极高评价:“天下读之戚然”, “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①。
为何上面这些话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所谓“古典今事比拟适切”②, 是关键所在。手诏以光武中兴汉室的“古典”来解读当下赵构即位的“今事”, 解决了南宋建立伊始的两大难题:一是论证赵构即位的合法性, 二是向天下宣示新政权的政治意志。
光武故事有助于高宗即位合法性的论证。手诏明确指出, 赵构为“康邸旧藩”, 故“嗣宋朝之大统”。帝王即位, 除“正统”之外, 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 即是否为“天命”所归。故寻找赵构即位的历史和天命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
宋朝之前的历史上, 刘邦建立西汉, 至十世成帝时, 王莽篡汉而中辍。“高祖九世之孙”③刘秀建立东汉, 重振刘氏统治, 是为“光武中兴”。春秋争霸中, 晋献公时国力衰微, 其九子重耳励精图治而称霸, 为晋文公。与此两段历史相似, 北宋历经太祖太宗至徽宗钦宗九君, 遭靖康之祸而亡。政治运行中, 面对陌生复杂的新环境, 决策者们“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 以稳固施政基础, ④起到收拾人心和匡济时艰的作用。据载, 徽宗被俘, 密令曹勋上奏赵构:“时宜速应天顺民, 保守取自家宗庙, 若不勉顺, 记得光武未立事否?”⑤由徽宗九子继承帝位, 赓续赵宋命脉, 光武中兴汉室的故事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成功前例, 时人所谓“引证最为切当”⑥正是此意。“兹为天意, 夫岂人谋?”成为赵构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历史依据。
光武故事有助于新政权政治志向的宣示。“高宗称帝, 以中兴为号召”⑦, 这是赵构即位的政治使命, 也是臣民对新政权的期待。身遭亡国之痛的宋人, 祈盼高宗能像光武中兴汉室一样, 重新崛起。对时人而言, 光武故事是一个王朝从中辍走向重振的成功典范, 是挽救危局的精神象征。藉光武中兴故事的讲述, 为散乱的民众擎起集合的旗帜, 唤起宋人对赵构的拥戴, 树立朝野重建赵宋的信心, “事词的切, 读之感动, 盖中兴之一助也”⑧。
要之, 手诏中的光武叙事, 有双重涵义:说明赵构即位的合法性, 前朝旧例成为高宗称帝正当性的重要历史和思想资源, 即所谓“天意”;宣示新政权的志向, 表明朝廷的施政方略与政治规划, 即“中兴”宋室。在赵构即位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加入“光武故事”的解读, 其“收天下之心”的用意不言自明, “诏令所被, 无不凄愤激发, 天下传诵……足以感动人心”①。
“用光武故事纪元”, 是高宗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靖康二年, 今上即位, 法东汉中兴建元之号, 改曰建炎。”②高宗年号“法东汉”的特殊涵义, 值得细究。
改元“建炎”是朝廷反复议论和仔细斟酌的结果。史载, “初议年号, 黄潜善定为炎兴。耿南仲曰:‘此蜀年号。’遂为建炎。”耿南仲奏曰:
王者即位, 求端于天, 探一元之意, 以正本始, 故必建元, 故汉光武中兴, 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 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恭惟艺祖皇帝诞弥之年, 太岁丁亥, 大王殿下诞弥, 岁亦丁亥。丁亥天元属火, 宋以炎德王。艺祖开基, 改元建隆, 累圣相授, 逮至靖康, 乃遭中微。殿下绍隆, 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③
朝臣将“建”“炎”二字分别予以追溯性解释。东汉光武帝即位改元“建武”, 宋高宗“再造王室, 宜用光武故事纪元”, 是为“建”的来源。按五德终始说, 宋为火德。④国家每遇危机, 往往重申火德, 显示德运延绵不绝, 以增加统治的向心力, 是为“炎”的来源。⑤年号是说明王朝权力来源与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装置, “建炎”年号有双重资源的支撑, 一是赵宋传统, 二是光武故事。高宗即位赦书曰:
朕惟火德中微, 天命未改, 考光武纪元之制, 绍建隆开国之基, 用赫丕图, 益光前烈。⑥
朝臣建言“用光武故事纪元”, 高宗强调“考光武纪元之制”, 年号选用问题上, 君臣一致揭举光武故事这一思想资源的重要性。
高宗改元“绍兴”, 同样借助于光武故事。其改元赦书曰:
绍奕世之宏休, 兴百年之丕绪, 爰因正岁, 肇易嘉名, 发涣号于治朝, 霈鸿恩于寰宇, 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于戏!《小雅》尽废, 宣王嗣复于宗周;炎正中微, 光武系隆于有汉。⑦
“绍兴”本身含有“中兴”之意。“炎正中微, 光武系隆于有汉”, 如此“有意”的解读, 就是借光武故事在“改元”这一重大事件中向天下表明王朝谋求“中兴”的志向。“嘉名”之义, 在于此也。
即位仪式“用汉光武故事”, 是高宗的一个创发。即位是赵构承受“天命”的重大仪式。作为这一仪式的展示舞台, “中兴受命坛”尤为引人瞩目。史载:
初, 睢阳当五代之末, 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将来有圣人出世。”及我太祖以归德之节, 受周禅而国号宋, 人以为应矣。至是乃正应其语。上之将即位也, 门下侍郎耿南仲等请用汉光武故事, 为坛于宋之阳, 先告天地, 北望二圣, 然后受命。及上登坛受表, 涕泗交流, 百官环侍, 无不感动, 因名其坛曰中兴受命之坛。①
“即位坛, 王者所以兴也。”②这对每一个新即位的帝王来讲, 均如此。然, 特殊情势下即位的赵构, 还要以此表明其“中兴”宋室的政治意志。如何赋予即位仪式这一特殊的涵义, 高宗君臣在“舞台”的象征意义上大做文章。
“中兴受命坛”之名, 本身就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受命”, 二是“中兴”。关于光武设坛即位之事, 《后汉书》载:“建武元年, 光武即位于鄗, 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③在此, 若要考察清楚高宗君臣究竟如何“用汉光武故事”来设坛即位, 无疑是徒劳。对高宗来讲, 告诉天下“用汉光武故事”来设坛即位, 最重要的是表达有志于“中兴”的态度。刘秀在鄗南建坛称帝, 之后中兴汉室。高宗“用汉光武故事”, 建坛南京, 告天地, 并以“中兴受命”命坛, 标举“中兴”的旗帜。换言之, 赵构即位仪式因“用汉光武故事”的发明, 从帝王即位仪式“受命”的传统意义, 又生发出“中兴”的新义。通过这一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特殊“舞台”, 公开宣示朝廷的政治意向, 自然有助于高宗中兴形象的塑造。
郊祀中“据光武旧礼”, 是高宗的有意设计。建炎二年 (1128) , 南宋首次郊祀, 史载:
是岁, 始据光武旧礼, 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 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 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 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 率多未备。④
郊祀赦书称:
谋有虞东巡之制, 循建武二成之规……置大器于复安, 实冀昊天之所予。尚赖六服群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复之功, 亟底隆平之业。⑤
南宋首次南郊, 虽有些仓促, 但君臣却用心琢磨。光武首次郊祀在其即位的第二年, “ (建武) 二年正月, 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 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①此处我们无法也无须考证高宗南郊如何效法光武“旧礼”的具体情形。高宗君臣看重的, 并非光武“旧礼”的“细节”, 而是光武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中兴”意义。在此, “光武故事”已变成“中兴”的同义词。
帝王南郊, 彰显君权神授。高宗南郊, “冀昊天之所予”, 这是其与传统帝王南郊一致的地方。高宗南郊的特殊之处, 在于有意加入“光武故事”这一新要素, 使其表明奉天承运的同时, 还向天下郑重宣示, 要像光武中兴一样再造宋祚, “共宏恢复之功”。特殊的郊祀仪式, 有着为新政权树立新形象的深意。
即位、改元与南郊, 是帝制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仪式。对特殊情势下即位的赵构来讲, 这些仪式需精心编排。故以何种方式和参照哪个“先例”来表演, 就显得尤为重要。将传统政治仪式与“光武故事”巧妙糅合, 是高宗君臣的重要发明。作为前朝旧例和重要思想资源的“光武故事”, 是高宗即位之初争衡天下政治宣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仪式中, 高宗君臣有意添加了效法光武的解读, 进而赋予这些仪式“中兴”的时代涵义, 对身处危局的民众具有精神激励和舆论动员的效果。
符瑞:滹沱河冰合
巧妙地借用光武帝刘秀的符瑞, 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重要策略。
靖康二年 (1128) 四月四日, 耿南仲等上表劝赵构即位, 列出诸多祥瑞, 其中称:“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章章著闻, 周之武王, 汉之光武, 何以过此?”②符瑞是“天命”在此的征兆。寻找赵构祥瑞的朝臣, 却举出东汉光武称帝祥瑞的“先例”。
在五运轮替中, 东汉以火德昌兴。③刘秀即位前, 强华奉赤伏符:“四夷云集龙斗野, 四七之际火为主”, 所谓“符瑞之应, 昭然著闻”④。赵宋亦为火德, 赵构重兴赵宋火德与刘秀振兴汉室火德的相似性, 为朝臣所看重。“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当如是解。
“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 实际是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勾连起来的叙事。这堪称中国古代帝王符瑞营造中的妙笔。
作为赵构“受命之符”的“泥马渡康王”故事, 在南宋广为流传。①有趣的是, 在南宋“泥马渡康王”叙述中, 增加了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比附和解读。这是宋高宗符瑞制作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滹沱河冰合”, 《后汉书·王霸传》载:
及王郎起, 光武在蓟, 郎移檄购光武……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 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 候吏还白河水流澌, 无船, 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 欲且前, 阻水, 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 河冰亦合, 乃令霸护度, 未毕数骑而冰解。②
对此事, 《东观汉记》③《后汉记》④《续后汉书》⑤《宋书》⑥等有简要记载。作为“天意”的象征, 此事被纳入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历史叙述中。⑦
在南宋政治话语中, “滹沱河冰合”的叙述呈现出连接高宗符瑞的新路径。赵构即位前, 官属劝进称, “合春冰乃受命之始”⑧, “合春冰”开始进入高宗符瑞谱系之中。时人言赵构“渡于河而河冰合, 至磁州而神马迎, 天心眷矣”⑨。建炎二年 (1128) 十月甲寅, 高宗感叹:“向自相州渡河, 野中寒甚, 烧柴温饭, 用瓢酌水。”对此, 汪伯彦曰:“追念此时, 与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麦饭何异?皆中兴之象也。”?10高宗想起“相州渡河”诸事, 臣子以光武“滹沱河”故事予以解读, 出现二者的比附叙述。
建炎四年 (1130) 八月, 綦崇礼遵朝廷之令, 编辑汉唐旧事为《进御故实》进呈高宗。其中《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 是“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融合叙述的完整呈现。
《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抄录上述《后汉书·王霸传》中的记载, 论曰:
臣观光武初至河北, 会王郎之乱, 求帝甚急。方从蓟中晨夜南驰, 而郎兵在后。使滹沱之水, 或不得渡殆矣, 安能中兴汉业, 绵祀二百, 与西京之盛比隆而继美哉?当滹沱之未济也, 闻候吏之言, 众情危惧, 将有离散之忧。王霸诡以冰坚可度还报, 而众果得济。虽脱于险难, 实天相之。
綦崇礼对“滹沱河冰合”的解读, 焦点和结论是“实天相之”。借前朝“故事”阐述其“关涉治体”的时代意义, 綦崇礼转向对现实的评述:
窃闻陛下初以大元帅起兵相州, 将济河, 如大名, 以图入援。是时我师单寡, 敌骑充斥, 浚滑既梗, 而贼营牢固, 度不得前。忽报洹水渡河冰可济, 遂趋洹水路, 向晚, 候骑言冰已拆, 盖节近立春, 冻当解矣。官属失色, 莫知所为, 未敢以白也。黎明, 前锋报河冰复合, 众情大悦。时久雪阴晦, 及时开霁, 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车安度, 师徒独后乘粮车, 以冰薄不能胜, 有陷溺者。既度, 三军欢噪。
比较“滹沱河冰合”与赵构“渡河”的叙述, 可简化为相同的情节:追兵迫近→大河当道→大河冰合→王骑渡河→河水冰解。相同的叙述模式要传达何种信息, 取决于臣下连贯古今的“解读”:
盖天以大业付陛下, 则神之相之, 有非人力所能为者。是以中兴宋室, 同符汉光, 祚嗣之隆, 未易量也。①
两个“渡河”故事的契合点是“天相之”。綦崇礼对光武“故事”与高宗“时事”相似性的解读, 从光武“脱于艰难, 实天相之”始, 落脚于“天以大业付陛下, 则神之相之”, 转化为高宗天命所在的符瑞, 可谓费尽心思。
曹勋是高宗形象塑造的积极参与者, ②其对高宗的符瑞极尽渲染, 其中就称, “及东渡大河, 冰坚彻底, 渡骑未毕, 冰已流澌。此天兆中兴, 同符世祖者”③。危难之际, 圣人自有天助。康王“东渡大河”的具体情节与光武“滹沱河冰合”近乎一致。
历史编纂是王朝正统性建设和帝王形象构建的重要工具。绍兴三年 (1133) , 汪伯彦受诏编撰《建炎中兴日历》, 其中就高宗的祥瑞称:“黄河合冻, 发光武滹沱之祥……应天顺人, 大一统自今以始矣。”作为赵构即位历程的叙述, 《建炎中兴日历》将“黄河合冻”等视作高宗“应天顺人”的“授命之符”, 进入官方史书的话语体系。时人称此为“陛下盛德之举, 岂徒纪事而已哉”④?乃帝王形象构建之策也。
高宗形象制造中, 画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勾连叙事中, 《中兴瑞应图》堪称典型。
《中兴瑞应图》是高宗朝院画名家萧照之作, 乃高宗“中兴”“瑞应”的展示。图共十二幅, 其中第六、八幅为“泥马渡康王”的呈现, 即赵构出使金朝, 磁州崔府君显灵, 得以渡河脱身南下。萧照笔下, 高宗还有另一次更惊险的“渡河”, 即第十一幅图所示:
中横大河, 高宗乘马既渡, 河冰忽解, 人凡二十一, 马十七, 一没河中, 首露水上。上自磁州北回时, 穷冬冱寒, 李固渡履冰过大河。上令扈从马先过, 独殿其后, 惟高公海一骑从行, 上才及岸, 冰作大声坼裂。回视公海, 马已陷冰中, 公海惟持马笼头得免。
萧照画中, 高宗“渡河”乃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翻版。若隐去人名地名, 知晓“滹沱河冰合”故事者, 定会视作光武渡河的形象描画。对此, 时人赞曰:“冰河千里, 与雪同色, 御骥登岸, 冰遽解坼, 呼沱曷圣, 维德光宅。”①明确提示此事与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相似之处。
明代林湄《题萧照光武渡河图诗》称:“刀鸣马奋势如山, 层冰踏碎神龙寒……要知骏骑自空尘, 飞腾冰上直轻身。”很明显, 林湄所见是《中兴瑞应图》第十一幅, 并将其称作《光武渡河图》。无独有偶, 明仇英曾临摹过赵伯驹的《光武渡河图》②。赵伯驹是高宗朝著名画家, 其《光武渡河图》亦为借光武滹沱河冰合隐喻高宗“渡河”之事的可能性极大。
南宋臣僚、画家等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的勾连叙述, 颇费周章。至南宋中后期, 这一祥瑞依旧深入人心。时移世易, 在金人统治下的“滹沱河”以及“光武庙”等, 对南宋人来讲, 已经变成与“中兴”息息相关的“记忆场”。原本自然的“河”与“庙”, 成了蕴涵“中兴”意义的特殊“景观”, 受到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的关注和凭吊。
高宗朝多次使金的曹勋, 途径光武庙, 触景生情:“冰亦复随人意合, 从来大度自同符。”③
乾道六年 (1170) , 使金的范成大经滹沱河时感慨曰:“闻道河神解造冰, 曾扶阳九见中兴。如今烂被胡羶涴, 不似沧浪可濯缨。”④宋室南渡, 故土沦丧, 见证光武中兴大业的滹沱河, 遭陷“胡羶”之污染, 令人无限悲愤。
淳熙年间使金的陈益, 过滹沱河时, 对“光武庙塑像左衽”这个细节尤为敏感。衣服左、右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光武左衽, 异于华夏传统的衣冠, 陈益感叹曰:“早知为左袵, 悔不听臧宫。”①
嘉定四年 (1211) 十二月十七日, 贺金国正旦国信使程卓过光武庙, 遂“循例下车观瞻, 卓等炷香而行”②。所谓“循例”, 即“观瞻”“炷香”光武庙已成为南宋使者的常规活动。往返旅程中, 使者在“滹沱河”“光武庙”驻足停留, 在他们行程笔记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滹沱河”“光武庙”的名字。使者眼中的滹沱河是光武故事的“物态化”呈现, 观瞻、炷香、凭吊滹沱河等成为光武故事在南宋的另一种讲述和传播方式。
南宋亡后, 被俘北上的文天祥路经滹沱河, 大发感叹:“始信滹沱冰合事, 世间兴废不由人。”③滹沱河成了王朝兴衰的重要见证, 这是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在南宋的悲壮余音。
要之, 南宋之前, “滹沱河冰合”故事有明确的“主角”“时间”和“地点”。宋室南渡后, 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被重新发现和诠释。南宋时人对“滹沱河冰合”故事的解读, 画家“光武渡河图”的制作, 使者对“滹沱河”的凭吊, 使光武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转化成高宗的政治符瑞。有意思的是, 时人采取了将“泥马渡康王”与“滹沱河冰合”黏合在一起的叙述策略。关于“泥马渡康王”, 史臣曰:“故为此神道设教, 以耸动人心。”④南宋的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叙述和传播, 同样是“神道设教”之术, 宣示着天佑赵构的意义。
偶像:惟汉光武可以为法
以光武帝为政治施为的偶像, 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另一策略。
先从宋高宗御书《汉光武纪》一事谈起。史载:
(绍兴二年十二月) 丁酉, 右谏议大夫徐俯入对, 上面谕俯, 有合奏禀事, 不拘早晩及假, 并许入。俯尝劝上熟读《汉光武纪》, 上书以赐之曰:“卿近进言, 使朕熟看《世祖纪》, 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十过, 未若书一遍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 虽字恶甚无足观者, 但欲知朕不废卿之言耳。”⑤
徐俯劝高宗“熟读”“熟看”《汉光武纪》, 希望从光武朝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高宗手书《汉光武纪》并赏赐臣下, 表明其对光武“中兴”事业的向慕。君臣围绕《汉光武纪》的互动, 不惟是一场意义指向鲜明的精彩表演。说白了, 高宗读写《汉光武纪》就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此事既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宣示, 又是高宗以光武为楷模的表露。
再看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高宗八十大寿, 孝宗命杨万里为奉册礼官, 不料太上皇大怒, “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 如何不去?’”孝宗一头雾水, “不晓圣意”。高宗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 甚道理?”①高宗对臣下将其比作晋元帝极为不满, 这涉及其对政治仿效对象的选择问题。
选择偶像, 是关乎帝王形象塑造的大事。效法光武, 是高宗君臣对前朝君主的比较与评判中得出的。高宗即位之初, 李纲就进言, “宜深考汉之高祖、光武, 唐之太宗所以创业中兴者”, 予以效法。②绍兴七年 (1137) 八月丁酉, 左从事郎朱松上奏:
自昔中兴之君, 惟汉光武可以为法, 晋元帝、唐肃宗可以为戒。元帝东渡, 赏刑失中, 强臣跋扈, 晋室终以不振。肃宗虽复两都, 而急于罢兵, 是以终唐之世, 不能取河北。③
高宗对此称赞有加:
上悦其言, 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 且论元帝、肃宗之失, 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
“诮”者, 责备与讽刺之意。通过对晋元帝的批判, 来表明高宗的志向, “当是之时, 圣志所存亦可见矣”④。
在宋高宗君臣看来, 晋元帝偏安东南, 终究不能兴复中原;唐肃宗时藩镇强势, 皇权式微。进而言之, 仿效东晋是政治保守的象征, “东晋有江左, 保守百余年”, 效法光武则是致力中兴的体现, “胡不法光武……国祚乃复传”⑤。对前朝君主的评判, 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定位, 效法光武的潜台词就是立志“中兴”。
高宗公开宣示效法光武, 对臣下将其比作晋元帝极为恼火也就不难理解, 善察帝意者将高宗与光武相比就是自然中事。绍兴八年 (1138) 五月戊戌, 降金的张括等归宋, 高宗以为背叛从伪者若能自归, 即论功推赏。赵鼎等大为赞叹:“此汉光武之略也。”⑥同年十月辛巳, 朝廷为刘光世赐第, 宰执称高宗恩礼武将, “深得汉光武遇功臣之意”①。
效法光武是宋高宗的一面精神旗帜与政治招牌。高宗在平日言辞和朝廷诏令中直接表露出对光武的钦慕。需注意, 高宗的光武叙述, 因事因时而异, 根据政治需要选取不同事例作出有针对性的解读。绍兴二年 (1132) 十一月壬申, 高宗对臣僚曰:“自昔中兴, 岂有端坐不动于四方者……若汉世祖起南阳, 初与寻、邑之战, 以少击众, 大破昆阳”, “朕谓中兴之治, 无有不用兵者”②。此时宋金战事正酣, 寻邑之战无疑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 高宗“用兵”而致“中兴”的逻辑, 正是抗金的亟须。
绍兴十一年 (1141) 六月甲戌, 高宗谓宰执曰:“中兴自有天命, 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 岂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 声色之奉, 未尝经心, 只是静坐内省, 求所以合天意者。”③宋金谋求议和, 高宗借光武之事, 得出“中兴自有天命”的结论, 强调“静坐内省”的重要性。同一个故事, 解读却完全相反。高宗对光武故事在不同语境下按需所取, 演绎出符合统治的意义来。
宋高宗对光武“柔术治国”的态度值得仔细玩味。绍兴三年 (1133) 十一月丁巳, 布衣李汉英上书:“国家之弊, 在用柔太过, 故虏得逞。”高宗称:“光武治天下以柔, 汉室复兴。”④上书者此处所言的“柔”, 指宋廷对金的保守策略与战争中的软弱。高宗的作答, 化用光武“以柔”治天下而中兴的典故, 将其转换成应对批评的依据。
南宋以临安为都, 多为时人诟病, 被视作保守的象征。对以“中兴”为号召的高宗来讲, 无疑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绍兴八年 (1138) 三月二日, 诏令:“昔在光武之兴, 虽定都于洛, 而车驾往反, 见于前史者非一, 用能奋扬英威, 递行天讨, 上继炎汉, 朕甚慕之。”以光武前例做好铺垫后, 高宗转向当下:建都临安, 以期“内修政事, 缮治甲兵, 以定基业”⑤。经此一番费尽周折的解读, 曲折婉转地将其保守策略转化成积极有为的宣示。
宋高宗效法光武兴建太学之举意味深长。绍兴十四年 (1143) 三月, 高宗亲临太学, 诏:“世祖纬文建武, 肇兴于太学, 既抚绍开之运, 咸推乐育之心。朕寅奉基图, 敦崇教化, 稽前王之轨范, 遵列圣之规模, 兹偃革以息民, 乃恢儒而建学。”⑥太学之建立, 诏令明言乃“稽”汉世祖刘秀之“轨范”。高宗指出此中“偃革以息民”的意义, 正是宋金议和后的政治需要。时人也称是举, “视光武兴汉先建太学比日临享者同意也”①。
宋高宗还举光武旧例来化解武将不和之事。绍兴初, 韩世忠与刘光世交恶, 高宗两次调解, 一次曰:“汉贾复、寇恂以私愤几欲交兵, 光武一言分之, 即结友而去。卿与光世不睦, 议者皆谓朝廷失驾驭之术, 朕甚愧之。”②第二次高宗再以光武旧事晓谕当事人, 称“今日朕为分之, 宜释前憾”③。高宗此举, 以光武为楷模之用意很明显。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与高宗一样, 臣僚的光武叙述, 也是从中撷取对现实统治有意义的“情节”进行解读。这些“情节”有着政治宣传和高宗形象构建的“中兴”隐喻。于是乎, 光武立志、亲临战阵、善待功臣等, 根据不同的需要, 被臣僚“有意挑选”出来, 将之作为支持其言论和立场的依据, 反复引用和阐述。
光武立志中兴的才略, 时人再三致意。李纲称, 光武以数千之卒起兵, “然志不为之沮”, 汉以再兴。④绍兴五年 (1135) , 李弥逊忧心高宗“圣志未定”, 上奏称光武“谋深志定, 力行而不疑, 故功效之成”⑤。李纲等所言光武立志中兴, 实际上是对高宗有为的期待。
光武“亲征”, 为臣僚津津乐道。建炎二年 (1128) 四月己巳, 东京留守宗泽以光武“命驾南征, 盗贼悉降, 遂建东汉中兴之业”为例, 建言高宗亲征。⑥岳飞期待高宗“用汉光武故事, 亲勒六军”⑦。朝臣反复引述光武亲征故事, 旨在激励高宗积极进取。
光武善待功臣与用人之术, 为高宗君臣赞赏。绍兴三年 (1133) 八月丙寅, 君臣讨论武将增兵之事, 席益曰:“方用兵之时, 御诸将当如高祖, 既定之后, 待功臣当如光武。”史载:“上然之。”⑧
兴建社稷, 臣僚诉诸光武先例。绍兴十三年 (1143) 三月乙巳, 高宗下诏临安建太社太稷。究其原因, 史载:“言者以谓社稷之祠, 王者所重, 故汉光武东迁, 则置于洛阳”, 宋室南渡, 当建祠以示事神保民之意, “故有是命”⑨。
光武故事也是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高宗重视经筵, 认为光武“干戈鞍马之间, 亦惟道艺, 不废讲论, 复汉中天之统, 朕心慕焉。”①任侍讲者, 对其职责也很清楚, “投戈讲艺, 独追光武之遗风”②。君臣不约而同地把经筵讲读与光武故事联系起来。
实际经筵讲读中, 借光武故事评论时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绍兴初年, 侍讲程瑀进言“汉光武亲临战阵”, 高宗认为:“朕方欲措置江上, 军将定迭即骑往按视抚劳, 以作厉士气。”③卫博对光武反对臧宫出兵匈奴“故事”的解读是:“光武身济中兴, 闭玉关以谢西域之质, 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苟非其时, 不如息人。”④借光武故事发挥息人自保的意义, 显然是绍兴议和在士人言论中的投射。
很明显, 臣僚对时政的讨论, 往往以光武旧例为“话头”起讲, 再将之与南宋的实情剪辑组合, 最后针对时事提出意见和建议。光武朝行政的前例, 成为高宗君臣政治施为的模范, 是他们评论现实政治的标准和依据。高宗君臣对光武故事的因循取则, 内容繁杂, 随宜应变, 体现出鲜明的“选择性”解释的特点。
身后:视光武无所与逊
宋高宗藉由光武故事展开的政治宣传与形象塑造, 其效果如何?我们可从高宗朝的话语政治与身后纪念窥其一斑。
我们看到, 有关“光武故事”的言说充斥于高宗朝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诏令、制敕、奏言、策论以及经筵讲读等之中与“光武故事”有关的概念和词汇高频率出现, 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官场“套话”。此处不惮繁琐, 再举例说明:
制书诏令。绍兴九年 (1139) 二月楼照为翰林学士, 制书称:“圣主似建武中兴之年。”⑤绍兴十一年 (1141) 八月, 岳飞罢枢密副使, 制曰:“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终……朕方监此以御下。”⑥绍兴十二年 (1142) 解除韩世忠兵权, 诏:“东汉建武之世, 优礼功臣……朕甚嘉之。”⑦绍兴三十一年 (1161) 九月陇州大捷, 高宗敕赐吴璘:“朕于光武, 远有惭德。”①
谢表。张全真《谢传宣抚问表》云:高宗“推光武之赤心”②。孙觌《知平江府谢上表》云:高宗“肇光武兴王之业”③。其他如称颂高宗“乘光武中兴之运”④“道侔光武”⑤“治符世祖”⑥等, 不胜枚举。
禅位贺表。赵构禅位孝宗, 周麟之《贺皇帝登极表》称:“上皇拨乱中兴, 受命同乎光武。”⑦还有称“迈建武三十二年”⑧“迈建武中兴之事”等。⑨
生日贺表。生日庆贺是塑造帝王形象的重要时刻。高宗生辰为天申节, 时人《贺天申节表》曰:“功高光武, 当二百年而中兴。”?10还有直接称:“炎晖十叶生太皇, 即宋光武赵少康。”?11“宋光武”这一词汇, 无疑是特定政治话语的高度浓缩。
政治化语言是经过不断加工凝练而成的。诏令、制书、谢表、贺表等中的套话, 不能仅仅视为奉颂之辞与谄媚之言, 它还是特定时代政治上主流话语的反映。宋人撰《补后汉书年表》, 清人判断作者为“南渡初人”, 认为进表中“皇帝陛下奋神武以拨乱, 致太平而中兴, 仰稽圣功, 同符光武”等表述, 是一个重要依据, ?12可谓明了当时的话语政治。“同符光武”“功高光武”等近乎陈词滥调的公式化言论, 充斥于公文等话语体系当中, 成为时代的话语标签。高宗政治宣传和形象塑造的效果确实不错。
淳熙十四年 (1187) 十月乙亥, 赵构驾崩。在其身后形象塑造中, “光武故事”依然出现在其尊号、庙号、丧礼等纪念仪式中。
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六月二十日, 群臣首次集议高宗尊号, 认为其有“身济大业中兴之功”?13。之后, 孝宗“累上”高宗尊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14史载:
乙巳冬, 再将行庆寿礼, 季海为相, 拟议久之, 第得“绍业兴统”四字。时眉人朱师古时敏为太常少卿, 季海与之厚, 师古将入省, 其子不弃谓之曰:“光武明明庙谟可用也。”师古以白季海, 因再推详, 于是增“明谟盛烈”四字焉。①
“明明庙谟, 赳赳雄断。于赫有命, 系隆我汉。”这是《后汉书》对光武的“赞曰”②, 再清楚不过地诠释了高宗尊号中“明谟盛烈”四字的历史来源和政治意义。绍熙二年 (1191) , 宋廷册加高宗徽号: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③尊号、徽号是对君主政治品格的高度概括, 高宗尊号中, “中兴”二字尤为突出, 其中“明谟盛烈”四字, 直接源自光武故事的思想支撑。
在光武故事的影响下, 以刘秀庙号“世祖”为赵构的庙号, 一度成为朝臣争论的焦点。史载:“光尧之崩, 诏从官议庙号, 洪景卢内翰请称‘世祖’, 从官多同之。”对此, 尤袤等认为徽宗为“宗”, 赵构称“祖”, 有悖父子纲常, “以子继父, 非若光武比也”。但若从功绩而言, 朝臣对高宗与光武的比拟非常赞同, “引光武为比, 太上皇帝中兴大业, 虽与光武同”④。这也是洪迈提出以“世祖”为庙号的理由。从“从官多同之”的记载看, 持此看法者不在少数。杨万里也认为, 赵构中兴之业卓著, “其视光武无所与逊”。因此“尊而为祖, 何不可者?”但考虑与徽宗的父子关系, 则赵构不宜称“祖”⑤。“视光武无所与逊”, 臣僚并不认为高宗之功业与光武相比而逊色, 而是从徽宗与高宗父子关系中反对称“祖”。实际上, 孝宗也曾提出以“世祖光尧”为庙号的想法, 后因“庙号无四字”而告罢。⑥
将光武故事寓于丧礼中, 是高宗身后形象塑造的重要环节。时人的挽词通过与光武故事的类比来称颂高宗:“更造今光武, 中兴昔武丁”⑦;“宝历中兴业……大业超东汉”⑧。高宗梓宫启行, 发引曰:“正同符光武中兴。”⑨如上言辞, 对高宗之称颂极尽奉应之能事, 时人将其与光武的比附饰说, 始终聚焦于“中兴”这一点上, 确是高宗生前所孜孜以求的。
宋理宗称高宗的统治乃“光武中兴时”, “皇皇乎中兴之功, 视周宣王、汉世祖盖有光焉”①。在理宗看来, 高宗“克绍大业, 宠绥万民, 厄十世以中兴”。宝祐五年 (1257) 三月戊戌, 理宗下诏高宗配享明堂。诏令称这一做法, “法元和之尊光武, 合一祖三宗而并侑”②。配享明堂是帝王逝后的殊荣, 光武故事再次发挥高宗升侑思想资源的重要作用。
配享明堂为南宋时代的高宗形象塑造画上了句号。建炎元年高宗在“宜光武之中兴”的宣示中即位, 宝祐五年以“法元和之尊光武”之据配享明堂。赵构的帝王生涯, 由“光武故事”而开启, 以“光武故事”受继嗣者崇祀而结束。时人称:
太祖皇帝开基立极, 太宗皇帝继志述事, 高宗皇帝拨乱中兴。③
太祖“开基”, 太宗“继志”, 高宗“中兴”, 形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统治谱系。回到南宋的历史场景, 赵构谋求中兴形象的愿望可谓圆满。
顺便一提南宋亡国后赵构形象的演化。元修《宋史》中, 宋高宗与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唐肃宗同为“中兴六君”, 然地位下降, “卒不免于来世之诮”④。明人称, 赵构“志亏勾践, 才谢光武”⑤。清帝眼中, “少康光武始堪称, 何事建炎号中兴?”⑥时至今日, 赵构成为荒淫无道之帝王典型。这些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赵构形象构建问题, 留待今后讨论。
结语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传播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 堪称宋高宗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赵构自即位之日起, 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 借由“光武故事”的解读, 向天下表明有志于“中兴”的意志。寄托着“中兴”理念的光武故事在南宋高宗朝的再发掘、被讲述和重新阐释, 产生了强大的时代共鸣。这对苦撑危局的朝廷而言, 无疑是争取人心的良策, 对朝野上下必是一种鼓舞和精神支撑, 有利于增强统治的凝聚力。反复陈说的光武故事背后, 是“郁积”在时人心中的“中兴”情结和政治企盼。从即位仪式到祥瑞营造, 从言行模仿到评论时政, 从公式化话语到舆论营造, 从身后纪念到配享明堂, “光武故事”就从未离开过高宗。“光武故事”如此高频率地重复出现, 在宋代历史上诚不多见。可以说, 高宗朝政治文化烙上了鲜明的光武故事的印记。
中兴形象的塑造与相应的政治宣传, 有着巩固王朝统治和动员民意的政治考量。需要指出的是, 高宗的这一统治术, 多表面的言说, 具体施为则明显不足。以“中兴”为号召的赵构, 其恢复事业已然落空, 甚而对金称臣。官方着意塑造的高宗形象恰与南宋最终偏安江南不能恢复中原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宗政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中兴形象修饰美化的比照下, 高宗置恢复大业于不顾的实际政治生态面貌愈发不堪, 效法光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高宗形象构建的“政治秀”。过分依赖“故事”的支撑, 恰是南宋朝廷行政活力缺失和应对乏术的表征。在“中兴”说辞的背后遮掩了高宗君臣保守东南、安于现状等诸多偏颇与阙失, 反照出实际施政中无法实现王朝再振的尴尬和顿挫, 而这正是诸多“形象工程”中“说法”与“做法”不一致的典型特征。
注释
1 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 《秦汉史论稿》,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7年。
2 (1) 余英时1973年12月2日题为《史学、史家与时代》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年, 第126-127页) 的讲座, 论及宋高宗效法光武的意义。现有研究, 涉及南宋诗歌中的“中兴想象”等, 如王建生《通往中兴之路---思想文化视域中的宋南渡诗坛》第6章《南渡文人的中兴情结及其抒写》,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王瑞来《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 《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第13章第6节《文丐奔竞祥瑞虚饰》,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3 (2) 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以下简称《要录》) 卷四, 建炎元年四月甲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年, 第121页。
4 (3) 参见陈寅恪《论再生缘》, 《寒柳堂集》,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年, 第72-73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年, 第271页;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5 (4) 《要录》卷四, 建炎元年四月甲戌, 第121页。
6 (1) [宋]方逢辰:《方蛟峰先生文集》卷四《胡德甫四六外编序》, 《宋集珍本丛刊》,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年, 第87册, 第34页。
7 (2) 陈寅恪:《论再生缘》, 第72-73页。
8 (3)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1页。
9 (4)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修订版) ,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年, 第68页。
10 (5) [宋]曹勋:《北狩见闻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407册, 第690页。
11 (6) [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九《辩诬笔录》,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28册, 第761页。
12 (7) 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 《两宋史研究汇编》,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年。
13 (8) [宋]罗大经撰, 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三《建炎登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283页。
14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浮溪集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1347页。
15 (2) [宋]钱康公:《植跋简谈》, 《说郛》卷二○,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年, 第27页。
16 (3) 《三朝北盟会编》 (以下简称《会编》) 卷一○一,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741页。
17 (4) 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8 (5) 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9 (6) 《会编》卷一○一,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第742页。
20 (7) 《会编》卷一四四, 绍兴元年正月一日, 第1045-1046页。
21 (1)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一,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313册, 第787-788页。
22 (2) 《玉海》卷一○一《建炎受命中兴坛》,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年, 第1853页。
23 (3) 《续汉书·祭祀志上》, 第3157页。
24 (4) 《宋史》卷一三○《乐志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第3029页。
25 (5) 《会编》卷一一九,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871页。
26 (1) 《续汉书·祭祀志上》, 第3159页。
27 (2) 《会编》卷九○, 靖康二年四月四日, 第669页。
28 (3) 杨权:《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 (4)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第21页。
30 (1) 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1 (2) 《后汉书》卷五○《王霸传》, 第735页。
32 (3) [东汉]刘珍等撰, 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王霸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年, 第371页。
33 (4) [吴]薛莹:《后汉记·王霸传》,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291页。
34 (5) [晋]司马彪:《续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八家后汉书辑注》, 第296页。
35 (6) 《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770页。
36 (7)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7 (8) 《会编》卷一○八, 建炎元年六月十七日, 第795页。
38 (9) 《要录》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 第131页。
39 (10) 《中兴小纪》卷四, 建炎二年十月甲寅, 第825页。
40 (1) [宋]綦崇礼:《北海集》卷二○《进御故实》, 《宋集珍本丛刊》, 第38册, 第221页。
41 (2) 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 《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42 (3) [宋]曹勋:《松隐文集》卷二三《上皇帝书十四事》, 《宋集珍本丛刊》, 第41册, 第579页。
43 (4) 《会编》卷一六五, 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1192-1193页。
44 (1) [清]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三,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29册, 第580页;《松隐文集》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 第605页。
45 (2) 《南宋院画录》卷三, 第581页;卷五, 第612页。
46 (3) 《松隐文集》卷一九《题光武庙》, 第558页。
47 (4)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呼沲河》,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年, 第64页。
48 (1)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七《光武庙左衽》,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49册, 第25页。
49 (2) [宋]程卓:《使金录》,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 (增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第449、450页。
50 (3)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滹沱河二首》, 《四部丛刊》初编, 第309页。
51 (4)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使金录提要》, 第472页。
52 (5) 《要录》卷六一, 绍兴二年十二月丁酉, 第1213页。
53 (1) [宋]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贵耳集》卷下,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4304页。
54 (2)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三七《汉唐三帝纪要录序》,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年, 第1313页。
55 (3) 《要录》卷一一三, 绍兴七年八月丁酉, 第2109页。
56 (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 《四部丛刊》初编, 第1736页。
57 (5) 《李纲全集》卷二六《夜霁天象明润成百韵》, 第351页。
58 (6) 《要录》卷一一九, 绍兴八年五月戊戌, 第2221页。
59 (1) 《中兴小纪》卷二五, 绍兴八年十月辛巳, 第1039页。
60 (2) 《要录》卷六○, 绍兴二年十一月壬申, 第1200页。
61 (3) 《要录》卷一四○, 绍兴十一年六月甲戌, 第2643页。
62 (4) 《要录》卷七○, 绍兴三年十一月丁巳, 第1362页。
63 (5) 《会编》卷一八三, 绍兴八年三月二日, 第1325页。
64 (6) [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一一《绍兴十四年幸学答诏》, 《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年, 第3453页。
65 (1)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幸学》,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942册, 第120页。
66 (2) 《要录》卷七六, 绍兴四年五月辛酉, 第1447-1448页。
67 (3) 《要录》卷八四, 绍兴五年正月壬申, 第1600页。
68 (4) 《李纲全集》卷一三七《汉唐三帝纪要录序》, 第1312-1313页。
69 (5) [宋]李弥逊:《筠溪集》卷一《绍兴五年被召上殿札子三道》,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30册, 第587页。
70 (6) 《要录》卷一五, 建炎二年四月己巳, 第364页。
71 (7) [宋]岳珂编, 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一二《乞移都奏略》,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年, 第860-861页。
72 (8) 《中兴小纪》卷一五, 绍兴三年八月丙寅, 第946页。
73 (9) 《要录》卷一四八, 绍兴十三年三月乙巳, 第2801页。
74 (1) [宋]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四《赐席益辞免侍讲不允批答》, 《四部丛刊》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年, 第11页。
75 (2) [宋]陈渊:《默堂集》卷一二《代廖用中谢除吏部侍郎兼侍读》, 《四部丛刊》三编,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年, 第4页。
76 (3) [宋]胡铨:《宋龙图阁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志铭》, 《新安文献志》卷七八,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76册, 第298页。
77 (4) [宋]卫博:《定庵类稿》卷一《代人进故事》,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52册, 第132页。
78 (5) 《会编》卷一九三, 绍兴九年二月, 第1391页。
79 (6)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六, 绍兴十一年八月甲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062页。
80 (7) [宋]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六《赐韩世忠乞住请给等诏》,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30册, 第481页。
81 (1) 《会编》卷二三二,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第1669页。
82 (2) [宋]魏齐贤、叶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52册, 第246页。
83 (3) [宋]孙觌:《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二四, 《宋集珍本丛刊》, 第35册, 第241页。
84 (4) [宋]刘子翚:《屏山集》卷七《代直阁南剑谢表》, 《宋集珍本丛刊》, 第42册, 第241页。
85 (5) [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一六《乞休致不允谢表》, 《宋集珍本丛刊》, 第43册, 第62页。
86 (6)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九《提举湖北常平茶盐到任谢表》, 《宋集珍本丛刊》, 第40册, 第462页。
87 (7)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七,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42册, 第51页。
88 (8)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八《贺太上皇帝表》, 《丛书集成新编》,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年, 第63册, 第494页。
89 (9) [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贺今上皇帝登极表》, 《四部丛刊》初编, 第124页。
90 (10)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第1352册, 第28页。
91 (11)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二三《题董陾中兴庆寿颂》, 《四部丛刊》初编, 第216页。
92 (12)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补后汉书年表提要》, 第402页。
93 (13) 《宋会要辑稿》仪制八之一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年。
94 (14) 《宋史》卷三二《高宗本纪九》, 第611页。
95 (1) 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宗四上尊号廷臣议论各有异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第571页。
96 (2)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第87页。
97 (3) 《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 第701页。
98 (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太庙景灵宫天章阁钦先殿诸陵上宫祀式》, 第70-71页。
99 (5) 《诚斋集》卷九六《光尧太上皇帝谥议》。
100 (6) 《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 第1148册, 第915页。
101 (7) 《诚斋集》卷二三《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挽诗》, 第220页。
102 (8) [宋]洪刍:《西渡集附录·高宗皇帝挽词》,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27册, 第372页。
103 (9) 《宋史》卷一四一《乐志十六》, 第3333页。
104 (1) 《咸淳临安志》卷一《复古殿》, 第3359-3360页。
105 (2)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五, 宝祐五年三月戊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年, 第331册, 第2856页。
106 (3) [宋]袁说友:《东塘集》卷一三《拟大行至尊寿皇圣帝谥号议》, 《宋集珍本丛刊》, 第64册, 第392-393页。
107 (4) 《宋史》卷三二《高宗本纪九》, 第611-612页。
108 (5)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四一《宋高宗》,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71册, 第519页。
109 (6) 《御制诗四集》卷一五《题宋中兴圣政草》,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07册, 第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