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转向”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大学期间的专业是法学，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还特别重视历史学习，这些构成其思想起源期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资源。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政治经济学转向”，从而以深刻的资本批判确立起其在哲学界的卓越历史地位，这也是18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向，恩格斯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恩格斯早期对资本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200年前，恩格斯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从小对家乡伍珀河流域的社会状况和不平等的现实就有深刻的体会。按照经商的父亲的规划，他高中没有毕业就进入了家族公司，后来又被派往当时德国最大的商港之一不来梅习商，1842年更被安排出国，到曼彻斯特去学习英国先进的经商方法。这些经历让恩格斯发现，即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工人与资产者的生活境况却有天壤之别，他们各自居住的区域被严格地分开，属于资产者阶层的人如果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是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的。但是，当恩格斯下班后特地进入到工人区，那里的破败和肮脏、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乃至各种各样的致残、致死事件都会赫然呈现在眼前。他强烈地感受到，资产者只是为金钱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将同为人类的工人置于非人的、牲畜般的生存境况下，尽一切可能进行压榨，才能不断满足其无尽的欲望。
随着观察的深入，恩格斯由出于人道主义的道德义愤上升到对历史发展和资本所主宰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反思。1843年9月到1845年3月，他先后完成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述，他清楚地意识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在当时，这种对资本社会的透视是非常独到和深刻的。
恩格斯为马克思解决“苦恼的疑问”提供了思路
早于恩格斯两年出生的马克思，从小受到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熏陶，大学阶段又受到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之后，在为《莱茵报》撰稿和参与编务的过程中，他遭逢了诸如“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等现实事件，看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对不同等级的个人的立场、言论和行为的支配，由此产生了“苦恼的疑问”：在一个为不义和异己的利益所支配、国家沦为私人利益工具的世界里，普遍的自由何以可能？为了解答上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各国政治演进历史的考察，探究了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研读，思考政治国家的异化及其扬弃。这些探索虽然让马克思意识到，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但是对“市民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关系的状况和实质，他还没有深切的理解。
在筹办《德法年鉴》过程中，马克思读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不仅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更考察了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站在新的立场上透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是同商业和私有制的发展相联系的。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资本社会的要素及其机制，但掩盖了资产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为此，恩格斯重新审视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分析了经济危机等问题。
恩格斯这篇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给马克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德法年鉴》上刊出了恩格斯的文章，在《巴黎笔记》中做了专门摘录，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说过去在诸如对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分析中，马克思也曾经意识到研究经济学的必要性，那么，恩格斯的论著既让他感到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直接促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恩格斯为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不仅如此，恩格斯早期的观察和思考还为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他从主要摘录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着手，逐步过渡到初步阐明其主张和观点的《手稿》的写作，这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入门之作。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见面，朝夕相处了10天，就各自的思考展开了极其详尽的交流和讨论。那时，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已经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酝酿成熟，马上要进入写作状态，恩格斯将其主要思想乃至结构设计告知了马克思，致使《手稿》所讨论的问题及其观点与恩格斯的著述产生了关联。
其一，《手稿》自谓是以批判国民经济学、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为目的的，这一意旨受益于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经济学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只前进了半步，因为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沿着恩格斯的思路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要“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以超越国民经济学。
其二，《手稿》充满了对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工人处境的同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此提供了大量感性的材料。英国是资本运作最典型的国家，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也表现得最为完备。恩格斯用2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亲身观察”，并从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中搜集到了完整的、必要的“可靠材料”，据此写成了这部名著。而《手稿》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异化”概念，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作出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工人以工资为收入形式的“谋生劳动”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作为人的享受的劳动，即“异化劳动”。这就决定了无论社会处于衰落状态还是增长状态，工人的宿命只能是持续不变的贫困，进而马克思指出，要改变工人的生存状况，就要消灭劳动的异化。
其三，贯穿《手稿》的主线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以客观地理解私有财产的历史作用为前提的，这与《英国状况》中恩格斯的思路相当吻合。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虽然没有解决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对立，但却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恰恰是消灭对立、走上解放道路的必要步骤。《手稿》中承袭了这个思路，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财富的形式感性地呈现出以往人类发展的成果，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对私有财产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
以上的梳理和分析表明，恩格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细致观察、对实证材料的高度重视，为思想起源期的马克思所关注和吸收。这不仅有助于解答其“苦恼的疑问”，更预示着，在这一基础上，擅长哲学思考和理论分析的马克思必然把对“资本”问题的探究引向深入。
（作者：刘秀萍，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