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学界对康有为著述中的“作伪”问题关注较多, 批评亦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 (光绪十四年, 1888) 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 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 似乎有必要再做探究。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赴京应顺天府乡试, 结果名落孙山。有关此次乡试不中的原因, 康有为《自编年谱》 (《我史》) “光绪十四年”条下解释说:
顺天试已列第三名, 以我经
伟, 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曰:此卷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 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争之, 徐更怒, 抑置誊录第一。1
康氏这番细节生动的解说, 影响到后来为他做传的弟子。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在述及此次乡试时, 就直接转述了乃师的说辞:
光绪十四年戊子, 先师年三十一。先师抵京师, 兼应顺天乡试……九月顺天乡试, 闱中原拟中第三, 以经 (策) 伟, 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得其卷, 谓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先师上书事, 乃曰:“如此狂生, 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力争之, 徐桐更怒, 再抑置誊录第一。2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刊行后, 掌故名家徐一士 (仁钰) 曾予评论, 其中说到《南海康先生传》中记戊子顺天乡试的错误:“忆戊子典顺天试者为福锟、翁同龢、许庚身等, 徐桐、孙诒经均不在其列, 此当有误, 或壬午耶?”3自徐氏指出错误之后, 大凡认真细心的康有为研究者,
在叙述戊子年康有为参加顺天乡试的史事时, 均指出康氏《自编年谱》对此事记载失实。4
虽然康有为《自编年谱》有关戊子年乡试的记述之误似已不容置疑, 但问题依然存在, 即康氏《自编年谱》为什么会有如此与事实明显相悖的“误记”。徐一士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提出“或壬午耶”, 意指康有为可能是把壬午年的乡试误记为戊子年的乡试。因为壬午年 (光绪八年, 1882) 康有为也曾赴顺天府乡试 (即第一次赴京应试) , 而此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但因壬午年顺天乡试的考官中也没有孙诒经、王锡蕃等人, 5所以徐一士对张伯桢 (亦即康有为) 的“误记”也难下断语。
新近欲为此一问题做结论的是朱维铮先生。他在《康有为在十九世纪》一文中, 对于康氏《自编年谱》将戊子年乡试落榜归咎徐桐的叙述, 指出其于史不符的“三点否证”。一是徐桐为协办大学士, 时在光绪十五年正月, 前此仍为吏部尚书;二是戊子科顺天乡试为翁同龢、福锟并列正主考, 徐桐未放考差, 不得入闱, 怎能干预中额及名次?三是此科乡试过程, 有翁同龢日记逐日记载为证, 十八房考官所荐首卷排定名次及荐卷取中与否都由翁同龢主持商定, 副榜实取和誊录卷挑选也由翁裁定, 并未见有房考与主考争执不下的记载。因此, 康有为此科未中, 只能说他时运不济。
在此“三点否证”的基础上, 朱维铮直揭《自编年谱》作者之所以“颠倒事实”的心意, 即:康有为于戊子乡试落榜后, 曾上书徐桐 (即《自编年谱》所说“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之书) 劝其主持“清议”, 但遭到徐氏痛斥;康有为对此事怀恨在心, 于是在多年后所撰的《自编年谱》中诬蔑徐桐。朱维铮先生的结论是:“徐桐是假道学的腐败官僚典型, 其人鄙陋不足道。康有为指望他出面感悟慈禧太后改弦易辙, 本是与虎谋皮, 及至碰了大钉子, 又切齿腐心, 于多年后仍颠倒事实, 诬其挟嫌报复, 那手段绝非可用‘狂傲’能够解释。”6至此, 康有为《自编年谱》有关戊子乡试之“误记”及其原因, 似已有了充分的证明和合理的解释。
然而, 面对这些证据和解释, 除了对康有为“作伪”的鄙视之外, 还应当有一个疑问:难道康有为真的狂妄到了以为一言可遮天下耳目的地步, 竟敢置易检易知的基本事实 (在《自编年谱》成稿的1898年更应是士人共知共晓的常识) 于不顾, 而有如此明目张胆的“作伪”?由此, 笔者再检《自编年谱》, 发现其“光绪十四年”条下的记述实已包括了直到光绪十五年九月之前即康有为离京前的诸多活动。7而前引关于乡试不中原因的说辞位置“四月, 三妹卒”之后, 依时序应为光绪十五年事。8当然, 依常制,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 既有戊子乡试, 次年则例不再有。问题在于, 光绪十五年正好又有一次乡试, 其缘由可见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上谕:
明年举行归政典礼, 崇上皇太后徽号, 普天率土, 忭舞胪欢。多士如林, 涵濡圣泽, 允宜特开庆榜, 俾随观光。著于光绪十五年举行恩科乡试, 十六年举行恩科会试。用副朕锡类推恩, 作育人才至意。该部即遵谕行。9
由此可知, 除光绪十四年的戊子正科之外, 还有己丑 (光绪十五年) 恩科乡试, 这一点被以往纠康氏之误的论者所忽略。此次恩科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正是已于本年正月晋升为协办大学士的徐桐。10其他考官则有孙诒经、潘祖荫、许应骙等。据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徐桐现在入闱, 吏部尚书著许庚身兼署, 其所署户部尚书著孙毓汶暂行兼署。又奉谕旨:许应骙现在入闱, 吏部左侍郎著曾纪泽兼署。又奉谕旨:孙诒经现在入闱, 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著廖寿恒兼署。又奉谕旨:潘祖荫现在入闱, 工部尚书著孙家鼐署理。又奉谕旨:嵩申现在入闱, 理蕃院尚书著奎润兼署。11
由上述材料再看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条下有关顺天乡试的“动人故事”, 就并非“误记”或“颠倒事实”的凭空捏造, 而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光绪十五年恩科顺天府乡试。也就是说, 康有为此次赴京, 先后应参加了两次乡试, 即光绪十四年的正科和十五年的恩科。康氏参加戊子正科乡试, 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戊子年五月入京, 正是为应乡试而来, 断无不试之理, 且当时并不知有第二年的恩科 (见前引恩科上谕时间) 。应试不中, 遍谒权贵遭拒, 遂有冒险上皇帝书。然而上书受阻后, 之所以还滞留京师至次年九月, 其原因之一, 就是要应己丑八月的恩科乡试。再试不中 (这次是徐桐作梗) , 即于九月出京, 不仅时间吻合, 12亦证其滞留京师目的正为应试之不误。
由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条下对顺天府乡试的记述所引出的这段小小公案, 其根源首先在康有为本人。他在记述时, 含混其辞, 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 对戊子年落榜避而不言, 却极力渲染己丑年不中的缘由, 试图给人印象, 他所以乡试不中, 全是由于徐桐的挟嫌报复。在康氏而言, 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羞, 而略施移花接木的障眼技法;然而让康有为始料不及的是, 他的这一小小伎俩, 既障人又自陷:后人欣然接受了他“合二为一”的说法, 但又正是据此“史实”指认他“误记”、“颠倒事实”乃至手段卑下, 人格有亏。由这段公案引出的教训, 在当事人康有为来说, 或可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对后来的研究者则是这样的提醒:明显有悖常理常情, 全然不顾基本事实的所谓“作伪”, 其实算不上“作”伪, 真假相杂才是“作伪”的通则;造假也需有几分真实的原料, 这或许就是作伪的限度。
注释
1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 (外二种) ,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18页。
2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 转引自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第103—104页。
3 一士:《读〈南海康先生传〉》, 《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 1932年5月。
4 如马洪林先生就指出, 查阅史籍, 这年的顺天乡试主考为宗室、协办大学士福锟, 副考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及许庚身、薛允升, 康氏《自编年谱》疑为误记。详见马洪林:《康有为大传》,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84页。
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1679页。
6 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 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引文见该书第189页。
7 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 (外二种) , 第15—18页, 而年谱“光绪十五年”条下的记述则自九月始。
8 康有为三妹卒于光绪十五年三月间。见康有为:《祭三妹游孺人文》, 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373页。
9 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58年, 第2544页;翁同龢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日记中亦记此上谕大意, 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2243页。
10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上谕:“以张之万为大学士, 徐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毓汶为刑部尚书”。见《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 第2562页。
11 《清代起居注册》, 光绪朝, 第37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第18855—18856页。
12 依清制, 顺天府乡试揭榜时间在九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