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文学的流行并非中国大陆独有的文化现象，其作品已被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尤其在港台地区、韩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也引发了阵阵热潮，甚至被看做是消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性现象。的确，无论是村上文学所描绘的那种现代人在高度消费社会中的孤独与无奈，还是其传播过程中商业主义的显著介入，都具有某种超越国界的共通性质。然而，不同国家对村上文学的接受也存在很大差异。仅仅从消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普遍性”的角度解释“村上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中国大陆，村上作品与九十年代出现的“小资文化”密切相连。林少华根据村上作品的发行册数将中国大陆的接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九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挪威的森林》开始到一九九六年七月，七年间两个版本印刷五次，计八万九千册，为预备期；第二阶段从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二○○○年九月，两年间印刷十次，达二十一万六千册，为上升期。第三阶段从二○○一年二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起至今，销售量进一步扩大，为冲浪期。当然，实际的发行册数要超过这组数字，因为在第一、二阶段出版村上作品的出版社并不只有漓江出版社。但三个阶段的划分大致反映出了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接受的基本状况，因此本文也依照这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同时将其他出版社纳入视野之内。第一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小说《挪威的森林》的翻译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漓江出版社推出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紧接着一九九○年六月北方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钟宏杰、马述祯译《挪威的森林——告别处女世界》。此 前虽然村上作品也有零星翻译，但“村上春树”的名字广为人知却是始于这两本《挪威的森林》的出版。从书的装帧和编辑看，两个版本都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漓江出版社版（以下简称“漓江版”）的封面是一幅日本美人后背图，黑色发髻高高盘起，和服下滑裸露出大半个雪白的上身。左边通顶竖书：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倾倒，令痴心读者沉醉；右边也通顶竖书：印行三百多万册的日本青春小说佳作。书名和作者译者名则被排挤在右下角。封底的“内容简介”将该小说当作三角恋爱故事介绍，并专门提及男女主人公“发生了性关系”。北方文艺出版社版（以下简称 “北方版”）的封面则以夜晚的高楼大厦为背景衬出几个时髦青年男女的头像或半身像，个个神情迷离，穿戴露透，极力营造出一种大都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氛围；在《挪威的森林》的书名后凭空添加了一个副标题“告别处女世界”。封底是一幅欧洲美人裸露后背的彩色照片，印有几行字：风靡日本，重版三十次，发行三百九十万册，创日本纯文学发行最高纪录。这两本书的花哨封面构图可以说与小说内容毫无关系，但如此装帧和布满封面封底的宣传词都极富暗示性地指向一个意义：这是一部涉及性爱描写的小说。这样一种营销策略也体现在对文本的编辑处理上。《挪威的森林》本来没有章节标题，但这两个版本都添加小标题概括每一章内容。如何概括每章内容本来只是译者和编辑对小说的一种理解，但是作为标题明示出来，必然会对读者的阅读直接产生引导作用。漓江版的标题如下：“ 永远记住我”，校园罗曼司，夜来风雨声，野天使，病院飞鸿，月夜裸女，同性恋之祸，玫瑰色狂想曲，难得的享受，情海弄潮儿，爱她还是爱我，魂断斜阳。这些标题进一步传递了三角恋爱的曲折故事情节和性爱描写的信息。这一点在第六章的分章编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漓江版的翻译本将原作的第六章分为第六、第七章。两章的标题是最为刺激的“月夜裸女”和“同性恋之祸”。编辑有意将第六章一分为二的意图显而易见。北方版的标题如下：青春罗曼史的回忆，甜美而怅惘的漫步，生日初绽蓓蕾，初吻，来自“阿美”寓所的情书，绿荫藏艳和早熟的少女，同性恋的魔力，开放型的超短裙女郎，大学生的畸形恋爱观，SM 影院里的对话，苦涩的爱河，告别处女之夜。北方版也效仿漓江版将第六章一分为二，标题同样是富于刺激性的“绿荫藏艳和早熟的少女” 和“同性恋的魔力”，共十二章，但删掉“后记”。仅以标题看，这是一部非常低俗的艳情小说，三角恋经过曲折过程最后终于“告别处女”。这的确与封面上的副标题“告别处女世界”相呼应了。但仔细推敲内容，这样的标题和排列顺序其实是荒唐的。最后一章确实描写了男主人公渡边和玲子的性爱。但玲子是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结过婚，绝非处女。加之，小说的主线应该是渡边与直子、小林绿之间的爱情纠葛，因此将最后与玲子的性爱当作统领全篇的主题，只能看做是出于商业动机的有意曲解。这两个版本的营销策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强调印刷数量之巨。漓江版除封面赫然打出“印行三百多万册”的数字外，在封底又让数字更为具体化：“去年雄踞日本畅销书榜首，自一九八七年九月问世到一九八八年底，已印行三十余次，印数高达三百二十万册，我国已有十多家报刊做了报道。”时隔一年出版的北方版又将数字提高到三百九十万册。译者林少华对发行数量的意义和变化尤为敏感，每次写序必然提及。一九八九年版的《挪威的森林》“后记”中，林少华为了让读者具体地理解“日本畅销三百二十万册”这一数字的含义，加了一个“几乎每三十人中便有一人手头有这部小说”的说明。而在一九九九年版的“序” 中又用“十五人便有一册”来具体解释发行七百万余册的含义。消费社会中，商品的销售数量的确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像文艺作品这样的商品显然无法完全用数量来判断作品的价值。且某个国家的畅销作品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国家也必然受欢迎。但在大陆推销村上作品的过程中，日本的巨大销售量被出版社和译者有意识地置换成为保障在中国消费的承诺。出版社和译者通过这种有意识的置换，不断强调数量之巨来刺激读者的消费欲望。第二阶段以一九九八年漓江出版社改版推出“村上春树精品集”五卷本为起点。这套“精品集”的特点，首先是一改此前色彩各异的彩色封面，统一装帧，突出文集的系列性，在素雅的淡黄底色上用浅灰色淡淡地勾勒出富士山的轮廓，并在封皮上部剪出一个三角缺口，露出里面的枫叶或樱花。整个封面素雅别致，摆脱了低俗小说的印象，成为这一阶段大幅度提高销售量、迅速向“小资”渗透的重要保障。 其次，该“精品集”确立了“林译品牌”。“精品集”包括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和短篇小说集《象的失踪》，译者全是林少华。在第一阶段，不单是漓江出版社有很多译者参与村上作品翻译，另外也有其他几家出版社前后出版过村上作品，但自一九九八年版“精品集”出版后渐渐地形成林译本垄断的局面。这其中固然有商业因素，但重要原因还是林译本质量高于其他几个版本。有学者认为：“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第三阶段是从二○○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手出版村上春树文集开始，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销售量猛然扩大。这主要得力于上海译文出版社雄厚资本的介入。漓江版的“精品集”仅五本，而上海译文出版社一次性便买下多部著作权，出版系列文集，目前已经出了三十二本，出齐达三十五本，全由林少华一人翻译。图书的群体化出版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大陆的一种重要出版形式。所谓群体化图书就是围绕某一主题或以某种相关的形式而出版的图书的集合。其中，畅销书作者是打造群体化图书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先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将村上作品大批量投放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译者参加签名售书活动，扩大影响。《海边的卡夫卡》第一次印刷就达二十万册。由于文学环境的改变，上海译文版的《挪威的森林》恢复了被删节部分，书脊上特别注明“全译本”。接着有计划地出版村上系列作品，直接、具体地抓住目标读者，唤起他们的热情，实现规模化购买，使村上作品由一本畅销带动其他作品的销售，最终达到由畅销变为长销的目的。通过一系列营销策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扩大村上作品销量的同时，将其他出版社基本上挤出了村上作品出版的市场。《挪威的森林》虽然于一九八九年就翻译介绍到大陆，但至九十年代末才爬上畅销小说榜，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村上热”应该说是从这时才开始的。一时间村上春树成为文学阅读的热门人物。人们阅读、讨论、关心着有关村上春树的话题。网上有很多相关文章和链接，出现专门的网站让喜爱村上春树的读者交流阅读体会，讨论与村上春树有关的各种话题。进而又有人将这些网上文章编辑起来用纸媒介出版，也有人趁机编辑出版各种与村上春树有关的书籍，如小说中出现的菜谱、音乐等等。是否阅读过村上作品甚至成为“小资”的认证资格，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而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了。稻草人编著的《遇见100%的村上春树》（当代世界出版社）可谓这类书籍的一个典型文本。该书收罗了有关村上春树的各种信息，既有介绍作者、译者情况的文字，也有对主要作品的梗概和作品中出现的音乐菜谱的梳理，还收录了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代表性评论文章，最后是一些村上迷的网上读后感。作为一本有关村上信息的“百科书”，该书既为村上迷提供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村上文学的背景，也是那些后备村上迷的入门书。 该书的资料来源显得有些杂乱，编辑也比较粗糙，但整本书却贯穿了一个清晰的大主题：提倡一种生活情调和处世哲学。林少华在书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说：“现代社会的一大通病就是太匆忙，太浮躁，太急功近利。（略）害得人们疲于奔命，心力交瘁。而村上小说的主人公索性停止下来，去欣赏把玩停顿、沉默、孤独、寂寥的价值和妙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村上文学宣示的是孤独的美学、停止的美学，而这正是他叩问心灵救赎心灵之路。其实这也是他给城里的小人物们提供的一种富于智性的诗意的活法，一种不失品位和尊严的生活情调。” 通观全书，首先是村上春树本人被塑造成这种生活情调和处世哲学的实践者。编者通过或叙述或引用村上原话反复强调，村上与一般作家不同，并不是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的。他不从众，安于当小人物，喜欢无拘无束，开爵士酒吧自给自足。年近三十，忽然涌起想写点什么的冲动，才去买来稿纸和自来水笔开始写。不料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成名之后也对媒体保持距离。除行事低调外，构成村上生活情调的有三大元素：一、对音乐的爱好。编者说：“村上春树的音乐修养极佳，除了欧美的现代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之外，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他平日休息时的最爱。感谢那么多美妙的音乐感动了村上，这使得我们今天在阅读村上小说时多了一道同样美妙的享受——阅读音乐。”二、对旅行的酷爱。这是他获得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三、对吃食的热衷。这是体味生活细节的具体表现。其次，中文译本的两个译者也被编辑塑造成村上生活情调的实践者。书中的林少华说，在中国很难做到像“他”那么潇洒，但对事物的认知， “我们是很接近的”。林少华出名之后，行事也非常低调。而台湾的赖明珠，则显得更为潇洒，喜欢旅行，隔三差五会动念头远走高飞，最后索性辞掉工作，做了自由撰稿人。但该书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这些对生活情调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具体地指导如何实践这种生活情调。书中写道：“村上意大利面条是这么做的：从煮面的方法开始，请翻开他的《意大利面之年》这篇小说。（略）面会煮了，没有可口的配料和酱汁，吃起来未免太乏味。别担心，从书架上再取出《舞！舞！舞！》。（略）好了，恭喜学会这一道村上春树意大利面！食用的时候，别忘了和村上春树在书中常常替男主角搭配的菜如番茄莫札雷拉乳酪沙拉一起吃，更有好滋味。”第三章则专章介绍村上春树作品中的摇滚音乐以及西方的摇滚音乐史。并收录了其中的经典歌 曲的英文歌词，第一首便是披头士的“挪威的森林”。如此一来，村上迷便可以按照书中指导过一种“村上式”的生活了。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与 “小资”发生了关联。如前所述，村上作品的畅销与出版社有意识的营销策略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使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心城市在九十年代末向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上出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且消费能力强的“白领”，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衡山路上出现大量酒吧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尽管都市中的白领往往被认为是“小资”最集中的阶层，但“小资”与其说是一个阶层，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调。这个词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贬义词，被用来批判那些贪图享受的人，但在九十年代却成为追求生活品位的意思。阅读村上作品之所以会成为衡量“小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中表现了一种“村上式” 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林少华解读、提示出来的。“小资”们积极地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渡边的三十多岁独身男人的生活方式，摆脱了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在低水准挣扎的悲哀（这几乎是我们的宿命），宽容地对待他人的选择，骄傲地坚持自己的选择。不必太在意外界的事情，专一一意地过自己的生活。当然在选择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也将随之而来的孤独全盘接受，不带抱怨地生活着。不带抱怨，这是一种尊严。

这些年来，看村上的心情一直就是这样轻松愉快。我从来不用看一个深刻作家的眼神去凝视他，只是，看一个聪明有趣的日本人如何聪明有趣地说话。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日常光景，以及从这些琐碎里拈出来的那些荒诞，加上达观和适度的认命，就是村上式的智慧。这也是村上一直给予我的馈赠。村上文学对大陆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作家素素认为“村上春树的思考感性而又深邃”，她的作品《水蓝色的眼睛》受到明显影响。邱华栋也回忆说：“我早在一九九二年就读到了村上春树的小说，那个版本是漓江出版社出的，是他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好风长吟》，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了北京，立即感受到了村上春树笔下的年轻人，在青春渐渐消退时的迷茫和在都市中的失落和异化。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喜欢村上春树是特别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描绘了即将进入成年人社会的青少年那种紧张和茫然的不知所措感。”又说，自己的《夜晚的承诺》描写了主人公生活在大学时代以及大学刚毕业在社会上迷茫寻求的时期，其中夹杂着有关青年亚文化，尤其是另类音乐的描述。 “可以明显地看到塞林格和村上春树的影响——那是告别青春期的哀怨和玩世不恭的激愤的调子。” 邱华栋读过村上的几乎全部作品，对村上文学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一个一流的村上春树和一个二流的村上春树”。村上的长篇小说属于二流，基本上只是表现了青春期的困惑以及翻越这道门槛时的困难。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水平很高，已经发表的近七十篇，基本上可以和一些文学大师比肩。他的这些小说可以称之为意象小说，像《大象失踪》、《再袭面包店》等等，都有一个被异化的意象在小说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这样的小说，和欧洲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都有些思想上的渊源。从技术上讲，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是相当精美的奇葩，是一流的，有着自己特殊的想象力，甚至不亚于海明威的一些短篇小说，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村上文学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从九十年代开始，网络悄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网络的普及，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深刻的改变。年轻人越来越喜欢通过网络来阅读，他们可以更快更多地读到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更加方便、直接地表达自己对作品与作家的喜好。如果说上网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那么网络就是小资阅读的一块重要阵地，许多关于小资阅读的话题是通过网络而流行的。林少华曾经指出，“村上热”的兴起与“小资”在网上发表文章、建立讨论社区推波助澜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所谓“小资”作家正是通过网络而崭露头角的。其中不乏受到村上文学影响的网络作家，如安妮宝贝、赵亮晨等。赵亮晨坦言村上春树在 “生活方式和细节”上给了他影响。安妮宝贝称她喜欢《且听风吟》的原因是为男主人公的孤独形象所深深吸引：“那个男人总是在深夜，独自开着车去大海边。在那里抽一根烟，然后沉默地离开。在海边，他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看完那篇小说后，就不想看他任何别的作品。一篇就够了。他是这样的琐碎而伤感。一本正经地告诉你，如何做出一个美味的三明治。可是在难过的时候，却一滴眼泪也掉不下来。”在她许多小说和随笔中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孤独者的意象。她在《莲花》中对男主人公是这样描写的：“沉默寡言而又卓尔不群的男子。经常穿一件白棉衬衣，平头，眉目清冷。他与所置身的城市似乎没有任何关联。隐匿低调的生活，几乎不见任何外人。”当然她对孤独形象的反复描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仅仅受了村上的影响。更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竞争的激烈、消费社会在大陆的形成，人被片断化，处于孤立的境地，她所描写的孤独形象是对这种现实的表现。村上文学或许只是促成她如此描写的许多契机之一。大陆的“村上现象”既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是消费社会转型的一个产物，而其本身也构成了重要的消费元素。初始以“雅俗混杂”的面貌同时冲击当时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对瓦解传统的文学观发挥了一定作用，进而在引导“小资”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文学手法和生活方式上对新生代作家产生了影响。无可否认，那种专注于个人内心的审美化生活方式对以往过于强调社会价值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反叛，但这一审美化生活方式是在八十年代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渐消退之后提倡的，而如果在当今消费社会中人被片断化的现实之下继续提倡，却也存在着回避现实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