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军对垒情况下，新中国最初对西方哲学有某种排斥的态度，除肯定某些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价值之外，主要是批评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历史地促进了人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尽管总体上我们仍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但对西方仰视的态度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形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上的自信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平视对待西方，理性研究西方哲学的新阶段。

关键词：西方哲学/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学科细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项目(18VXK001)。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 ( 是希腊文的“爱” 和“智慧” 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既是如此，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就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系。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当时的西方学术研究已经走上了近代科学探索之路，与最初的科学研究关联在一起的思想也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启，能够以传统士大夫身份，在与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的精华，接受域外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面向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思考问题，“堪称为抬头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这个时候，中国虽然看似强大，但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无知，缺乏变革的勇气，导致社会思想落后，科学技术上缺乏理论突破，已经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表露出落后于欧洲的端倪。只不过作为老大帝国和古老文明的中国，当时仍然可以发出摄入的光辉，因而这个期间的中西思想交流仍然是平等的和相互的。当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所谓基督教“福音”的时候，也把中国文化优雅、宽容、理智的特性介绍给欧洲，中国成为欧洲某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动力之一。但后来，在交流之中，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孟德斯鸠开始从负面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而黑格尔更是通过其历史哲学的话语进一步把中华文明降低在“永恒起点”的位置上。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哲学家及学者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已经变得极为不平等了。在欧美人的眼中和话语里，中国已经从原来“优雅”“理智”“宽容”“进取”的文明国度，变成一个“愚昧”“迷信”“狭隘”“保守”的落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因为冷战和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和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现代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国在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时候，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总体追赶和学习的态势也影响了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基本状态，即中国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地步；而西方只是以多样性之中的特殊样例之一来对待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眼中，中国的哲学只是作为一个有特点且与自己的体系不同的思想样态而已。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新中国首先考虑的重点是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禁运造成的安全威胁，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展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状态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特别是1937年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简明、系统的阐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简单化的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新中国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基本依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和标准。

既然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已经划分清楚，那么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任务则表现为：一是要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将其视为在历史上起反动落后作用的思想心态；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学理论从实质上定性为反动落后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三是要对反动落后的西方或欧美哲学采取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和对抗的态度是新生政权对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在思想上强化了国际对立的认识。既然将西方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

将哲学发展史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思维方式与现实政治斗争简单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现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中国出现“左”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了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可以说，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既是这一社会进程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个极端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体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依然作为哲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另外，法国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前比较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派别，也因为列宁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推崇而时常被提到。但是，总体上说，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的。

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尽管西方哲学研究不属于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的领域，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中断。譬如，195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刊发译文的杂志《学习译丛》，主要任务是发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是当时苏联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同时，也发表某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数量不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和教学，都是从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的。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新中国学术研究活动逐步恢复和活跃起来。其中，有关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和期刊也得以创办。譬如，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成立了以贺麟先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并且创办了《哲学译丛》，这个专业期刊着重发表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译文，同时也发表某些有关西方哲学研究和评论的译文。更加重要的是，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和吸纳研究人员建议的基础上，1963年商务印书馆拟订和公布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现在回溯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从1956到1966年的10年间是哲学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进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10年，尽管这期间也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原来的规划基本上得以实施。据学者统计，①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达129种之多，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大学哲学专业教学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等单位编写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本选辑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学者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学生和读者了解西方哲学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资料。

总而言之，从反思的角度看，在1978年之前我们对西方哲学，尽管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总体上显然犯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和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地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是“非常不满意的”。就如谢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②从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列宁所指出的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从纵向看，我们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哲学；横向来看，我们更加无法理性地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加以对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代西方哲学就更加难以正确地对待了，因为从“资产阶级进步性已经终结”的观点出发，现当代西方哲学都被简单归结为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反动哲学，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学术研究就更加困难了，许多学者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是非之地。1964年设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成果仅仅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当时，在全国各高校的哲学系中都没有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设置课程，只有复旦大学还算比较系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但也需要用“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而且在实际中也必须把批判作为首要的目的，否则就无法让当时的学者接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容。正如刘放桐先生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从50年代初起的20多年内，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现代西方哲学被当做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极少有人再愿意涉足，原有人员也大多数被迫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④。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能够逐渐翻译一部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切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翻译活动都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这个时期，只有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出版的论著，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特别是他们在其中对某些西方哲学家进行批判)，偶尔会提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贝克莱、马赫、杜林等人，中国哲学界基本上对西方哲学界的发展情况毫无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所涉及的流派、著作、人物、命题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实际上整个的哲学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我们的社会也处于难以进行理智对话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时期。当人们都被裹挟着进行表面但却严酷的现实斗争时，哲学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

二、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的阶段(1978-201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人们不无愕然地发现：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当然也已经非常狭窄，哲学思想和理论思考处于极为贫瘠的状态，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得到发展。可是，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思想上的自我封闭，我们不是简单回避西方哲学，就是粗暴对待西方理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我们的哲学理论不仅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而且变得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拓展。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系统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当然，对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其中也有对时代性问题富有成果的思考，对于这些有益成果应该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汲取，通过融通、转换和改造吸纳到中国哲学的时代性发展进程之中，扩大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推动中国哲学思维水平跃上新的高度、扩展到新的广度。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于这个时代，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性联系，二者之间也有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应该给予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回应。只有理解了西方哲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本质。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芜湖会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太原会议”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类似起点。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哲学界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安徽省芜湖联合主办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学者们基于学术研究的愿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共鸣，对于外国哲学研究界顺应时代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学术研究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史称“芜湖会议”。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西方哲学研究者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学者认真对待西方哲学、学术地研究西方哲学的新起点。

翌年，即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并组织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85个单位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对以往的冷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太原会议”。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很难有严格的界限，其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也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从不同阶段的学术倾向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差异。

1.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0年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的兴起，与西方哲学学术界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刚刚见到西方哲学之后导致了思想震惊或思想震荡的时期。一方面是广大学者由于习惯了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沉默状态，当面对众多的西方哲学思想流派时，人们既不知所措、无从把握，又如饥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认识模式成为认知惯性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采取过去将其与政治挂钩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对某些新开展的研究不时有多种指责。但是，从趋势上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不断地扩展和深入的。

正像改革开放是对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很快就凸显了对其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主题的关注。当有人说出了“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时，大家不难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其实质就是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原则，去抗衡“左”的风气流行时社会整体性对个人个体性的抑制。对“异化”概念和“人道”问题的异常热烈的讨论，反映了学术界对过去“左”的做法的理论控诉。随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逐渐升温，渐次扩展到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尼采哲学、生命哲学，还有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沙夫这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对人的哲学的研究热潮，显然来自对过去忽视人、人的自主意识以及人的权利现象的反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与超越。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整体上被人学(或称人的哲学)、人的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所主导。实际上，中国的哲学脉动在当时是与西方哲学讨论和演进的节奏错位的。在那个时期，欧美世界已经开始反思哲学人本主义的问题和局限性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使西方哲学进入方法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阶段，导致流行的学术词语是所谓“主体性的黄昏”，甚至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说什么“人死了”。可是，与此同时，人本主义、主体性、人的价值却在中国大地成为最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和话语。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雅玩”，而是特定时代人民的追求和思考。当时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扬人的力量和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人们一方面要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感。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教材和学科建设的完善。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的任务。最初，有北京大学朱德生等人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的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和研究逐步进入正轨。1983年，复旦大学全增嘏先生出版了《西方哲学史》，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出版了《欧洲哲学史稿》；1985年，南开大学冒从虎等人的《欧洲哲学通史》问世；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于凤梧等编写的《欧洲哲学史教程》出版，这4部教材都曾先后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1985年，南京大学夏基松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出版，与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一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的建设，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凭借历史传统在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

随着西方哲学潮水般地涌入，对西方各自哲学流派加以介绍的读物和西方哲学原著不断翻译出版。最开始，比较敏感的书是出内部版。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而这种书籍非常吸引学者和年轻人，书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买到手，先睹为快。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新鲜感，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西方哲学，如果在言谈中不带点西方哲学的概念，都觉得自己落伍了。不仅哲学专业的人读西方哲学，其他专业的人也对西方哲学特别感兴趣。当然，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与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西方哲学内在的消极影响和对中国既有秩序的解构作用也逐渐显现。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当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洋教条”，不仅无法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给这个进程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从“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却又陷入“洋教条”之中。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些批评和抑制的行为，不时也开展一些程度不同的批判性活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情也无法扑灭，但研究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呈现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尽管对西方哲学思潮存在一定防备心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西方哲学思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学界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介绍和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如就流派而言，“存在主义热”“生命哲学热”“心理分析理论热”“现象学热”“解释哲学热”“科学哲学热”“分析哲学热”“结构主义热”“语言哲学热”“法兰克福学派热”“后现代主义热”……就哲学家而言，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伽达默尔热”“罗尔斯热”“哈贝马斯热”“罗蒂热”“福柯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热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纯哲学的学术范围，广泛地波及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讨论甚至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西方哲学的关注，显然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哲学理论贫瘠和理论思考不足的反应，而且也来自对我们本身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在当时许多年轻人思想意识里所思所想的，无非是欧美社会为什么经济社会发达？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其社会制度的原因，社会制度背后则是有文化和思想基础根源的，而支撑整个发展进程的思想性、本源性基础，就应该是来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探讨传统。因此，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欧美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发展的进程。如果不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层次上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掌握西方发达社会的理论理解和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激发科学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我记得当时作为青年教师在全校开设面向所有专业的西方哲学课程时，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限制名额的措施。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全国学者编写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987年间陆续出版，共10卷(包括续编上、下两卷)，就曾经成为许多人理解艰深晦涩西方哲学的帮手。尽管是精装本，但仍然销量很大。笔者当时作为大学年轻讲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往往从这本评传找一些新鲜材料和能够让青年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为了备课的方便，我个人就购置了一整套，每出一本马上就买一本。

2.第二个阶段大概是从1991到2000年前后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呈现专门化、细致化。伴随着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增加，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逐渐扩大，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自然地形成分工态势。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代哲学都有了专门的研究专家，许多研究者甚至将自己的一生投身一个心仪的哲学家，如张世英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研究，叶秀山先生等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洪汉鼎对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主要研究黑格尔，以及后来年轻一代靳希平和倪梁康等人对现象学的研究，周晓亮对休谟的研究，尚杰对法国哲学的研究，姚大志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江怡和陈波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在对西方哲学的专题性研究中，涌现了许多有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子嵩先生等人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分化，不再停留在整体性的教科书的介绍上，有些学者专治存在主义，有些则致力于结构主义研究，还有些人投身于现象学的翻译与介绍，有人则投身于哲学阐释学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也开始纳入中国人的视野。另外，许多西方哲学的分支学科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各自也都有自己的关注和研究者，我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199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从英、美、德、法逐渐向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扩展。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大陆哲学上。

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正像刘放桐先生在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左’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已开始形成。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我国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由此取得了重要进步”⑤。就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不再有80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⑥。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互性。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论视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在成批成套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方面，甘阳等人的组织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学生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要多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西方新出现的思潮，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应。譬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认同问题的理论，都几乎是同步得到中国哲学界的注意、研究和介绍。欧美哲学界学术研究的论题，都被中国学者们给予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题通过我们新的解释转换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实际上当时许多杂志中发表的西方哲学的文章来自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在不断地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中汲取时代性的营养。例如，“价值”概念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纳入哲学思考的视野之中的，开始是在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时提到，后来发现价值认识在哲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价值视角对我们观察社会和理解他人具有特殊且不能忽视的作用。当时，价值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词，最初的争论竟然是：“价值”是否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经过改造能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毋庸置疑的是，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互动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实际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丰富着中国的哲学思考，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每一种西方哲学思潮，往往在中国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都会引起阵阵涟漪，都可能引出许多新的讨论话题和方法的变革。记得当时我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其他学科的博士、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原因是这些学生是基于西方哲学某种流派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限于经由苏联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研究之外，也部分地研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术阐释路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接触到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被翻译并且公开出版了。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国哲学界也渐次把“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西方现代性危机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纳入研究视域。中国哲学界既从这些思想流派中觅寻到许多理论发展的新问题，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且在这个研究进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和时代的视角。

3.第三个阶段大概从2001年到2011年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呈现整体性、多元性、同步性特点。在这个时期，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由于一级哲学博士点的扩大，可以培养西方哲学博士的学科点也大为增加。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了人力资源的广泛性，而且研究水平也得到明显的提升，基本上可以对西方哲学的发展给予同步的反应。到欧美访问、进修的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与欧美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得到不断加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陌生感、新鲜感已经让位于作为学术本身研究各自特点的反思。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开始进行系统化整合；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社会性热捧逐渐转变为一种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自身的学科性存在要求。

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系统性的设想下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老一辈学者如贺麟、王玖兴、王太庆、苗力田、梁存秀等人对西方哲学的系统翻译，而且也表现在学界试图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给予整体性把握的尝试上。譬如，早在1979年4月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把《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列为重点工程。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推进工作比较困难，这不仅是由于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因此，真正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是在21世纪才得以问世。目前，有两个多卷本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多卷本)，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立项的重点课题，由哲学所著名哲学家叶秀山、王树人主持，各分卷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学者，院外部分学者也参加了写作。该书共8卷11册：第1卷：总论；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第3卷：中世纪哲学；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第5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第6卷：德国古典哲学；第7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第8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全书近600万字，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时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座谈会，大家认为这套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基本上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在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另外一套多卷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力作，即复旦大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近600万字)，这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课题组织编写的，其中加大了现代部分，并且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另外，这套书在形式上每一部似乎又是可以作为单一主题而存在，有其明显的特点。无论如何，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了系统化研究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固然有许多短处，但似乎也有一些长处。就叶先生的理解，中国学者的短处是语言、是那种沉浸于其中的文化存在；但是，我们也有长处，那就是跳出其文化存在看其文化的实质。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首先是哲学的，我们审视一种哲学的发展史，也应该有一种既能够认识其存在又能够跳出其存在的思想高度。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长处是：一方面中国人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是多年来对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思考的积累。

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系统性展开，也反应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方面。在20世纪，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度就很高，但都有些随着社会的关注和个人的兴趣而铺开的特点，同时也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出版资金实力的限制。进入21世纪之后，对西方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威等人著作的系统性翻译出版逐渐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范围，如梁存秀对费希特著作的翻译，王晓朝对柏拉图的翻译，孙周兴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李秋零和邓晓芒各自对康德著作的翻译，刘放桐主持对杜威全集的翻译等。

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越来越富有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赵敦华的《西方哲学史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就被国内许多大学广为采用。张志伟的《西方哲学智慧》传播很广，赵林等人也编有颇有影响的教材。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内容涵盖从希腊哲学到现当代欧美哲学(2006年出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被评为教育部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由韩震牵头还编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其他学校也编写了许多类似的教材，这些教材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整合而言，就难免出现断裂的问题。另外，教材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根据中央有关单位安排，由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该教材组织全国有关知名学者协同编写，并且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审核讨论，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外，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尽管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有我们自己视角和特色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到深度，都越来越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界的同步性。不仅大量中国青年学生到国外学习并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国内许多哲学院系都长年聘任西方学者任教，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特殊研究领域，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显得神秘且被神化。反观西方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相比。这种不对等越来越显得有些奇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在哲学层面或者形而上学的“道”的层面越来越自信了。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而言，西方哲学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因而它不是我们思维发展的圭臬，而是我们思维有益的参考或参照。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只有善于向他者学习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只有乐于借鉴他者的文明，才是有创造力的文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的精神样态。

伴随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加深，中国学界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工作者逐渐从对西方哲学的解读转向学术性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研究转向结合中国哲学问题进行融通性的研究；三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结合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世英先生近年对一般哲学的体系性思考、王树人先生对象思维的原创性研究、张祥龙等对中国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性思考；有西方哲学学科训练背景的俞吾金、赵敦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展开自己独特的探索；而冯俊则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近年来我本人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

三、以自信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阶段(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第一大制造业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过去，中国出版界主要是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的著作版权，但是，到今天，我们除了继续系统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的著作的版权也推向国外。中文译为外文的著作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外译项目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中国的这一发展进程，变化有些太快了，以致于我们自己和国外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个变化的问题。

中国的时代性变化引起了许多新的效应。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另一方面，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学术界开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关注中国了，也有某些人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展开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歪曲式理解。早在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是对苏东剧变之后，美欧对失去与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适应性反映，当时亨廷顿就提到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问题。不过，这一说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欧美与中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欧美还是对自己所谓“自由”“民主”“理性”“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观感到骄傲，要与非西方的文明展开较量，以维护西方文明。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现在的西方似乎对“他者”超越自己越来越焦虑。西方社会似乎在放弃自己过去所宣扬的价值观，而走向反理性、反文明的立场。譬如，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政策规划处正策划将中美之间的冲突从“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强权”“意识形态敌人”，进一步发展成“不同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自身作为非洲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参加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讲话中，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她竟然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中国称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第一个所谓“非白人”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她看来，美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夺”，而“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因而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⑦这种按照种族来划分你—我的观念，已经与纳粹主义思想相去不远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显然，西方的多元主义和所谓“开放社会”的神话已经破灭，这是欧美内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所导致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结果。特朗普等人抛弃了理性思维，也就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这必然侵蚀欧美的软实力。特朗普及其背后某些利益集团和敌视中国的势力的所作所为，也猛然警醒了那些被西方哲学体系和价值体系所迷惑的人。西方哲学的原则并不完全是西方人的行为原则，当这些哲学原则可以被用来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就冠冕堂皇地拿来宣扬或教训发展中国家，当这些哲学原则妨碍到他们攫取利益和权力时，他们马上就弃之如敝屣，露出自身“利益至上”的马脚。

然而，不能因为西方某些势力对我们的围堵，我们就放弃对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应该把西方某些势力的言论与西方哲学的学术理论分开。在西方哲学理论的发展中，仍然有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时代性智慧。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包括欧美国家的人民一起努力，打破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中或明或暗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世界文明和思想精华在思想碰撞磨砺和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以中国当代哲学知识视野的宽度和理论观念的深度，“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以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开始就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们多是从与他者的差距去考虑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理解与思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的相互补充的一面，我们越来越自信地对待自己与他者。

进入新时代，中国学者无论从视野和方法上都已经更加自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展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变成更加冷静的学术性审视，与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具有相互平视的特点。我们不再把西方哲学视为圭臬或“洋教条”，而是成为我们哲学研究的必要参考性资源。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例如，报纸、杂志有越来越多中西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发表出来，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杂志，从2006年创刊到今天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版发行了14年，该刊物既发表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也发表西方哲学工作者的论文，表现了中西哲学家们双向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外哲学家讨论学术问题的平台。当然，中国学者仍然且应当对西方哲学保持强烈的研究兴趣，继续进行必要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工作，许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已经基本都出版了，今后可能就是要完成哲学家著作全集的整合和一些相对次要的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系统化的任务。除了《剑桥哲学史》的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冯俊主持的多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它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此书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为中文，体现了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同频共振。实际上，现在许多西方学界的著作可以中文版与西方语言的版本同时出版，不再像过去那样慢半拍了。

第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同步追踪的特点，欧美哲学思潮的变化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回声。例如，许多西方刚刚出版的著作很快就会有中文版，如万俊人等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另外桑德尔等人的网络课程也在中国被迫捧，西方很多热门的讨论很快就会进入中国学界。例如，复旦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由韩震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学者编写的《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认可。就现象学的研究而言，如丁耘指出的，“现在德国人很羡慕中国现象学的发展，他们说‘德国哲学在中国’，‘现象学在中国’，我不敢说中国现象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德国，但是中国现在对现象学感兴趣的人数肯定超过德国。”⑧就分析哲学而言，如江怡所说的，“经过40年的工作，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无论是在国内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哲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⑨

第三，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和机构已经非常壮大。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多在欧美有留学的经历，许多人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二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对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对西方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清华大学的西方伦理学研究、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杜威哲学的研究、同济大学对当代德国哲学的研究、山西大学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对现象学和逻辑学的研究等等。

第四，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国外哲学的学术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老一辈学者如汝信、邢贲思先生都是既研究西方哲学，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俞吾金、张一兵等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赵敦华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哲学要义》，成为学界的一个佳话。而我本人也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学科中穿插，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用西方哲学的视域和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显然，中国学者在让西方哲学讲汉语的过程中，也在同时构建自己对哲学的时代性理解。

但是，西方哲学毕竟是另外一种文化时空中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而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从根基上或元层次上就有差异，即使我们研究它，也必定有我们理解结构的限制，这也许就是张汝伦所说的，“我们对西方哲学不能融会贯通，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把握，也表现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释与表述。近4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是翻译体盛行，各种译名满天飞，却不知道它们真正在说什么”⑩。我们应该跳出某些藩篱，按照更高的、更普遍的因而也更加包容的哲学思维研究西方哲学，这样才能让西方哲学讲汉语，并且成为我们思考的学术资源。

另外，目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也出现某种消退的趋向。这表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热度下降，譬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已经好多年落后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仅仅排在第四位。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哲学的“狂热”，这也许是学术研究应该有的理智状态，西方哲学研究到了它在中国应该有的热度正常值。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持续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机制产生于西方，而且还在于欧美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力量。乌克兰汉学家维克多，基克坚科指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非西方国家中研究西方哲学的佼佼者。近几十年来，大量西方哲学的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今，中国正在认真学习，吸取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哲学的精华。但这一切仍然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11)这就是说，中国仍然在研究西方哲学，但是却仍然自主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实现的时刻，中国的学术创新必须融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特别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的西方哲学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

①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具体参见李俊文：《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②谢地坤：《西方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的反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395页。

④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⑤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⑦参见温燕等：《美挑动与中国“文明较量”》《环球时报》2019年5月6日，第1版；张锐：《“对华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以己度人的危险逻辑》，《光明日报》2019年6月19日，第2版。

⑧丁耘：《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⑨江怡：《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⑩张汝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

(11)乌克兰通讯社网站5—13日报道《中国正在完善与世界合作的方式》，《参考消息》2019年5月24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