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继周(1924- )，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业科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兰州 730020；方锡良(1977- )，男，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以及农业伦理学相关研究。兰州 730000

原发信息：《中国农史》第20193期

内容提要：中国工业化经过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工业化奠基阶段，1981年到1990年高速发展阶段，从1991年到2015年的工业化完成阶段；201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农业的特殊贡献及其伦理观诠释。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与世界后工业化发展同步。中国工业化始于1949年，恰与敲响工业社会危机警钟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同年。以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发会议为标志，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中国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民间企业，不排斥污染企业和工业垃圾的输入，使中国遭受严重污染，而农业是一切污染的主要受体。各类污染由水体而土壤而食物，进而危及社会安全。对农业系统的开放性认识不足，对农业缺乏伦理学关怀，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出现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但世界范围内由于后工业化到来，人们在对长期冷战思维的反思中，萌发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互相协作的需求多于对抗、共赢优于零和的观念，于是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农业伦理学的任务是保留农耕文明精华，汲取工业文明的成果，熔铸构建全新的后工业文明的农业伦理观。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it is the foundation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1949 to 1980,1981 to 1990,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completion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1991 to 2015,and we have entered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stage since 2015.Each stage shows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ts ethical interpretation.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lies in synchroniz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world.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began in 1949,the same year as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of Leopold's A Sand County Almanac,which sounded the alarm of the industrial social crisis.Marked by the 1992 World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n Rio de Janeiro,the world has entered a post-industrial era,China was in the second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n.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labor-intensive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both sides outside the country,without excluding the import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waste,it has brought serious pollution to China,and agriculture is the main recipient of all pollution.All kinds of pollutants pollute the water,the soil and food,thus endanger the social security.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n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the lack of ethical care for agriculture have led to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led 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which are w

关键词：中国工业化/后工业化/农耕文明/三农问题/战略机遇期/农业伦理学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post-industrialization/agrarian civilization/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agricultural ethics

标题注释：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生态文明战略视域中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16XZX013)。

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发生的平台。中国农业伦理作为中国农业思想的基石，对中国农业，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发生敏锐响应。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总是从城市开始，而中国农业始终被动地承受着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施加的压力，做出被动响应。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逐步发展，响应的深度逐步延伸，由经济而社会而文化的多层面、多方位。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高速完成了工业化并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现在常见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以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其意在强调改革开放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但究其实际，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初期就致力于将农业国改换为工业国的面貌。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81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为第二阶段，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5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时期①。但后工业化时期仍然属于工业化的一个特殊文化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下面逐一阐述。

一、中国工业化历史的伦理学考察

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发展，诚如前述农业伦理学特征逆推，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两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建国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中国已经为“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初步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十位。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苏联的援助是重要因素，但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从苏联取得的经济援助不过22亿元，其中还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直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不过区区5亿元。这点钱只能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上起到撬动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还是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不言而喻，这就是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民的贡献。当时除了农业我国几乎一无所有。

中国农业挑起了国家工业化起步的重担，这是非常艰难的起步，超负荷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初建时，全国GDP仅123亿美元，人均GDP23美元，人均年收入仅16美元，排名世界倒数第一。当时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毛主席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口号，全民大炼钢铁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270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低得可怜的目标，即使倾全国之力，甚至“砸锅卖铁”也没有达到，还伤害了社会其他行业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工业基础，说是“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作为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亩产仅137斤，约当现在生产水平的一半，粮食总产量为2.774亿斤，但按当时的5.4亿人口计算，人均418斤，尚属温饱水平。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要承担几乎国家建设的全部需求，包括国内肃清残余反革命武装，国外支援抗美援朝，养活全国城市，支撑国家机器运转，包括450万规模的军队和数目难以计量的干部。在满足上述负荷的前提下缴纳公粮，留足种子，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全国农民只能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

就是在这样可怜的低水平上，挤出一些宝贵的积累，建成了世界第十位的工业基础，我国农业付出了巨大代价，农业伦理学被严重扭曲。其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更加突出。农民流动被严格限制，不许离开户籍所在地，扩大了农村受灾程度，也妨碍了城市化进程，社会自组织功能被严重斫伤；其二，源自远古的“日中为市”的农贸市场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农业的开放功能全然丧失；其三，农村医疗保健则依靠其薄弱的原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已经极度贫困的农民集资办学，以几十元的极低年薪聘请“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成为这个时期的特殊印记；其四，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时刻，城乡居民同在生与死的阈限上挣扎，但城市有最低口粮保障，而农民则被迫全部自给，没有任何保障。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其青黄不接的季节，千方百计突破户籍藩篱，个体的或有组织的逃荒群众相望于途。就是在上述农村超重负荷下，中国工业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惨痛代价，值得我们做出农业伦理学的深刻反思。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我国如灯蛾扑火，加快工业化步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系统，获得GDP的巨大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呈现不可遏制的大国崛起之势。人们常说“中国速度”，30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300年的路程。

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工业化的成果，一切工业化的苦果也骤然集中出现，而且多集中表现于农业和农村。中国农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一，农业和农村是工业化污染的主要受体。工业化启动之时有句话大家记忆犹新“我们要利用后发优势，汲取工业国家的教训，不要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结果却是污染程度比先进国家当年的污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两头在外”(即原料和产品在外，生产在国内)的生产方式，毫不回避将污染企业引入国内，甚至将工业垃圾大量引入，从中捡取廉价的工业资源，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主要垃圾消纳场，由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首先是水资源污染，然后是土地污染。据统计，被污染的5类水资源曾达80%以上，耕地污染不低于30%。因而殃及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癌症村、高铅毒害区、高锌毒害区、高镉毒害区、艾滋病村等污染高发区出现于我国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农村，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例说明，各类污染“千条线”，无不集中在农业这“一根针”上。农业是污染危害的终端。

其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历史性伦理学差异空前突出。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男女劳动力进城打工，形成农村的空巢化和空心化。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经几代人积累，其总数当以亿计，缺乏父母和社会关怀，将给社会留下难以估量的有害后果。这些后果将随着儿童数量的积累和年龄的成长逐渐而长期显现而成为社会重大问题。至于农村的留守老人也需要妥善安置。与农村家庭空巢现象相伴随的是农村社会的“空心化”，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留下来的多为老弱妇孺，农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综合服务和文化生活等与城市相比差距骤增。

其三，2亿～3亿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就业、教育等成为城市管理的新问题。他们有的几代人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仍难以融入市民群体，没有享有应有的市民待遇。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重大伦理学缺陷。

至于空巢农村留下的宅基地和缺少管理的农田虽也是工业化留给农村的新问题，但这也是农村土地流转和产业调整的新机遇，应是社会工业化为农村带来的积极因素。

总之，我国工业化第二阶段，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积累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

二、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机遇

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主流思潮是由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衍发的排他性竞争，即丛林法则。经过300年的高速发展，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甚至得出“和平是战争的间歇”②这样的悲观结论。人们开始冷静反思，物质主义思想笼罩下，以石化动力、科学技术和产业资本三个维度推动的工业化，将伦理维度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伤的同时，社会生态系统也因贫富差距扩大和地域发展水平悬殊而使社会公平正义被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的伦理基础遭受严重损害，引发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巨大灾难。工业化社会对农业的影响尤其直接而显著。以简单的工业化手段，强加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片段过程，提高了产量，增加了财富，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殃及社会食品安全。

原来300年来所追求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美好社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于是进入后工业化文明的新启蒙时期③。

生态伦理问题的先觉者美国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名著《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④在他逝世一年后的1949年出版，深刻揭示了工业化的生态弊端，提出“大地伦理”的思想，敲响后工业化时代的启蒙钟声。其后，海洋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⑤，进一步激起社会空前关注。1972年由美国、德国和挪威等一些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有关资源环境与人类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认为，全球的生产力增长将会达到极限，势必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提出“零增长”的概念。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物质主义工业化不可持续的世界意义被人们普遍察觉。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由137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人员参加，呼吁建立一个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会议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基于公平原则，提出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性建议。1990年到1992年，经多次会谈⑥，终于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发展大会(简称环发大会)，全球15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从此以环境发展为主题的全世界峰会成为每年的例会，把全球气候变化和防治污染纳入全球性议程。据此，我们认为从1949年《沙乡年鉴》的出版，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宣布，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为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渡期。

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主要指标，公认有两项，即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白领超过蓝领。据此标准美国于1983年首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他发达国家也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触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活动从未中断，参加国每年开会，中国积极参与并付出不懈努力，促成发表多次宣言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方案。但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很难短期见效，何况环境污染类型复杂，远非温室气体所能概括，而且国际不同利益集团常有抵牾，贯彻环发方案步履维艰。但后工业化时代的主流思潮已经不可阻挡。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较此前的社会发生了实质性差异，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是为人类发展史的飞跃性质变。

其一，人生活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类从把自然为奴仆、征服世界的狂想中醒悟过来，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智慧之光的照耀，自觉恪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社会的幸福指数有了空前增长的余地。

其二，世界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集团，无一例外的属于某一生态系统。各个系统和它所隶属的子系统之间，互相依赖多于互相对抗，凝聚力大于离散力。因此社会科学认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同发展，是人类社会之常规。

其三，与此同时，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深层生态学”⑧，阐明了时间上跨世代，空间上跨区域的生态关联世界观，或称全球观，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稳步协调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光明前景。

其四，综合以上所说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冷战初期那种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全世界忙于战备的紧张心情明显松弛下来。尽管冷战思维长达40年，局部冲突从未停止，但全球巨型军事对决并未发生，他们的武装力量，不管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都已从战场厮杀移位于保卫和平。新时代给人以启迪，共赢与零和相比，成本最低，红利最大，只有政治经济的协商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

尽管大势所趋已无可怀疑，但人类毕竟承受着沉重而复杂的历史遗产。其中包含了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国际的复杂纠葛，这非短期内得以痊愈的痼疾，冷战思维余绪犹在。我们对后工业化的宝贵机遇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促使后工业化的社会格局得以健康发展。

三、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历史回顾

中国从一个农耕文化传统极其深厚的农业大国，经过快速工业化而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独有的历史内涵发人深思。

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的映射。“中国速度”似有“缩地术”的神功，将300年的光阴缩短为新中国建立后的70年。但文化的发展无论快慢，都是步履相继的文化的“蜕变”。文化蜕变规律由任继愈针对文化的“先破后立论”“一刀两断论”而明确提出，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⑨。但我国深受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亦即对化蛹为蝶的蜕变过程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理解，甚至一度把这种文化蜕变过程误解为改良主义而予以扬弃。

我们70年内获得了工业文明的物质利益，却没有来得及养成工业文明应有的精神内涵。工业文明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工业文明内容繁多，难以备述，且非本文主旨，现只就其与农业文明差异之荦荦大者略加列举：由重封闭到重开放；由重亲情到重契约；由重自足到重流通；由重自我到重公益；由重传统到重创新；由重闲适到重效率；由重“海内”到重“海外”。我们冷静地两两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农业文明的阴影几乎无处不在。

四、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反思与出路

从1949年到1992年，全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转型的约半个世纪中，也正是新中国成立、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尤其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突飞猛进，并于2015年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精神境界急需补课。农业是工业化遗患的主要受害方，它作为工业化不可持续的见证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其一，迟到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如果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环发大会计算，中国的后工业化大约比世界水平晚了23年。如果按照《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研究，美国的后工业文明于1983年开始，则晚了32年。我们带着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基础，在70年内获取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物质成果，但相对于工业化国家300年来培育的工业文明，我们还有明显差距。

其二，文化蜕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必要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内涵是具体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总结工业文明含有六大原则，即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实现这六大原则需要相应的九类社会保障，即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就业流动、教育普及、信息灵敏、非农人口遽增、经济持续发展⑩。托夫勒以当时社会样式总结的这六大原则和九类保障，也许可以有不同诠释。我们暂时抛开其可能的歧义，仅就其语义表达作为我们参照系，考察我国当前社会状况，急应补足缩短差距的过程中漏掉的必要的文化功课。

其三，正确认知文化差距是必要前提。工业文明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当世界工业化文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文明转型期的时候，中国还在全速进行工业建设，容纳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污染工业，甚至允许工业垃圾向中国转移。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对后工业文明有所认知，更不会以此为基础对工业文明的利弊加以反思，因而出现以农耕文明批判工业文明的反历史倾向。例如向往旧时的田园生活，留恋农业社会缓慢节律，有些地方把《弟子规》引入儿童教育，甚至办起了读经私塾。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高速而迟到，精神建设没有跟上，对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理解，但不可认同。只有以“后工业化文明”的要求为基础，来反省、解决工业文明的缺陷才是历史前进的正道。我们应汲取丧失工业革命的伦理观所造成的惨痛教训，不容再度发生后工业革命时期伦理观的历史性错位。

其四，后工业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特征之一，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农耕文明时期“海内”即“天下”，农业生产强调封闭式自给。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各地交往，洋流所到之处，无远弗届。农产品的不足和剩余可构成不同系统之间的位差潜势，产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产品的世界交流应属常态。且举两个最近例证。例一，最近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我国大豆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世界贸易总量的70%，自给量仅为13.4%。而美国是我国主要大豆进口国。但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是否进口美国大豆倒成为我们的筹码之一。例二，我们怀着深重的粮食情结，着力确保粮食安全，大肥、大水、大农药，并以政策杠杆大力支持，保底收购，大建粮库贮存余粮。结果成本高于进口粮的到岸价。形成进口粮入市、国产粮入库的尴尬局面。终因国家不堪重负，废弃支撑杠杆。这两个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农业产品不足未必是祸，过剩未必是福。只有充分认知农业生态系统的开放本质，合理疏导农业生产的流通，才符合农业伦理学基本原则而利民富国。即使出于利国利民的战略思考，力争某些农产品自给，也要尊重农业固有的开放原则，而不可将自给置于开放的对立面。关起门来刚性自给，不仅有悖于伦理学原则，也酿致作茧自缚、祸由自取的悲剧。

后工业文明为我们展现了全新的时代面貌。我们应虔诚地向时代学习，弥补我国农业伦理观的时代差距，理解后工业文明的要义，厘清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利弊，逐步建立崭新的后工业文明农业伦理学。

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古国经过70年的努力，完成了工业化，并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依据其历史特点，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工业产值居世界第十位。从1981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为第二阶段，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5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含农民的负担过重和环境污染的重大遗患，农业成为工业化遗患的主要受害者。其原因固然可多向追溯，但对农业系统的开放性认识不足，过度强调农产品自给应居首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从工业化起步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全过程中，与世界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同步。这既是中国农业的幸运，也是中国农业幸运中的不幸。

幸运的是发达国家在到达后工业化转型的探索中，由于市场和安全的需求，在世界长期处于冷战威胁之中，萌发了从零和到共赢的智慧，认识了人类自身处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中，而不是在系统之外，更不是在系统之上。不论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生态系统，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互利多于互伤，凝聚多于分裂，互助多于对抗。生物系统协调共存的原则成全了生物圈的和谐发展。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物理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受到抑制，社会日趋无序的伦理危机得以趋缓。世界主要实力集团之间的生死对决，看来已经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没有爆发。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不幸的是当我国1949年工业化起步时，正好遇到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期。1949年美国人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的出版，敲响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反思的钟声，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世界发达国家完成进入后工业化过程。它们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为它们的工业废弃物寻找出路。我国工业化早期，采取“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模式，恰好与它们的需求相弥合。因此在我们工业化高速前进的同时，也迎来相应的污染。

后工业化文明为我国带来的幸运与不幸之间，也为中国农业伦理学提出了新命题。这就是如何保留农耕文明精华，汲取工业文明的成果，熔铸构建全新的后工业文明的农业伦理观。后工业文明农业伦理观的基础就是尊重系统固有的开放性。正是系统的开放性提供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检讨工业文明为我们带来的成果与遗患，了解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明确工业文明的主要特色，并以后工业文明来厘清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所表现的弊端。如果脱离开放这个农业伦理观的基本原则，不论产品不足或剩余，都将带来不良后果。

我国农业刚刚踏上后工业文明的台阶，应该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胸怀，消解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历史渣滓，奋起开拓绿色产业，为后工业化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①参见胡鞍钢：《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参考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他认为战争是一种使敌人屈服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来说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个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地消灭对方，就像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第236页)，克劳塞维茨又称之为战争中的力学定律，由此而衍生出“和平为战争之间歇”的观点。

③近代启蒙时期，人们借助于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等充分彰显人的主体能动性，采取一种机械论或物理主义的自然观，强调入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征服，而后工业化文明则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强调人们要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对于近代工业化时代的启蒙而言，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启蒙可以称之为新启蒙。

④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

⑤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INC/FCCC)多次举行相关会议，由参加谈判的150个国家的代表最终确定，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公约。

⑦如《京都议定书》(1997)，《德里宣言》(2002)，《哥本哈根协议》(2009)。

⑧深层生态学由阿恩·奈斯(Arne Naess)开创，是一种较为全面深入的生态世界观与环境哲学思想。区别于浅层生态学局限于局部、表面的探讨和技术化的路径，深层生态学强调要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多样性和健康持续发展，对每一项政策、行动进行“公开、深度的追问”(这也是其自称为深层生态学的原因之一)，激发深层生态学的直觉与意识。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一方面主张“原则上的生态圈平等主义”，另一方面则倡导“所有生命的自我实现”。奈斯强调整个世界是一个连续、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以及地球生物圈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生命都有其固有价值/内在价值，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人类应该尽力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对生物圈内各类生命应有一种深度关怀和尊重，保护生物圈所有成员的平等的内在价值，达成一种生态学正义；进而，人类应该跳出狭隘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工业化路径与技术化观念、极端经济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泥沼，从狭隘的“小我”(self)扩展到内容丰富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大我”(Self)或“生态自我”，通过最大化的多样性和最大化的共生来促成“所有生命的自我实现”，从而真正领会生态智慧。具体参见杨通进、高予远编辑的《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所收录的阿恩·奈斯“深层生态学”的哲学观点及相关分析阐发(第14、50-66页)。

⑨任继周：《世纪老人的嘱咐——任继愈逝世五周年祭》，《光明日报》2014年8月20日第11版。

⑩参见百度百科关于“工业文明”的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工业文明/6752164

原文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任继周.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4]任继周.世纪老人的嘱咐——任继愈逝世五周年祭[N].光明日报，2014-08-20(11).

[5]任继愈.老子绎读[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6][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7][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