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引爆了一波对SCI和影响因子关注的热潮。从已有的大量相关急就章来看，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SCI和影响因子是否合理”和“不依赖SCI和影响因子我们能依赖什么”这两方面，而这恰恰偏离了要点。

要点是什么呢？要点是——科学家应该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此事说来话长，但其理至明，本文拟简要述之。

一、SCI和影响因子游戏面对的三个世界

首先，当然应该先解决“SCI和影响因子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本文作者近年来的一系列工作已经集中解决了这个问题，结论基本上可以概述为：SCI和影响因子游戏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引发的问题非常严重。

第二步，人们当然希望决定我们应不应该依赖SCI和影响因子。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做出“应该”或“不应该”这样简单的选择。

因为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它们引发的后续问题，对于世界各个部分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加菲尔德发起的SCI和影响因子游戏，面对的世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

非英语的西方国家；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于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来说，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相当合理，虽然也存在问题，但无伤大雅，甚至只是瑕疵而已。这部分国家是SCI和影响因子游戏最大的获利者，尤其是美、英两国——美、英科学期刊不仅办刊水平一流（两国SCI期刊合计5000余种，占比超过全球一半），在权威期刊评价体系中占尽先机，学术出版巨头更是坐拥市场暴利，竞争力在全球范围遥遥领先。

对于非英语的西方国家来说，SCI和影响因子游戏不很合理，因为这个游戏只对英文期刊开放。但由于自己已经是发达国家，所以这个游戏不让玩也无所谓。况且实在想玩也可以办些英文杂志去玩一玩，有的国家英文杂志还办得不少，比如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尽管SCI期刊数量和美、英差距明显，但其中也有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这部分国家基本上可以说是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小玩家或旁观者。

而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 SCI和影响因子游戏不仅很不合理，而且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场学术灾难，科学期刊普遍处于急欲自救却不得其门径的困境中。

二、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的应对思路

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第三世界的科技管理者（他们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从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普遍希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科学家群体在西方世界面前能够“跟得上趟”。而在SCI和影响因子游戏面前，“跟得上趟”意味着什么呢？在他们眼中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自己办英文杂志，努力获得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入场券，加入这个游戏并且设法取得好成绩。

在实际操作中，这条路是“望山跑死马”的漫漫征途，第三世界国家新办的英文杂志要想在这条路上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两点，就足以想见这条路的艰难：

目前中国人办的英文期刊中有接近200种加入了SCI和影响因子游戏，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一种达到了17，而这已经是“史诗般的成就”，它的影响因子在第三世界国家的SCI期刊中已经是一骑绝尘了。但是现今全球9000多种SCI期刊中，常年盘踞在前20名的“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中，目前最高的影响因子是223.68，最低的也有34.65！

在影响因子前20名的期刊中，《自然》（Nature，目前影响因子43.07）在2019年庆祝了它创刊150周年，而《柳叶刀》（Lancet，目前影响因子59.10）在2020年迎来了它创刊200周年的庆典！如此悠久的传统和品牌，在出版资源、作者人脉、社会知名度等等方面的积累，岂是第三世界国家新办的刊物所能望其项背？

既然第一条路漫长无际，那就剩下第二条路了：用政策鼓励、驱使自己的科学家在“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上发文章，发得越多越好。而这正是造成灾难的原因！

三、对第三世界国家期刊的灾难性后果

先想一想，“国际顶级科学期刊”在哪里？在SCI和影响因子游戏中，盘踞影响因子前20名的期刊已经多年不变（只是每年在影响因子前20名内排名稍有变化），其中美、英两国的期刊基本上平分天下（20家期刊中Nature及其子刊竟占了10家）。

这个富有象征性的事实表明：几乎所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都在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所以第二条路实际上就是：要求本国的科学家拿着本国纳税人的钱，将在本国做出的最好的科研成果，去发表在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的杂志上。这种政策长期推行的恶果是：

第一，本国最新、最顶级的科研成果，首先被用英文写成，用来提升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的杂志质量，推高这些杂志的影响因子，却不能及时被本国公众接触、了解和应用。比如中国作者关于在2019—2020年之交新冠肺炎疫情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上，就未能被国内有关人士和媒体、公众及早注意到。

第二，长此以往，本国的科学杂志因为缺乏最新最好的成果刊载，就更加缺乏读者，也就更加没有作者愿意将优秀稿件投给它们。本国的科学期刊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万劫不复。

第三，为了能够在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有巨额的本国科研经费，作为发表费用，持续流向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期刊的囊中，更不用说境外那些以骗钱为目的的“掠夺性期刊”每年骗走的巨额科研经费了——本文作者的研究表明，这些“不明不白之冤钱”既没有提高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国际声誉（不损害就算万幸了），也没有起到所谓的“国际交流”的任何作用，只是给外国骗子们留下“中国人傻钱多”的恶劣印象而已。[1]

对此我们可以剖析在巴西——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实际事例，以见一斑。

四、巴西教育部的政策实例

2009年，巴西高等教育发展联合委员会颁布实施新的学术考评制度“科技文献评级系统（QUALIS）”。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对巴西的科研项目成果展开更有效的评估。[2]

该“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以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当时还在汤森路透旗下）每年发布的“期刊引用报告（JCR）”中的影响因子排名为主要标准，把巴西各学科论文发表期刊分为A、B两级共7档，每3年考评一次，用这种期刊分等的方式来评估巴西接受资助的研究项目发表成果的等级。[3]

2000年巴西SCI期刊有14份，2008年增加至28份，其间直到2006年，才有2份医学期刊影响因子超过1.0。在新制定的评级系统中，巴西本土医学期刊几乎全部处在最低的三个等级中（B3以下）。

显而易见，在新的评级系统导向下，研究者为了在评估中获得高分，只能将论文投向高影响因子的欧美医学期刊，这对本来已处劣势的巴西本土医学杂志而言不啻雪上加霜，它们被推落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在本国的分级体系中处于“垫底”位置，杂志肯定得不到优质的论文稿源；没有优质稿源，杂志的地位就会进一步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本土期刊还有出头之日吗？

巴西教委官方则表示，他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后果，并且已有相应的弥补措施，措施竟是这样的：设置各个等级之间的换算：2篇B1论文=1.2篇A1论文，1篇B1+1篇A2论文=1.4篇A1论文，3篇B2论文=1.2篇A1论文……如此等等。但这种换算关系，进一步强调了巴西本土科学期刊的“劣等刊物”身份，完全是对巴西本土期刊的制度性羞辱。

巴西“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一颁行，立刻引发巴西科学期刊主编们的集体抗议。他们认为教育部把影响因子作为考评标准，是极为武断粗暴的做法，根本不考虑巴西本土科学期刊的发展。而巴西教育部官员辩解称：“世界上几种有影响力的学术评级系统，都把影响因子作为主要参考指标。”[4]在这样的辩解中，希望在西方世界面前能够“跟得上趟”的奴化心态跃然纸上。

五、巴西期刊界的集体抗议

次年（2010年），巴西期刊界反对“科技文献评级系统”的意见声势浩大，60家科学杂志的主编联名请愿，并在各自期刊上同步发表了倡议书：“QUALIS期刊分级标准——迫切需要改变的标准！”[5]

这份倡议由巴西期刊编辑、研究项目基金会、科学研究人员三方代表共同提出，他们对说服巴西教育部改变QUALIS体系下的期刊分级标准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提出8条倡议：

1.对巴西期刊的评价体系中，不应把影响因子作为学术水平的唯一评判标准。

2.不同学科的专业特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尊重。

3.巴西学术出版主要从大学及科学学会获得支持，这和欧美以私营出版为主不同。

4.巴西期刊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激励，要点如下：

对期刊主编支付更优厚的报酬；

对期刊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

采用更全面的标准评判期刊优劣；

提升巴西期刊的国际能见度；

把支持和激励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份期刊。?

5.推动巴西科学期刊的国际化。

6.期刊在QUALIS评价体系中实行一年一评。

7.巴西相关科学学会应积极参与教育部制定学术评估标准的过程。

8.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应在一定比例的巴西刊物上发表论文。

上述倡议中，有些是实施细则。第3条强调了巴西学术出版主要依靠国家层面的拨款和资助——这种情况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其中真正核心的意见是第1和第8条，第1条敦促巴西教育部收回成命，第8条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本国学者发表论文时须兼顾国际、国内刊物。事实上，这条建议如果能够得到施行，巴西本土科学期刊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缓解了。可惜的是，事情的结果恰恰相反。

60家期刊公开联名请愿，可谓声势浩大，但非常奇怪，本文作者查阅文献的结果，却发现巴西学界对此事的讨论至此戛然而止，教育部是如何回应的？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巴西教育部将此事“捂”下去了。

六、巴西教育部一意孤行的后果

巴西教育部坚持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之后，不出几年，后果已经显现。

2014年5月，巴西圣保罗大学举行了首次中国—巴西科学期刊出版交流活动，巴西代表向中国同仁介绍他们的期刊建设成效：2003年巴西有SCI期刊17份，2013年增至107份，增长720%，其间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巴西SCI期刊数量从2008年的28份大幅增至2009年的65份，次年进一步增至89份。[6]

巴西代表试图以上述数据来证明，巴西教育部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对本国学术期刊建设起了促进作用。然而，上述数据背后隐藏的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巴西代表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全球SCI期刊数量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即使将SCI期刊数量视为一个国家期刊建设的指标（这样的指标并不合理），只看SCI期刊的绝对数量也不能准确反映该国的期刊建设成绩。

SCI期刊名单每年都在变动，总体趋势是逐年增长。ISI公司宣称：他们当前每年大约会收到3500份杂志的申请，入选率一般控制在10%～12%。[7]

据2006—2016年的数据，这期间SCI期刊每年的实际增长约为200份，但其中2009和2010两年出现了罕见增幅，分别增加了767份和688份——而巴西SCI期刊数量大幅增长恰好出现在这两年！所以从全球背景来看，将此结果归功于巴西“科技文献评级系统”的实施显然不合情理，实际上只是这两年全球SCI期刊罕见增幅造成的水涨船高效应。

不仅SCI期刊数量逐年增长，全球SCI期刊的影响因子值，整体也是持续增长的。举例来说，2009年《巴西生药学杂志》（Brazilia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的影响因子为3.4，在全球SCI期刊中还能排名961位，但由于整体水涨船高的结果，影响因子3.4的期刊到2017年只能排到1731位了。巴西本土最顶尖的SCI期刊，以全球平均水平而言，其实是处于下滑趋势中。

巴西“科技文献评级系统” 实施以来，更严重的恶果，也是当年联名抗议的主编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明显出现——巴西优秀学术论文几乎完全流失国外！

本文作者对2017年度巴西学者发表的SCI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数据进行系统整理后显示：2017年巴西共发表SCI论文5.3万篇，其中热点论文65篇，分布在全球43家刊物上，排名前4的刊物分别是：《柳叶刀》8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6篇，Nature杂志5篇，《物理学评论通信》4篇；高被引论文355篇，分布在全球208家刊物上，排名前4的刊物依次为：《柳叶刀》19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2篇，《物理学评论通信》12篇，Nature杂志10篇。[8]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年巴西的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没有一篇发表在本土刊物上！

值得警醒的是，中国科学期刊也几乎是同样状况！据2017年《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中的数据：2007—2016年，中国作者发表高被引论文18974篇，占同期全球高被引论文总数的14.33%，但在中国本土期刊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只有447篇，仅占同期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数的2.3%。[9]

七、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出路

当初加菲尔德发布SCI报告（1964），发起影响因子排名游戏（1975），他多半没有想到他搞的这一套东西居然会极大地改变全球的学术生态。从我们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加菲尔德应该并无符合阴谋论的动机，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就来说，却在实际上产生了非常符合阴谋论的效果。

近几年来，本文作者对SCI期刊和影响因子研究成果次第问世，产生了相当范围内的影响，经常有人问道：你们说SCI和影响因子游戏不合理，那合理的评价指标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再依赖SCI和影响因子，那你让我们依赖什么？

事实上，上面这种问题的提问思路，完全偏离了问题实质上的重点！

先让我打一个也许不太贴切的比方：如果有人用核武器威胁讹诈我们，我们除了指出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人类性质的道德缺陷之外，出路是什么？难道是去研发一种尽善尽美毫无道德缺陷的武器吗？不，我们的出路是搞出自己的两弹一星。

更何况，正如我们在上文强调指出的，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合理性问题，不能笼统地给出回答，必须针对世界的三个部分分别考虑和回答。许多人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将SCI和影响因子游戏在美国和英语西方国家的合理性强加给世界的另外两个部分，这不仅荒唐，而且非常天真。

所以，只要考虑到SCI和影响因子游戏面对的“三个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出路就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搞一套自己的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规则和标准，并且尽快在国内推广使用。只要这套自己的标准没有比现有的SCI和影响因子游戏更不合理，就应该立即使用，哪怕它仍然有着现行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种种问题。而事实上，建立一套新规则和新标准时，回避或改善旧规则旧标准中的一些问题，通常是可以做到的。

希望教育部、科技部2020年2月的文件，能够开始扭转中国目前的局面。

注释

[1]江晓原,穆蕴秋.“开放存取运动”:科学出版乌托邦的背后——Nature实证研究之六[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8,26(3):5－20.

[2]Brazilian Editors. “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s in the QUALIS System of CAPES Urgent need of changing the criteria!” Clinics. 2010. 65(2): 121–123.

[3]Mauricio Rocha-e-Silva, “Onovo Qualis, Ou A Tragédia Anunciada”, Clinics. 2009;64(1):1－4.

[4]B. Helena, Jacob Palis Nader.“Publishing: Ranking Brazilian research output”.Nature.2013-11-07. 503:39.

[5]Brazilian Editors.“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s in the QUALIS System of CAPES–Urgent need of changing the criteria!” Clinics.2010. 65(2):121–123.

[6]Abel L. Packer. “Journals of Brazil- Overview”, 1st Brazil-China Bilateral Meeting on STM Publishing. http://eventos.scielo.org/brazil-chinameeting/programacao/,2014-05-23.

[7]James Testa.“Journal selection process”.https://clarivate.com/essays/journal-selection-process/, 2018-06-22.

[8]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2016年ISI从汤森路透被转卖之后的新主人）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定义，热点论文指近两年内发表且在最近两月内被引次数排在相应学科领域全球前1‰的论文；高被引论文指发表以来截至最近两月被引次数排在相应学科领域全球前1%以内的论文。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M].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103.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穆蕴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原载于《编辑学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