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已陷入停滞，整个世界也正以我们未曾想过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原先，中国与美国在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后，全球以为两国间从贸易战到经济战将暂告休止。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却启动各国进行严格的国境管制，限缩人口移动来避免新冠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流行与扩散引发地缘政治的冲击，也加剧地缘政治的冲突，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因新冠肺炎加剧地缘政治的交锋更受到国际间的重视，这场竞争的背后，其实象征着中国与美国藉由“抵抗疫情”的医疗建构，出现想像的民族主义，成为构成中、美新一轮全球领导力的竞逐。
一、后新冠病毒的民族主义的回溯
佛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瞭解全球化》一书中提到，“当代是一个旧与新并存的世界，一个既拥有诸如民族国家意识的旧情怀，也同时迎接全球化经济新体系的交互激荡混合场域”，也是一个“凌志汽车(高科技)与橄榄树(国族主义)相互冲突且并存的时代”。原本在冠状病毒之前的无国界与全球化型态，因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导致全球多数国家提高“边境管理”措施，以及管制人员流动、限制粮食与谷物的出口，确保自身能够获得足够粮食供应。
无政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自助(self-help)、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或冲突已成为国际事务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所形成无国界的相互依存与互赖关系上，全球某一地区的危机、冲突乃至于战争势将影响其他地区。而随着人们的跨境移动，人们可能卷入其他地区的危机，而让所在国面临风险。近来的新冠疫情即是如何威胁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最好见证。我们知道，政府会因民众对于疫情的回应方式，而改变支持的动向，国家经济可能面临内溃，政府如何处理疫情危机，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可能产生变化。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又成为重要的概念。
其中原由包含四项。第一，无论新冠病毒或其他类型流行性疾病，在紧急情况下，民族国家拥有国际组织所缺少之财务、组织与来自民众的情感优势；第二，疫情揭示全球组织供应炼的脆弱性，以及大型国家欠缺医疗用品的窘境；第三，此种流行病加剧原本在疫情爆发前的保护主义趋势，以及生产的在地化与边境管制之需求；第四，部分新兴国家的医疗等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公共卫生能力不佳，倘若疫情进一步扩散恐怕难以防范，势将影响其他已发展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安全。
在疫情持续扩散的情况下，强化边境管制有其效用。倘若民族国家可以迅速化解疫情危机并将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也不见得是坏事情，这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在机制，可以有效对于外在环境改变所进行政治路线调整。然而，倘若“将国家找回来”转移至民族主义当中，从而限缩全球贸易与国际合作，最为严重情况则是欧盟的内溃与美中关系的紧张。
这种现象将加剧地缘政治的进程，将巩固国家利益至上(national interests first)，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化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尽管病毒的“无国界”，其结果导致国家强化对于国界的管制。
二、美国在疫情扩散的民族主义
严重的危机会深化恐惧，而民族主义则是对于恐惧最为廉价的解药。它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想像且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除了非理性外，也是因为是想像的，不能保证可以免于任何事物的伤害，但可以藉此建构“让美国更为伟大”的想像共同体。
新冠肺炎让经济更为国家化，政治变得更为民族主义。就像大陆于今年初爆发新冠疫情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赞扬习近平的防疫能力。但就在新冠疫情席卷欧洲与美国本土也相继传出病例与死亡个案后，美国开始提高自身的防疫作为与能力，并转向批评中国大陆隐瞒疫情与防疫作为。首先，特朗普强调“疫情始于中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等仍称“武汉病毒肺炎”而非“新冠病毒肺炎”，特朗普认为肺炎应称之为“中国病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认为应称之为“中共病毒”，另有美国政府官员称之为“功夫流感”。这些以言语污名化对手国的国际形象，有如小布什政府时期将伊朗、伊拉克、朝鲜与叙利亚等国视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试图利用仇恨政治挑动美国内部的“仇中”意识。更进一步，特朗普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过度偏袒中国大陆，搞砸全球防疫工作。
其次，美国除对于中国实施旅行限令、增加签证要求与限制出入境外，也在3月11日无预警地宣布对于来自欧洲国家的旅行限令，关闭与加拿大的国界。此让美国对外的国际供应链造成冲击，降低全球商务活动的移动性，反而增加保护主义与管制移民的呼声。再者，美国为因应国内肺炎病患的急遽上升，管制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至其他国家，也在全球各地搜刮防护性口罩，引起包括加拿大、德国与法国等国的批评。
经济民族主义也出现在美国与中国关系上。特朗普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凸显美国国内公共卫生不足的问题。其中，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0亿美元的医疗产品增加关税，约占所有国家进口医疗用品的26%，要加征关税的医疗用品，包含可抛弃式医用头巾、温度计与洗手液等。尽管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曾讨论提议关税延期。但是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为何要对于医疗用品的进口加征关税？而忽略人道的考量？
与此同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正打算强化“购买美国”(Buy America)的法令。纳瓦罗敦促美国减少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药品与医疗供应的依赖，以因应冠状病毒的爆发，这正是美国强化医疗产业独立性的契机。他认为许多药品当中的成分来自于中国大陆，因此需要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美国制造的药品与医疗设备，纳瓦罗认为新冠肺炎是将生产制造业移回美国的机会。于是说，美国长期以来医疗用品与药物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 outsourcing)做法可能终止。
从长远的做法来看，医疗用品与药物原料来源的多样化，可以规避免于特定国家或组织所垄断。但是，将大量的医疗用品与药品移回本国本土，势将增加药品的购置成本，也会影响美国的中产阶级，连带影响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要求降低医疗用品价格的努力。一旦新冠病毒的危机消退，华府可能重新检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医疗供应链。也就是说，美国正利用全球的病毒危机，除指责中国大陆为病毒的来源国外，利用想像的危机重塑美国的医疗产业，并运用“他者”的错误掩盖自身忽视疫情的危机。
三、中国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外交
正当各国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时，部分国家呼吁减少贸易并提高保护主义，协助抵抗此种流行性疾病。显然的，这是从疫情所建构的想像危机，利用民族主义提高国家对内与对外的管制措施。实际上，目前的危机正需要全球合作以及货物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医疗资源。
中国大陆则是藉由国家形象重新建构民族主义，北京主要的做法即是透过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灾难外交”，特别是意大利等国，展现中国大陆作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防疫重要合作伙伴。
意大利为欧洲南部的半岛国家，从地中海到欧洲内部成为具有地缘战略优势的国家。意大利北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斯洛维尼亚(Slovenia)等国接壤，梵蒂冈和圣马力诺(San Marino)为境内两个独立国家。阿尔卑斯山成为义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它还拥有地中海最大的两个岛屿，西西里岛(Sicily)和萨丁尼亚岛(Sardinia)。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核心中枢，罗马帝国曾经统治欧洲、北非与黎凡特(Levant)的大部分地区。于是中国大陆推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意大利成为北京在欧洲的突破点。
2019年，意大利与中国大陆签署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让意大利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参与G-7的工业国。意大利则希望藉由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合作来促进国内内需的增长。此外，义国政府也藉此对欧盟展现，可以不依靠补贴政策来证明该国的独立性，并在欧盟架构内能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前意大利副总理、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则反对与中国大陆签署的协议。最终，意大利与其他未签署合同的国家（例如法国）相比，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未给意大利带来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合约。
而到了2020年3月，意大利面临极其严重的新冠病毒危机。原本3月初之际，义国政府透过欧盟公民保护机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欧盟寻求协助，却未获得欧盟回应，此外，法国与德国还禁止出口口罩。然而，中国大陆却回应义国政府物资请求，向罗马运载30吨的监护病房设备、医疗防护物品、抗病毒药剂等医疗用品，义国外交部部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其Facebook页面发布一段运输机抵达义国的影片。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资讯和公共外交的胜利。当义国需要救助时，北京被描绘成是意大利的救世主。尽管随后德国承诺向意大利提供口罩，但义国媒体舆论已转向，认为欧盟抛弃意大利，而中国大陆却解救意大利。尽管该项物资为中国大陆与意大利的红十字会协议所运送。按照不同国家红十字会各机构间之惯例，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个月前就向意大利红十字会(Italian Red Cross)寻求帮助，当时义国向武汉运送18吨物资。
除3月12日降落在罗马的第一批医疗物资外，中国还于3月18日对于米兰(Milan)运送第二批物资。这是由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各省所出资，由于中国大陆在意大利拥有庞大的移民社区，中国大陆的企业也捐助义国其他地区和城镇。由于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相较于地缘上邻近国家的举措，让中国大陆暂时摆脱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以及后来隐瞒疫情的指谪，被形容为在需要时刻可提供实际协助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义国总理孔蒂(Giuseppe Conte)的电话讨论提到，提议结合现有的一带一路，启动新的“健康丝绸之路”(Health Silk Road)。在此一倡议下，大国大多愿意藉鉴成功开展抗击病毒的经验教训，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分享。而鉴于新冠肺炎可能在全球流行一段时间，或再度发生，各国或者会对此感兴趣。许多义国民众认为，中国防范疫情的模式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挽救生命并减少经济损失。
除意大利外，中国也对于日本、伊朗、巴基斯坦与欧盟等82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些医疗物资的品质迭有争议，但是，指控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该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作为。因此，习近平才会说，团结合作乃是面对公共卫生最为有效的政策。于是，在贸易战与民族主义纷扰的时期，援助与合作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
四、美国与中国“疫情合作”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冲击，可将其视为新型态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已影响许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在疫情发生期间，部分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快速回复正常经济与政治活动，而部分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其实，早在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讨论对19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大陆的霍乱联合应对措施，当时已成为国际外交的主题。然而，在20世纪，如何控制国际间军事冲突乃至于核武战争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也曾努力为民众接种天花疫苗，这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见，灾难的发生往往会改变现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运作规范，或有机会暂时改变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为在灾难过后改变敌对状态形成与建构合作基础。即便暂时终止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有助于国家之间在面对共同的环境与灾难威胁时，重新建构一个可以合作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即以公开、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通报疫情。此外，中国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与治疗经验，也提供有需要的国家相关医疗资源与物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呼吁，“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引领治疗技术和疫苗研发国际关系合作”。
美国内部也有类似的呼吁。莱斯(Susan Rice)与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经分别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与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特朗普的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Dan Coats)、小布什时期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谢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与奥巴马任内的国防部部长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吁搁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于是，一场新冠肺炎让美国内部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建立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想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疫情合作取代特朗普的“操作对立的选战语言”。
进一步来说，美国与中国间的灾难医疗合作领域，可以包括以下数项，紧急措施与公民往返问题、未来新兴疫情的感染控制、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医疗用品之生产与疫苗研发、流行病防范之组织与机制、管理疫情对于国内经济影响等，以及强调在美国与中国间之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当中医疗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如新冠肺炎等新兴疾病问题，国家“高筑墙”的防疫策略虽能暂时解决疫情危机，但很明显的全球共同面对这类新兴疫情的国际合作，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疾病的扩散与其经济后果。倘若一个国家能够有效控制该流行性疾病，而邻近国家却失败，除非持续管制国界，否则该流行病仍会再度发生。此外，全球贸易与金融市场则进一步需要采取一致性行动，稳定全球经济与市场。在未来的数周到数个月当中，是否与如何做到这一点将持续受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