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中国与印度在西部喜马拉雅山边界发生多起冲突，特别是今年6月15日至16日晚上发生的冲突，造成20多名印度士兵死亡与76名士兵受伤，中国方面则伤亡不明。冲突的起因乃是因为双方在拉达克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修建公路或掩体等。该起冲突事件标志着过去40年来，中印双方士兵首次在中印之间的战斗中丧生，也影响着中印关系发展以及整个南亚势力版图的重整。
在该事件发生过后，印度提高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反击”。在军事方面，印度增兵拉达克地区，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陆军司令纳拉文（Manoj Mukund Naravane）的陪同下亲访拉达克的尼姆（Nimu）的军事基地，彰显印度政府对于边境部队的支持。
此外，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Defence Acquisition Council， DAC）批准从俄罗斯购置21架米格29战机（MiG－29）和12架苏恺30战机（Su－30），同时升级59架空军现有的米格29战机，并且购置250枚印度所自制的“阿斯特拉”（Astra）空对空飞弹，同时印度空军也在7月4日于与中国接壤的地区进行演习。
在经济方面，印度政府限制具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参加或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印度的公路建设，也不再允许其投资印度的中小及微型企业（MSME）。印度国有的公营电信公司（Bharat Sanchar Nigam Ltd.， BSNL）与MTNL电信与其他私人电信，禁止向中国采购电信设备并修改招标文件，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电信业的招标。
印度政府也号召民众、政府部门与公民营企业多采购本土产品。
相较于印度的积极性作为，中国则表示“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解决领土争端”。并且，北京将紧张局势的升高归咎于新德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敦促印度“不要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共同表示，为恢复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稳定，双方的武装部队必须彻底脱离接触。并且承诺不会采取单方面改变现况的行为，并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协调工作机制（Working Mechanism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ndia－China border affairs， WMCC）下进行外交与军事层面的讨论。相较于印度积极性的做法，中国似采取审慎的方式进行应对，更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展现。
二、防御性现实主义立论
有关于国家的崛起，特别有关于中国的崛起，研究文献多聚焦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理论、现实主义阵营（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审视中国的崛起，预测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冲突甚至战争的未来；权力移转理论预见到，由于崛起的大国与统治国家对立，而前者更为倾向重塑制度和规则，因此将产生冲突。艾里森（Graham Alison）谈到，当一个崛起中大国挑战一个既存的大国时，即将发生的冲突就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idydes＇s Trap）。
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学者认为，核武的出现反而不太会引起战争。他认为，尽管国际社会仍以无政府状态与安全竞争为主要的特征，但最终不会引爆战争。由于美国与中国间的相互依存与既得利益，任何安全的竞争本质上都会受到限制。
同样的，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或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对于中国而言，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崛起的中国将被卷入现有体系中，西方秩序将因此得以延续。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藉由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论述，预言中国的崛起将以霸权、侵略和扩张主义行为为标志，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之间的重大冲突，防御性现实主义更为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鼓励各国采取防御性和温和的政策。他们认为，国家在本质上不是侵略性的，“国家不是要最大化权力，而是要维持其在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展现
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显露出拥护防御性现实主义。首先，中国淡化其革命性言语，不再以实际行动支持其他国家的武装叛乱行动。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多秉持合作安全做法。也就是说，中国试图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且合作关系，包括改善传统上同为竞争对手的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当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在2017年洞朗事件陷入僵局时，两国关系的确变得更为紧张。
中国与印度在2018年4月于武汉举行非正式高峰会议，并且在2018年12月举行名为“手拉手”（Hand－in－Hand）联合军演，更被视为搁置边境冲突并建立互信的举措。2019年10月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再于印度清奈（Chennai）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此外，中国也试图解决许多与邻国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与日本及印度存在复杂的领土纠纷，但并未让这些纠纷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将中国的作为称为“新俾斯麦 （neo－Bismarckian）战略”，也就是安抚可能感觉到威胁并可能形成反华联盟的国家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并认为此种政策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北京方面也越来越愿意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也越来越愿意与邻国参与多边论坛。
也有学者强调，中国的战略文化不同于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西方战略文化。中国特别强调战争当中道德的层面，强调“人的因素”而非“武器因素”，而非以武力取得胜利。
1954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今年6月2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即显示出中国战略文化当中的非暴力因素。或许参与国际组织或遵守国际建制并非明确的指标，但是遵守这些条约或建制的规范、规则与程序，应可说明一个国家是否为愿意遵守现状的国家。
四、中印关系基本架构发展
中国与印度关系为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最为重要问题之一。北京与新德里受到许多因素所影响，既有正向动能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正面因素包括两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共识、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迁、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负面因素包括中印两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边界领土纠纷、以及南亚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从2004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德里以来，两国关系开始有所进展，并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多年以来，中印两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有着多项合作与发展，同时也经历2013年的帐篷对峙事件、2017年的洞朗（Doklam）对峙以及这次的加勒万河谷事件，两国关系整体发展与不时出现的冲突，恰巧反映两国关系当中复杂的动态。
基本上而论，中国将印度视为战略合作伙伴，而非重要安全利益的挑战或威胁。长期以来，中国认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在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与其他的大国，这窄化了中国的国际战略。
印度从1991年力推经济改革后，伴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已让中国修正印度在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特别在美国所主导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华盛顿方面疑虑北京的崛起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北京认为，美国希冀藉由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与紧密的安全军事合作关系遏制或削弱中国，在这情况下，使得中国擘划与邻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化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中国将与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当作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有关于边界的主权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今年拉达克地区冲突前双方在军事上愿意克制，两国实际处理边界争议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的防御性立场。
中印两国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签署关于维持边界和平与安宁，增进相互军事信任的措施的协定。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于2003年访问中国，双方并各自同意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从政治和总体双边关系的角度探讨边界解决的架构。特别是在2005年4月，发布关于在中印边界地区沿实际控制线建立信心措施的方式议定书。
2012年，为即时就边界问题传达讯息，中印同意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在“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签署边境防卫与合作协定，并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边境人员会晤地点，沿实际控制线在相互同意的位置建立了电话联系。两国甚至在军事总部之间建立了热线，增进双方边防部队之间的瞭解与合作。
显然，即使不时出现“越界”事件，但由于印度和中国建立协议和自我约束机制，避免了局势的升级。中国在对印度的外交战略中始终秉承双方应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哲学。
惟中国认为不应忽略印度在“西藏南部”（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地区）的增加军事力量、移民政策与强化基础设施等政策，中国在中方的安全措施和基础设施项目仅出于防御目的。这成为今年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印度强硬立场的根源之一。
五、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中国的立场
在此次中印于喜马拉雅山的冲突情况来看，中国仍希冀以经济力量与优势的军事力量确保自身的主导性优势。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表示中国的态度与立场。
首先，事件发生点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是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行建设，改变当地控制现况，并无视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并且印度军队先以暴力攻击交涉官兵。
其次，印方已违反两国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协定，也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再者，中国仍强调沟通与对话化解争端。中国方面期待中印两国管控边境分歧的态度，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于是说，中国仍强调稳定作为其南亚政策的基本态度。印度目前尚非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关注焦点，虽然北京认为新德里在美国所主导的“印太战略”所扮演角色，将影响中印关系，但仍认为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繁荣亦可能从政经层面影响区域与国际关系。
在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印度往往藉由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来自北方的威胁，但中国方面应会强调两国的互利共存，并应会试图缓和边境的紧张关系。
7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后，双方约定尽快完成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到7月7日晚间，中国军队已后撤约2公里，并撤除原本在加勒河容的帐篷营地，印度军队同时也后撤约1.5公里，建立约4公里的缓冲区，并且分阶段撤离武器与设备。也就是说，印度现阶段的经济与军事能力与中国仍有落差，中国有着单独“划界”的能力，北京仍愿强调“守势”的立场。
原本习近平与莫迪在武汉与清奈的非正式性会晤后，已重新界定两国以及南亚区域关系，藉此修补从2017年开始的恶化关系。当时中国的政策为强化两国在技术或晶片研发上合作，甚至在人工智慧、区块链上进行合作，或中国转移部分技术给予印度厂商或进一步投资印度。
印度在抵制中国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后，将更为强调“印度优先”或“印度制造”的重要性，可能影响中国在南亚所建构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北京将不得不强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或斯里兰卡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但是在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冲突下，中国将会更为重视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乐见华府拉拢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与澳洲在内的海洋民主四国安全体系当中。从地缘政治视角而言，中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之后，第二个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将比日本更为重要。
在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中国将更为重视印度的发展与“印度学”的研究。印度目前尚未完全从农业经济转型到服务业的经济，使得莫迪未来将进一步改善其道路、铁路与港口等基础设施，藉此吸引外资及采用多边贸易协定强化印度的竞争力，同时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国境冲突。
就此角度观之，新德里与其他先进大国贸易与技术合作，以及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会成为印度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印度也知道中国在印度经济与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莫迪是否能够压制其民族主义将成为中印关系和缓的关键，中印双方应会试图建立更多的信任来建立可预测性的双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