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沃特利 著 吴万伟 译

现在是熟悉的故事。依靠技术进步判断其进步程度的文明现在遭遇到自身权力的局限性。一场新的威胁，一次突然的冲击一下子显示出工具的短缺，但是，现在人们似乎比从前更加依赖这些工具了。虽然少数处于能夺回表面控制权的人正在忙于准备提出新模式和新方法，但是大部分吃瓜民众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仍然一头扑向形形色色的荧光屏幕上。

恰恰是现在这种技术依赖性时刻，人们或许应该考虑如何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质疑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是的，“这个难关肯定也会过去，”因为技术总是成为我们获得救赎的关键，问题是，技术是否在我们的原罪中也发挥了作用。

1909年，在技术进步的分水岭阶段之后，在索姆（Somme ）和凡尔登（ Verdun）的工业化大屠杀之前，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 Forster）在《机器休止》中想象了一种未来社会的场景，整个人类生存体验完全依靠机械造物主的管理。这篇小说是我们当前处境的最完美寓言，不仅因为它对全社会范围内突然休止的描述，而且因为完全依赖屏幕的隔离生活的描述，他的先见之明简直令人感到诡异。

福斯特世界的居民（不是公民）在地下室六角形单人房里度日，里面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按需供应。他们宣称“机器为我们提供食物、衣服和房屋，我们通过机器相互说话，相互看见对方，我们在机器中看到我们的存在。”因此，人们的唯一义务就是遵循“时代精神。”而在从前，那可能意味着牺牲，总是要确保“机器可能取得进步，机器可能永远在进步，”大部分居民现在就生活在休闲中，“吃饭、睡觉、或者产生想法。”

但是，虽然这样舒服自在和大把的自由时间，他们仍然是忙碌烦恼的休闲阶级，因为他们吸收了机器本身的价值观。他们痴迷于效率，有一种离开和释放自我的冲动，要通过改造机器分离出的无法管理的信息过剩命令（想法）。里面的一个人物瓦实提（Vashti）是效率崇拜的最初成员。她懒得尝试获得一张床以便更舒服地安置她更小些的雕像，因为她接受“拥有另外一个尺寸将意味着机器中的大量替代选择。”她也没有出去旅游的兴趣，因为她“在空中飞船上产生不了想法。”在她看来，任何“不能产生想法”的习惯“都与真正重要的习惯没有任何关系”。人人都简单地接受这一点，虽然机器的视频食物并不能传达人的面部表情的细腻差异，但是“对于实用的目的而言，这些已经足够好了。”

瓦实提的主要干扰是她的儿子库诺（Kuno），一个如凶兆预言家卡桑德拉（Cassandra）板的人物，敢于指出“机器在发展---但是并非按照我们的路线。机器往前走---但并非朝着我的目标前进。”当机械体系最终开始崩溃（刚开始是媒体音乐服务，后来是床），人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更多地求助于机器。维修设备委员会内装置有投诉设施，但是维修设备本身也崩溃了。人们不是进一步抗议，而是祈祷和渴望机器早日恢复正常。福斯特解释说，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变得如此驯服和恭顺以至于心甘情愿地适应机器的每个任性要求。”

但是，热切渴望的恢复正常并没有到来。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是，即便那些也反映了机器的霸权逻辑，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真实政治意志。福斯特写到，这个社会的公认领袖们：

“更多是改革的理由而不是帝国主义时期战争起源的国王。相反，他们屈服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压力，当压力到来时，没有人知道来自哪里，而一旦压力获得满足，同样不可抗拒的新压力就会随之而来。在这样的事物状态，给出进步的名称非常方便。没有人承认机器已经失控。一年又一年，我们获得了越来越高效的机器服务，但智慧却越来越少。一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越多，他对邻居义务的了解就越少。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机器这个魔兽。那些天才大师都已经消失，他们的确留下了充足的指南，但是其继承者各自都只掌握了这些方向的某个部分。但是，人类在追求舒适的欲望中已经走得太远，它掠夺了大自然太多的丰富资源。人类已经不知不觉地、心满意足地陷入衰落之中，进步逐渐变成了机器的进步。”

这里，福斯特的担忧是目的与手段的混淆，这个主题重复出现在他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在福斯特1911年的小说“天国驿车”中有一个势利鬼原型因为对待经典文学－－－特别是他自己的羊皮纸封面书图书馆的态度而遭遇神圣的惩罚。他将其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真理的源头。这个故事是对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al Hawthorne）1843年的寓言故事“天国的铁路”重新塑造（而霍桑的故事本身又是17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的搞笑版）。那是对技术社会和效率崇拜的更早批评。

霍桑描述了19世纪美国普通人在得知要修一条新的铁路线延伸到著名圣地－－－天国城市时，他们决定“通过前往那个地方朝圣来满足自己对自由的好奇心。”和从前的朝圣之旅不同，叙述者发现他的行李对他来说太难装载，他不仅需要抬起双脚享受旅行，还需要一位“顺利解决麻烦先生”的陪伴。当然，通过利用更加高效的工具手段，他已经战胜了朝圣的整个目的，关注的焦点在于旅行过程不是目的地本身。但是，这个错误的最终后果在结局之前并没有到来，而等到列车到达的终点时，才发现他们来到的地方不是天国之城而是地狱。

就像福斯特的机器一样，霍桑的铁路说的是技术创造自己动能的危险趋势。这是对依靠化石燃料运行的世界的很贴切的隐喻，在20世纪中期，很多思想家如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等非常严肃地探讨了这个议题。对目标和手段的考察再次成为出发的起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仅是手段”而是自己的存在领域，一个能够论证其视角的合理性的存在，而我们就是依靠这个视角来体验这个世界的。虽然我们使用技术来实施改造自然的意志，但是技术反过来也把其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推动我们朝着最有利于现有技术的生产模式和思维模式前进。

埃吕尔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而且走得更远。他认为现代生活的每个维度都已经屈服于“技术”，这意味着对效率的理性追求成为目的本身。他在《技术社会》中写到“技术将它触碰到的一切都变成机器，”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最主要痴迷；人们在任何领域都寻找效率最高的方法。”

当然，这种涵盖一切的说法走得太远了：如果可以说什么，现代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僚和科研人员主要痴迷的不是效率，而分别是利润、权力和课题资金。不过，尤其是在涉及到新技术应用时，作为看似客观的和无法反对的目标，提高效率往往成为大部分政策决策的合理性论证依据。但是，这种辩护真的无可挑剔吗？在霍桑和福斯特、海德格尔、埃吕克看来，人们关心的议题不是效率是否有价值，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它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定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效率所带来的利益－－－通常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及它意味着的一切－－－是众所周知的，就像圣徒言行录那样的偶像化传记，每年出现的“进步”已经被详细列举出来，但是，怀疑论者或许要质疑，最近的效率提高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毕竟，高效率和技术密集型的“及时”供应链的普遍化现在已经造成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观点”的无缝连接流通已经造成错误信息和虚假宣传的泛滥，根本无助于改善民众对时事的了解。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新冠病毒疫情或许不过是将到来的灾难的预兆，那是经过几十年对现有资源的最高效利用促成的经济发展滞后的恶果。

至少，我们要感谢上帝，感谢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网飞公司（Netflix (推特（Twitter）和抖音短视频国际版（TikTok）等其他）。从前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地随叫随到获得高质量的娱乐内容。我们的手指尖拥有永无止境的各种手段，随时可以缓解焦虑和治疗无聊 。焦虑和无聊是当今时刻最合适的东西，没关系。这样的情感可能激发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不过，正如诺兰·格茨（Nolan Gertz）建议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情感不是人类体验的重要因素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以缓解这些内容的手段。

手段要继续支配目标吗？我们将继续用赢得的现有利益而不是将来可能付出的代价来定义进步吗？在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和在历史风暴的平静间歇期，过去的批评家们提出了这些问题。现在既然机器已经暂停，我们再去重蹈那个思想传统的覆辙就实在太糟糕不过了。

译自：The Machine Pauses by Stuart Whatley 

https://hedgehogreview.com/blog/thr/posts/the-machine-pauses

作者简介：斯图尔特·沃特利（Stuart Whatley），《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杂志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