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没有客观历史，即没有观照当下的基础；缺失经世致用，即失去史学存在的价值。经世致用发轫于中国史学出现之初，滥觞于中国史学形成之始，与中国史学发展相伴相随。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史学成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使命、责任、担当有更深刻的认识。为此，编辑部邀约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系列的第四篇文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分享给大家。
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
两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志，造就了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迄今以“构筑中国边疆学”为号召，掀起了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关于学术研究“何以成潮”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诚如斯言，每一次边疆研究高潮当中，边疆史地学人凭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通”中求“变”，“通变”以“励进”，在以自身所学回应时代所需的同时，不断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经世致用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
边疆史地之学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发端于清代嘉、道之际。最初，一些传统士大夫怵于“俄患日亟”之情形，遂以研究边事相号召，且尤重西北边疆，由此形成了“西北史地学派”。彼时，相关边疆史地著述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有意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历来被视为“荒遐之地”的历史纳入“国史”范畴进行书写，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知识谱系。这表明，边疆史地之学自生成之初即为一种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经世之学”。迨至19世纪中后期，中国北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领土多有丧失，划界争端应接不暇。因应时势，一批探讨陆地边界问题的专论先后问世，较有影响力者如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与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等著述，大抵具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即通过对争议国界的考察，服务于清廷的对外交涉与边界谈判需要。大约同一时期，因东南海疆危机加深，一些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 寄情于海防地理著述的编撰或刊刻，旨在以自身之谋断为国家所采择。毫无疑问，无论是“筹边”的边界论说，还是“筹海”的海防思想阐发，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已将自身学术旨趣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希冀藉边疆史地之学以有补于“制夷”。
正如清代士大夫因边患之故，群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史地一样，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往往与“民族”、“民族自决”相轇轕，成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经典性难题。于是，各类社会知识精英怀揣“学术研究服务于行政实施”的理想，期待以边疆研究化解边疆危机。在这一时代洪流中，历史学家如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皆以“救国”相砥砺，投身于边疆史地之学。他们尝试从学术层面构建中国历史疆域和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期待将边疆、民族统合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框架之内：早期主要以“地”为标的，基于“正名”的诉求，从事中国历史疆域沿革与近代边界变迁之研究；后期则以“人”为对象，基于“国族构建”之目标，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学家积极回应社会密切关注的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收获了广泛的赞赏和声誉，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创出“国族—宗支”理论提供了理论储备和舆论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史学界在学术目标、对象、方法和风气等诸方面经历了较大转变。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边疆史地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被遮蔽于中外关系史和少数民族史等学科之中，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陷入了“边疆地理研究后继无人”的窘境。1982年2月4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写给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信中提出，“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长久经常工作不为功”，并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如此“才能使我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不怕因此引起争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首个研究边疆沿革史的专门性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最初，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一项主要学术任务，乃是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疆域与边界变迁问题，旨在为国家边界谈判提供历史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疆发展与稳定问题的日渐凸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统筹规划，通过重大科研项目的申报实施，协调、组织了一大批中国边疆史地前沿学者研究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其目标即在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近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普遍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从而在学理探究与现实需要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首先，一些学者因应时势、走出书斋，围绕边疆历史遗留问题和海疆现实权益问题，展现中国立场，藉以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其次，研究者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进而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历史疆域理论；此外，亦有研究者经由考察边疆治理与对外关系之间深层互动的历史，希冀从中寻获灵感，为推进当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镜鉴。有关边疆历史的书写，已不再仅仅是文献、书斋的历史叙事，而是凝聚了家国关怀的时代阐释。
综观两百年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经世致用”是不同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共有的学术担当和优良传统，边疆史地之学正是在这种会通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边疆史地学人坚定认为，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边疆史地知识、解释边疆历史，还在于为维护国家主权、解析边疆问题和民族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和学术支持。
二、时势之变为边疆史地之学的成长注入不竭动力
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兴起，往往际会于时势之变。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遂有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之生成。关于此问题，王国维曾提出，晚清随着西学的渗入，旧的学术格局逐渐被打破，西北史地之学经嬗变而成边疆史地之学，从而产生了一个“新学”。作为“新学”的边疆史地之学，其知识体系构建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就时人的边疆认知而言，伴随着中国从“锁国时代”到“交通时代”的变迁，边疆地方经历了从“殊域”“边患”之地到“边防”“御侮”前沿的地位转换；从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社会知识精英开始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考察以往较少关注的边疆民族问题，他们通过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缀连和书写，将“四夷”与“华夏”合称为“中华民族”，赋予两者“同为国民”的均质性地位。借用梁启超的话说，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人，“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
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抗战军兴与国民政府西迁，一大批学者纷纷避居西部边疆地区。时人发现，当其作学科面临凋零或停滞不前之际，边疆研究反倒获得了新生，“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彼时边疆研究为各派学者所借重，各类学术团体、专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边疆史地之学又一次因时势的突变而获得发展机遇。顾颉刚将这次边疆研究高潮称为“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并断言“此第二回运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相较清末曾经“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既有“复兴”之意，又有“突破”之势——这主要体现在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原本传统感十足的“边疆史地之学”，发展为多学科参与且颇具现代性意味的“边疆学”和“边政学”。当然，从一般性“边疆史地之学”到学科性“边疆学”“边政学”之演进，绝非出于偶然。“边疆学”“边政学”应“国”难之“运”而生，关键在于中国边疆学人能够充分把握时代的主要矛盾，积极回应时代的重要关切。
如果说前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发起于国家积弱和边疆危机之际，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则开启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边疆地区蓬勃发展之时。这一时期，由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诸因素的叠加，边疆地区普遍面临较为突出的发展、稳定与主权维护问题，边疆治理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为此，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先后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等重要边疆治理战略思想。国内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因应时势，积极加强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希冀藉此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构想。其结果，边疆研究多次入选国内“年度学术热点”，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发生以迄今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三个重大突破：一是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最初的近代边界研究转向历史疆域研究、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与边疆研究史研究并重，进而实现了从单一历史学科的边疆史地研究到融合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的边疆研究之转变，“构筑中国边疆学”亦从一个倡议具化为一种实践；二是致力于创新研究范式，如果说以往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多基于“中原中心主义”或“西方殖民主义”，从“中心”俯瞰“边缘”，那么最近十年来，作为回应，从边疆观中国、从边疆望周边、从边疆看世界的研究范式开始兴起；三是持续展现“中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边疆理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话语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上述考察已揭明，“适变”为近代以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长注入了不竭动力。检视其内在缘由，乃因边疆在地理上处于国家外缘，易受世局的影响：当国家遭逢衰弱期，边疆地区首当其冲，强邻觊觎之情势必然引发社会精英对边疆议题的偏好；当国家处于强盛期，边疆地区往往成为国家“走出去”的前沿，是故亦必引发研究者的关注。概而言之，时势的突变往往牵引出国家边疆治理的现实难题，这就使得具有经世情怀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更为关注边疆、研究边疆，其结果，边疆史地之学顺应时势变化，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绩。
三、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学术关怀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关怀与学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全面阐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他在不同场合指出，当今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与此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持续性的紧张和动荡。中国与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之下，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就新疆、西藏、南海等边海疆问题发出杂音，企图借此实施对中国的阻遏和打压。如此一来，原本复杂的边疆问题呈现出亦“内”亦“外”的双重性。毫无疑问，此诸边疆问题如不能谋迅速、合理之解决，势必会由中国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外交问题。
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历史科学。他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一方面要研究历史，“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借鉴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与知古鉴今的辩证统一，并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首先，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人类伟大实践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成为摆在新时代边疆史地学人面前的一项迫切使命。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方面，目前学者们所倡导的“中国边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延长。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构筑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但它决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叠加，而应是跨学科的深度融合。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边疆史地研究话语体系构建，则应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以中国边疆治理的内外双重性为导向，扎实推进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检讨王朝国家“朝贡体系”与民族国家“自国中心主义”纠结下的领土主权与文化“首发权”问题，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二是破解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已有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外非中国”等错误观点，构筑基于中国历史与实践的历史疆域理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领海）完整等问题上取得优势话语权；三是反思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背景下，阐释边疆的社会历史地位，揭示边疆与中国、世界的联系，探讨以边疆为“中心”，推进中国与周边睦邻友好、互信合作的可行性。
其次，新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正在经历的内、外大变局，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带来了一项重大现实课题：如何认识边疆治理的“内”“外”关系？从历史大视野观察，所谓边疆治理的“内”与“外”，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边疆议题的“多元性”。任何一个具体的边疆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问题，还可能在一定情势之下发散为一个双边或国际性议题，诸如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疆、西藏、南海等议题的渲染与利用，即可作为明证。二是边疆事务的“外向性”。具体的边疆事务如沿边开放、边界交涉、跨境民族、区域文化共享等问题，显然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还涉及与周边国家关系之协调。三是边疆空间的“开放性”。边疆并非天然处于国家的尾闾，在特定时期，因地缘政治之变化或国家战略的实施，边疆地区在地理上亦可成为“区域性中心地带”。
总之，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肩负学术理论创新与重大现实关怀的双重使命。因此，研究者需要从世界大变局的高度认知新时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新方向，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显然，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边疆治理实践和思想积淀，以及边疆地区正在经历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可成为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阐释边疆历史、构建边疆理论的鲜活资源。同时，研究者亦应以学术关怀现实，发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镜鉴”作用，基于历史主义视野，探讨当代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只有回归历史，梳理各个时期的边疆政治实践与边疆社会文化，才能创建对重大、复杂边疆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框架，才能深刻把握边疆的“地方格局”与“世界意义”。
结 语
两百年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表明，“经世致用”与“学术成长”显然并非一种对立关系，相反，“经世致用”在学术与时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发了学术与时势的“共振”。一方面，学术受惠于时势，因通变而励进。从近代以至当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与特定时局下的国运表现出紧密的关联性，在时势变动之际往往更能吸引国家、社会与学界的深切关注，获得不竭的成长动力。另一方面，学术亦可反哺时代，藉经世以致用。近代以降中国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皆发轫于边疆史地之学，几代中国边疆史地学人坚守“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将学术旨趣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从理论建构、学术创新、话语表达等方面及时回应国家和社会关切，赢得了普遍赞誉。
展望新时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仍将坚持“会通”与“运变”之统一，从时代中汲取营养，励精求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亦必有“力行求治之资”的担当，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提供“经世致用”之方。
〔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