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权"的重新定位
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提出一种将会见权仅仅定位于“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理论。
但是，无论是律师界、法学界，还是立法决策人士，在讨论会见权问题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秉持了这一立场。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讨论中，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果然得到了明显的强化，有关的程序设计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假如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的请求不被接受，或律师不愿会见在押嫌疑人，那么，嫌疑人还有没有与辩护律师会面的办法呢？假如嫌疑人向未决羁押机构提出会见辩护律师的请求，该机构是否应承担通知律师前来会面的义务呢？
又假如嫌疑人提出了会见辩护律师的请求，看守所方面也向律师转达了嫌疑人的这一请求，辩护律师是否应承担会见嫌疑人的义务呢？以上问题在嫌疑人己经委托或被指定律师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成立的。
但假如嫌疑人尚未委托辩护律师，他一旦提出与一名律师会面的请求，看守所或者办案机构有无义务为其指定一名辩护律师呢？又假如嫌疑人提出了与辩护律师会见的请求，或者提出了被指定一名法律援助律师的请求。而看守所或者办案机构予以无理拒绝的，嫌疑人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法律救济呢？
以上问题的提出，显示出那种仅仅将会见权定位于“律师会见权”的理念。对于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言，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从“会见权”设置的本来意义来看，这一权利似乎还应包含着另一层面的内涵，也就是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对此权利，我们可以简称为“被告人会见权”。
所谓“被告人会见权”，是指那些受到未决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与辩护律师会面、交谈及展开协商的机会。原则上，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一旦提出与辩护律师会面的请求，未决羁押机构负有通知辩护律师当场会见的义务，那些接受委托或被指定辩护的律师，也有义务前往羁留场所，与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会面。
相对于以往的“律师会见权”而言，“被告人会见权”一旦得到确立，即意味着与辩护律师的会见将成为嫌疑人、被告人自主行使的权利，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决定会见的时间以及会见的内容，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法律帮助。
在法律已经确立“律师会见权"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确立“被告人会见杈呢？对这一问题，笔者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简要的论证。
首先，确立“被告人会见权”是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内在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被告人会见权”是指那些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会见辩护律师的杈利。
嫌疑人、被告人一旦受到拘留、逮捕或其他形式的未决羁押，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并面临遭受起诉、定罪或判刑的危险。可以说，与其所信任的辩护律师进行及时的会面和交流是嫌疑人、被告人的本能反应。
与此同时，这些嫌疑人、被告人还处于信息不畅通的状态，可能会面侦查人员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进行侦讯的可能性，存在着与辩护律师沟通和协商的强烈愿望。
正是考虑到这此情况，我们才有必要确立“被告人会见权“使得嫌疑人、被告人在需要律师帮助之时，能够与律师进行及时的会面和交谈，通过这种会面，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缓解孤立无援的恐惧心理，获得辩护律师的心理疏导，对自己的诉讼角色作出自主自愿的选择，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信心，并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工作。
其次，”被告人会见权“是”律师会见权“的必要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诉讼价值，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是根据辩护的需要而提出会见请求的。这种会见都是从律师的角度进行安排的。
一旦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有了会见律师的愿望，或者有紧急事项需要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和协商，那么，仅凭律师行使会见权可能靠不住的。这与病患者求医问诊的情形非常相似。假如只允许医生循例探望病人，而不允许病人及时请求探望的话，那么，病人就不仅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反而有可能因为医患之间沟通不畅而耽搁病情，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
同样的道理，那些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嫌疑人、被告人，时刻面临身体的、精神的乃至法律上的危险，他们只要感到难题和困境，就只能求助于辩护律师。只有确保嫌疑人、被告人自行申请会见律师的权利，才能使这种会见得到及时的安排，嫌疑人、被被告人也才有可能获得有针对性地法律帮助。
另一方面，律师地敬业精神有强弱之分，律师辩护也有委托维护与指定维护之别，在押嫌疑人、被告人假如不幸委托了或者指定那种不尽职的辩护律师，就很难指望律师主动地作出会见地安排。
而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将意味着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行提出会见辩护律师的要求，这对辩护律师而言构成一种法律义务，也就是根据嫌疑人，被告人的需求前往看守所会面的义务。
假如辩护律师拒绝履行这一义务，那么这就足以构成一种明显的违约或失信行为，可以成为委托人投诉律师甚至有关部门惩戒律师的事实依据。因此，相对于”律师会见权“而言，”被告人会见权“的确立，足以使辩护律师承受一种履行辩护职责的压力，而不得不与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再次，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可以给予被告人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协商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观点分歧和冲突，实现辩护效果的最大化。
从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来看，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与被告人不一致的辩护观点，甚至双方出现辩护观点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最典型的情况是，被告人当庭突然作出有罪供述，而辩护律师仍然做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突然翻供，而辩护律师却依然宣读庭前准备好的罪轻辩护意见。
这些辩护律师之所以当庭发表与被告人不一致的辩护观点，除了与中国律师普遍持有“独立辩护人”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以外，还往往源于律师庭前与被告人沟通的不畅和交流的欠缺。
而只要确立“被告人会见权”，赋予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要求辩护律师前来会面的权利，那么，律师在开庭前就有义务与被告人进行会见，告知其辩护思路，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并在与被告人观点相左时进行及时的庭前沟通和协商，以便对双方的辩护思路进行最大限度的协调，从而找出一种可以为双方都接受的辩护方案。
至少，通过这种沟通和交流，辩护律师发生与被告人观点冲突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当然，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并不会彻底解决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当庭观点冲突的问题。
假如某一律师固执己见，拒绝与被告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即便他有机会听取被告人的意见，也仍然会发表与被告人不一致的辩护观点。
但是，“被告人会见权”的确立，可以为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个机会，要求辩护律师开庭前前来会面，了解律师的辩护思路，并向律师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的被告人都可能拥有的想法。毕竟，被告人无论是委托律师还是被指定律师辩护，都希望律师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并追求辩护效果的最大化。
以上的论证逻辑假如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法律上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就不存在太多的观念障碍了。“被告人会见权”的确立，将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并启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改革思路。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