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仅仅从目前的角度，而需要从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即做类似于康德的思考。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不能被当时的时代所接受，因为当时欧洲正处在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是，“永久和平论”奠定了百年之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实践的基础。因此，康德方案是超时空的方案。我们当前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需要这种超时空的理念。
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困境
全体治理体系存在两个逻辑：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从显性逻辑来看，全球治理体系的最早形态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但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形态。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是较为成熟的全球治理体系，它主要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政治体系即联合国核心体系，主要由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构成。经济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由GATT/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成。社会体系即联合国的附属体系，主要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构成。
在联合国运行的早期，政治体系更多表现为美国的霸权掌控，后来这一体系在缓慢地多元化，在加利时期，联合国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多元。在经济体系中，美国在WTO、IMF、WB中都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在IMF。即便是在2015年份额调整之后，美国仍然占IMF表决权的17.407%，日本占6.464%，中国占6.394%。
在显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之外，还存在隐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宏观层面，这一体系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出现的。为应对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俱乐部——七国集团。随着时间推移，七国集团逐渐演变为西方在全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同时，在金融、信息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存在一个美国隐性霸权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些商业性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声称自己是民间机构，但在某种意义上都为美国的霸权服务。它们或受到美国政府的直接影响，或是自愿地接受美国政府的指导。其中包括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Wi-Fi联盟（WFA）等。
整体来看，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体系无力导致全球无政府状态。这是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是联合国，而联合国核心体系的根本弱点在于其缺乏足够的力量。联合国协调机制是一种虚弱的机制，其根本原因是联合国没有税收体系，没有直接的资金来源。联合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国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这也就造成联合国不得不依赖各个主权国的尴尬局面。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所以联合国难以维持自己直接招募或组成的军队，而需要依靠由各主权国组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国也没有对自己有强烈认同的“人民”。
第二，发达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感到不公平。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七国集团框架。这一框架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因此发展中国家感到自己长期被排除在外。
第三，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发达国家产生相对的剥夺感。美国经常批评说，中国是WTO最大的受益国。但这一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认知，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20年中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而美国从这一狭隘的视角出发得出了这一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例如“退群”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宣泄这种相对剥夺感。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也在要求新的权力结构，以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代表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正是这一现实问题下的妥协方案。
第四，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迎头相撞会产生结构性冲突。目前这种结构性冲突已经在中美贸易争端等领域表现出来。短期来看，全球层面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去全球治理”的趋势。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会更多采取退出国际或地区机制等行为。
区块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意义
目前人类科技进步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智能技术。智能技术的目标是超级智能，其本质是集聚技术。可以预期的是，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的生产力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人类将智能技术充分利用，可以解决人类长期面临的资源稀缺、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产品，让丰裕社会在全球层面变成现实。
区块链技术由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密码学四大技术构成。从技术应用程度上看，区块链1.0是数字货币，区块链2.0是智能合约，区块链3.0是智能社会。换言之，区块链技术越往前推进，就越与智能技术融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智能社会建设。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是分布，将有望克服中心化的问题。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合理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后加剧的隐私、安全和公平问题。区块链技术有三种形态：一是公有链，其核心是去中心化，代表是比特币；二是私有链，其核心是中心化，代表是支付宝或Q币；三是联盟链，其核心是多中心化。公有链的去中心化更多是一种被标榜的理念。即便是在比特币运营当中，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相对中心化的运营团队，因为比特币的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近年来就涉及扩容问题等。因此，去中心化只是比特币所希望产生的一个标识性概念而已。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具可行性的是强调多中心化的联盟链。
整体来看，区块链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通过发行全球数字货币来构建联合国的财政资金体系。目前，想要在联合国层面建立一个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完整税收体系几乎不可行。将来的重要突破口是货币，即在各国主权协调的基础上发行全球数字货币。实际上从其产生开始，比特币就希望充当这样的角色，但比特币自身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比特币完全超脱于国家主权来产生，这本身就不能为主权国家所接受。并且，比特币被大量用于黑市交易、洗钱、人口买卖、贩毒等犯罪性活动。各国对比特币都逐渐采取了收紧的政策。随着各国逐渐发行数字货币，比特币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鉴于此，可以在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发行全球数字货币。这其中有两种思路：一是“旧炉改造”，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特别提款权）进行改造，将其变成可以作为交易媒介的数字货币，各国在这一货币中的权益可以沿用之前的SDR中的各国份额。二是“另起炉灶”，即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发行全新的世界币。同样在各国协调的基础上，但是份额要重新商定，这其中可以基于人口，也可以基于经济总量，也会涉及其他规则的协调。在全球数字货币形成之后，各国可以通过货币来追踪各种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如电信诈骗、洗钱等，因此犯罪性活动将会大大减少，同时比特币的空间也会逐渐消失。联合国可以建立某一新型的货币组织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础上改造，通过对世界币在全世界范围的流通和使用征收铸币税。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结算和支付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目前平均每年可以获得约250亿美元的铸币税。而目前联合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为25亿美元左右。因此，这一铸币税可以大大提高联合国的经济能力。
第二，在各国资产上链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国体系的高层次民主。在全球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各国的重要资产都要实现“上链”。这样能有效解决联合国会费拖欠的问题，因为将来是在智能合约的基础上完成，一旦条件达成自动执行，那么拖欠会费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另外，一些主权国家违规地进行一些活动，例如侵略他国或者进行违法性行为，在经过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及公开程序决策之后，都可以自动地执行惩罚机制。“上链”对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性意义在于，其可以大大增强联合国机制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在全球数字货币的基础上，让各国的部分资产以智能合约的形式锁定在区块链上，而一旦触发智能合约，那么相关约定就会自动生效。联合国在资金充沛后就能进行更强有力的协调以及资源分配，同时，更加硬核的全球治理智能合约对冲突解决非常有效，能有助于在全球治理中形成公平性方案。国际机制的根本是规则，而区块链的相关技术能保障规则的执行，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区块链技术中的分布式账本可以实现各国多主体共同监督的特点，能有效提高各国对某一问题关注的透明度和相互信任度。在区块链技术硬支撑的基础上，联合国的资源可得到保证，就能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联合国民主可以将代表理论在国内的经验运用到联合国的实践中，例如形成联合国议会，这一点可以参照欧洲议会发展进程来推进。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之下，这在操作上完全可行。
中国的区块链战略与全球治理改革方案
未来全球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美之间较为长期的战略冲突。这一冲突会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四个领域中展开。尽管目前中美关系进入了相对缓和的舒适期，但是要看到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美国不会容忍一个经济体量与它几乎对等的对手存在，因此美国必定会在这四个领域采取各种方法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这都是在未来必须要面对的。贸易冲突已经演变成最直接的表面矛盾。金融的竞争还没有完全展开，而未来针对数字货币的竞争会成为金融领域的重点。中国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国家数字货币的发行等方面非常谨慎，正在等待时机。在科技领域，美国必定会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限制和围堵，那么中国就需要通过自身的科技努力去冲破这些障碍。文化竞争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2019年的香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竞争。从另一角度来讲，在中美长期战略冲突之后，一般会走向缓和，而关键节点的谈判以及新技术条件下所达成的新共识，都将更加有利于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在那时，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会更加成熟，因此很有可能形成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下面重点讨论未来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问题。在未来，中国推动的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和美国推动的Libra将形成激烈竞争。DCEP发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国的货币主权和法律地位，同时也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DCEP采用了部分区块链技术，但没有采用点对点技术。DCEP与支付宝和微信有很大区别。支付宝和微信属于企业行为，而DCEP则是国家行为。同时，DCEP还可以双离线支付。DCEP的发行可以大大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如洗钱、赌博、电信诈骗、腐败、扶贫款挪用、领社保买豪车等行为都将得到有效的限制，因为在DCEP的基础上能对每一笔钱的来源及去向进行有效监督。Libra是Facebook将要发行的新型数字货币，由美国多家大企业共同管理。但是在Libra信用背书的一揽子储备货币中不包含人民币，且50%以上是美元，因此Libra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DCEP和Libra的竞争。未来DCEP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一、中国发行DCEP的态度是否坚决；二、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否可以对DCEP形成强支撑；三、信息技术基础是重要保障；四、各种资产都需要上链，这样才能使区块链不仅是停留在概念上。
在区块链技术的辅助之下，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可以有两种路向：
第一，实力之路。在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缓和之前，“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性倡议，而DCEP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的过程中，是否可以构建“带路币”（Belt Road Currency，BRC）机制？当然，这样的新型数字货币也要在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并以中国DCEP的实践为基础。总之，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础上，可以逐步将“一带一路”进一步机制化。
第二，道义之路。在中美真正走向长期缓和并进行对话后，全球机制会重启。这时，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可以真正推动联合国核心体系的改革。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之中的机制化思维可以充分运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创新中，而联合国核心体系改革是未来的重点。目前中国仍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的重心首先是国家治理，其次才是全球治理。我们要处理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例如国内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一点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主导性的，而且不应该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和海外利益的重要性凸显，特别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中国就需要更加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时候不会学习美国的方式去充当世界警察。中国的文化习俗和外交习惯使得中国并不认同世界警察这种行径。美国之所以采取世界警察的方式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因素。美国带着一种基督徒的使命精神去参与国际互动，其用世界警察的方式去践行“光明战胜黑暗”的基督徒思维，因此美国的霸权内核是世界统一归宗于基督的宗教思维。这种霸权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基督徒的改造思维，即让所有非基督徒归宗于基督教。然而，中国人的世界情怀是社群世界主义的思维，这是一种由内向外、层层传递的观念。换言之，中国人对世界的需要源自内部。中国人的世界理想是由内向外的，所以中国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希望将中国的治理实践向外推广，但是不会选择硬性推广的形式，而是建立在其他国家自愿的前提下。因此，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加，中国势必要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不过，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赋予联合国类似主权国家的地位，而是推动联合国的实权化。
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可以做出诸多贡献。首先，基于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关制度。其次，中国可以率先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并通过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实践，最终将中国的技术基础以及实践经验推向世界。这个过程可以在联合国层面以及各国的国家层面同时推进，如此就会在全球层面出现以区块链为中心的系统性制度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