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其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应转型。新基建有助于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有利于稳增长，也与高质量发展相兼容，促进产业升级。

新基建需要新的建设模式。政府应加快规划、标准和相关法律等宏观环境的完善，当好引领者，而新基建的投资建设应主要让市场来发挥作用。这既需要广义的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协调协同，也需要具体的承载模式，如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

加快新基建，要转变观念。不要一想到“基建”，就认为市场失灵，只有政府能干，这是“老黄历”了。新基建的数字化特征，决定它与市场需求是直接耦合的。因此，发展新基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传统的基础设施对于产业而言是外生的，只是外部条件，一旦建成，主要是功能维护；而信息化基础设施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是市场化和创新驱动内生出来的，这与传统基础设施有着本质的区别。目前，新基建几乎都被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看待，如5G、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存储等，这需要政府为之创造条件，但不需要政府去替代，要靠市场主导、企业推动。如果还是按传统基建模式，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既缓解不了经济下行压力，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故而，加快“新基建”不能走老路，要慎防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更应该朝着新型的政企合作方向走，这样既能缓解地方债务的风险问题，又能优化资源配置。

“新基建”在坚持市场主导、“扶持不替代”原则下，更要注重政府与企业的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应加强规划引领、政策扶持，提供更好的规划、监管服务，更好地促进数据的互通、规范使用。对于公益性项目，也应改变政府主投、主建、主维护的老套路，而是通过（一次和分期）“购买”的方式来实现公益性。政府要以包容审慎的态度优化“放管服”，更多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来激励企业投资和创新。

与传统基于单个项目的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不同，开发性政社合作是一种全新模式。具体做法是，基于片区整体的综合开发运营，社会资本方提供一体化的综合开发服务：包括以产业开发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运营等，社会资本承担主要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责任，投资回报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挂钩，形成了一体化的开发性新机制。

基础设施仍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开发性政社合作则可更好地协同、融合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发展，更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实践中已形成的开发性政社合作模式，可以更好地把政府与市场积极性调动起来，更有效地推进新、旧基建投入，对地方政府以发展方式摆脱债务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开发性政社合作是以一定空间区域的综合开发为标的，以提升区域价值、自我造血、促进城镇发展为目标的新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单体项目的PPP，开发性政社合作的关键是推动人口集聚、产业布局和空间开发的有效匹配，实现区域价值的提升。政府可以引入高能社会资本，在片区或新城的科学、整体规划下，协同投入公共属性强的新、旧基建。同时，注重改善营商、育商环境，促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产业导入与发展，打造经济与财政良性循环的产业新城。

在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加大新基建的力度是必要的，但如何加力需要我们高度关注。走老路，解决不了新问题。新基建的数字化属性以及开发性的政社合作，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市场来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市场共同创新才能应对。其中，新基建项目具有鲜明的技术迭代快、市场竞争激烈特征，也存在部分应用场景的商业化程度不高和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需要政府跟上数字产业发展的步伐，及时就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进行清理，完善营商环境，并提供动态升级的技术标准，使新基建有章可循。同时，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新旧结合，进行数字化升级，为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打下基础。

开发性政社合作助力新基建，需要政府创造相关条件，如需要科学的区域规划、有效的市场甄选机制和适用的运营模式。政府应引入规模实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综合能力强的高能社会资本进行合作，确保社会资本能持续经营。在空间布局上，应具有前瞻性，做到有序推进；在产业布局上，做到产业、环境、人口和城市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应加紧研究制定针对“新基建”、开发性政社合作的新政策、新规定，填补政策空白，为创新发展铺路。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