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事例史，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关键词：西方史学 事例史 历史的教育作用
作者简介：徐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出现过所谓史学革命展开了广泛讨论，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讨论，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虽然学者们在是否发生了史学革命、史学革命首先发生在何处、第一位近代史学家是谁以及史学革命的过程如何等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但是，他们都充分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我们认为，如果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不把革命狭隘地理解为短时期内完成的突发事件，而是理解为经历了漫长时期逐渐发生的一系列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变化，那么，从15、16世纪开始直到17、18世纪在史学领域确实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要概述这持续几个世纪，涉及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方方面面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能从不同的侧面辨析变化的一般倾向。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希望能为理解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的变迁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一、古希腊、罗马：事例史传统的确立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因写作《历史》一书，而且最早使用“历史”一词来作为著作的名字，所以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他自称著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能达到的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淹没无闻，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写作了《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全书一开头就写道：“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有记载的价值。”
莫米利亚诺认为，希罗多德把历史理解为探究过程，是要把全部可知世界和传统作为他的叙述主题，来探究人类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修昔底德则是把历史研究仅仅当作一项“写作”工作，理解为是对事件前因后果，以及事件参与者的心理动机的探索。他注重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事件，分析影响事件发生的多种因素，并力图捋清各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主次关系。它研究的是个别事件和人物，不过试图使其具有理解人性的普遍意义。对于修昔底德来说，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人性，从而有益现在，嘉惠于未来。历史的有用性正是基于恒常不变的人性，这样，历史就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案例研究。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修昔底德开创的这一史学传统重视历史事件与未来的关联，认为历史能够提供榜样，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事物未来发展的方向。
然而，历史学的论题似乎不在希腊哲学家的研究计划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涉及历史学，亚里士多德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的历史学理论。要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有了系统的关于历史家的任务和作用的思考。“关于历史学的思考不是沿着希腊哲学家设定的路线的发展，而是沿着希腊修辞学家，尤其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8-前338)铺就的道路发展，伊索克拉底本人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历史是希腊修辞学家所关注的城邦公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公民教育，伊索克拉底的观点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把知识和美德看作是外在于日常经验之外的抽象理念，而伊索克拉底从不忽略日常的实际经验，他不考虑“纯粹理念”，而是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这种主张从实际经验来获取知识，而不仅仅是通过哲学思考来获取知识的观点在后世得到充分阐述，将决定西方史学中重要的历史观念，如事例史和历史的教育目的等。这些观念通过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修辞学家和历史家的经典格言而具有了权威性，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观念。
如果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是在阐明人类理解未来以及为未来作准备的理智能力，他们对事例的理解更精致，更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话，那么，罗马时代的历史家对历史事例则有更为具体的认识。罗马人长期在比喻的意义上用“事例”(exemplum)一词来指人类善恶行为的某种表征，或人的品德的某种表现，也用来指代表某种品德的特定行为、事件或人。罗马人尤其惯于用历史人物来例示和界定罗马人的美德，所以在罗马时代无论是对于历史家还是哲学家，历史都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被认为是人生的导师。对罗马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希腊学问是修辞学和斯多葛哲学，二者都更重视实用目的，而不是提出理论阐述。斯多葛哲学从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公元前336-前264)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的五个世纪中，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多少有些缜密的哲学变为一套实用的人生哲学。希腊化时代的著名历史家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在其《通史》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历史的说教目的。他关于历史的看法正是受到斯多葛哲学影响的结果，因为他是罗马统帅西皮阿圈子的成员，又是斯多葛哲学的支持者。
在青年教育或政治演讲中，希腊人，尤其是罗马人非常重视事例的作用。罗马青年是向他们的父辈学习伦理道德，而不是学习哲学家的伦理学，由其父辈给出具体的经验榜样，告诉他那些要避免，那些可效仿。这种教学法是与政治教育的传统密切相关的。对罗马人来说，年长者有义务将行事原则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不是只按照耳听的，即训诫来做，而是要按照能眼见的，即榜样来做。他们被带到元老院去，在那里，他们的父辈向他们讲述元老院运作的实际程序，他们通过“最确实可靠的教育方法，即事例教育”来为从政做准备。罗马的“积极的人”就是这样在实际经验中学习，因为经验总是由“自己的和他人的经验”所构成，所以作为过去他人的经验的历史是服务于同一个教育目的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例证法是“修辞性归纳法”，用例证法和修辞性推论只是为了产生说服力。而罗马思想家如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和昆提良(Quintiltianus，约公元35-100)坚持认为，规则教导是与希腊哲学思维相联系的，事例教导则为获得真理和美德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优于各派哲学的教条。昆提良写到：“假如说希腊人长于规则，那么，罗马人则更擅长事例。”他认为，假如演说家的推论不能使事实更明白易懂，那么，事例会引领我们达致真理。斯多葛派道德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经常使用事例，他有一句格言为后世所熟知，即“眼睛比耳朵更可信，依理行事，道路迢遥；依样画葫芦，直截了当。”修辞学家们认为，事例的生动性使其具有说服力，事例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能灌输正确行为的动机，因为就其效用来说，事实总是胜于雄辩。
关于历史的教育作用，波里比阿的论述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对实际生活有教益的有两种经验，即自己的挫折和他人的不幸经历。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学习，教训最为深刻；从他人的不幸经历中学习，则更少痛苦。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先例来学习，而且可以由经验推论来得到教益，尤其是那些记载详实，包括前人行为的环境、动机以及失败原因的经验。这就是他所谓实用的历史的作用。实用的历史有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真实，“无眼的身体是无用的，不真实的历史犹如无眼的身体，只能是没有教益的奇谈。”第二，除了要真实外，历史要有教益还必须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历史家的任务是，无论说什么话，首先要确认自己所言是真，其次要确定导致成功或失败的言行的原因。因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可能有趣，但不会有教益。然而，为了使历史研究富有成效还需要别的因素，那就是关于事件原因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波里比阿要求实用历史不仅记载的事件要真实可靠，而且，历史叙述要有连贯性，要具体分析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波里比阿看来，真实地陈述事件和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对于实用历史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西塞罗不是历史家，不过他关于历史与修辞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论述影响深远。他认为历史与修辞学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历史应该附属于雄辩术，历史为演说家提供古代的真实事例，使他的演讲更具权威，更可信。历史虽然是文学的分支，但历史处理真实之事，而以愉悦人为目的的诗歌则是处理虚构之事。首先在西塞罗为历史下的著名定义中表明了历史的价值：“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同时，他提出了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
尽管关于历史必须要真实的法则，“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著名格言，以及历史叙事的基本程序都出自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论演说家》，然而，应该说关于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的经典表述是出自波利比阿的《通史》。他指出：“我认为一开篇就应该鼓励每一个人虚心地阅读历史，因为过去事件的知识是矫正人类行为最好的方法。我的所有前辈史家不仅把研究历史视为政治生活最可靠的教育和训练，而且，他们把历史看作是最易理解，最全面充分的能干教师，其教导比任何灾难记载更能使人们勇敢地面对无常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实际上都以此作为他们工作的首要目的。”
波里比阿和西塞罗之后，哈利卡纳苏斯的迪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60-前7)、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等修辞学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都无一例外的重申历史的政治和伦理的教育意义。哈利卡纳苏斯的迪奥尼修斯更在他的《修辞学》中造了一个为后世所熟诵的短语：历史是“用事例教导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罗马最伟大历史家李维(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在其《罗马史》的序言中，竭力主张历史的示范作用。他说“历史研究之所以特别有益有效，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类经验教训的实例，象铭刻在引人注目的石碑上一样被昭示出来，由此，你和你的国家可以择善而从之，以防止开端或结果都同样糟糕的事情。”李维关于历史的作用的论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广泛的影响。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公元46-120)更试图对善行榜样的效力做系统的心理学解释。在谈到自己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缘由时，他指出伦理道德榜样会激发人们行善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有自我激励的作用，正是对榜样的环境的探究开启了我们的心智能力，同时也赋予我们道德目的。普鲁塔克的观点有深远影响，“可以说事例史的观念之所以能持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为从16世纪到19世纪最流行的古典读物《希腊罗马名人传记》的长盛不衰。”
二、中世纪：神学史观下事例史传统的延续
基督教认为，人类历史过程是上帝的神圣计划，是上帝的目的的实现。人仅仅是实现上帝目的的手段。整个中世纪的历史观念都受到上帝“宏大计划”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对一切世俗知识学科起着指导和支配作用。因此，中世纪思想家认为，在历史写作过程中，需要把自然的或年代的顺序与人为的逻辑顺序区分开来。前者是编年史应该遵循的方法，而后者与修辞或哲学问题相关。当然这两者都是人写的历史，而不是上帝所写的历史，与神圣事物的永恒王国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把编年叙事与哲学分析区分开来，而且把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又在神学上将人类时间(chronos)与神圣时间(kairos)，此岸的人与事件与彼岸的神圣品质关联起来。实际上，“中世纪的史学观和古代史学观相比，不仅更有秩序，而且更变化多端。它在上帝的计划中发现了秩序，正是这种秩序最终覆盖了由罗马国家命运引起的‘世界史’，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设想把历史进程投射到未来。”
由于把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关联起来，把道德判断与基督教神学预言式的讨论结合起来，所以基督教徒不仅在神学上将历史看作上帝设计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隐喻和类推将历史作为基督教伦理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因此，从教父时代起，一方面圣经的权威要排斥异教历史这位老师，另一方面教父们又非常重视历史的作用，并依据西塞罗的观点来为之辩护。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认为，写作历史必须在三个相互补充的意义上来进行，首先是编年史研究可以作为圣经解释有用的工具；其次，有教育意义的事例(不管它是来自于基督教历史还是非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伦理和政治教训。即便考虑到天意的不可测，以及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性，历史仍然具有古典历史家所认为的那些教育作用。第三，历史写作能够被用来证明事件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它们发生的年代顺序。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570-636)在《词源》一书中经常引证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但在他关于历史的定义中，他有意对“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一说避而不谈。如何在基督教历史观念和教会史的框架内整合世俗历史与古典学说，是摆在基督教护教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不过伊西多尔还是承认人类历史具有教育作用。而《英吉利教会史》的作者，历史家比德(Bede，约673-735)则更自觉地为世俗历史正名，认为即便是世俗历史也能提供警示和具有效仿价值的例子。因此，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承认圣经历史的重要性，也承认世俗历史的教育价值。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an of Salisbury，1115-1180)认为：“因为就像异教徒所说的，‘他人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任何对往昔一无所知的人将盲目地闯进未来。”当然，正如文多维的罗杰尔(Roger of Wendover，卒于1236年)所强调指出的，后古典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在基督教背景下，历史保留了它的榜样作用，也保留了历史经验和观点所提供的那种智慧。
据上述，在中世纪，历史是上帝意志的表现，但依然是生活的导师。坚定基督教信仰，提供道德和政治教训还是历史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在中世纪历史的教育作用：首先，把历史作为生活导师在中世纪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很少有那个复杂社会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依照关于过去的观点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世纪社会受习惯，即历史先例的支配，甚至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创新也得由习惯来推动。社会实践既需要合法化为惯例，也需要使之成为惯例。因为它是惯例，所以它就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所以就要遵循。从理论上说，中世纪的君王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要服从上帝命令。因为王权神授，所以世俗政治权力具有所谓神圣性质，国王是“蒙主恩宠的君王”(rex Dei gratia)。王权神授是整个中世纪政治合法化的基础，君王统治的合法性似乎全然与过去无关，在此意义上中世纪世俗政权是非历史的。然而，神授权力只是奠定了统治权的合法性，它却不能为君王提供任何政治行动指南和政策上的指导。这些东西只能从历史记录中得来。正如惯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样，政治传统的历史记录也决定着政治活动的界限。与王权神授一道，中世纪的世俗政权还根据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永恒的昨天”的权威，即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
其次，西塞罗的著作以及古代历史家的著作在中世纪有广泛影响，中世纪编年史家是遵循古代历史学修辞原则，以古代历史家为榜样来写作历史著作的。中世纪历史家以他们为榜样，关注政治、军事事件，将历史事件的叙事置于更广泛的道德和政治分析的解释框架之中，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因此，古典修辞学原则和古代历史著作的榜样奠定了中世纪历史写作的文学基础，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例的基本态度。
希腊、罗马的历史本质上是史诗性的，是一种衡量人类对抗宇宙自然的力量的方式。作为人类伟业的记录，历史使人类不至于为时间所摧毁，使人类具有永恒的声誉和荣耀。一旦载于青史，这种不朽的记忆就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中世纪编年史家有保存记忆的动机，但其愿望没有古希腊、罗马人那么强烈，因为基督教徒坚信“我们在尘世寻求的东西只有在上天才能实现”。中世纪编年史家承认历史的记忆作用，记忆事件依然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历史著作来为颂扬伟大的君王，使其伟业不至于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著史的主要动机。像希腊、罗马历史家一样，中世纪编年史家也把历史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学校，是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择善而从之的善恶行为事例的宝库。如前所述，他们尊崇西塞罗的教导，认为“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中世纪编年史家一般都声称遵守古代修辞学家提出的历史写作法则，力图使其叙述简洁、流畅和真实。实际上中世纪的编年史并不那么严格地遵循叙述简洁的法则，也不是那么流畅，但还是尽可能地根据目击证据或被认为是真实的文献来叙事。越是接近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内容越是真实。不管中世纪编年史在文学形式上多么不足，但它基本上还是遵循了把历史作为劝人趋善避恶的方式的古典修辞学规则。历史著作的基本目的是教育，历史是“用实例教导的哲学”这一古典格言对中世纪编年史家依然适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历史长期被认为是君王必需的教育，历史是君王宝鉴。
第三，中世纪历史家确实缺乏现代因果观念，但他们思考过去事件与当代现实的关系的基本假设与我们现代的因果关系理论类似。事例在中世纪文献中并不是只具有事实那样的卑微地位，而是像传统事物一样，具有准宗教的规定地位。它不仅仅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而且它就像惯例一样，要求人们遵循它，由此决定人的行为模式。因此，中世纪的事例观念表明在过去的行为与当代实践之间具有一种关系，即便不是充分的因果关系，也不只是道德劝诫的关系。中世纪这种事例观念，或者说这种对事例的特殊使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圣经解释学。中世纪圣经解释者的预表解经法(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意在强调圣经在神圣历史中的整体一致性，声称《旧约》中的人、事、物是一种“类型”(type)，与其在《新约》中的“对型”(antitype)相对应，前者是后者的预表。根据预表解经法，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后来的历史事件就有了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预表，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彼此之间是类似的。过去的意义在现在得到重申，旧的预言了新的，后来的在形式和解释上都在前一个中预先确定了。这样，过去就成为一种解释原则，成为了在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使其可理解的一种方式。
中世纪编年史家在日常读经的过程中接受了预表解经法的训练，所以很容易将这种读经方法转换到历史解释中来。根据世俗化的预表解经方法，不仅能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而且，过去在解释现在的同时还形塑了未来。总之，预表解经思维构造了一个复杂的影响场域，把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关联在一起，纳入一个历史分析的预言模式。借助于预表解经法的帮助，中世纪编年史家能利用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解释现在的政治生活，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化根据。“正是在这一种框架中，过去是一个预言，它决定了未来之事的状况及其解释，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纳入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历史过程中。”因此，“圣经历史和世俗历史都提供了尘世变迁的事例，二者以不同方式表明上帝的作用和安排。这样，得自古代人的关于历史写作之任务的观念就同与救世期待相关的基督教历史经验相一致了。直至波舒埃(Bossuet，1627-1704)，圣经的预兆及其实现这一线性历史模式并没有突破人们为了未来而从过去获得经验教训这一框架。”
三、文艺复兴时期：事例历史的兴盛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直到17、18世纪，欧洲历史观念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罗马作家。在15、16世纪的西欧可以得到每一位重要的古代历史家著作的拉丁文本，到17世纪这些著作一般都有了俗语译本。如果说李维和塔西陀(Tacitus，约55-12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写作的典范，那么，迪奥尼修斯和琉善(Lucian，125-180)则是那时候历史方法著作的古典榜样。作为复兴古典学术的结果，与琉善的《怎样写历史》类似的历史手册首先产生于意大利，16世纪成为一种公认的人文主义文类，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这类著作最初被称为历史的艺术(artes historicae)，书名一般叫《怎样写历史》、《历史的观念》、《历史的艺术》，或者叫《历史研究》。它们起初主要论述历史的文学和修辞方法，逐渐发展成为对历史的实用性的论述。另外，这类著作因国家而有所差异，如早期出现在意大利的这类著作的作者时常是柏拉图主义者，著作形式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而在德国这类著作比意大利、法国、英国更多地关注圣经的历史，因为德国人沉迷于宗教改革神学。
据上述，我们看到对历史艺术的探讨在欧洲学术史上可说是源远流长，在古代有西塞罗、昆提良、琉善的专论或专著，在中古时代这一传统没有中断，有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关于历史的用处的论述。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历史的颂扬，对历史写作方法的探讨更是人文主义者喜爱的主题，有许多关于历史写作的专论传世。然而，在16世纪上半期，这类著作系统论述的主要是“历史写作艺术”的问题，目的是确立理想的历史叙述的文学标准。这是延续了古代同类著作的传统，是古典修辞学和斯多葛哲学等影响的结果。它们除了重视历史写作的修辞问题外，还特别强调历史在公私领域的实用作用，尤其是历史事例的教育效用。到16世纪后半期，法国学者开始关注“历史阅读艺术”，在重视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的同时，把历史知识的可信性、史料的类型、史料的价值、文献真实性的辨析，以及历史家倾向性表现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16世纪法国出现了几部历史方法著作，即博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的《整体史的建立及其与法学的结合》(1561)、波丹(Jean Bodin，1530-1596)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1566)、加亚尔(Pierre Droit de Gaillard，生卒年不详)《历史方法》(1579)。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博杜安和波丹的著作。17世纪最详尽的历史手册是荷兰古典学者福修斯(Gerardus Vossius，1577-1649)的《历史艺术》或《历史与编史理论(historics)的性质》。博杜安和波丹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他们都主张囊括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的历史，更不同寻常的是，波丹还试图确立自然主义原则，如气候理论，以便把人类史与自然史联系起来。福修斯是一位纯粹的古典语文学家，他阐述了历史艺术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各种特性。这三部书都以西塞罗的观点作为论述基础，都强调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实际上，直到18世纪上半期，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1678-1751)的《历史研究和使用书简》(1738)，依然将若干传统论题与他的时代的反教权论、怀疑论等观点混合在一起。这些学者的历史方法著作都赞成效仿罗马的事例史，“‘积极的人’、事例的鼓励和阻止的作用、作为生活导师的历史、作为个人经验的延伸的历史、历史家对真实性的关注、事例的说服力等等，所有这些论题都出现他们每一位的著作中，只是着重点不同。”
除了历史方法著作外，具体历史写作也表现出同样的事例史兴盛的图景。1681年波舒埃主教将他的《论普遍史》献给法国王太子，强调了过去事例对于君王来说作为经验延伸的作用。当然，面对新的形势，绝大多数事例史的倡导者确实提出了产生于古代之后的问题，如神意的作用、圣经年表，或历史分期等等。不过这些通常只是他们论述内容的一小部分，大量的论述集中于古人已论述过的问题。西塞罗把历史界定为生活的导师，这不仅出现在这时期产生的每一本历史手册中，而且，西塞罗关于历史的定义及历史真实性的原则甚至成为了主要历史著作的标准卷首语，或者作为著作题献词的修饰。
文艺复兴时期新政治史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历史著作就表现出对传统事例史的继承。马基雅维利通过《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两部著作，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既可以给人提供有用的教训，也可以基于历史事例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从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引申出政治教训，分析得出政治观点是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研究新方法，即所谓新政治史风格的出发点。遵循这一方法，马基雅维利试图为政治，即治国之术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他说：“不管是谁，只要考察过去和现在就能看到，所有城邦和所有人现在被，而且永远被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感所激励。因此，通过对过去的勤奋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地预言在任何共和国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情况，可以使用古人所用的补救方法，或者……可以根据事件的相似性来策划一个新事件。”他的《佛罗伦萨史》正是要用历史事例来告诉佛罗伦萨人国家的强盛必须依靠像古罗马共和国那样的公民兵。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论著是试图通过总结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来得出一般政治原则，并由此开创了西方近代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先河，那么，他的历史著作则是把历史作为分析现实政治的方法和工具，从而确立了一种风格，或准确地说是在修昔底德、波利比阿和塔西陀的传统中复兴了一种风格，即分析的政治史风格，这种风格显然与传统事例史有密切关联。
然而，就在16世纪事例史的兴盛的景象中，新的变化正在酝酿。圭查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与马基雅维利一样，都是在意大利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刻写作历史的。对法国入侵意大利这一最近事件的深刻思考使他对马基雅维利那种对待过去的方法产生严重的怀疑，或者至少是对从历史得到教训的真实价值表示怀疑。他强调指出，环境的变化会削弱现在借鉴过去教训的有效性。圭查迪尼对过分相信生搬硬套的事例发出了警告：“如果不是原因相同，不仅是在总体上相同，而且甚至在细节上也相同，如果事情不是由同样的才智来支配，那么，人们要用事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的历史著作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充分利用档案材料，线索非常清晰，叙事的连续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他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把佛罗伦萨置于整个意大利的背景中来考察，而意大利事务的解释又不得不牵连到整个欧洲的事务。这样一来，一个城邦就不足以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佛罗伦萨的历史只能作为整个意大利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因此，他的《意大利史》的主题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大利，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事件。意大利的各种势力并不适宜于分别作为各城邦历史的主题来叙述，因为各城邦内部的发展与其他城邦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又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意大利史》的主题是由一个内在逻辑来规定的，其范围延伸到西欧其他国家是确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要求。
据上述，我们看得出来，圭查迪尼和马基雅维利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对待历史事例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二者都主张基于历史事实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但马基雅维利强调无条件效仿古人，而圭查迪尼则重视对具体事例和具体条件的考虑。实际上，圭查迪尼超越了传统事例史观念，他的观点开始与“历史是生活的导师”有了一些距离，当然它暂且是少数派的观点。
四、16世纪中期以后事例史的衰落
16世纪中期以后和17世纪的作家一方面延续着西塞罗的方式，搜集事例用于政治论文、布道文、辩论以及别的论辩情景，另一方面，历史写作中事例史由盛转衰，出现了更重视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重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重视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应该把近代早期社会事实的变迁与史学本身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这样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早期的“史学革命”。
首先是16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社会文化的新变化改变了社会心态，为不同以往的历史知识生产和接受提供了条件。直到16世纪上半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载体是古典作家的著作、圣经和中世纪编年史。从社会层面上看，有文化的人主要是在口头演讲和书面写作的修辞语境中引用历史事例，了解和掌握大量历史细节的有文化教养的人本来不多，能够把过去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思考其意义的人就更少了。从16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尤其是到1700年左右，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时期正好是欧洲商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日益成熟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知识交流网络，包括历史知识的社会传播网络。书籍销售网络非常大，超越了宗教的、政治的和语言的界限，“近代早期的书籍也可能通过贸易和人的流动，包括学生从国外学习归来或宗教避难等原因而传播得很远”。
随着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史学更趋于公众化，使人们能超越地方环境，熟悉各地的历史“事实”，看到各地区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人们整体性地思考历史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同时，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节在社会上和家庭中以文本的、口头的和图画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的频率和速度也使历史地思考过去成为可能。广泛而频繁的历史细节交流使那些博学者具备了足够的内化参照点，充分意识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动态联系，因而发展出从前没有的生产和接受新的历史知识的心理类型。另外，在中古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那种有选择的群体诵读，其目的是为了道德教育或娱乐而去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使用事例和榜样以便于个别读者和听者的接受。从16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书籍印刷的发展，阅读方法的变化(从群体诵读到个人阅读)，读者数量和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对已有权威的怀疑，不同见解更易于盛行和传播。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更具公众性的讨论和社会交流模式出现了，如政治、宗教争论造成的学术繁荣，各种世俗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学者之间的频繁的书信交流，以及大学教授完全不受地域限制的流动，等等。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不再只是在相当私人的背景下为了特定目而被交流的知识，它们成为了各种社会场景中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可以在多种语境中使用。关于过去的详细知识具有了社会价值，这就使历史著作成为了17、18世纪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文体。
其次，在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怀疑论的活跃使人们不再盲从传统教条，用人文主义语文学方法来重新检视古代历史著作，质疑传统的历史著作阅读方法和剥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孤立历史事例的有用性。到18世纪上半期，随着怀疑论思潮进一步发展，传统历史艺术所教导那一套分类、摘录和使用历史事例的方法完全过时了。博林布鲁克在其《历史研究和使用书简》中，对脱离语境的历史事例的有用性表示怀疑。他对迪奥尼修斯的历史是“用事例教导的哲学”的说法，以及把历史看作是教育事例的宝库的古典观点是认可的，不过他的认可是带有批判性条件的。他认为不具备个人经验，这类事例知识是学究的财产，最好情况下是死知识，最糟情况下会误导人。积极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必须相互渗透。博林布鲁克特别批判了马基雅维利的方法，表现出对圭查迪尼的认同。
德国埃尔朗根大学教授约翰·马丁·克拉顿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1710-1759)更彻底抛弃了“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一古典格言。在其关于解释学和历史学的著作《史学通论》(1752)中，他主张对古今历史家的个人立场观点，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所属的民族等等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现代人绝不能简单地利用古代历史家，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必须努力地去分析解释，要有同情之心，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的性质。对于克拉顿尼乌斯来说，阅读历史就是与完全各不相同的历史家的相遇，所得到的“历史教训不再是政治的和道德的，而是纯粹理智上的。”
据上述，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学者把传统的“历史写作艺术”转变为“历史阅读方法”，后经17世纪自然科学和怀疑论的冲击，传统历史艺术不再能够为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源，历史著作也不再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新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方法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说16世纪后半期波丹的历史方法和17世纪的博学研究，以及18世纪的克拉顿尼乌斯等人关于历史解释学理论预示了18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德国哥廷根学派的新史学方法。哥廷根学派的产生既是对传统历史艺术和博学研究的继承，也标志着传统历史艺术的终结。从此历史家不仅要精研文献，还要探究作为整体的人类过去，包括各民族的精神、习俗、仪式、制度、法律、艺术和工艺，以及所有人类理智的产物。正如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指出的，这种探究的方法是跨学科的，必须利用版本学、印章学、纹章学、钱币学等所有学科的成果来“支撑历史论点的可信性”。
第三，从16世纪中期开始历史家不仅像博学家一样关注遥远的过去，以追溯各民族的起源，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最近的过去，以探求当代政治和宗教危机的根源。对最近过去的关注是历史研究方法在这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因之一，它促使历史家有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必要和可能，而档案资料的使用又强化了历史家的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关注最近过去的历史家没有现成的叙事可以依赖，必须通过自己的对档案材料的研究来引导读者走出纷纭复杂的事件迷雾，这就突破了从古代以来历史家只是记录事件，而不试图解释事件的传统。为了探讨当代政治危机的根源，历史家采用由现在回溯过去的研究方法，因而使历史家看到现在与过去的关联性和差异性，产生了把过去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待的意识。他们开始重视历时连续的相邻事件之间，以及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像古人，甚至马基雅维利那样看重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不连续的事件之间的示范和类比关系。
由于聚焦最近的过去，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家需要新的历史写作方法。在探索新的历史写作方法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摆脱了传统事例史的束缚，超越了人文主义者从古人那里继承得来的关于历史作用的观念。意大利的圭查迪尼、德国的斯莱丹(Sleidanus，1506-1556)、法国的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1553-1617)、英国的卡姆登(Camden，1551-1623)等人的历史著作都主要依靠档案资料写成。这些著作用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示范、预表或类推作为历史叙述的轴线。
最后，在古代历史家的著作中是存在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叙述者的，但是，在中世纪编年史著作中作者是隐而不见的。事实上，中世纪历史家几乎完全不认为自己是作者，经常将自己从事的文字活动描述为“编辑”、“汇编”和“摘录”等，而不是写作(composing)。中世纪编年史家按年叙述一系列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事件，常常连续不断地随着他们自己所处现在的向前推移而在结尾处添加叙述，他们的著作没有把各条线索编织在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到文艺复兴复兴时期，通过复兴古代历史学术，西欧历史著作中逐渐重新有了作者的声音。作者的在场或作者的意图逐渐成为历史著述固有的性质。历史著作不仅是过去事件记录的形式，而且是作者意图的载体，其本身具有阐述和说服的作用。作为一种论辩形式(argument)，历史固然要试图说服人，不过从波里比阿和琉善起，人们从来将历史的说服力和有用性与所述事件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思想观念更得到发扬光大。
因为历史著作具有阐述和说服的论辩性质，“这就赋予每一个具有良好动机的历史文本特定的当代历史意图。”具有明确作者意图的历史著作要求其各组成部分必须彼此关联，必须有助于整体论述。因而历史著述就具有一个内在固有的抽象：事件不是孤立地来理解，而是根据它在一个因果-时间-逻辑关系中的位置来理解。由此历史便得到一种视角，即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最终导致现在的线性序列。在这序列中，现在具有一个外在于过去的特殊地位，成为了我们安排和评价过去事件的出发点。这种特殊的视角使作者和读者从遥远现在的高峰眺望，“能够俯视事件之流，在一团混乱的‘过去’中能辨识出这些事件相互之间的关联和作为其结果所产生的另一部分事件，以及该部分又与别的部分相关联，最终成为‘现在’。”。这种“全知作者”(omniscient author)视角使历史著作有了统一的作者的声音，这一声音把事件整合在一起，使其可理解，并将其呈现给读者。
五、结语
如前所述，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转变是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学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开端，有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知识，但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知识’的那种知识。”然而，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历史研究不再仅仅是用事例讲授道德哲学，历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学科。历史家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解释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圭查迪尼的《意大利史》是古典历史学的最后一部伟大著作，又是近代历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当然，“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一传统主题的最后消解，事例史观念最终为把历史理解为进步或发展过程的近现代史学观念所取代，还有待更猛烈社会革命事件的震荡，与传统时间经验的彻底断裂。关于欧洲人在18-19世纪，历史时间经验的变化，德国历史理论家科泽勒克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从1750年到1850年，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震荡，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加速体验，最终使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期待分离开来，不同时代之间不再只是“同”的连续性，而是强调不同时代的差异，历史被描述为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进步或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就不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的导师”了，它本身就是更大意义上的哲学，它不仅思考过去和人类理性的潜能，而且思考走向社会完美的人类未来。另外，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历史家也不再像传统历史家那样把“历史”等同于事件本身，历史逐渐与对历史的认识融为一体。事例史让位于对体系、方法、历史哲学和世界史的探究。凯利认为，对理性形式和“体系”的更大抱负不仅为启蒙时代的“推测性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和德国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科学”，也为世界史体裁奠定了基础。
（注释略）
